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屋手记

编号:C37·2151113·1242
作者:【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5年01月第1版
定价:45.00元亚马逊15.60元
ISBN:9787532154838
页数:360页

“只是过了很久以后我才弄明白,这种劳动之所被称作繁重的苦役,与其说它的艰苦程度和永无休止,毋宁说是在于这是一种被迫进行的,不可逃避的强制性劳动。 在苦役生活中,除了失掉自由,除了强迫劳动以外,还有一种痛苦要比其他一切痛苦都更加强烈,这就是:被迫过集体生活。”《死屋手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俄国农奴制改革时期发表的一部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作品,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基础,在书中以冷静、客观的笔调记述了他在苦役期间的见闻。全书由回忆、随笔、特写、故事等独立成篇的章节组成,由于结构巧妙,交织成一幅沙俄牢狱生活的鲜明图画,勾画出各种人物的独特个性。为企鹅经典丛书之一。而是死于对爱情的徒然渴望。曾获戛纳电影节最佳影片提名。


《死屋手记》:每个人都是很苦的梦想家

“囚犯”这个词的全部意义是指一个被剥夺了个人意志的人,但是只要他能够花自己的钱,他也就拥有自己的意志了。
         ——《第五章  第一个月》

四周是无法逃离的高高围墙,戴着沉重的镣铐,接受各种肉体的惩罚,对于每一个被关在荒芜辽阔的西伯利亚偏远地区监狱里的犯人来说,他们失去的是人身的自由,他们遭受的是身心的戕害,他们面临的是徒劳的抗争,可是如何去寻找那一点可怜的“意志”?意志是活下去并且期望走出监狱?意志是接受鞭笞却寻找逃跑的机会?其实,在一个被隔绝的世界里,在一个充满死亡阴影的地方,意志无非是一个个梦,它在虚无中变成希望,它在迷乱中成为安慰,而这个梦终究要破灭,而带着这个噩梦回到自由世界,所谓的意志也早就变成了一种非人的疯狂。

“是啊,人是顽强的!人是能适应一切的动物。”这是我在进入监狱,以致最后获得自由,对于所谓的“人”下的最好的定义。而对于一个有着贵族身份的人来说,这个定义的意义就在于自我认同里编织一种自由意志。在这个处在城堡边缘的城墙后面的监狱里,不管是一般的罪犯,还是终身在监狱里的“特科犯”,每个人起先都是一种绝望。这里有杀了营长格里戈利·彼得洛维奇的最大的军事囚犯希洛特金,有打死了自称“我是你们的沙皇,我是你们的上帝”少校的卢卡·库兹米奇,有得了肺病已经奄奄一息米哈伊洛夫,有杀死怀疑是不贞洁妻子阿库立卡的希什科夫,无论犯了什么罪,对于他们来说,所有的命运都被终结在这样一个没有自由的世界里,在这里,每个人看到的都是同一道围栏的缝隙,在同一个时间都看到同一堵土墙,同样的守卫,以及同一片小小的天空,而在年复一年相同的环境里,磨灭的正是一种生存的欲望:“有一次我在想,如果想要完全粉碎、摧毁一个人,对他处以最严厉的惩罚,使最冷血的凶手也会不寒而栗的惩罚,就是逼迫他去做全然无用、甚至荒谬的工作。”

隔绝的世界,在那些囚犯最初进来的时候,是陌生的,但是陌生并不是可以让你拒绝,相反,你必须成为其中的一员,那些特殊的规定,那些自己的服装,那些特有的礼义和习俗,都让这里变成“一间活死人的屋子”,活着,想失去了一样,尤其是那些终身被监禁在那里的特科犯,对于他们来说,从来不曾有过走出去的期盼,从来不曾有过自由的希望,“你们有期限,我们是终身在监狱里的。”所谓绝望,就是在看见了结局的世界里行尸走肉。当然,失去自由并不是最悲哀的事,最痛苦的是不断地有人受到鞭笞,五百,一千,甚至两千,有人甚至只想一死了之,也不愿接受这样的刑罚,那个叫亚历山大的囚犯,为什么固执得不配合治疗“不肯痊愈”,因为在他看来,不管治疗如何痛苦如何折磨人,也终究比不上鞭笞,而如果他的脖子康复之后,返回牢房就意味着要接受一千下的鞭笞。

鞭笞或者只是肉体的惩罚,而死亡阴影更是弥漫在其中,让人无从逃脱。“凡是判了刑的囚犯不管生什么病,都得一直戴着这副脚镣。”奥尔洛夫,这个已从棍棒下存活下来的囚犯,本来已经开始梦想逃跑、自由、田野和森林,但是在得了肺病之后,他终于没能让梦想成真,最后戴着脚镣在囚犯眼前死去。而另一个囚犯,终究无法承受下半身的刑罚,在出院两天后却又被送到了医院,最终在同一医院的同一张旧床上去世。因惩罚而死去,因折磨而死去,监狱无非是一个专制社会的缩影,“总而言之,对他人的肉体施行暴力的权力是我们社会的毒疮之一,是尝试湮灭民主的最强暴手段。是社会必将无可救药地腐败下去的根源。”

实际上,在这个荒谬的围墙内,在被惩罚的监狱中,在弥漫着死亡的世界里,几乎每一个人都在寻找着“意志”,这是心灵的慰藉,也是对于专制的一种反抗。意志是犹太囚犯伊萨·弗米奇·蒲姆斯泰喜爱洗澡洗到浑身麻木、失去知觉的程度;意志是“最可笑的天真、愚蠢、狡猾、大胆、直率、胆法、自吹自擂和傲慢混合于他一身”的囚犯想着服完刑期后娶个新娘;意志是彼得罗夫“没有任何事物能够阻挡住他”的那种疯狂激励;意志是达格司坦的鞑靼人阿雷和兄弟一起“从不与人吵架,大家也都爱他”的泰然;意志是在悲伤而沉重的日子里喝酒、哭泣、争吵和打架——监狱里走私酒,似乎能让更多人体会到一种乐趣。

为什么在监狱里能够走私酒?这其实也隐射了一种社会问题,很多人因为走私罪入狱,但是在监狱里,这种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走私行为却并没有杜绝,甚至发展成一种产业,有人卖酒,有人买酒,“走私,就其性质而言,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犯罪。”在特殊世界里的特殊行为,反而变得正常,“有很多人是因为犯了走私罪入狱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这样严密的监视下,酒还能被带进监狱里来。”这无非是另一种讽刺,而其实,走私的意义就是隐秘的犯罪,也就是说,在监狱这个惩罚犯人的地方,却成为另一个滋生犯罪的地方。

而在意志世界里,更大的安慰便是宗教,莱慈根人努拉就非常虔诚于真主的信徒,在监狱里他神圣地作着祈祷。在他们心中,信仰变成支撑自己的一种力量,也变成丰富世界的一种表情,如果哭泣,就意味着失去了耶路撒冷,而在呜咽声达到最盛的时候,就意味着犹太人返回了耶路撒冷,所以就需要转为患了、歌唱和笑声,而在朗读祷辞的时候,“大部分的声音应该尽可能地表达幸福,而且要在脸上表现出严肃和尊严。”依靠宗教的信仰和力量来抵抗监狱的生活,实际上也无非是一种悲哀,犯罪或者是一种善的泯灭,而通过宗教救赎来获得那种意志,陷入的是另一种茫然。

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意志,而作为曾经的贵族,我的意志当然是一种身份上的强烈认同感,虽然在监狱里每个人都同样失去自由,都同样面临刑罚,但是贵族在社会等级中的地位却也延伸到这个封闭世界,在我进入监狱的“最初印象”中,对于前贵族,囚犯们都抱着一种阴暗、无情的心理,因为他们的快乐是建筑在我们的痛苦之上,监狱里起先是四个贵族,一个是卑鄙下流的家伙,一个是弑父者,一个是怪人,贵族群像似乎也都符合我的最初印象,所以我在进入监狱之后,作为一个新贵族,似乎需要融合,“我自己都希望能尽快地去做工,只是为了快点弄清楚,我所有这些痛苦和不幸会达到什么样的程度,以便开始这里所有的人一样地生活,尽快走上和大家一样的生活轨道。”走入“贵族”的生活,就是需要凸显一种身份,而在这个可以用钱买到走私的酒的世界里,钱也照样成为贵族的身份象征。

所以在监狱生活里,自然形成了一种“贵族意志”,当卖酒的囚犯格辛完成了交易,对于我来说,则是一种身份的回归,“在监狱里喝醉酒有着一种特别的贵族气质。”而除此之外,贵族可以花钱雇人演奏音乐,可以让苏士洛夫我洗衣服,可以梦想着漂亮的女人,可以成功地贿赂卫兵,“假如我吃不惯官方的伙食,又有钱支付自己的伙食的话,每个月付三十戈比,约瑟夫就会每天为我做一道特殊的菜。”甚至在有钱的情况下,犯人也可以“交换”,苏士洛夫就是为了一个银卢布和一件红衬衫而被送进了“特科”。这是一种交易,体现的无非是社会意义上的等级制,而对于贵族囚犯来说,正是因为可以花自己的钱,所以也就拥有了自己的意志,而这种意志的作用就是减轻惩罚:“囚犯在监狱里,哪怕只要有稍微一点钱,也比没有钱的囚犯所受的痛苦要轻上至少十倍。”

贵族可以得到特殊的照顾,而其实在这个没有自由的世界里,真正的意志或者是逃跑,两名囚犯冒险逃跑,他们的方式就是串通好卫兵科勒,实际上他们的确逃离了这个监狱,连同卫兵,但是最后依然在离监狱七十俄里的村子被抓获,而抓获回监狱,对于他们来说,就从一般囚犯变成重犯,而肉体惩罚是免不了的,五百下和一千五百下,是一种对于好人的宽容惩罚,但是在囚犯被抓获的同时,卫兵也成为了囚犯,甚至更可怜,他被挨打两千下,并接受了审判,而之后被转移到了另一个地方,从此再也没有见过。

逃跑被抓获,甚至变成重犯,这是现实中的逃往,而正像奥尔洛夫一样,他每天都生活在逃跑的梦想中,那里有自由的空气,有广阔的田野,有茂密的森林,但是梦想的意义就像贵族身份,就像宗教信仰,就像圣诞聚会一样,是空泛的,是虚幻的,就像囚犯的演出一样,为的是让监狱减少一些混乱,为的是更好地维持秩序,“从这些即兴演员身上,不禁会联想到在俄罗斯有多少这样的天赋和精力被扼杀了,有多少处于失去自由的痛苦命运中!”

