2014-01-17 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新轴心时代的寻根意愿
儒家传统能对现代西方文明作出创建性回应的先决条件，是其自身必须通过以现代西方文明为助缘的现代转化。
——第十二讲 新轴心时代的必要与可能
站在台湾大学讲台上的杜维明，他的“今天”是1988年，而21世纪对他来说是即将到来的新轴心时代，是存在着文化重建必要和可能的现代社会，是儒家传统进入第三期发展的关键时期，而作为一个回首过鸦片战争、五四运动、中国文革，乃至四五运动的儒家学者，他站立的不仅是中国社会的历史节点，也不仅是工业东亚的兴起和发展可能，而是从韦伯提出的现代精神，到帕森斯的“当代挑战”，再到哈贝马斯的现代主义挑战的西方文明轴线上，提出儒教中国的现代命运。
1988年的“今天”对于杜维明来说，不管是美国国家艺术科学学院提出“超越突破”观念的1972年，还是面对中国式马克思主义他提出文化重建的1985年，对他来说，20世纪的儒家传统受到重大撞击是不争的事实，甚至出现“儒门淡薄”的现状，但是在杜维明看来，中国以儒家文明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在面对西化的过程中遭遇到了脱序和断裂，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生命力，相反，儒家思想在现今的资本主义发展、工业东亚的崛起、中国文化的重建上都有着极大的空间，而这种可能在他看来就是一种“寻根意愿”，也就是说在面对21世纪的新轴心时代，面对现代人存在的课题，从儒家传统中寻找新的意义，寻找现代转向的可能，最终构建全球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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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B21·2131219·1032 |
现代精神的两个方向是回顾和前瞻，回顾当然是轴心时代文明的发展带来的西方理性主义，而前瞻是在理性主义下西方文明呈现出现代化倾向。轴心时代是雅斯贝尔斯提出来的观点，他认为从公元前1000年左右，特别是公元前6世纪，人类几大文明区涌现了几大思想潮流，这些文明经过2000年的发展，对于人文世界仍有一定的导引作用，而在罗贝特·贝拉看来，由于宗教发展的影响，在几个轴心文明中，只有基督教进入了前现代，而其余的还停留在历史宗教阶段，当然更不用说到了“现代宗教”阶段。所以轴心文明的发展到了19世纪，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发展之后，西方思想家认为现代西方的发展才是人类走向未来的趋势，甚至在当时中国的思想界来看，也认为人类文明的焦点是在西方，梁启超说“以动力横绝天下”，正是要从西化中寻找中国的出路，所以产生了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
欧洲中心其实是欧洲理性发展的一个结果，而在韦伯看来，新教伦理建立的现代精神是资本主义兴起的条件，他认为，“这个人类文明发展的阶段也可以说是诗的时代。这个时代，上下没有一定的分裂，如权力的运用，理性和神秘，凡俗和神圣，超越和内在，没很大的歧异，更无大小传统之分。直到公元前6世纪才有所改变。这个改变是由于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知识分子的出现。”在他看来，理性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这个理性化过程就是现代化过程，他对资本主义兴起的理解，也是从工具理性出发的，当然在工具理性之外，还有一种以经济力量和价值取向为主的价值理性，“韦伯所提出的观点，如理性化的过程，乃至对新教伦理的描述，对现代人格的理解，逐渐成为现代化理论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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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儒家学派代表人物杜维明 |
而韦伯学说只是杜维明设定的一个基点，“我们可以从韦伯的精神资源中的多样性、紧张性和自我意识的特殊性来了解现代西方的动源。”也就是说从韦伯构建的理性伦理中找到西方中心说的现代精神。在杜维明看来，韦伯精神动源主要有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传统、希腊文明和罗马传统。这三大动源也是现代西方的动源，犹太教和基督教传统形成了“排斥性的二分法”，就是将神圣和凡俗，身和心，精神和物质截然分割开来，“这种截然分割的二分法，使得韦伯及其他西方哲人认为创造世界的上帝和被创造物之间不仅没有合一的可能，两者之间必然存在辩证的张力。”也就是在基督教了解、控制、转化中达到理性化的高度和强度。而希腊文明提供给韦伯的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在理性意义上，职业变成了宗教，同时在合理化、公式化过程中对超神魅力进行了消解。而罗马传统中的法律和政治制度带来了现代精神上的官僚化。
