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世画家

编号:C38·2180420·1471
作者:【英】石黑一雄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1年05月第1版
定价:28.00元亚马逊16.50元
ISBN:9787532754373
页数:258页

《浮世画家》是石黑一雄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获Whitbread奖并进入布克奖短名单。《浮世画家》同样以主人公的会议为基调,以非凡的小说技巧生动地展现了主人公的回忆与思考,写作笔法含蓄委婉,耐人寻味。主人公曾是位显赫一时的浮世绘画家,随着二战日本的战败,他才恍若大梦初醒:原来整个日本民族的过去竟是在为一种荒诞虚幻的理想献身,他的艺术理想也真如其名称一样毫无根基,虚浮于世: “画家有希望捕捉的最细微、最脆弱的美,就漂浮在天黑后的那些娱乐场所里。而在这样的夜晚,小野,那种美也会飘到我们这里。可是挂在那里的那几幅画,它们没有表现出一点那种虚幻的、转瞬即逝的特征。严重的败笔,小野。”


《浮世画家》:这些都有致命的败笔

现在每天都在施工,日新月异。川上夫人的酒馆外面,以前是寻欢作乐的人们摩拳接踵,现在正在建造一条宽宽的水泥马路,路的两边已经打好了一排排大型办公楼的地基。
——《一九四九年四月》

以前和现在,似乎就在一条路的两端,两端不是终点,它们以各自的方式向自己的世界延伸,甚至延伸的两端也不是被隔阂在两个彼此独立的状态下,它们会交错,会纠葛,会在有形和无形之中变成一个世界。而当小野增二站在高处,看见变化的城市时,它仿佛像一个上帝检阅着这里发生的一切,上帝的视角似乎可以超越自身的存在,超越时代的疑问,超越众人的困惑,但是那一道自上而下的目光却只从现在延伸到了未来,无论是新建的马路还是办公楼的地基,无论是现在的日新月异还是未来的真正新生,这种单向度的俯视方式似乎注定把自己误读为一个已经走出了过去的人。

这是一九四九年四月,按照小野增二的注视方式,那个在未来到来的一九五〇年六月,他必定沉浸在喜悦之中,也是在高处,也是俯视, “看到我们的城市得到重建,看到这些年一切迅速得到恢复,又让我由衷感到喜悦。看来,我们国家不管曾经犯过什么错误,现在又有机会重振旗鼓了。我们只能深深地祝福这些年轻人。”小说的最后一句话,似乎就是这种注视的终点,即使未来再向前延伸,那种重建的喜悦也溢于言表,那种对年轻人的祝福也发自肺腑。但是当对未来只有一种心情,当终点已经被注解,那些国家曾经犯过的错误,是不是可以一笔勾销了?那些民族和人们遭遇过的伤痛,是不是可以彻底抹除了?

甚至,小野也曾经以回首的方式看见路另一端的过去,一九四九年四月之前是一九四八年十月,从川上夫人的酒馆出来,站在门口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一片荒凉的废墟,一些喝酒买醉的顾客,以及几座楼房的背影,在这个远离文明的地方,小野看到的就是颓废,就像酒馆的老板川上夫人一样, “战争前,她或许仍可以被称为‘年轻女人’,战争后,似乎她内在的什么东西破碎、萎缩了。”而当看到这些场景,川上夫人说这是 “战争的破坏”,这一句话不仅是对于这一片废墟,也是对于生存在其中像她一样的人的感慨。如果再向前,是一九三三年或者一九三四年,作为当时已经有些名望的画家,小野代表那些艺术家向政府提出了建议,就是要把这一带作为 “本城画家和作家的聚集地”,不仅仅是饮酒,而是让这个酒馆成为颂扬日本正在涌现的 “爱国热情”,甚至要排除异己, “酒馆的装潢将会体现这种新精神,如果顾客与这种精神格格不入,就坚决要求他离开。”正是这个建议,在新干线开通大约两年半,这个创作 “坚定地效忠于天皇陛下”作品的艺术家们有了这个叫 “左右宫”的聚集地。