意志而成为梦想,梦想而成为演出,在这间“死亡之屋”里,不可逃避的绝望和死亡,无可避免的惩罚和酷刑,看上去一切的秩序制造者是那些典狱长、卫兵,他们会像艺术家一样咒骂、侮辱你,“他们会试图把一句恶毒话的意义和精神表达得不大令你反感,但其实却是更微妙、更恶毒。”他们会在鞭打和棒打凡人的时候享受一种乐趣,他们像“细腻的烹调专家”热爱执刑的表演艺术,所以在失去自由和享受惩罚之间,罪犯和当局的对立就无可避免,有人杀了少校,有人威胁典狱长,有人串通卫兵,对于他们来说,无非是用一种极端的方式体现自我意志,就像M-斯基所说:“他什么都能做,假如他一时兴起,没有什么可以阻拦他的。如果他想杀你,他会杀掉你,不会皱眉,也不会忏悔。我常常认为他精神上有些不正常。”

但其实,杀掉那些像是机器的管理人员又有什么用?在这个谁也无法逃脱的地方,对于那些控制着监狱的人,何尝不是和囚犯一样看到同样的围墙,同样的缝隙,同样的天空,以及同样的死亡?何曾不是靠所谓的艺术、乐趣来寻找自己的意志?那个穿着制服的少校曾经是一个风暴之神,但是当他没有了制服,“看起来像一个奴才”,也就是说,他们靠的是这一身制服,才变成一种机器,而他们的内心世界也是一种折磨,他们的自由也无法真正实现,他们的精神也被压抑着。

这是另一种囚犯,所以在这个荒芜辽阔的地方,在这个封闭压抑的世界,每个人都无法逃脱制度的禁锢,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工作,一样的脚镣,一样的监禁”,这是监狱制度的最大荒谬,“我相信,这个著名的蜂窝系统给出的结果似是而非,是欺骗人的。它吸干了人的生命泉源,它削弱了人的灵魂,使灵魂受到惊吓,最后展现了一个悔过自新的典范——一具精神枯槁的木乃伊,成了半个疯子的人。”所以即使在关押了十年之后,获得了所谓的自由,对于曾经的贵族来说,却依然无法逃脱这样的荒谬,而在遭受了十年的压抑之后,却被通知其实是无罪的,因为真正的罪犯已经找到并自承不讳,“在如此可怕的控告之下,他从小就被葬送了一生。事实是太清晰、太不可思议了。”

而重新获得自由,也并非是一种意志的最终实现,在回到故乡之后,他多疑,他疯狂,他断绝了所有关系,“是的,上帝!自由!新生活!死而复生!”这个曾经出狱时喊出的话到最后却换来了另一种囚禁生活,“他是在孤独中去世的,甚至不曾被送去给医生诊疗过。甚至现在镇上的人几乎都已遗忘他了。”被别人遗忘,也被自己遗忘,而这种遗忘的悲剧让所有的意志都变成了一种梦想,它没有起点,没有终点,它不是希望,也不是绝望,它只是一个丧失人性的习惯,“我们在监狱里意想中的自由,似乎比真正的、实际上的自由还要更自由些。”

洪堡的礼物

编号:C55·2151113·1241
作者:【美】索尔·贝娄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4年11月第1版
定价:55.00元亚马逊19.20元
ISBN:9787532155033
页数:276页

《洪堡的礼物》是贝娄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通过对两代作家命运的描写,揭露了物质世界对精神文明的压迫和摧残以及当代社会的精神危机。曾两获普利策奖并获封法国骑士勋章的中年作家查理·西特林一切都在走下坡路,前妻要刮尽他的财产、流氓砸烂了他的奔驰车、现有的情妇是个敛财娘,最重要的是他什么创造性的东西都写不出来了。他对潦倒而死的前辈诗人兼导师和挚友的洪堡一直心怀歉疚,洪堡曾教他认识艺术的力量,要他忠于自己的创造性精神,而他在洪堡贫病交加时却并未伸出援手。最后在面临物质和精神双重破产的情况下,西特林终于借助洪堡留给他的一个剧本提纲摆脱了物质危机,同时也深深体会到洪堡当年的精神苦痛。为企鹅经典丛书之一。


《洪堡的礼物》:肚皮以下是粗野的裸体

我的领会是,没有教养的死者必将在愚昧中摔打受苦。尤其是在最初的阶段,灵魂还执著地依附在它沾满泥土的肉体上。因为它突然被分开,便感到茫然若失,就像截了肢的人对他那失去的腿的感觉一样。

最初阶段其实充满了诱惑,充满了诗意,充满了向往,可是它被分离而出灵魂和肉体的时候,哪一种力量会改变最初阶段的种种执著?而且肉体还沾满了泥土,泥土还带着腥味,当突然被分开的时候,宛如现实和艺术分开,在运气、才智和声誉的虚幻中,那一截肉体已经不成为人体的一部分,它会腐烂,最后终归为泥土的一部分。

只是,对于洪堡来说,却是另一种死亡。棺材被封上,是为了不让泥土直接落到棺木上,而那截了肢的肉体却在棺材里,是肉体和泥土分离罢了,但是在洪堡的世界里,他却和母亲葬在一起,“可是,这样一来,人又怎么出来呢?那就出不来了,出不来了,出不来了!”为什么要出来,只有泥土不进入棺木,不沾在肉体上,灵魂就以另一种方式依附在那里,那是和母亲在一起的归宿,也是和艺术和人生的母题在一起的归宿。死去的洪堡,或者并没有死去的洪堡精神,但是对于见证了这一种回归母题的死亡的我来说,“在这样一个温暖的日子里,万物看起来却更是十倍的死气沉沉。”

为什么会死气沉沉?是触目的分离,是落魄的腐烂,是被沦落的人性?萨克斯特文章中的那句话看起来像是一部小说的虚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街上,热闹的餐馆门口,“有三个人拿枪对准了我的脑袋”,似乎是危险迫近,似乎是死亡降临,可是三个人的枪指向肉体的一部分的时候,即使死去,是不是也只是一个不再思考的脑袋,一个不被艺术武装的脑袋?“此刻,除了我们自己,他们都已经离开人世了。”是的,死亡是多种形式的,洪堡之死是回归最后的母题,而凯瑟琳远嫁西西里岛,也是一种肉体在世界的灭迹,还有报纸上的各种关于犯罪、丑行、凶杀、失常、恐怖,是不是也在让人性死去?还有那一部洪堡留下草稿和写作计划的小说,最后当被搁置在那里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一种运气、才智和声誉的死亡?

灵魂在何处,每一种死亡是不是都在消灭肉体,消灭泥土,消灭权力,消灭金钱?而洪堡本来的计划就是:“他自己挂号给自己寄了一本电影剧本,可从来没有把它打开过。”当那部电影变成《考多夫雷多久》的时候,被埋没的也是艺术的一种肉体呈现,有人剽窃,有人处理,有人把它变成了赚钱的工具,或者洪堡早就在给我的“礼物”里预言了这一切,那个名叫科科伦的作家,是荒疏了好多年的创作,是遇到了美丽的女人然后坠入情网,是写出了一本不能出版的小说,是不允许经纪人更改一个字,是最后在旅行结束之后看到了出版的书,是最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是迎来了他孑然一身的命运。

科科伦是写在洪堡的写作提纲里,但是他没有完成,他把这个故事交给了我,交给了另外的写作者,或者说,洪堡和我之间构建起了一种预言和实践的关系,“这样一部电影将会捞来几百万,三号马路上将在整整一年之内挤满排队的人群。一定要坚持票房利润。”这是洪堡对我说出的计划,那时,他把“我们”当成是超自然的生物,预见了最后的结局,预见了摆脱束缚的方式,那里清清楚楚地写着:“不,我已经虚构了另外一个故事。我相信它能值一大笔钱。这个小作品对我是非常重要的。”原来的写作提供其实已经找不到了,但是留下了副本,而副本的真实命运是,他根本没有再打开过,实际上,这只不过是洪堡摆脱“最初阶段”的一种计谋,当柏拉图的美丽诗句在无法让人承受,当一个人被金钱击垮,当撒谎取消人的现实感,他就已经把六千块钱取光了,但是金钱是什么,有时候是一种生计的需要,有时候却变成了支柱:“当然,这种疯狂的纠缠是不必要的。反正你要受苦的,因为你已经被金钱和荣耀所击中。”

索尔·贝娄:“该剧作者是个叛徒”

洪堡似乎要摆脱的也是这样一种击中身体的金钱和荣耀,一个先锋派作家,一个新一代的奠基者,一个博学的人,一个充满着运气、才智和声誉的人,一个以写作为生鄙视权力大谈艺术的人,为何会追逐金钱和荣耀?文学带来的“感应性”或者就是一种危险,为什么热衷于养猫?为什么迷上《芬尼根守灵夜》?为什么会大谈“机械、豪华、控制、资本主义、技术、财神、俄耳甫斯和诗歌,以至人心的复杂、美国的状况和世界的文明”?为什么要怀疑自己的妻子凯瑟琳?甚至在凯瑟琳从汤普森街上的罗科餐厅里失踪了之后,发狂的洪堡“用枪托猛砸马格纳斯科的门,把木头都砸碎了”?关于现实,关于权力,关于肉体,关于资本主义,洪堡或者是在反抗一种秩序,但是反抗秩序的时候,他却把自己当成了另一种秩序,那个故国旧土是不是一种虚幻的理想,而当他站在今天的世界的时候,靠诗歌能否躲避?靠小说能否自救?靠电影能否解困?当乘船遇难的旅客成为人类的一种比喻,怪癖的洪堡或者只能接受尴尬的命运。

那些诗歌在诗集里被砍去了大半,就像他的身体被现实砍去了一部分,他把凯瑟琳关在深闺里让她与世隔绝,就像他自己不想进入这个现实,可是,他依旧带来一种暴力,依旧是一种偏执。1952年,他被邀请去柏林自由大学讲学,但他却不愿意去,因为他怕被苏联国家政治保安局和人民内务委部劫持去,作为一个积极的反斯大林分子,他怕暴力会让自己失去生命。实际上,洪堡的灵魂和肉体从来就是分离的,他反对集权是灵魂意义上的柏拉图主义,但是却要极力维护肉体的某种完整性,但是在美国式的自由生活里,他又陷在“美国艺术家之烦恼”里,就像在那一部剧作,“美国同胞们听着,如果你抛弃了功利主义和人生的正当追求,那你将会像这个可怜虫一样被关进贝莱坞。”

其实是矛盾,甚至是悖论,而在我这样一个从学生时代就喜欢洪堡诗歌的人,似乎正在走进洪堡的世界,体验洪堡精神,可是,这样一种学徒式的身份却再一次造成悖论,我在灵魂和而身体的分离中,在才学和金钱的矛盾中,是走向了自我的人生之路,但这条路绝不是对洪堡精神的实践,它在慢慢的自我否定中却让泥土依附在肉体上,让肉体里长出灵魂。“我自己对城市的丑恶也深有感慨。在现代的这种赎回平凡的潮流之中,一切卑劣的东西,统统通过艺术与诗,被灵魂的至高无上的权力赎回了。”艺术和诗歌所做的是将卑劣的东西变成灵魂至高无上的权力,那么城市的丑恶,那种带有自尊的欺骗和带有关荣的奸诈,是不是也被吗,美化和虚构成一种美国精神?对于洪堡来说,美国伟大的狂郁症患者就是林肯,而丘吉尔其所谓的沮丧情绪则是狂郁症的典型病例。也就是说,在他看来,精力之乐,富足之美,只不过是因为狂郁症患者比别人更懂得乐与美,“因为有谁还能比他拥有更多的精力和富足呢?”