韦伯虽然提出了西方文明的三大源头，但是并没有进行有效的整合，所以在现代主义的理性方面，杜维明又沿着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理论来阐释现代化的多面性。“帕森斯在他的理论架构中，还提出了一种作用互相影响的模式，即经济的适应，政治的控制，社会的整合，模式的维持。通过这四方面的交互作用，他发展出一个四向度的分析模式，即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这四个不同的领域是互相运作的。”他将工业化和西方社会进行分析，提出了“科际整合”，也就是从交叉学科中对社会结构进行分析。杜维明认为，“从理论结构来看，帕森斯的贡献是为社会分析和文化分析提供了一个涵盖性的蓝图。”也就是他从更辩证的方法上将意义结构、经济动力之间建立起认同关系，三个层次和四个模式及其互动关系对于构建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有着积极的一面。但是帕森斯主义最大的弊病是：“他把美国社会的特殊经验，自觉或不自觉地、有选择或无选择地看成一种普遍的规律，甚至预言这种经验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就是说，美国典范取代了欧洲典范而成为未来发展的模本，“要把美国所代表的欧洲的这个典范变成东亚的典范，其中的脱序或断层的情形是很可怕的，可能会造成很大的国际冲突。”
在杜维明看来，美国绝不是现代文明的发展典范，相反，在美国福利社会和自由市场之间甚至出现了冲突和矛盾，他认为，美国的现代化转化其实遇到了“当代的挑战”，从丹尼尔·贝尔的社会有效性来看，美国的社会出现了危机：“民主制度和帝国角色之间的冲突；知识精英受到了经济在内的各种不同打击；再者，社会职业化、技术官僚化达到某种程度后，大家的参与感增加，要求直接参与和咨询的意愿特别强；更严重的是社会和文化的脱序。”这种危机实际上造成了帕森斯提出的社会结构的矛盾，从文化层和社会层的断裂来看，则是资产阶级价值理论的崩溃，“美国社会是工具理性的高峰，但其文化的表现———种特殊的价值理性，却是反工具的。这种文化和社会脱序的现象，非常明显。”
帕森斯的社会结构理论和美国的现代危机，引发了哈贝马斯对于理性的重新讨论，在这种称为“理性的透视”的重建中，哈贝马斯建立了一个开放的体系，这个体系常常有自我批判，也就是形成了极好的“反馈系统”，这便是哈贝马斯的“沟通理论”，这种沟通理论不仅超越唯物和唯心，也超越韦伯的“排斥性的二分法”，所在杜维明认为，哈贝马斯的“沟通理论”是对“何为人”这个问题所作的回应和重新定义，他的指向是如何重视生命世界。生命世界的课题实际上是对西方现代主义挑战提出的解决方案。“目前人类存在的困境，不仅仅是因为地球村的出现而要求共识，同时因核战、环境、资源的限制等显而易见的问题，必须彻底改变现代西方的文明典范，人类的生命形态才有延续的可能。”所以对于人类生存困境的反思，实际上也是对于现代主义的反思：“一方面是现代主义创造了各种不同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对全体人类而言，都有着极深刻的意义；另一方面，由于这种可能性所导引出来的爆炸性的危险性，我们又该如何防范呢？”套用海德格尔的“如何能够让我们重新听到存有的声音？”的提法，现代主义的挑战实际上就是一种”寻根意愿“，也就是人类在理性价值不断发展的同时，存有的声音却已经断裂了。
从韦伯的新教伦理提出西方文明的动源，从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理论寻找当代挑战下的生命形态，又从哈贝马斯的沟通理论重建现代主义挑战下的“存有”，其实这一系列的演进，在杜维明看来，就在于提出可能：儒家传统面对西方的挑战，有没有发展的可能，他指出：“这个创建性的回应是多层次的，至少应该分三个层次：一个是宗教的层次，对基督教所提出的问题有没有创建性的回应？然后是社会的层次，对马克思和各种不同的民主制度、不同的社会思潮有没有创建性的回应？有没有代表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体系、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结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结构的出现？