现在是日新月异的激动,未来是重建恢复的喜悦,过去是踌躇满志的信心,那么一九四八年十月的那片废墟是不是被忽略了?在这个小野 “单向度”的世界里,他甚至用那座 “犹疑桥”来命名那些颓废的人, “我们之所以还这么叫它,是因为就在久之前,过了桥就进入了我们的逍遥地,你会看见那些所谓良心不安的人在那里犹豫不决地徘徊,不知道是寻欢作乐地度过一晚上呢,还是回家去陪老婆。”这是战前就开始的命名,而当这个名字在战后的一九四八年还保留的时候,小野似乎用鄙夷的目光注视徘徊者,他们和这片废墟一样,无法以超越平庸、颓废的方式面对自己的未来,也无法成为这个国家的 “年轻人”。

故意延伸到未来而不是真正的回头,故意要抹除废墟的存在而忘记徘徊的岁月,小野的单向度代表了战后一类人的生活方式,但是,他的激情,他的喜悦,他对未来的憧憬,似乎和战争无关,这种要把颓废从自己身上抹除的想法和行动,或许就是在寻找年轻的力量。曾经的小野还没有走上绘画之路,那年父亲在神圣不可侵犯的客厅里让他把自己偷偷画的画作拿出来的时候,父亲的态度很明确,不能从事绘画,他引用许多年前云游僧说过的话,说小野的性格里有致命的弱点,那就是懒惰、不切实际、意志薄弱,所以父亲认为,如果小野变成了画家,那么他的生活将是 “肮脏而贫穷”的, “这样的生活境遇,使他们容易变得软弱和堕落。”

这是小野第一次感受到颓废,从父亲口中说出,又注解在画家的生活里,这个颓废的未来是关于身体,关于性格,关于个体的现实,也正是这种对于未来的颓废注解,成为了小野超越自我的一个契机,他似乎在违背父亲的意愿情况下开始了自我超越,最终是通过了自己的努力走上了绘画之路。摆脱颓废的自我,是小野走出的第一步,而之后,他就是沿着这条道路走向了未来——自己的未来,国家的未来。他离开竹田大师看起来是对于自己追求技术精进的又一次努力, “尊重老师是没有错的,但是一定要勇于挑战权威。在竹田的经历告诉我,永远不要盲目从众,而要认真考虑自己推往哪个方向。如果说有一件事是我鼓励你们大家去做的,那就是永远不要随波逐流。”不要盲从,不要随波逐流,就是要自己认清道路和方向,这是自我成长的需要,但是小野的这句话里却含有对于颓废天然的敌意, “要超越我们周围那些低级和颓废的影响,在过去的十年、十五年里,它们大大削弱了我们民族的精魂。”

提到了 “民族的精魂”,这是一个重大而特殊的转变,绘画当初是自己告别意志薄弱的选择,是纯粹面对个体的努力,但是当上升到国家和民族层面,你是为了告别战前那些颓废的思想。从竹田大师那里出来,跟着毛利君学习绘画,这种观念得到了强化,而其实那时的颓废思想已经影响到了那些画家,毛利君告诉小野的是,自己年轻的时候曾经和仪三郎经常光顾艺伎馆,那是一个充斥着娱乐、消遣和饮酒的地方,这种叫做 “浮华世界”的生活是颓废的象征,也成为绘画的背景, “人们所说的浮华世界,小野,就是仪三郎知道如何珍惜的那个世界。”但是之后的毛利君却幡然醒悟,并称这是他 “致命的败笔”,年轻人对于快乐经常会产生犯罪感,估计我也是这样。我想,我当时认为在这样的场所虚度光阴,用自己的技巧去绘如此短暂、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实在是一种浪费,是一种颓废。当一个人对一个世界的美产生怀疑时,是很难欣赏它的。”