所以那种歇斯底里,那种偏执和狂躁,在另一种艺术世界里构成了乐与美,而我似乎也在这样的世界里开始了自我的反叛,芝加哥凶杀集团的人物里纳尔多·坎特拜尔、有名的阿飞维托·兰戈巴迪都进入了我的生活,他们代表着暴力,代表着金钱,在我的内心是希望把他们通通干掉,但是却有装作和他们友好的样子,行走在和他们一样的世界里,乔治说,血是一种富有生命力的物质,而我也把金钱看成是一种富有生命力的物质,这种物质的诗意化,恰恰是自我美化的一种方式,恰恰把洪堡精神变成了抵抗现实的武器。

还有女人,和洪堡对妻子的暴力统治不一样,我却在一种放荡的世界里体会肉体的美与残忍,我有妻子和两个女儿,但是在家庭之外,我的世界似乎充满了色欲的诱惑,勾搭上“大奶头娼妇”莱娜达在我看来是因为遇到了“文明史中的最大危机”,所以我一直认为莱娜达只是一个妓女,而且是“整个身心陶醉在美国文明的喜悦之中”的妓女,一起去米兰,抛弃妻子和女儿,对于我来说,是一次错误,但其实也是一种对与肉体的惩罚,“莱娜达、丹妮丝、孩子孩子、法庭、律师、华尔街、睡眠、死亡、形而上学、因果报应、宇宙存在于我们身上、我们存在于宇宙之中。”在这些词语构筑的肉体和现实世界里,我无非是看见了洪堡式的存在:“一位曾经存在过的、受人爱戴的、但是已经死了的同志。”

死去的是肉体,也是精神,所以在肉体和精神世界里,其实本无所谓死亡和活着,他们只是一种状态,或者有时候活着就是死亡,在被删除了诗歌、被改变了艺术、被制造了权力的世界里,还有什么可以让人成为一个孤独的柏拉图主义者?我爱上了最美丽、最纯洁的少女内奥米·卢茨,而她的丈夫却是一个寻花问柳之徒,却是一个被高利贷追踪者敲断了腿的人;我爱上了黛米·冯格尔,在她赤身裸体中,在她神情恍如情欲达到高潮的阶段,却总是有一种犯罪的因素,“而我身上也总是有一种狼狈为奸的成分”。而朵丽丝·谢尔特小姐,是一个小姑娘,唯恐自己怀孕,但是她的外表却显示出她身上隐藏着的一个殉道者,甚至她将变身为一个专横的少妇。

“我从来不是一个彻底的柏拉图主义者。我绝对不相信谁能转生为一只鸟或一条鱼。”人的灵魂不会被关进蜘蛛的躯体,而在肉体世界里是不是也不存在真正的灵魂?在花花公子俱乐部里,我的周围充斥着美女、醇酒、时装,以及戴着珠宝、洒着香水的男子,一片财富与权势的阿谀奉承。而这一切也几乎是“洪堡精神”的一种反讽式的翻版,“他洪堡费尽了心机,只不过才装饰到肚皮上,而肚皮以下,还是众所周的粗野的裸体而已。”这便是一个诗人,一个先锋艺术家,一个藐视集权主义者,在现实中最尴尬的处境,肚皮之下,是下半身的生存,却是粗野的,却是裸体的。而我在美色、肉欲的世界里,解构了家庭、规则、道德和信任,而这是基于对洪堡的继承和模仿,但是最后却走向了相反方向,或者在影子之后找到了另一种肉体,它反过来变成了对于洪堡的解构,“而当我也成了别人的善于表现的一代时,到头来这就成了纯粹的苦难。”

我是洪堡的苦难,受折磨的生活,尴尬的现实,以及穷困潦倒,让洪堡几乎失去了一切灵魂意义上的东西,他成了疯子,他被关进了疯人院,他得了心脏病,她变成了狂郁症患者,而他最终死在破败的伊尔斯贡旅馆的走廊里。而在他出现在那条街上的时候,我却没有和他搭腔,因为我正在同参议院参加政治午餐,我那时气色挺好、口袋里有钱、保持着体型的优美,和洪堡讲话在我看来“太失身份”了,因为洪堡过时了,而这种境况对于我来说何尝不是一次讽刺,当艺术和诗歌被抛弃,实际上不是被下流胚、文学的葬送者、政客们抛弃,而实实在在被自己抛弃,洪堡的命运如此,我的作为也如此。

“回到直接的体验中去,走进广阔的天地里去吧,艺术不再能代替现实生活,而诉讼和精神分析才是现实的。”这是美国的现实,这是一代人的现实,无论是洪堡还是我,在最后的灵魂里,是放弃了对于母题的寻找,而那个洪堡的礼物,那部可以改编成电影的提纲,甚至是那个副本,都像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但是它指向的依旧是一个被矛盾中和的零,当一切都离开,一切都死去,活着或许只是一种没有意义甚至是讽刺的行动,灵魂脱离了肉体,肉体早就是一个被摆放的物体,正如施太内尔的说法,“在主观与客观的武断的分野中,世界已经消失了。零本身在寻求转移。它变成了一个行动者。”

流浪的星星

编号:C38·2151113·1240
作者:【法】勒克莱齐奥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4年06月第1版
定价:39.00元亚马逊14.90元
ISBN:9787532152384
页数:270页

一九四三年夏,法国尼斯后方的一个小村庄成了意大利人管辖下的犹太人聚居区,艾斯苔尔宁静的少年时代被打破了,接下来便是恐惧,耻辱,逃亡,还有父亲的离去。战争结束后,艾斯苔尔和母亲一起出发去寻找传说中的家园:刚成立不久的以色列圣地。在风雨飘摇的旅途中,她发现了祈祷和宗教的力量,学会了等待。在到达那个梦想中到处是橄榄树、和平鸽、教堂和清真寺的穹顶尖顶在闪闪发光的圣地时,她遇到了前往难民营的萘玛。一个犹太女孩和一个阿拉伯女孩,交换的只是彼此的眼神和姓名,自此再未相遇……《流浪的星星》是勒克莱齐奥最杰出的代表作,表现出一种笔酣墨饱的成熟,以美轮美奂的文字书写隐隐的忧患、伤痕、无奈和绝望,让人无从拒绝。为企鹅经典丛书之一。


《流浪的星星》:我的父亲被大地覆盖了

他的骨头将是卡麦尔山上的白色石头,是吉拉斯的岩石,他的肌肉是伽利略山的红色土壤,他的血是万水之源,是圣马丁的激流,是图拉的浊河,是撒玛利亚的女人给耶稣喝的那不勒斯的井水。在他的身体里,将会有牧羊人的那份灵巧,他的眼睛将会发出耶路撒冷的光辉。
           ——《蒙特利尔,圣母街,一九六六年冬》

这是一九六六年冬天的蒙特利尔,这是没有牧羊人雅克的蒙特利尔,这是远离故乡的蒙特利尔,这一条街,这一个城市,这一个冬天,似乎都在等待命名,以及艾斯苔尔肚子里的孩子,疼痛、眩晕、空茫和呕吐,一个生命在体内,仿佛就是挖掘出一个洞,等待另一种东西填满,等待另一个世界展开,等待另一个梦回来,是的,在艾斯苔尔的生产中,有约伯·约埃尔的那些话,有雅克仿佛握住的手,有像风一样的词语,有流过身体的句子,“这些句子流过去,就像风在水面上滑过前行的痕迹。”

是一片水,是一片海,是一片沙滩,穿越阿隆港前往以色列圣地,暗哑的声音哼唱起布鲁斯舞曲,或者是海浪拍打的声音,这些声音会覆盖在蒙特利尔圣母街那家医院里传出的阵痛,会吞没一路流浪而来的叫喊,会去除在战争中死亡的求救,“我的眼里盈满了泪水,浪一波一波地经过我的肚腹”,而终于艾斯苔尔自己成了那一片海,成了那一片沙滩,终于到达平整的海滩上。没有起伏,没有汹涌,没有波折,一切的平整和平静是为了迎接太阳的孩子,在母亲的体内,他是一种寄托,是一种理想,是一种生命,是一片光明。是的,骨头和肌肉、血液和眼睛里,都是关于生命之水,静静地流淌,从母亲的世界里流出,从死亡的过去流出,流向明天,流向和平,流向故乡,流向心中的那个不死的父。

蒙特利尔本来就是牧羊人雅克的归宿之地,这是属于他们的故事,艾斯苔尔和雅克,母亲和父亲,肉体和精神,必须在一个远离战争的地方看见太阳的儿子,他是流浪的终点,他是爱情的结晶,他是达到的目标,“他将永远在我的体内,用我的血和肉,我的天和地做成。”一种孕育,一种信仰,从来都是为了完成命名,如果是男孩,就以父亲的名字命名,这是艾斯苔尔的决定,父亲?谁的父亲,艾斯苔尔说是自己的父亲,那是一种命运,却也像宿命一样让她感到害怕,因为,在那个遥远的一九四三年,同样命名了艾斯苔尔的父亲却消失在草丛中,“就像一个人消弭在死亡中。”

“她十三岁,她叫艾莲娜·格莱芙,但是她的父亲总是叫她艾斯苔尔。”这是一次命名,当母亲说她疯狂地像个茨冈人的时候,父亲却喜欢他这样,并用西班牙语叫着她的名字:“艾斯苔利塔,小星星。”不是艾莲娜·格莱芙,是艾斯苔利塔,是艾斯苔尔,是小星星——照亮夜晚的小星星,照亮青春的小星星,照亮爱的小星星。被命名的十三岁,属于父亲的十三岁,对于艾斯苔尔来说,仿佛永远没有破坏秩序的战争,仿佛永远没有带走生命的战争,但是他们远离了故乡,来到了圣马丁,在一九四三的恐惧中开始了流浪,就像那个站在广场边缘和犹太人在一起的特里斯当听到的那首曲子题目一样,叫《被淹没的教堂》,好像教堂的钟声在海底回响,那是“另一段时光,另一个世界”。

父亲只留下走向山中的高高影子,“这是第一次,她明白过来她已经成了另外一个人。她的爸爸再也不能叫她艾斯苔利塔了,也不会有人叫她艾莲娜了。往后看是无济于事的,这一切都停止了存在。”十三岁是一片阴影,十三岁是一种死亡,甚至艾莲娜也死在路上,唯一剩下的是叫做艾斯苔尔的女孩,是永远流浪的小星星。意大利人,德国人,犹太人,似乎在一九四三年的夏天,他们都想从这个世界中绕过去,只想听听水声叮咚,只想在山间度过一生。可是,不想为意大利人演奏钢琴的费恩先生,妻子却被投进了监狱;可是奥鲁克夫人却像宪兵的探子,是隐藏起来的罪犯;可是拉歇尔总是不参加宗教庆典,却经常跟意大利宪兵说话。十三岁的少女,或者在流浪中,需要寻找的是另一个父亲,一个保护自己的父亲,一个命名自己的父亲。

在狭小的山谷里,她第一次吻一个男人,希望在捕捉他的呼吸,截住他的话语的窒息里消除恐惧;在安静的山间,她第一次喜欢一个男人,甜美炽热的感觉可以让在此之前在此之后的一切都不复存在。可是他却死了,死在德国人的袭击里,死在第一个被命名的夏天里,男人的死亡和父亲的消失一样,使得她成为另一个人,是的,战争还没有结束,就像母亲伊丽莎白所说:“现在,德国人要来了:我们得走。所有的人都得走。”因为战争而离开,因为离开而流浪,一九四四年的费西奥那,一九四七年的阿隆港,夏天,冬天,德国人,犹太人,在此后的时间里,总是混杂着太多的分离,总是见证太多的死亡,总是发现自己若即若离。