还是一个是心理的层次，即能否对弗洛伊德的各种心理问题作出回应？”一方面回顾了儒教中国的命运，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在西化的道路上中国的思想界一直在寻找一条适合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但是不管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还是五四时期的极端西化，对于中国现代命运来说，一直处在一种认知和实践的困境中，而放眼工业东亚，杜维明认为，儒学在经历了第一期发展之后，在东亚形成了一种同构，那就是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工业东亚所代表的企业精神以及东亚的社会组织所导引的特殊的政治发展路线，加上以儒家为主的文化价值，创造了一种不同于现代西方的生命形态。这一现象对整个西方的经济理论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所以，在杜维明看来，儒家传统还是具有极强的生命力，特别是寻根意愿的强化和全球意识的出现，给儒学的重新发展带来了机遇：“也可以这样说，一个具有儒家特色的精神取向是内在的超越。讲它是凡俗的，亦即韦伯所说的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是内在的。但我不能接受韦伯的解释，即因为是入世的，所以一定要跟这个世界取得妥协。我认为儒家的精神是既在这个世界里，又不属于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是它的现实性，同时又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要改变现实；在这个政治体系中又不接受它所代表的游戏规则，因为有另外一套理想的规则要来改变这些现实的权力结构。”儒家思想的超越性使它即可以是内在的理想主义，又可以是外在的现实主义，所以在儒学第三期发展上，完全有进一步的可能，虽然相比于西方文明，儒家传统所缺少的是“科学精神、民主运动、宗教情操，乃至弗洛伊德心理学所讲的深层意识的问题”，但是儒家传统也具备西方现代文明并不具备的优势：“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知识精英的政治参与和民间社会的宗教活力，可以为东亚的利益领域开拓在欧美未必不可能但的确不多见的空间。同时，仁、义、礼、智、信的核心价值，也可以为东亚构建一套凸显义务、同情、辞让、正义和公德、从小康趋向大同的社会理念。”那么如何构建，或者如何在西方现代主义危机下重建体系，杜维明认为：“如果儒家传统第三期发展的话，要从中国文化和东亚文明走向世界。这意味着它的资源、它的养分来自中国文化，也来自东方文明。这是它的历史因缘，也是它的社会基础，但它一定要有勇气走向世界。为此，它要克服自身的缺陷，并面对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和现代西方文明所碰到的各种挑战、难题，创造崭新的、有深刻宗教涵义和广泛政治实效的人文精神。”
“我认为儒学能否有第三期的胜境，取决于儒家学者能否从美国、欧洲和日本汲取丰富的精神资源以壮大其生命力，吸收深厚的智慧结晶以淬砺其说服力。”一方面当然是吸收，另一方面则是在西方文明的助推下实现现代转化，也就是说吗，在杜维明的理论构架中，对于现代化的突围依然是以欧洲中心为背景，西方的实证主义、理性主义，甚至是反思性的反馈系统，都是全球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能够从根源上解决核战威胁、生态破坏、贫富不均、人口爆炸和社会解体种种问题的人类长久共生之道，而儒学虽然在在构建“网络资本主义”、“软性权威主义”、“信赖社会”、“社群伦理”及“国际精神”的东亚现代性上发挥了作用，但毕竟不能构建全球伦理，也就是说，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型只是为了在西化的途径上走出一条适应中国发展的道路，但是最后到底会走向何种方向，是发展稳健的民主，还是和西方一样建立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杜维明似乎并没有确定的指向，甚至对于价值体系的构建，也只是为了解决“当务之急”：“我并不坚持惟有光大儒学才能丰富“文化中国”的精神资源，才能开辟“文化中国”的价值领域。但我深信，重新确认儒家传统为凝聚中华民族灵魂的珍贵资源，是学术、知识和文化界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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