也正是因为看见了 “致命的败笔”,毛利君开始改变生活,转变画风,而这种转变也影响到了小野,当小野开始教授学生时,他对学生说的是: “作为日本新一代画家,你们对本民族的文化负有重大的责任。有你们这样的人做我的学生,我深感自豪。自己的画作不值得多少夸赞,可是当我回顾自己的一生,想起我在事业上培养和帮助过你们在座各位,那么没有人能使我相信我是虚度了光阴。”个人告别颓废,是为了寻找到国家的精神,民族的精魂。而在日本处在一个特殊关口的时候,这种所谓的国家精神就变成了对于战争的鼓吹,正像松田说的那样, “我们是新生的一代。我们团结起来,就有能力做出真正价值的事业。正好,我们一些人对艺术情有独钟,希望看到艺术能响应当今世界的呼唤。”在他们看来,日本是一个生病的孩子,是一个颓废的人,这样的国家会让自己的人民越来越饥饿,越来越病弱,所以为了使日本摆脱现状,就必须成为强大而富有的帝国,而这个渠道最直接的便是 “利用我们的力量向外扩张”。

松田所说的 “我们的力量”一方面是在绘画中注入那种精神,另一方面通过绘画唤醒他人,所以小野才会向委员会提议让左右宫成为艺术家构建未来的聚集地,所以才会让学生绅太郎创作 “中国危机”的宣传海报,才会自己用实践表达自己的决心。那一幅《得意》的画是小野最为投入的作品,当初和松田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从那一片废墟中得到了启示,废墟象征那时的日本,废墟上的不幸孩子象征当时的日本民众,所以在反对颓废、重建信心的画作上,三个男孩像准备作战的武士,而画作的左下角写着一句宣言: “可是年轻人准备为尊严而战。”而以这幅《得意》为原型,小野之后创作的《放盐地平线》则更进一步, “其中两人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中间站着一位宫,举着长剑指向前方——西边的亚洲。他们身后不再是赤贫的背景,而是一片太阳军旗。”那句宣言也变成了: “没有时间怯懦地闲聊。日本必须前进。”

从告别意志薄弱的个人颓废状态,到告别娱乐消遣的群体颓废生活,再到告别饥饿贫穷的国家颓废现实,在小野看来,是一个画家必须承担的责任,也是未来的方向,所以当战争爆发,当日本侵略,画作变成了美化的艺术品。但是,这场战争到底带来了什么,小野似乎并没有认真思考过,而当日本战败,当另一种怨恨的情绪滋生的时候,小野又把它看成了新的颓废思想,于是在通往未来的单向度目光中,他再一次要重建国家精神,再一次希望超越平庸。

一九四八年十月,已经是战后了,小野的大女儿节子已婚,作为一个老人,他似乎更应该把精力放在另一个女儿仙子的婚事上,而未婚的仙子却也成为他在战后寻找新的责任和精神的一种象征,面对发生变故的退婚事件,个体的生活和这个国家的未来纠葛在一起,而小野最终做出的决定其实依然是单向度的,依然缺乏反省。战争到底带来了什么?或者战败的日本到底影响了谁?当上川夫人变得苍老,当杉村明的女儿变得消瘦,战争绝不仅仅只是戕害了人们的身体,曾经和小野一样要重建日本精神的松田为什么喊出 “战争把一切毁了”?曾经跟小野学画创作了 “中国危机”的绅太郎为什么要小野给委员会写信证明自己的清白?战前战中唱战歌、模仿政治演说的 “平山小子”为什么会被人揍打?或者三宅家为什么要和仙子解除婚约?

小野把一切都归结为怨恨, “如果你仔细研究每个人对你说的每句话,似乎都会发现其中贯穿着同样的怨恨情绪。”而这种怨恨情绪在他那里又再次被解读为颓废,所以实际上小野一直没有思考过战争的本质,他尽管认为战争是一次错误,甚至是一种罪过,因为自己的妻子和儿子都在战争中丧生,亲人的死去对于他来说应该更深刻思考战争的本质,思考日本战后的未来,但是面对这些怨恨情绪,他根本没有从内心深处反省自己,有的甚至只是敷衍,如此,对于未来的种种设想,最后却以讽刺的方式回到了可怜的原点。

战争之后,其实提供了不同的选择,那些经历过的人也表现了不同的态度,这其中有小野所谓的怨恨者,三宅解除了和仙子的婚约,并不是因为自己和小野家的名望有着差距,而是不认同小野的战争态度,当卷入过战争的公司总裁选择以自杀的方式谢罪的时候,三宅认为这是一种正确的态度,只有这样才能忘记过去的罪行,才能展望未来,而他看不起甚至愤怒于那些不肯承认自己错误的人,称他们是懦夫, “而且那些错误是代表整个国家犯下的,就更是一种最怯懦的做法。”而小野正是这样一种人, “如果你的国家卷入战争,你只能尽你的力量去支持,这是无可厚非的。有什么必要以死谢罪呢?”