但是当生命意义上的父亲消失在草丛中,另一个父亲却在艾斯苔尔的寻找中,那是一九四七年的雅克,牧羊人雅克,如宗教救赎一样的名字和经历,在艾斯苔尔的生命中盛开出一种光亮,而和这个光亮有关的城市叫耶路撒冷。“妈妈经常说起这个名字,她也是的。在巴黎的最后一段日子里,她几乎只为耶路撒冷这个名字活着。”一种从不知道的信仰,从母亲伊丽莎白的生命中开始徐徐荡漾开来,而艾斯苔尔的名字其实就是关于缺失和寻找、迷惘和安静的,“她也叫阿达萨,她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他跟我说了她嫁给阿絮埃罗斯国王的经过,因为她敢走进大殿,请求国王宽恕他的臣民。”没有爸爸没有妈妈,却嫁给了一个国王,在国王的权力中她希望臣民能够得到宽恕。仿佛重负一般,把现实的艾斯苔尔变成了象征的艾斯苔尔,“我相信这是个像大海一般的名字,一个巨大的、无法全然了解的名字。”而终于在流浪中她知道耶路撒冷的传说,知道了关于阴影和光明的隐喻。

逃跑失败,流浪继续,从海滩到大海,从大海到监狱,起初是一种身体的解脱,“我废除了时间和距离,我到达了世界的另一头,在那里的世界,土地和人类都是那么自由,所有的一切都是簇新的,真正的全新。”但是当重新被投入监狱之后,耶路撒冷变成了一个无法抵达的词,却也在内心变成一种归宿:“真正做了一切的是我们的父亲,我们都是他生的。以色列圣地就是我们的出生地,在那里光明第一次闪耀,那里诞生了第一批阴影。”约伯·约埃尔说到的是阴影,阴影是光明制造的阴影,是耶路撒冷之外的阴影,是关于人类的阴影——当人类的伟大和奇迹变成一种阴影,也唯有宗教能够带来光明。所以对于人类来说,寻找一种光明就是寻找一种宗教,就是寻找一种被照耀的时间,被运转的世界,那就是星星的明亮,“恒星,还有流星,就像是滴落在夜面上的水珠。所以他给我起了这个名字,星星,小星星……”父亲命名了小星星,就是为了在阴影的世界里找到那一片光明,在人类的流浪中回到耶路撒冷的故乡。那些死亡的人,被抛弃的人,被遗忘的人,都是人类世界的另一种阴影,所以当雅克说:“这应该是最后一场战争了,从此再也不会有别的战争。所以书上的话会实现的,我们可以待在上帝赐给我们的土地上了。”已经在艾斯苔尔生命中开始了另一个命名。

他们订婚,他们双手交握着,他们走在城市的街衢,像走向那一个耶路撒冷。父亲给了艾斯苔尔生命的意义,也完成了对她的最初命名,而不论是特里斯当的喜欢、马利奥的爱,都是她打开自身世界寻找父亲的一种途径,而雅克和她走向结婚殿堂,是另一个父亲的意义。可是,光明在哪?耶路撒冷在哪?父亲在哪?当战争使得人们流浪,当战争让人消失在草丛里,当战争制造了生命的死亡,“我的父亲被大地覆盖了”。父亲的死,马利奥的死,似乎都在继续这一个被覆盖的悲剧。还有一九四八年的奴尚难民营,萘玛经常问的一句话是:“太阳不是照耀在每个人身上吗?”可是她的父亲艾哈迈德去了北方,再也没有回来,她的丈夫萨迪离开了再不能回去的村庄,最后也离开了萘玛,还有疯了的鲁米亚,六个月的身孕却没有父亲,那一声撕心裂肺的叫喊之后,母亲挤出孩子之后,那个来到世界的生命,“包裹在鲜血和胎盘之中,身体周围还有着这生命的脐带”,以第一声啼哭来回应世界,而在萨迪离开之后,萘玛开始用奶粉喂养他,仿佛是为了生命的延续,也是为了在阴影里寻找那一片光,给予那一种父。

太阳照耀在每个人身上,而父亲却被大地覆盖了,没有父亲的母亲,没有父亲的孩子,没有父亲的艾斯苔尔,而艾斯苔尔想要制造一片光明的时候,雅克,这个给与孩子生命的父亲却也最终死在了前线,“她的眼泪已经流于了。她只是想:这下他再也不会回来了,他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就是在那一天,她体会到了身体中央有一个小小的麻烦,小小的重压,她在等待一个孩子,孩子却再也没有父亲。

但是在这种只有阴影的世界里,在父亲被大地覆盖的现实里,却总是有一种星星的光芒在另一个地方亮起,那是萘玛的笔记和对鲁米亚孩子的照料,那是诺拉像姐姐一样的照顾,那是伊丽莎白的陪伴,甚至那还有特里斯当温和的脸,圣马丁的山谷,阿隆港的海滩,以及那在蒙特利尔到来的新生命,“我觉得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遥远,简直无法碰触,是在时间的另一个尽头,必须经过那段如死亡般痛苦的漫长旅途。我想我必须付出一生的时间才能到达。”漫长的旅途是从圣马丁到费西奥那,从阿隆港到蒙特利尔,是从父亲的消失到母亲的死亡,从海滩上的守望到山洞里的逃亡,而当一九八二年的夏天,回到尼斯之后,艾斯苔尔看见了父亲曾经任教的中学,找寻父母住过的大楼,而在圣马丁村,却也终于找到了父亲:“伊丽莎白写下了我父亲的名字,米歇尔·格莱芙,还有所有那些与他一起死的男男女女的名字,他们都死在草丛里,在贝特蒙的上方:现在,她也是的,她与他在同一块土地上死去了,而她的身体就被关在我随身带着的这个铁皮盒子里。”

被命名的生命,被命名的时间,被命名的父亲,以及被命名的光明,在流浪的世界里,他们都没有消失,他们都以另一种方式进入到身体里,都以父亲缺失却又以回归的方式阐释生命和信仰,看见光明和阴影:“她父亲的声音在呼唤着她的名字,就这样,说,艾斯苔利塔,小星星,还有费恩先生的声音,那些在圣马丁广场上叫喊着的孩子的声音,特里斯当的声音,拉歇尔的声音,牧羊人雅克的声音在翻译着约伯,约埃尔在土伦监狱里说的那些话。还有诺拉的声音,罗拉的声音。”

国史讲话:宋蒙三百年

编号:Z57·2151113·1239
作者:顾颉刚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5年07月第1版
定价:36.00元亚马逊14.60元
ISBN:9787208129894
页数:183页

繁华绝世、武力显赫的宋朝,为何总是受到异族的压制?或者也可以反过来一问,总是受到异族侵迫的宋朝,为何还能繁华绝世?从杯酒释兵权、机关算尽的赵匡胤,到凭两千人起事、气吞万里的阿骨打,从一统八部、摧枯拉朽的阿保机,到东征西讨、天下臣服的铁木真,宋辽夏金元如何轮番征战天下?他们的崛起、壮大与衰落之路有何异同?为何中国各族的争存,会在这三百年达到一个高潮?史学大师顾颉刚权威撰写,通俗讲述小说笔法正说历史,历史的发展趋势虽属必然,却充满了巧合与无奈……


《宋蒙三百年》:所失在此而所得在彼

从赵匡胤黄袍加身结束五代十国中原的纷争完成统一,到“大蒙古”三次西征实现领土扩张最终进入元朝统一时代,这“宋蒙三百年”是对于“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历史的一种生动阐释,但是历史大势并非只是简单的政权更替,并非只是武力的征服,并非只是领土的归一,而是民族和文化在冲突中的融合,是内在牵制和张力在变局中的渗透,正如顾颉刚在《编纂国史讲话的计画》中所言,史学所需要的是“拣取的故事必要能表现‘时代精神’的:时代精神各各不同,我们应当写出它们各各不同的面貌”。也就是在时势鼓荡的权力和方向中“指示进化的路径,排斥复古观念”。

从杯酒释兵权、机关算尽的赵匡胤,到凭两千人起事、气吞万里的阿骨打,从一统八部、摧枯拉朽的阿保机,到东征西讨、天下臣服的铁木真,宋辽夏金元轮番征战天下,在崛起、壮大和衰落中,使得中国各族的争存,在这三百年达到一个高潮,所以,宋蒙三百年的历史,兴亡多少事,在顾颉刚的叙述中是多元的,甚至在情感的释放上,既有激励,又有所叹,既有悲悯,亦有惋惜,而所有这一切都在“时代精神”的主旨中,呈现其历史进程中的必然性,呈现出“所失在此而所得在彼”的辩证性。

宋朝在五代十国混乱局面中完成统一,是一种“时代精神”,从杯酒释兵权开始,节度使的权柄被卸掉,个地方的财力尽归中央,藩镇没有自己专有品的兵丁,也没有专擅杀戮之权。但是,“首尾十九年,统一运动竟得大告成功。”顾颉刚用了一个“竟”字,除了对于这场中原统一伟业时间之短表达其情绪之外,隐隐透露出一种忧患,忧患之一便是“所恨的”现实:“太祖、太宗统一中国的事业还没有做得完全,他们终究不能抢还契丹取去的燕云十四州!”而另一个忧患则是,这种统一的局面,造成了中央集权,甚至“中央集权得太利害了”,地方官长没有了反叛的能力,但是却连剿治土匪的权力也没有了,也就是说,中央集权削弱了地方的权力,使得在之后和异族的抗争中失去了重要的力量。

也正是由于此,宋朝在契丹、西夏、女真和蒙古的对峙中始终处于弱势,甚至变成了一种对于民族自豪感的抹杀。在契丹崛起的时候,石敬瑭、赵延寿、刘崇等也都为了自己的权力和位置,投靠了他们,石敬瑭用“儿皇帝”的卑称做了中国的皇帝,赵延寿被辽太宗派了五万兵丁进攻中国,刘崇则是在向契丹求援献送金帛后得了“侄皇帝”并被册命为大汉神武皇帝。他们都是在利益面前,牺牲国家和百姓。而这只是地方势力的一种求荣表现,而在宋朝的历史里,包括宋真宗、宋仁宗、宋钦宗,也都在这样一种求和的弱势中,用一种“国家行动”写下了耻辱的一页。

在契丹势力南渐过程中,“澶渊之盟”是宋朝历史上的羞辱,宋真宗领兵在澶州其实击败了契丹数千个骑兵的大半,也就是说这场战役的失败者是契丹,这个盟约的求和者是契丹,但是由于真宗怕事为了退兵,竟然答应每年送银10万两、绢20万匹给契丹,虽然议定名称上宋为南朝是兄,辽为北朝为弟,虽然宋真宗也只是称萧太后为叔母,但是退兵的结局对于宋朝来说,完全是示弱,这也开创了宋朝屈辱史。后来辽兴宗于1042年派人又来求地,宋仁宗使富弼前往,再三磋商,又加了岁币银绢各十万。当西夏崛起的时候,元昊和宋朝作战,也是称臣,但是却是需要代价,而宋仁宗也像真宗一般厌于用兵了,借称臣的面子将就收场,不仅册封元昊为夏国主,也对于赐物一切照办。

