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9-07 《宋蒙三百年》：所失在此而所得在彼
从赵匡胤黄袍加身结束五代十国中原的纷争完成统一，到“大蒙古”三次西征实现领土扩张最终进入元朝统一时代，这“宋蒙三百年”是对于“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历史的一种生动阐释，但是历史大势并非只是简单的政权更替，并非只是武力的征服，并非只是领土的归一，而是民族和文化在冲突中的融合，是内在牵制和张力在变局中的渗透，正如顾颉刚在《编纂国史讲话的计画》中所言，史学所需要的是“拣取的故事必要能表现‘时代精神’的：时代精神各各不同，我们应当写出它们各各不同的面貌”。也就是在时势鼓荡的权力和方向中“指示进化的路径，排斥复古观念”。
从杯酒释兵权、机关算尽的赵匡胤，到凭两千人起事、气吞万里的阿骨打，从一统八部、摧枯拉朽的阿保机，到东征西讨、天下臣服的铁木真，宋辽夏金元轮番征战天下，在崛起、壮大和衰落中，使得中国各族的争存，在这三百年达到一个高潮，所以，宋蒙三百年的历史，兴亡多少事，在顾颉刚的叙述中是多元的，甚至在情感的释放上，既有激励，又有所叹，既有悲悯，亦有惋惜，而所有这一切都在“时代精神”的主旨中，呈现其历史进程中的必然性，呈现出“所失在此而所得在彼”的辩证性。
宋朝在五代十国混乱局面中完成统一，是一种“时代精神”，从杯酒释兵权开始，节度使的权柄被卸掉，个地方的财力尽归中央，藩镇没有自己专有品的兵丁，也没有专擅杀戮之权。但是，“首尾十九年，统一运动竟得大告成功。”顾颉刚用了一个“竟”字，除了对于这场中原统一伟业时间之短表达其情绪之外，隐隐透露出一种忧患，忧患之一便是“所恨的”现实：“太祖、太宗统一中国的事业还没有做得完全，他们终究不能抢还契丹取去的燕云十四州！”而另一个忧患则是，这种统一的局面，造成了中央集权，甚至“中央集权得太利害了”，地方官长没有了反叛的能力，但是却连剿治土匪的权力也没有了，也就是说，中央集权削弱了地方的权力，使得在之后和异族的抗争中失去了重要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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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Z57·2151113·1239 |
在契丹势力南渐过程中，“澶渊之盟”是宋朝历史上的羞辱，宋真宗领兵在澶州其实击败了契丹数千个骑兵的大半，也就是说这场战役的失败者是契丹，这个盟约的求和者是契丹，但是由于真宗怕事为了退兵，竟然答应每年送银10万两、绢20万匹给契丹，虽然议定名称上宋为南朝是兄，辽为北朝为弟，虽然宋真宗也只是称萧太后为叔母，但是退兵的结局对于宋朝来说，完全是示弱，这也开创了宋朝屈辱史。后来辽兴宗于1042年派人又来求地，宋仁宗使富弼前往，再三磋商，又加了岁币银绢各十万。当西夏崛起的时候，元昊和宋朝作战，也是称臣，但是却是需要代价，而宋仁宗也像真宗一般厌于用兵了，借称臣的面子将就收场，不仅册封元昊为夏国主，也对于赐物一切照办。
而在和女真的对立中，这样一种求和心态也成为他们的心理优势，而随着宋朝势力逐渐变弱，甚至变本加厉，宗望对宋朝使者“望天讨价”，提出了几项条件，当时的宋钦宗急于救亡，不敢“着地回钱”，一一答应了。在四项要求中，第一项关于钱财的要求最难，他刮借京城中民财，只得到金二十万，银四百万，一切的藏蓄都已空了，还没有达到金人所要索的总额的二十分之一。这是何等的狼狈，也是何等的可恨，而在宋朝外乱内困的情境下，竟上演了“六甲退兵”的闹剧，一个名叫郭京的兵丁，说自己说能用“六甲法” 生擒金国的两帅，宋钦宗竟然也相信了这种不劳而获的便宜事情，乐得一试，就赐与金帛数万，叫他自己募兵，当然最后也是人财两空，陷入更加尴尬的境地。
而最后发展到靖康之耻，也算是宋朝可叹可悲的一个结局，宋钦宗、宋高宗被逼出宫，后妃、太子、宗戚男女三千余人悉赴军前，城中子女、金帛、宝玩、车服、器用、图书，没有一件不搜索而去，公私上下一切都空，而到了金国的徽宗、钦宗二帝，被封为昏德公和重昏侯，被送到五国城居住，最后两人落魄而死，再也没有回到自己的故土。而到了1142年，已经只有名目的熙宗遣使送了衮冕圭册，册立康王为宋帝，并送还徽宗梓宫及韦太后，自此以后，宋就成了金的属国。当“大宋”去了大字，“皇帝”去了皇字，也就意味着那统一伟业都丢失殆尽。