怨恨者还有节子的丈夫池田,当小野儿子健二的骨灰从满洲运回日本,小野举行了仪式,他认为健二 “死得英勇壮烈”,但是池田却提早离开了仪式,他认为, “勇敢的青年为愚蠢的事业丢掉性命,真正的犯却仍然活在我们中间。不敢露出自己的真面目,不敢承担自己的责任。”也正由于此,小野和池田之间产生了矛盾。怨恨者还有 “乌龟”,那个跟着小野学画、小野又处处维护他的学生,当小野再次说起《得意》这幅画作的时候, “乌龟”愤而离开,最后留下的一句话是: “你是个叛徒。请你原谅。”怨恨者,还有黑田的学生恩池,黑田以前是小野的学生,也是最为吹捧的人,但是战后他的画作因为是 “有害作品”而遭到警察的搜查,黑田也被审讯,当小野去黑天的寓所寻找黑田时,遇到了恩池,恩池希望他不要去找黑田,因为在他看来,黑田这几年所受的苦是小野导致的,他对小野说: “我们现在都知道了谁才是真正的叛徒。他们许多人仍然逍遥法外。”

怨恨者之外,还有逃避者,绅太郎要小野帮忙写信,就是为了洗清自己的错误;还有松田,曾经雄心勃勃的松田现在已经变得病病恹恹,住在自己几乎与世隔绝的房子里,当小野去找他,松田答应他的一件事就是隐瞒真相, “关于你的过去,我只会说好话的。”除了怨恨者和逃避者,当然还有那些谢罪的自杀者,公司总裁自杀了,曾经在战争期间唱过那些歌曲的野口也自杀了,而对于他们的自杀,小野的态度一致,就像他对节子承诺恶那样, “我绝对不会考虑采取野口那样的行为。我可以毫不自夸地说,我当年也是个很有影响的人。”

怨恨者、逃避者、自杀者、被审讯者,其实当战争结束,当日本战败,所有的人都是受害者,但是,当小野面对这一现实的时候,他尽管也认为战争带来了危害,也在黑田事件之后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是,他把这一切和自己撇清了关系,就如松田所说: “ “军官,政治家,商人,他们都因为国家的遭遇而受到谴责。至于我们这样的人,小野,我们的贡献一向微乎其微。现在没有人在意你我这样的人曾经做过什么。他们看着我们,只看见两个拄拐棍的老头子。”正是这种无关论,使得他们能安然站在战后的时间节点上,并以从小就具有对于颓废思想的痛恨为支撑,在面向未来时,依然希望能重现国家精神,依然能凝聚民族惊魂,甚至还沉浸在曾经的自我超越上。一郎是节子的孩子,他没有经历过战争,作为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他接受了多元文化,特别是美国文化,已经渗透到他的生活里,他喜欢看怪兽电影,学唱牛仔的歌曲,和大力水手一样吃菠菜,就像节子所说: “池田认为,一郎与其崇拜宫本武藏那样的人,还不如喜欢牛仔呢。池田认为,现在对孩子们来说,美国英雄是更好的榜样。”

但是,在小野看来,这种对于美国文化的崇拜是违背国家精神的,而在这种否定方面,他却在一郎身上看到了自己儿子健二的影子,他让一郎学着喝酒,当节子和仙子反对的时候,他甚至说: “你们女人有时候不能充分理解一个男孩的自尊心。”虽然是 “一小滴就够了”,但是在小野看来,一郎身上的男子汉气概就是健二的化身,健二曾经就是这样喝酒,所以在战后一代身上他又看到了国家精神, “我承认,看到孩子们继承了家里其他人的这些特征,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欣慰,希望我的外孙能把这些特征一直保留到他成年。”成年而成为年轻人,或许正是这个国家的中流砥柱,正可再建国家精神,所以当松田病逝之后,他却找到了自我慰藉的理由: “他当然更没有理由在幻灭中死去。也许,他回顾自己的一生时确实看到某些瑕疵,但他肯定也认识到,他能够引以自豪的正是这些方面。”