而在和女真的对立中,这样一种求和心态也成为他们的心理优势,而随着宋朝势力逐渐变弱,甚至变本加厉,宗望对宋朝使者“望天讨价”,提出了几项条件,当时的宋钦宗急于救亡,不敢“着地回钱”,一一答应了。在四项要求中,第一项关于钱财的要求最难,他刮借京城中民财,只得到金二十万,银四百万,一切的藏蓄都已空了,还没有达到金人所要索的总额的二十分之一。这是何等的狼狈,也是何等的可恨,而在宋朝外乱内困的情境下,竟上演了“六甲退兵”的闹剧,一个名叫郭京的兵丁,说自己说能用“六甲法” 生擒金国的两帅,宋钦宗竟然也相信了这种不劳而获的便宜事情,乐得一试,就赐与金帛数万,叫他自己募兵,当然最后也是人财两空,陷入更加尴尬的境地。

而最后发展到靖康之耻,也算是宋朝可叹可悲的一个结局,宋钦宗、宋高宗被逼出宫,后妃、太子、宗戚男女三千余人悉赴军前,城中子女、金帛、宝玩、车服、器用、图书,没有一件不搜索而去,公私上下一切都空,而到了金国的徽宗、钦宗二帝,被封为昏德公和重昏侯,被送到五国城居住,最后两人落魄而死,再也没有回到自己的故土。而到了1142年,已经只有名目的熙宗遣使送了衮冕圭册,册立康王为宋帝,并送还徽宗梓宫及韦太后,自此以后,宋就成了金的属国。当“大宋”去了大字,“皇帝”去了皇字,也就意味着那统一伟业都丢失殆尽。

而实际上,不管是“澶渊之盟”的求和,还是“六甲退兵”的闹剧,不管是“靖康之耻”的覆灭,还是成为属国的屈辱,在宋朝一步步走向衰落的过程中,异族的崛起过程中,却极大地受到了宋朝文化的影响,也就是说,在武力衰退的现实中,另一种文化软实力,却越发具有影响力。契丹国本来也没有国家的样子,正是由于当时的韩延教他们造起官署,筑起城郭,立起市廛和里巷,使得他们的行政上了轨道,而掠来的汉人住在里边,反过来教他们垦种荒田,使得当时国家的富力不断增加,“于是汉人安于生业,不想逃亡,而契丹也有了正式的国家的样子。”西夏王元昊嗣位之后,也是仿中国置文武班,立蕃文和汉文的学校,分命蕃、汉人做宰相以下诸官。而女真在日益强盛的时候,也捉获了契丹人和汉人,并且开始用契丹文和汉文,尤其是金太祖很看重文字,叫他的子弟都去学习,又命完颜希尹制了女真字体,颁行本国,还在各处访求文学之士,邀他们到国都中去阐扬文化。

“一个草野的民族,开始与经过数千年的陶冶的汉族文化接触,当然兴起极深的景仰心,愿意急急地同化了。”无论是契丹、西夏,还是女真,也都是在汉文化的巨大影响下,被不断同化,这既显示了汉文化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一种中心文化,而且也表明了在武力征战,在政权更替中,民族和文化融合也在不断地发生着,这是一种影响和吸纳的关系,也是“时代精神”的内在表现,所以“所失在此而所得在彼”,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很多事物都是辩证的。

这种“所失在此而所得在彼“的辩证发展规律在蒙古的崛起以及对外扩张中,就显得尤为明显,顾颉刚说:“一件事情的功罪有时很难判定。蒙古人为要达到他们的统一世界的野心,作上了近一百年的大战争,靠了他们的勇敢与残暴,打得处处城郭成了丘墟,人民死在他们的锋镝之下的不计其数,我们在情感上,实在不能不骂他们!但是一件事情总是可作两方面观察的,往往所失在此而所得在彼。我们的祖宗固是饱受了他们的虐害,可是到了后来确是得到他们的好处了。”蒙古对外扩张是一种武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在暴力面前,一定是生产力的破坏,一定是生命的死亡,一定是制度的缺失,但是却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种影响便是“打通欧亚交通的大道”。

从铁木真灭泰亦赤元惕、灭塔塔儿、灭王罕、败乃蛮、破篾尔乞,统一漠北建国“大蒙古”,到蒙古灭西辽、灭花刺子模、抢掠印度、灭钦察、灭康里、灭西夏,从入侵俄罗斯、意大利、匈牙利,火烧布达佩斯,到灭木刺夷、征讨摧毁八吉打、攻打叙里亚、破德木古斯,蒙古通过三次西征进行了领土扩展,第一次由亚正西到西北,一直到俄罗斯,第二次由亚西北到欧洲东部,又从俄罗斯到马札克,第三次西征乃是由亚洲正西直到亚、欧、非三洲的交界处。三次西征,使得蒙古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帝国,而欧洲独霸称雄的时候,欧洲人闻风丧胆,甚至把他们唤做“上帝的鞭子”。

而在这场扩张战争中,蒙古人最重要的功绩便是连接起来东西方,使得东西方文化得以交融,他们把触角伸向欧洲大陆,很多欧洲人就到蒙古朝廷上来做官,同时,当他们返回欧洲的时候,便带了去了很多东方的新知识,“欧洲人于是才知道东方也有文明程度很高的国家。《马哥波罗游记》一书,遂看得像经典一般的尊重。”而即使在西征中有过破坏性的行为,但是却在无形之中打通了彼此的阻隔。当初,成吉思汗初打入花刺子模的时候,他是亵渎那里伊斯兰教教徒,他命人取酒囊放在教堂中,又把《可兰经》包在马足上,命伊斯兰教教士替他牵着马缰绳。而旭烈兀更是屠绝了两个伊斯兰教教主的国家,但是到了伊儿汗国的第五主合赞那里,却开始了统摄人心的工作,一方面他自己以洗澡入教、祈祷上帝、厚赐教士的方式皈依宗教,另一方面,他也提倡文化,整顿政治:“他看了天方台仪器,自运巧思,创制了许多新仪器。他引了幼发拉底河溉田,于是境内悉成了肥土。他下令垦田,四年后始完粮,于是兵燹之后的许多荒野都成了平畴。”
 
虽然蒙古的征战到最后也还是在俄罗斯和汉族的夹击了回到了溃灭的边缘,“当他们铁骑西征的时候,何等地顾盼自豪,哪里把俄罗斯人放在眼里。哪知道在六百余年之后,竟反过来了,不但在俄罗斯的蒙古人完全失掉了势力,并且连蒙古的老家也变成了俄罗斯的殖民地了,并且苏维埃共和国代蒙古人建立了共和政府,要和中华民国脱离约法规定的关系了!”这一种历史循环论在顾颉刚看来,除了对于历史兴亡的喟叹之外,也更有现实无奈的情绪,但是撇除个人的国家主义情绪,在这段历史演绎中,其实更多的是融合,是趋同,是进化。宋蒙三百年,政权不断更替,征战常年进行,在“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变局中,“所失在此而所得在彼”就是一段辩证的历史,就是一种“时代精神”,就是“从具体的个别的事实中归纳出抽象的共同的时势”。

国史讲话:春秋

编号:Z54·2151113·1238
作者:顾颉刚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5年07月第1版
定价:39.00元亚马逊15.60元
ISBN:9787208129917
页数:258页

公元前712年,鲁国大臣羽父派了一个刺客,将鲁隐公刺死。公元前611年,襄夫人派了一位刺客,将自己的孙子宋昭公刺死。公元前607年,晋国权臣赵盾的族人,将晋灵公刺死。类似这样的弑君故事,在春秋时期为什么频频上演?春秋五霸谁最名副其实,谁是徒有其名?戎狄蛮夷是如何渐渐融入而成新的“华夏”?古代的贵族是文质彬彬的君子还是赳赳武夫?春秋最著名的美食是什么?……1940年代,顾颉刚与童书业合作撰写的春秋史讲义,正编按时间讲述,附编按专题撰写“世族与世官制度”、“军制”、“爵位与官制”、“教育与刑法”、“宗教与学术”、“礼俗及其他”等。由于中国在政治、文化、宗教、礼俗等方面的制度基础奠定于春秋时期,因此,阅读这段历史,就等同于探索中华民族的根源。


《春秋》:封建社会里的正编和附编

春秋,是个野蛮到文明的过渡时代。这时代的思想,便是由神本的宗教进化到人本的哲学;同时各项学术也都渐渐脱离宗教的势力而独立。
        ——《附编 第九章 宗教与学术》

民国二十六年一月,坐在燕京大学的教室里,你的面前是一张“春秋史课试题”的卷子,读着题目就像顾颉刚老师在课堂上问你:“你读《春秋史》时,对于春秋史料(书籍和实物)有没有依着可信的程度分别出等次来?如果有的,请你告我,哪些是第一等的春秋史料?哪些是第二等的?第三等的?第四等的?”或者是:“如果你生在春秋时代,你愿处于哪一个阶级?你愿居于哪一个国家?如果你有事业心,你将在哪项事业里发展你的才性?你要做这项事业时,预料将受到哪种的困难?”21个分析阐述题并不需要全部解答,在卷子的后面是“注意”,你可以只做一题,可以解答几题,但“总请你作两点钟,不要太早交卷”,而不管回答得出或者回答不出,“都请你想一想,能带回去多想几次更好。”

从1936年9月开设《春秋史》这门功课,在学习了半年之后,顾老师其实并非是要把所教的东西强硬塞给你,变成你的知识,而是通过一种学习方法打通获得知识的通道:如果你对所得的知识不满意,那么你将怎样去寻取你所需要的知识?“如果这些知识是急切要不来的,你又将用什么方法去获得它?”这是21道试题中的开卷第一题,“如果”是关于知识的另一种可能,是让知识成为你的世界一部分的假设,师道并非是唯一的途径,而自己对知识的渴求和论证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在这张试卷中,你可以对“五霸说”保持怀疑,也可以提出自己认为的“真霸主”,可以说出你心目中“霸的界说”,而对于那些历史著作,当然也可以提出自己的见解:“《左传》中所记的事实,你完全信赖它吗?如说不能,请你告我,从哪些地方可以看出的它的破绽来?”