而实际上，不管是“澶渊之盟”的求和，还是“六甲退兵”的闹剧，不管是“靖康之耻”的覆灭，还是成为属国的屈辱，在宋朝一步步走向衰落的过程中，异族的崛起过程中，却极大地受到了宋朝文化的影响，也就是说，在武力衰退的现实中，另一种文化软实力，却越发具有影响力。契丹国本来也没有国家的样子，正是由于当时的韩延教他们造起官署，筑起城郭，立起市廛和里巷，使得他们的行政上了轨道，而掠来的汉人住在里边，反过来教他们垦种荒田，使得当时国家的富力不断增加，“于是汉人安于生业，不想逃亡，而契丹也有了正式的国家的样子。”西夏王元昊嗣位之后，也是仿中国置文武班，立蕃文和汉文的学校，分命蕃、汉人做宰相以下诸官。而女真在日益强盛的时候，也捉获了契丹人和汉人，并且开始用契丹文和汉文，尤其是金太祖很看重文字，叫他的子弟都去学习，又命完颜希尹制了女真字体，颁行本国，还在各处访求文学之士，邀他们到国都中去阐扬文化。
“一个草野的民族，开始与经过数千年的陶冶的汉族文化接触，当然兴起极深的景仰心，愿意急急地同化了。”无论是契丹、西夏，还是女真，也都是在汉文化的巨大影响下，被不断同化，这既显示了汉文化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一种中心文化，而且也表明了在武力征战，在政权更替中，民族和文化融合也在不断地发生着，这是一种影响和吸纳的关系，也是“时代精神”的内在表现，所以“所失在此而所得在彼”，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很多事物都是辩证的。
这种“所失在此而所得在彼“的辩证发展规律在蒙古的崛起以及对外扩张中，就显得尤为明显，顾颉刚说：“一件事情的功罪有时很难判定。蒙古人为要达到他们的统一世界的野心，作上了近一百年的大战争，靠了他们的勇敢与残暴，打得处处城郭成了丘墟，人民死在他们的锋镝之下的不计其数，我们在情感上，实在不能不骂他们！但是一件事情总是可作两方面观察的，往往所失在此而所得在彼。我们的祖宗固是饱受了他们的虐害，可是到了后来确是得到他们的好处了。”蒙古对外扩张是一种武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在暴力面前，一定是生产力的破坏，一定是生命的死亡，一定是制度的缺失，但是却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种影响便是“打通欧亚交通的大道”。
从铁木真灭泰亦赤元惕、灭塔塔儿、灭王罕、败乃蛮、破篾尔乞，统一漠北建国“大蒙古”，到蒙古灭西辽、灭花刺子模、抢掠印度、灭钦察、灭康里、灭西夏，从入侵俄罗斯、意大利、匈牙利，火烧布达佩斯，到灭木刺夷、征讨摧毁八吉打、攻打叙里亚、破德木古斯，蒙古通过三次西征进行了领土扩展，第一次由亚正西到西北，一直到俄罗斯，第二次由亚西北到欧洲东部，又从俄罗斯到马札克，第三次西征乃是由亚洲正西直到亚、欧、非三洲的交界处。三次西征，使得蒙古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帝国，而欧洲独霸称雄的时候，欧洲人闻风丧胆，甚至把他们唤做“上帝的鞭子”。
而在这场扩张战争中，蒙古人最重要的功绩便是连接起来东西方，使得东西方文化得以交融，他们把触角伸向欧洲大陆，很多欧洲人就到蒙古朝廷上来做官，同时，当他们返回欧洲的时候，便带了去了很多东方的新知识，“欧洲人于是才知道东方也有文明程度很高的国家。《马哥波罗游记》一书，遂看得像经典一般的尊重。”而即使在西征中有过破坏性的行为，但是却在无形之中打通了彼此的阻隔。当初，成吉思汗初打入花刺子模的时候，他是亵渎那里伊斯兰教教徒，他命人取酒囊放在教堂中，又把《可兰经》包在马足上，命伊斯兰教教士替他牵着马缰绳。而旭烈兀更是屠绝了两个伊斯兰教教主的国家，但是到了伊儿汗国的第五主合赞那里，却开始了统摄人心的工作，一方面他自己以洗澡入教、祈祷上帝、厚赐教士的方式皈依宗教，另一方面，他也提倡文化，整顿政治：“他看了天方台仪器，自运巧思，创制了许多新仪器。他引了幼发拉底河溉田，于是境内悉成了肥土。他下令垦田，四年后始完粮，于是兵燹之后的许多荒野都成了平畴。”
虽然蒙古的征战到最后也还是在俄罗斯和汉族的夹击了回到了溃灭的边缘，“当他们铁骑西征的时候，何等地顾盼自豪，哪里把俄罗斯人放在眼里。哪知道在六百余年之后，竟反过来了，不但在俄罗斯的蒙古人完全失掉了势力，并且连蒙古的老家也变成了俄罗斯的殖民地了，并且苏维埃共和国代蒙古人建立了共和政府，要和中华民国脱离约法规定的关系了！”这一种历史循环论在顾颉刚看来，除了对于历史兴亡的喟叹之外，也更有现实无奈的情绪，但是撇除个人的国家主义情绪，在这段历史演绎中，其实更多的是融合，是趋同，是进化。宋蒙三百年，政权不断更替，征战常年进行，在“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变局中，“所失在此而所得在彼”就是一段辩证的历史，就是一种“时代精神”，就是“从具体的个别的事实中归纳出抽象的共同的时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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