战败之后当然需要重新建设,当然需要重塑精神,但是当小野以一种继承的方式在战争中寻找力量,却一定是一种可悲,一种顽固,甚至他把这种力量看成了告别颓败的不二法则,从而美化了它,当一九五〇年六月他坐在高处俯视这个城市的时候,他依然像上帝一样, “乌龟那样的人,绅太郎那样的人一一他们也许很勤勉,有能力,没恶意,但他们永远不会知道我那天感受到的那种幸福。因为他们不知道勇于冒险、超越平庸是什么滋味。”而小野的观点也是石黑一雄的思想,在没有反思,没有反省的文本里,在 “献给我的父母”的题辞中,这种告别 “浮华世界”的方式完全变成了讽刺,就像毛利君评价自己的画作时说的那句话: “这些都有致命的败笔,小野。”

拍电影

编号:S37·2180420·1470
作者:【意】费德里科·费里尼 著
出版:南海出版公司
版本:2017年01月第1版
定价:45.00元亚马逊22.10元
ISBN:9787544284646
页数:236页

“我的生活就是拍电影,那是我,那是我的生命。”腰封里的这句引语把费里尼的电影和生活合一的状态表达出来。费里尼先后拍摄《大路》、《甜蜜的生活》、《八部半》等二十余部影片,他执导的电影4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他本人也在1993年获奥斯卡终身成就奖。在《拍电影》这部人生自述中,费里尼追忆了自己的似水年华,讲述了对电影的奇思妙想,以及电影与生活之间千丝万缕的羁绊,出生在意大利的小城里米尼的费里尼,与小伙伴用书本做武器排演《伊里亚特》,用黏土和纸壳做人偶,还躲在屋子里给自己化妆,钦佩世界上每一位真正的小丑。他从不觉得自己会长大,更没想过能拍电影,然而当喊出那句 “预备,开机,停”,便仿佛天生就应该干这一行。


《拍电影》:我是尤利西斯,有点孤僻

人生也是如此。如果以为可以在坚定自信的保护下度过人生的每一刻,那就太天真了。也正因如此,我每拍完一部电影就不想再看它了。
——《电影是什么》

850mm×1092mm开本,左手拿住书脊,右手拇指和食指就可以轻易翻过精装的封面。一种传统的打开方式, “FARE UN FILM”就会呈现在你眼前,你就可以进入到阅读状态。但是,在没有真正进入费里尼叙述世界的时候,如果有可能,你完全可能像拿着一部手机,从竖屏过渡到横屏——只需要旋转九十度,但必须顺时针,必须把精装之外的那个封面放上去,于是,那个闭着眼睛注视着镜头的意大利老头就会出现在你面前。

专注、认真、夹带着一点的疑狐,戴着黑色礼帽,穿着皮毛外套的费里尼在镜头后面到底看见了什么?看见了影像,看见了故事,看见了电影,还是看见了梦?只有镜头,只有目光,在旁若无人的情况下,当他喊出 “预备!”喊出 “开机!”喊出 “停!”的时候,他在命令谁?仿佛是一个人的镜头,一个人的片场,一个人的电影,一个人的梦,从镜头后面看见镜头里面的世界,费里尼是不是会自问一句 “电影是什么?”