或者,正是“疑古”的方法论,这是自由的学术氛围,这是多元的教学气氛,而在这1937年最后铅印的“教科书”里,顾老师也多用怀疑的态度来审视历史,比如关于鲍叔牙和管仲经商的故事,《吕氏春秋》里记载,管仲那时常常欺负鲍叔牙,而鲍叔牙不和他计较,“这段故事实在是不甚可信的。”为什么,因为在顾颉刚看来,管仲作为齐大夫管庄仲的儿子,是属于贵族阶级,是不可能去经商的事,因为商人在古代是极贱的阶级,所以出现这种道德标高的说法,顾颉刚是持怀疑态度的:“这恐怕只是战国人用了战国的时代观念造出的故事。”

战国人制造战国时代的观念,是没有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历史问题,或者站在自己的时间里,是不成为历史的,而在今人的视野里,就充满了许多不可信的质疑。而在两年多年前的“春秋史”里,那些诸侯争霸,那些分分合合,那些政治演进,到底能给历史提供怎样的参考?从“上古”到“春秋”,顾颉刚早就说过,就是对于神权的质疑开始的,而当神权旁落,人权的统治便以德治的方式开始,而周公开创的德治,在某种程度上倒成了维护统治的粉饰手段,而在春秋这个列国并峙的时代,既是时势需要,也是统治所需,便有了所谓的“尊王攘夷”的口号和实践。

“尊王攘夷”之前其实是“狭天子以令诸侯”,郑庄公假借王命征伐诸侯,是第一次“狭天子以令诸侯”,而到了齐桓公确定霸业的过程中,又一次进行了重演,鲁庄公十四年,齐桓公邀集陈、曹两国的兵伐宋,当时向周室请派王师,周王派单伯带领军队跟三国的兵会合伐宋,于是宋国只得屈服了。天子当然是周王,而那时的周王其实已经变成了一个傀儡,所以可以“挟”,可以以王命来征伐诸侯,而更进一步来说,此后提出的尊王攘夷看起来是为了保持周王朝的正统地位,将外族势力赶出去,实际上,各国也都是借着名头为自己势力壮大寻找一个借口。

齐桓公在管仲的改革中,对内政、军政和财政进行了规划,“分画都邑而集权中央,奖励农商以充实国富,修整武备以扩张国威”,终于崛起于诸侯,从一开始联结中原,到之后安内攘外,再到最后霸业成熟,齐桓公提供了一个称霸的样本,而“葵丘之会”成为齐桓公称霸的一出压轴好戏。这是第一次尊王攘夷的事业,而当楚宋争衡之后,狄兵的势力侵犯到了周朝边境,中原形势再次告急,便有了第二次的尊王攘夷,而此次的主角是晋文公。同样是通过改革,回国的晋文公勤理军政,举贤任能,省用足财,开创了称霸的基础,而与楚国交战的城濮之战不仅让晋文公成为春秋五霸,同时在整个中原的大局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当时楚国势力已经蹂躏了整个中原,而狄兵也已攻入王畿,逼得周天子蒙尘。这个时代,是“南夷与北狄交侵,中国不绝如缕”的时代,所以尊王攘夷的口号,其历史意义就是使得中原的王朝统治得以延续。

孟子说“春秋,其事则齐桓、晋文”,又说“五霸,桓公为盛”,作为春秋的骨干,五霸中的齐桓公和晋文公演绎了春秋史中最重要的节目,而这个节目的重头戏便是“尊王攘夷”,顾颉刚在评价齐桓公的时候,也说他在攘外上只是做了一些空把戏,而重要的是安内,因为正是齐桓公的“尊王”,才使得中原不至于迅速灭亡,周天子也还能保持他的虚位数百年之后,而对于晋文公,他也指出,“要不是晋文公崛起北方,勉力支持大局,那么不到战国,周室和中原诸侯早已一扫而空了。”甚至,正是因为城濮一战,才使得异族的势力一落千丈,中原反危为安,转弱为强。

这种王朝不被灭绝的意义,对于各国诸侯来说,找到了一个庇护伞,而对于霸主来说,则增长了自己的实力,特别是当周天子成为一种傀儡,他们反而可以以尊王的名义为自己维持某种君臣秩序寻找到了理由,“他的威严在表面上反而比前格外煊赫起来,这就是霸主的手段和作用。”正是因为霸主“尊王”的权术,所以使得君臣的礼制更谨严了,也使得后来儒家将君臣礼节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他们号为祖述三王,实在乃是祖述的五霸呵!”

但毕竟这只是借口,在群雄争霸的时代,周王朝的衰落已经不可扭转,在春秋末期,随着秦晋的冲突与晋襄继霸,随着晋的中衰和内乱,随着楚的强盛与狄的衰亡,随着晋楚和平盟约的订立和撕破,最后导致了北方政局的终结,而南方也走入了混战的局面,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尊王攘夷就慢慢变成了一句口空号,而随着争霸和混战的局面不断扩展,春秋时代也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顾颉刚在总结春秋时代的特点时,指出种族的混合带来的是中华民族的成立,从周朝灭商之后萌芽的中华民族,一开始只是用周朝的力量把原来各族赶走的赶走,征服的征服,所以中原各国“尊王攘夷”只是一种封闭状态,而随着“异族”的不断强盛,他们也都加入了中华民族的团队,“抚有蛮夷以属诸夏”,华夏的范围扩大,也标志着中华民族真正的确立。

实际上,这种民族大融合伴随的是战争,而战争的直接影响是礼崩乐坏,作为一种历史背景,其最积极的影响便是社会经济和学术思想实现了大转变。顾颉刚把政局的变化称作是春秋的正编,而社会史部分则为“附编”,附编着重的是经济情形、社会风俗、政治制度、宗教学术等。其实,春秋的“正编”是表面的纷乱,而附编则是封建社会真正内部发生的变革,“无论哪种社会组织,都逃不了被经济状况所决定。”这种“经济为历史的重心”的原则,在顾颉刚的视野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脉络。

与欧洲的封建制不同,中国封建制度背后有一种奇异的宗族制度,那就是宗法制,“大宗百世不迁,小宗五世则迁”,宗法制从嫡庶制而来,在宗法制之下,从天子起到士为止,可以合成一个大家族,这个大家族中的成员各以其对宗主的亲疏关系而定其地位的高低。中国的家族制度取代国家制度,意味着世族的崛起,而世族的崛起又带来了世官制度,世官制度,意味着世袭,意味着特殊,意味着“亲亲”和“贵贵”——“决没有一个庶人可以突跃而为卿大夫的”。而这种特殊阶层的制度看起来是形成了“郁郁乎文哉”的礼教社会,但是在顾颉刚看来,只是一种贵族吃饱了饭没事干的无聊,“他们有农奴替他们劳动,吃饱了饭,一天到晚没事做,所以尽闹着种种的空场面,留下痕迹来,给后人玩想追吊。”

在政治格局的变动中,春秋的最重要意义是社会组织发生了变动,封建制、宗法制和世官制组成的“封建社会制度”是一种井然有序的制度,是为了维护统治利益,而当尊王成为一句空口号,当王纲解纽封建制度开始摇动,当诸侯互相联合互相兼促进了经济和商业的日渐发展,所谓的“革命”就发生了,那就是平民势力的发展,从“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到“礼乐征伐自大夫出”,实际上礼制已经崩溃,而证政权开始下移,而在社会方面,土地开始集中,经济开始发展,伴随着社会的变动,学术思想终于有了新的萌芽,而新的学着阶层的出现,则有了取代天道的人本主义。

代表人物当然是孔子,他提出的“仁”、中庸,就是希望建立一种道德观,以正名、礼治的方式从上化下维持封建社会的秩序。顾颉刚认为,“严格说起来,他的学说是伦理与政治合一的。”代表了封建社会的结晶,“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他自己所下的最好评语。而孔子思想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是巨大的,特别是孔子倡导的道德和学术思想直接导致了“士”的出现,“自从有了这个阶级,于是古代的农、工、商三行以外,又新添了一种‘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士的行业。”士出路或者是“上说王公大人”,以取高官厚禄;或者“次说匹夫徒步之士”,以博高名厚誉,在他们全盛时代,最大的学者是“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气概凌压王公。

“尊王攘夷”是变动政局里的一个口号,体现的是奄奄一息的德治,当礼崩乐坏之后,士阶级的产生,则为礼制注入了新的内容,并在理论化中使“这种将要僵死的制度得到新生命而继续维持下去”。这是孔子做出的最大贡献,而在这样的礼制下,春秋也终于从野蛮状态过渡到了文明时代,“这时代的思想,便是由神本的宗教进化到人本的哲学;同时各项学术也都渐渐脱离宗教的势力而独立。”

国史讲话:上古

编号:Z52·2151113·1237
作者:顾颉刚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5年07月第1版
定价:36.00元亚马逊14.60元
ISBN:9787208129900
页数:211页

上古,在一般人的概念里,那里有各种瑰丽动人的神话与传说,例如盘古开天地、女娲巧补天、伏羲创八卦、神农尝百草,以及尧舜禅让、大禹治水,等等。几千年来,这些传说被当成信史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可是,真的是那样的吗?还有夏商周,除了夏启夺位、商汤灭桀、文王伐纣,以及比干剜心、姜尚钓鱼、周公吐哺等君圣臣贤的故事,还有似是而非的“奴隶社会”的定性外,记忆中似乎再无其他深刻的烙印。然而,这一段几乎长达两千年的历史,真的仅此而已吗?民国史学界长期坐着第一把交椅的历史学家顾颉刚带着满腔诚意轻松开讲。原来,上古的真义,并非三皇五帝的传说,不是商汤文王的圣贤故事,而是你我血脉所系的“华夏”与“国家”的诞生……


《上古》:从“绝地天通”到德治革命

怎么叫做革命呢?原来夏王作天下的共主,是数百年前上帝的命令,现在上帝又有新命令给汤了,接受了这个新命令革掉那个旧命令,这就叫做革命。
       ——《第四章 商王国的始末》

从《上古》,到《春秋》,再到《宋蒙三百年》,顾颉刚的“国史讲话”整齐摆放在书桌之上,像被标注的时间一样,以一种序列的方式呈现着旧与新的交替过往,最上层的《上古》压在其他两本书上面,也仿佛昭示着一种自上而下的历史演进,而其实,上与下,旧与新,只是一种人为解读式的文本位置,从上古而春秋,从春秋而宋蒙,并非是顾颉刚历史书写中的时间序列,1939年1月至7月在云南大学讲学期间编写《上古史讲义》其实撰写时间最晚,成书年代最后,而以讲义补充式的“中国古代史述略”对于顾颉刚历史研究来说,却是对于创造性的“层累说”和“化经为史”研究方法最生动的注解。

“主干把人类的活动的状态,拣取最精彩的部分,作亲切的描写;避去呆板的叙述。”这是顾颉刚在《编纂国史讲话的计画》中提出对国史讲话的几点编写方法,最精彩部分,最亲切描写,其目的是为了“教科书做成一部活的历史,使得读书的人确能认识全部历史的整个的活动,得到真实的历史观念和研究兴味”,而体现在学术教育上,则是“自然使恶势力都失掉了原来在糊涂脑筋里的根据,更使世界上的好势力,在清明的脑筋里确定了他的根据”。1939年的云南北郊浪口村,顾颉刚在“荒僻既甚,宾客鲜过”的环境下开始读书写作,“此生从未度此清静生涯,在久厌暗嚣之后得之”,从学校到家里,从城市到小村,在八个月的时间里,“得讲义十万言,笔记亦十万言”,对于他来说,不被打扰的生活切好提供了走进深远历史的最好机会。

那个遥远的上古时代,到底发生了什么?盘古开天地、女娲巧补天、伏羲创八卦、神农尝百草,以及尧舜禅让、大禹治水,那些神话和传说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历史演义?要么三年不说话,要么一鸣惊人的商王武丁,是怎样实现大治的?作为商朝王室外甥和姑爷的周文王,是怎么一步一步蚕食商朝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最早版本,是怎样的呢?……如此种种,该如何讲述“各各不同面貌”的时代精神,如何“从具体的个别的事实中归纳出抽象的共同的时势”,又如何“从时势鼓荡的权力和方向中帮助有名人物的产生之故”?这个时代,有北京猿人开启的中国历史第一页,有三皇五帝夏商周书写的中华民族初生时代,有最早的中国和最初的华夏诞生,而所谓的历史,在顾颉刚看来,无外乎两种元素,那就是地和人,地是土地,人则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民族,就如演戏,只要有舞台和角色,就能演绎“乾坤一戏场”,就能记录人类活动,就能书写人类的历史。

地无非是那片滋养中华文明的黄河流域,“中国文化的发生,实在是受了黄土的恩惠。黄土的性质是黏而腴的,得水即能发酵,助长植物的发达,不需要肥料。”或者正是这片“得水即能发酵,助长植物的发达”的土地,才有了在其上各种不同的人,各种不同的思想,以及各种不同的时代风貌。人类的产生,文化的发展,和历史的演进,其实就是关于人对于土地和自然的掌控,对于自身存在的质疑和解放,以及对于规则的制定和执行,人的主体性和主动性对于历史的书写来说,则是一种超越和革命。

顾颉刚:对历史“作亲切的描写”

超越和革命之前,则是对于一种秩序的遵从,人类创造的神成为自己的造物主和统治者,“在古人的想像里便不这样。他们以为天上的神过的就是人间的生活,天上的神和地下的人彼此都有交通的办法。”神造人,起初就是人造神,而古人想象的天和神,以“交通”的方式实现着来往,甚至是简单地可以“从地面上最高的地方一直往上走去”。这个通道就是昆仑山,从地上往上走,就是通过樊桐、悬圃和增城,最后到达九重的天庭,就抵达了有各种神和太帝居住的最高处。

昆仑山是一个天国而可以从地面上走进去的通道,但是并非所有人都可以轻易抵达天庭,虎豹守着的九重门、玩弄死者的豺狼,都是连同人间和天上的障碍,而真正的障碍并非是这种野兽,而是那种利益纠葛,打破了人神互相往来、杂乱不分的秩序。蚩尤造作兵器来打黄帝,又杀死许多没罪的老百姓,又侵犯上界的安宁,所以上帝命一个叫重的上天管天上的神,又命一个叫黎的下地管地上的民,从此天上和人间断绝交往。但是你这种“绝地天通”也无非是一种“神为”的方式,而其实,神既然是人造的,他们根本无法去除“人化”的影子,上帝和鬼神的生活和凡人一样,谈东西,谈恋爱,甚至还有性生活,还有家属和儿女,所以,在传说中,帝俊的妻子羲和生了十个太阳,另一个妻子常羲生了十二个月亮。

黄帝生禺虢,禺虢生禺京,而他们也有人的面,所以在某种意义上,神就是人化的虚构,而这种人化的意义最终的目的是为统治寻找一种合理的解释,那就是从商周开始的“神权统治”,顾颉刚说:“王和上帝既然这样地分不开,所以王的另一种称呼是‘天子’,表明他是上帝的儿子,直接代上帝到下界来管理土地和人民的。”商周的统治者认为自己是上帝派下来的,而在“天子”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先往”的统治者,天子作为世间的王,管理着人间,而先王的势力范围则包括上天和下地,天子只能用刀来杀人,而先王却可以用灾难来害许多人,让他们陪着自己死。所以先王超越王的权力,实际上为神权统治打开了一条通道,也就是说,不管是凡人生活的地上,还是死去的天国,都无法逃脱一种统治,为此,顾颉刚将这种“天命”称作是上古时代的一根绳子:“在地面上的王国里的君臣,死了之后到天国里还是君臣,一个臣子总是臣子,他在生逃不了侍奉君王的责任,死后也逃不了侍奉先王的职役。这条索子捆得这样紧,无论入世出世总给它捆着,就是过了千万年还给它捆着。”

不管是文王攻打崇国,还是武王伐纣,都是一种奉天承运的神权统治,神权统治的意义就是创造一个上天的统治者,掌管人世间的一切,而国家的统治者,无非是上天派来的“代理人”,是行使上天的命令。“绝地天通”是隔绝了上天和地下的通道,而这种隔绝实际上为神权统治奠定了基础,也就是说人世间的各种信息是无法再通过巫来和上天进行沟通,他们只能固守着自己生活的这个世间,而上天一切的安排只有通过王才能变成现实。但是这种神权学统治随着历史的进展,特别是随着朝代的更替,而开始被人怀疑了。

最大的怀疑者是周公,当周公向殷遗民大声疾呼演说天命的时候,他是代表周朝的统治者说话的,而周朝的统治者代表上天的统治,而眼前的这些殷商的遗民又代表谁?也就是说,曾经商朝自称代表天命,是神权统治,但是怎么会有被灭亡的结果?再往上,商朝当初是灭了夏朝,那么夏朝的天命又在哪里?也就是说,神权并不是永远不变的,天命并不是永存的,甚至是不可靠的。周公的“怀疑论”当然是对一种秩序的质疑,是一种“破”,但是面对周朝成为新的王朝,必须用一种东西来代替天命,那就是德治。

德治说取代天命说,是用人的力量来取代上天的安排,而德治的核心是德,它的主要内容则是“敬”,“敬是警惕的意思,只要时时警惕,没有丝毫懈怠,自己的德就会一层一层地好上去的。”不贪图安逸,时时警惕,就能巩固政权,就能施展德治,而这种德治说,对于当时的统治来说,意义非凡,而在顾颉刚看来,周公提出的德治意味着统治序列从上天的神话变成了人世的现实,“周以前只有天负责任,人是没有力量的,周以后才由自己负起责任来,自己弄得好,天就降福,弄不好,天就降祸,天只会跟人走了。”德治是进一步的人化统治,甚至完全为人的统治铺平了道理,而从德治进一步,便是“道统”:“孔子的道即是文王的道,文王的道又即是汤的道,汤的道也即是尧、舜、禹的道,好像是一个根萎上发出来的干和枝,所以他们把这个系统唤作‘道统’。”

未开化的上古之人创造了一种神话,而神话的统治变成了神权,天赋神权在“天下归心”的周公那里得到了终结,而德治说的意义是比神权说更灵活地对百姓实行统治,可以更长久地保持天位,“从此以后,德治成了正统,神权落到旁门,二千数百年来的思想就这样的统一了,宗教文化便变作伦理文化了。”而要维持这种伦理文化的关键是粉饰,顾颉刚解释说,我们现在想象中的古代帝王,如三皇五帝,总觉得他们的面目都是圣人状,就是因为他们的故事都是用德治学说给修饰过了。

礼仪之邦的传统形成肇始于德治,这是一种统治方式上的革命,而在上古的历史中,革命的意义其实是怀疑之后的重建,是破之后的立,但是和周公一心想要永存周王朝的江山的初衷不一样,不管是神权还是德治,其实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同样遇到一种革命的颠覆。当初商汤攻打夏桀的时候,出兵时用的是上帝的命令,如果肯去,是执行上帝的指令,如果不去,则是逆反,则要担负杀头之罪,而这就被顾颉刚称为“中国历史上‘革命’的第一幕”:“怎么叫做革命呢?原来夏王作天下的共主,是数百年前上帝的命令,现在上帝又有新命令给汤了,接受了这个新命令丢革掉那个旧命令,这就叫做革命。”

而德治也成为新的革命,但是在这个革命面前,周朝无非避免地遭遇了历史的变故,从“国家”的确立,到土地和人民的私有化,从把自己的土地和人民分给他的子弟和姻戚的“封建”到成王、康王之世之后的衰落,革命也终于变成了周王朝最后的命运,随着子颓之乱、子带之乱,随着晋国“挟天子以令诸侯”,随着末年的诸子争位,周公所创立的德治终于到了礼崩乐坏的地步,因为封建制,因为权力分散,因为疆土割裂,周朝“终于在这不生不死的状态之下渐渐地消沉下去,到油于灯尽而后已,这也该是当初创业的武王、周公所没有料到的。”

虽然在春秋时代,面对诸侯争霸的局面,“尊王攘夷”成为新口号,“尊王”是为了维持王朝固有的秩序,“攘夷”是为了联合抵抗异族的侵略,看起来这是继续实现周公封建诸侯的意义,但是“支配诸侯的权力却从周王的手里移到霸主的手里去了”,也就是说,在诸侯互相争战的纷乱时代,在异族急遽内侵的危难时刻,不管是神权还是德治,都被一种叫做“革命”的现实所取代,这是一种秩序的解构,这是一种规则的破坏,而在这破坏和解构面前,在新的土地和人世,新的舞台和角色里,开始演绎新的戏剧,开始创造新的历史。 

W或童年回忆

编号:E23·2151113·1236
作者:【法】乔治·佩雷克 著
出版:南京大学出版社
版本:2014年09月第1版
定价:25.00元亚马逊10.10元
ISBN:9787305140464
页数:197页

“他们的回忆在写作时已经死去;写作就是回忆他们的死亡,就是肯定我的生命。”他们和我,死去和生命,W或回忆,似乎呈现出两种必然的文本。其中的一个文本是一部冒险小说,是对一段童年幻想任意却细致的重构,它描写了一个被奥林匹克理想统治的城池。另一个文本是一部自传:战争期间童年生活的破碎叙事,缺乏探索与回忆的叙事,由零散的碎片、缺失、遗忘、怀疑、假设以及贫乏的小故事构成。位于旁边的冒险小说表现出一种宏伟,或者也许是可疑。因为,它开始时讲述一个故事,然后忽然间,又开始讲述另一个故事:在这断裂中,在这将叙事悬于不明所以的等待的裂缝中,存在着一个最初的地方,两个文本在一种依存的关系,还是必须彼此独立?最后不是断裂,是呈现在整体里的言说:“我写作不是为了说我什么都不会说,我写作不是为了说我没什么可说。”


《W或童年回忆》:献给E

他们的回忆在写作时已经死去;写作就是回忆他们的死亡,就是肯定我的生命。
       ——《第一部分》

回忆从哪里开始?又在哪里结束?回忆里的出生是不是一种必然的开端,回忆里的死亡是不是一种无奈的终结?开合的历史在一本书里变成封面和封底,白色的封面,黑色的W。是否是注解着一个童年的所有矛盾?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单数的章节和双数的章节,以一种错开的文本方式对应着W或童年回忆,所以在一切皆为打开的状态中,“或”变成了一种可能——你可能从单数的章节跳跃出双数的章节,以一种没有阻隔的方式看见那个“重新寻找加斯帕·文克莱”的故事,看见火地群岛上W“歌颂胜利”的权力意志;也可能从双数的章节省略单数的冒险之旅,从1936年星期六晚上的出生,到1943年没有墓碑的死亡,从1958年的临时跳伞兵到1973年电影里“和我一模一样的疤痕”。回忆指向真实的经历,W指向虚构的场景,在“或”的世界里,它们却都打开了一本黑白分明的书,一本词语、数字和符号组成的书,一本“巴黎-卡罗斯-布雷维1970-1974”写作的书。合上,不是关闭,合上,不是死亡,在“或”的世界里,其实永远没有起点和终点,永远没有出生和死亡,永远没有黑和白的对立,永远没有抵达和离开的W。

不是无始无终,而是在“或”的不同文本里不断被提及,不断被书写,不断被复活——“我没有童年回忆”,这句话在“或”之后被说起,“我确信无疑地如此肯定,几乎是带着一种挑衅的意味。”为什么要挑衅?为什么是“没有”?一个人到12岁的回忆里只是短短几行字的内容:四岁时失去了父亲,六岁时失去了母亲,经历了战争,战后被姑姑和姑父收养,而且,为什么会把12年看成是童年的所有正在进行的时间?是战争的胜利?是死亡的抚慰,还是一种表象的段落?或者那12年里的记忆之外还有我不了解的一部分,而这个不了解必须成为“或”之前的状态,“或”之前的书写,“或”之前的可能,“或”之前的W。