传统阅读的竖屏,转变为费里尼式的横屏,似乎只是一种打开方式的不同,而《电影是什么》却从方法论变成了本体论,当1958年的安德烈·巴赞写下《电影是什么?》这本书的时候,他也是在向自己设问,但是从电影的 “地质学”和 “地理学”谈论电影是属于巴赞的理论化解读,而当巴赞的 “?”在这里被抹除,费里尼似乎用他的自信和肯定解答了这个问题,自问也是自答,似乎没读者,没有观众,甚至没有从竖屏到横屏意外发现的翻阅者,只有一个作者,镜头后面的作者。他说: “永远不要谈论电影”,因为电影是不能形容的, “就像你不能奢望叙述一幅画或逐字逐句地转述一份乐谱一样。”这是不可谈论的电影;他说:一部电影 “十分接近于一个友善却并不令人期待的梦”,需要的是保持神秘感,在朦胧中令人向往;他说: “我没办法分辨这部电影与那部电影的不同。对我来说,我的始终是同一部电影。”只有影像的不同,所有的电影都是同一部电影;他说: “我只知道我又说故事的欲望。”拍电影就是在说故事,说故事是唯一值得玩的游戏,所以电影只有唯一一部电影;他说: “电影不允许偶然性。”好摄像师、好编剧、好演员放在一起,制作出的电影不应该具有偶然性,但是这样的必然性却把电影美学的开放性破坏了,甚至电影从观众的无知中牟利, “有一种电影导演深谙此道,他越谦虚朴实,裁缝店、偶然性和拼拼凑凑就对他越慷慨。”

电影是什么?所有电影是同一部电影,唯一的一部电影,像梦一样的电影,无法解读的电影,被偶然性破坏的电影, “永远不要谈论电影”就这样把巴赞的那个 “?”去掉了,当费里尼说: “我每拍完一部电影就不想再看它了。”是不是就是把电影看成是私人性的东西?是不是把无知和阐述的观众和读者扔给了电影院?或者是不是在拒绝别人进入他的那个梦境? “友善却并不令人期待”像是一种悖论的说法,那么,费里尼为什么要从一个记者再到一个编剧再到一个导演去拍电影?

在中学时代,他还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我无法想象我的未来。”和父亲去看电影,发现电影院里是 “一种世界末日般茫然无序且遍布陷阱的氛围”: “人来人往演出的一出杂耍剧———到乐团报到的演奏者、和弦、丑角的声音,还有布幔后蹑手蹑脚的女郎;或是那些冬天从紧急逃生口离去的人,他们在小巷子里有点冷糊涂了,有的哼起电影主题曲,有人大笑,有人撒尿。”一九三八年或者一九三九年,干记者的费里尼在采访奥斯瓦尔多·瓦伦蒂的时候,想到的唯一一件事是: “我不适合干导演。”因为缺少飞扬跋扈的气势,缺乏一气呵成的连贯性,缺乏吹毛求疵的习惯,缺乏辛苦劳动的能力,甚至缺乏威信。而当他真的站在镜头前拍摄第一部影片,也遭遇了教堂里祈祷时看到灵柩台、去奥斯提亚的路上车子爆胎、到达外景现场迟到了45分钟、记不起情节等尴尬事,但是最终却成为了必然,最终喊出了 “预备!开机!停!”

“总之,我重新把我的电影收归己有,而且从那时起,在不懂镜头、不懂技术、什么都不懂的情况下,我变成了一位专横的导演,挑剔、吹毛求疵、任性、要自己想要的,具备我以前痛恨或嫉妒的那些真正的导演的全部缺点和特性。”不懂镜头、不懂技术却成为专横、挑剔、人性的导演,从必然的不可能到必然的可能,费里尼的转变其实并非是彻底的颠覆,以为当初人为不适合当导演,是觉得电影是他们的事,而自己还没有想象自己的未来——这是对自我的某种迷失,但是当喊出 “预备!开机!停”的时候,却是把 “电影收归己有”,电影不是他们的,不属于摄影、技术、演员,而只是自己的, “我怎么能做其他事呢?那是我,那是我的生命。”

必然的不可能到必然的可能,费里尼在寻找电影的私人性,或者把电影当成了私人的一个梦,那么谁是启蒙者?费里尼的回答是:罗西里尼。从 “充满了噪音、汗臭、面具、炒栗子和小孩屎尿的大厅”的电影院,到成为常去片场修改剧情和台词的编剧,费里尼终于认识了正在拍《战火》的罗西里尼,在那里他发现了意大利,发现了时代,发现了自己,发现了拍电影的奇妙旅行,但最重要的是,从电影世界里他发现了 “自由与轻盈”: “一面拍电影,一面享受它、经历它,如此日复一日分分秒秒,不必太担心最终的结果。”拍电影就是进入一个奇妙的世界,他可以制造它,也可以修改它,当然也可以毁灭它,目的只是在其中找出抓不住、摸不着、隐藏在千百种可能中的东西,这种东西是自由的,是享受的,却也是痛苦的, “这种神秘、渴望、兴奋的关系,也同样出现在精神病患者身上。”也就是说,费里尼在罗西里尼身上领悟到的是这样一种电影观念: “在最对立、最悬殊的情势下平衡迈步的可能性,并运用本能来扭转劣势,使这些对立化为一种感情、一种推动力、一种观点。”