“或”是一个间隔符号,它代表着发生和未发生,代表着否定和肯定,代表着现实和寓言,只有在一个“或”分隔的世界里,历史才会在虚无中被反思,时间才会在虚幻中被激活,故事在虚构中被解读,所以必须以一种分隔的方式重新开始一个12年的回忆,然后在更长的时间更深的寓意中找到“或”的意义。1936年3月7日出生在医院,个体的降生从来不是独立无外的,它伴随着另外的起点,在当时的《时代》上有着个体之外的事件:柏林形势突变!德意志帝国宣布废除《洛迦诺公约》,德国军队占领了莱茵河地区非军事区;美国的一份报纸上,斯大林指责德国是战争策源地;纽约房地产工人罢工……

“另一段历史,那段大历史,举着它巨大的斧头,已经替我回答了这个问题:战争、集中营。”仿佛就是一个出生携带的宿命时间,巨大的斧头是举在手里的,它随时可能掉落下来,随时可能夺走生命,所以在战争和集中营的世界里,父亲和母亲毫无例外地对应于这两个词语,父亲在战争中死去,1940年6月的那个黎明,父亲再过三天就满31岁了,这个和生命有关的时间应该有最生动的礼赞,可是却走向了死亡,“我为我的父亲设想了好几个光荣的牺牲场景。最悲壮的是,作为通讯员的他,在把胜利的消息带给昂戴勒将军时时,被一挺机关枪扫射而死。”而母亲呢?1943年1月23日她被关进了德朗西,次年2月11日又被运往奥斯维辛,“在去世前她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她还没明白过来就离开了人世。”

乔治·佩雷克:和猫一样的支撑

我具有的那个佩雷兹的家族姓氏表明我是一个犹太人,所以在战争和集中营这两个词语组成的历史中,我变成了一个“隐居”的孩子,即使在战争胜利之后,在词语被消灭的回忆中,回忆也只是寻找他们的墓碑:父亲的墓碑上有登记号码,有名字,清晰地存在于城市公墓的一角,“这使我产生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最挥之不去的印象就是,感觉自己好像正在玩耍,一个人做着游戏。”生者对于死者,永远以一种看得见的游戏方式对话,却也永远指向那种虚无。而母亲却没有墓碑,“如果她拥有法国国籍”,她将有权加上‘她为法兰西献身’。”1943年2月的死亡距离这项法令太远,所以她不是为法兰西献身,她只是死在自己的历史里。

战争和集中营,父亲和母亲,墓碑前的游戏感觉和没有墓碑的死亡,对于我来说,何尝不是一种消失的东西?即使有那两张1938年的照片,即使有复活记忆的德雷塞林荫大道,他们都已经死在了那两个词语里,而12年后的我,已经无法在这种“永远的消失”里体验死亡的痛苦和悲壮,对于我来说,只有肯定我的生命,才是一种不死,这种不死却也是和词语有关:降落伞、悬吊的胳膊、疝带——“这些都是悬吊、支撑或者假器官的近义词。活着就需要支撑。”活着需要支撑,但是那和悬吊、支撑和假器官有关的词语组成了一种非现实的存在,它们与哺育的土地相分离:“帆与桅杆脱离、桅杆与船身脱离的海船,战争机器,死亡导弹,装置古怪的飞机和汽车,它们喷管松散、缆绳断落、轮子在空鞋;飞机的机翼与机身分离,运动员的双腿与身子分,手臂与躯干分离,双手再也抓不住任何东西。”

活着就是支撑变成了一个分离的讽刺,在大地的怀抱之外变成了一种悬吊状态,于是有了正在进行的战争,有着逃难者,有着组合、叠加、变形的象征符号,有着我和姑姑的孩子混乱的名字,“我的回忆并不是关于场景的回忆,而是关于词语的回忆,是关于这个转变成词语的字母的唯一回忆,关于这个独特名词的唯一回忆”,词语是“雾凇”别墅,是被叫做“钟楼”的图莱纳中学,它们是隐喻,它们是象征,它们急切地要从我的生命中分离出来而悬吊成一个个词语,所以回忆便成了“从虚无中夺来的生命碎片”。

而象征生命意义的洗礼仪式在德军制造的事端中也变成了碎片,变成了讽刺,那么这样的生命意义又何来真实的体验,它让我变成了说谎者,那个被关在小屋子里的女孩本来就和无关,我却无缘无故变成了肇事者,像是一个游戏,当那一只蜜蜂蛰了我的大腿的时候,“这根刺证明了是我把小女孩关起来的:是魔鬼惩罚了我。”不是上帝的惩罚,而是魔鬼,所以生命的碎片在那个特殊时期,让我体尝到了悬吊而无法落地的感觉,我成了说谎者,成了造价者,成了“未死的加斯帕”——欧洲的孤儿的原型,那个天才造假者加斯帕·文克莱,“我弄虚作假,撒了谎,受到了狠狠的惩罚,但我不记得惩罚到底是什么了。”这是自我命名,也是那个时代最无奈、最尴尬的词语——“他企图伪造一幅安东奈罗·达·美西纳的画,但没有得逞,因为这次失败,他最后竟杀死了自己的同伙。”

造假者会付出生命的代价,所以又回到关于生命的母体,用碎片,用谎言堆起来的生命,到底会撑起一个怎样的回忆?即使迎来了所谓的解放,也只是一种悬吊的状态,“终于解放了;对此我却没有任何印象,也不了解其间的曲折,不了解解放时与解放后的无尽热情,很有可能我也是热情中的一分子。”这是真实的回忆?还是继续的虚构?一个长大而为12岁的孩子,是无论如何不能清晰记住出生和死亡的,当然也无法体验生命的真正意义,而在一个只有词语的世界里,即使历史最后被揭露出战争和集中营的罪恶,对于我来说,何尝不是另一种虚幻。

“或”之后的虚幻,“或”之后的词语,是因为躲在了那个真实的历史里,躲在了完整的回忆之外,所以当重新在集中营展览中看见死亡的照片,看见装着火炉的墙壁,看见墙壁上被毒气毒死的人指甲留下的印迹,W以一种非真实的方式打开了“或”之前的世界,这是一次冒险经历,这是一个虚构文本,这是一种被激活的回忆,“这诡异的薄雾,黑影幢幢,我要如何才能驱散?”是应该驱散诡异的薄雾,看见那些应该揭示出来的事,但是在充斥着那些幽灵般的城市的梦中,在充斥着那些血淋淋比赛里,只有迷茫、恐惧与沉迷交织在这无穷无尽的回忆里。

挣脱出来一定是一次冒险,在朱代卡岛的饭店里遇到男子,是对于自我身份的一次确认:朱代卡岛就是拉丁文“犹太”的一种变体。而实际上,我不断进行着解构,不断创造者虚幻,“我出生于19……年6月25日”,省略号里面是一个隐匿的时间,而出生的R地、训练的T地、逃走的V地、德国定居的H地、信寄来的K城,都变成了隐匿的符号,它们模糊了时间地点,模糊了现实,也模糊了自我,所以信中的那个“这周的星期五,7月27日,贝荷果夫旅馆,纽伦堡街18号,我们将于18时开始在酒吧恭候您的到来”的约定也无非是一种隐匿的虚构,我是谁?我做了什么?我将要去哪里?“它是源于一场漫长、耐心的追寻呢,源于一项渐渐将我包围的调查?他写信给某个人,而我正用着那个人的名字?或者我和那个人是同姓?或者某个公证人打算把我当成一笔巨额财富的继承人?”而那个最后写在欣赏的MD无非也是一个隐匿的词语,它指向的是战争,是集中营。

从“或”后面的回忆中返回到一场无法命名的冒险,看起来是寻找一个没有留下尸体的孩子加斯帕·文克莱,而实际上是返回到“或”之后已经出现的词语和文本,一个欧洲的孤儿,一个被书写的孩子,一个事件中的失踪者,到底为什么要去找寻,是揭开真相?可是加斯帕·文克莱本身就是一个天才的造假者,这种寻找实际上就是毁灭,所以诡异的薄雾是如何也不能驱散的,正如我们的未来就是一个隐匿的世界。那个隐匿的世界是W,在世界的另一端,任何人几乎没有机会踏上的小岛。而在这个小岛上,体育被奉为神明,让人引以自豪的诤言就是拉丁语的“更快、更高、更强”。

“更快、更高、更强”是奥林匹克精神,在人类文明的象征,但是在W却成为一种等级制度,一种权力意志,一种生命哲学,“很明显,在W体育生活最基本的组织方式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使竞争更激烈,或者,如果我们愿意这么说,是为了歌颂胜利。”比赛不是为了输赢,不是为了健康,而是“为生命而战”,胜利者获得晚会的资格,可以将名字刻在荣誉榜上,可以成为等级制的最上层,而失败者,被剥夺晚餐,遭受欺凌、侮辱和戏弄,有时甚至变成虐待——体育是制度,是法律,是政治。最后在名目繁多的项目和规则之下,“陷阱一一铺设,不正当的交易一一达成,同盟一一结成又解散,就在体育馆的阴暗处,在换衣间,在浴室,在食堂。”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不管是斯巴达克运动会,还是挑战赛,不管是锦标赛还是大西洋运动会,不管是对女人的保护,还是对“新人”的要求,W的运动会无非是另一种战争,只是在战争状态中,他们都已经麻木了:“W的运动员,置身于这样一个永不停息的世界里,对压迫自己的法律一无所知”。

那么很显然,没有留下尸体的加斯帕·文克莱无非是他们的一部分,而我的冒险之旅也最终加入到W的体育王国里,没有加斯帕·文克莱也没有我,没有“或”之后的回忆也没有之前的冒险,没有“或”之后的词语也没有之前的文本,它们如此合一地成为一切,在大卫·胡瑟《集中营天地》这本书中,W就是一个集中营:“在水泥建造的长方形小院里,运动就是一切:挥打鞭子让犯人在几小时内不停地快速转圈;组织青蛙跳比赛,最慢的人在党卫军的大笑中被投到水池里;不停地重复快速蹲下站起的动作,同时双手举起;极其迅速地(总是快,快,Schnell,los Mensch),伏倒在泥潭里,再站起,一百次,然后迅速跑去泡在水里洗,二十四小时内不能脱下湿衣服。”这是运动,这是强力,这是悬吊,这是病态,战争、集中营,当词语跨越文本而进入历史的时候,回忆已经变成了一种人类的痛苦灾难:“皮诺切特的法西斯党徒为我的幻想提供最终的答案:火地群岛的好几个小岛如今真的成了集中营流放地。”

“或”之后没有墓碑的死亡,悬吊的状态和生命的碎片,“或”之前神秘的信件,没有尸体的加斯帕·文克莱,为生命而战而陷入麻木的胜利哲学,不管是之后的回忆还是之前的W,都在一种无法找回的消失状态中,生命和死亡,胜利和失败,其实在这样只有词语的世界里,是无法还原记忆的,它的出现只是一种虚构,一种隐匿,一种逃走,所以在“或”之前和之后的文本都消失了之后,再次回到目录,则是一个“献给E”的扉页,1969年的小说《消失》中,没有任何一个单词包含E这个字母,所以消失是一种文本的消失,也是一种历史的消失,当1975年返回到“W或童年回忆”的时候,“献给E”就是永远的消失,生命的消失,战争的消失,谎言的消失,虚构的消失,以及文本的消失,而最后,则是“或”的消失,我的消失,时间的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