它是神秘的,却可以开放,它是自由的,却具有动力,它是对立的,却制造着可能的和谐,所以它是不确定的,却注定进入到生命中。罗西尼里是费里尼心目中的 “先驱”,而他只不过让费里尼进入到一个现场,而在这个本来就是为了发现自我、 “收归己有”的世界里,费里尼其实在他的童年生活里,在里米尼的记忆中,就展开了这个私人的梦,那个朦胧、意志消沉、不稳定的阶段才是他真正的启蒙者, “从出生那天起到第一次踏入电影城,我的人生仿佛就是由另外一个人活着,偶尔在我意想不到的时候,那个人会突然决定与我分享他的记忆片段。”

自己是另一个人,另一个人生活在里米尼,另一个人被记忆的幽灵袭击,另一个人创造了破碎而具有灵幻的梦。 “里米尼是什么?它是一个记忆的世界,而我利用它如此之久,以至于心里没有一丝尴尬。”记忆是虚构的记忆,是掺假的记忆,是被侵犯的记忆,却是让另一个人不想走出的世界。那里有利帕大楼里的家,有靠近火车站的房子,有排演恐怖剧的剧场,有第一次看火车疾驰而来, “几乎就要碾过一名被绑在铁轨上的女子”的镜头,有 “朵拉之家新来的女人”。幽暗的布景,沉重的布幔,神秘的面纱,吸烟的女人,似乎打开了费里尼对于现实般梦境的探求,而这似乎只是形式上的刺激,真正给费里尼带来冲击的是那些象征性的符号。

断腿人纳西,走路时像一只青蛙, “他的动作跟鱼鳃一样起起伏伏”,像极了罗马古代滑稽戏的面具;那个阉猪人据说跟全镇的女人上床,有一次他让一个可怜的白痴怀了孕,大家都说那是恶魔的孩子;乡下的吉卜赛人那里,常常传说着爱情迷药和巫术;在马雷奇亚的小市场里,有一位老人可以使鸡和羊生病或痊愈;俱乐部附近有一个铁路工人的老婆,她的本领是会 “恍惚出神”;还有那一个传说住着幽灵的鬼屋……这是呈现在费里尼眼前的里米尼,那种魔幻、诡异、神秘,当然制造了一个个虚幻的梦,脱离于现实。但是对于费里尼来说,不仅仅是听说,他和镇上的孩子组成了抢劫三人小组,策划并窃取了邻居贝特拉梅里上校的鸡;闯入冬天会结冰的塞尔维教堂里,并在那里得了感冒;回去那个前辈聚会的拉乌尔咖啡馆;会到监狱前面的大广场看马戏团的表演;还会围着懂鸟语、没完没了放屁的老法芬农;当然,在欲望的驱使下,甚至会把手伸向 “传奇的大胸脯在几乎透明的衬衫下”的格拉蒂斯卡丰腴多肉的臀部;还有那个墓园,死亡带来的不是恐惧,而是开心,好玩……

恶魔、幽灵、妇女、怪人,里米尼提供了一个文本,费里尼就是在这样的文本里寻找到了梦最初的样子,而当他接触电影,这些破碎古怪的形象和记忆就变成了符号,最终成为费里尼那个8½的梦。电影世界似乎是一种对于记忆的归类,绘画和做人偶,是最初设计的电影人物;为里米尼的四家剧院命名,是把它们纳入到自己的世界;认识异能人士,在 “灵媒”中打开了梦境:能人罗尔,能够自觉灵魂附体的帕斯夸琳娜·培左拉,参加招魂会,研读荣格 “灵魂的真实”的书。在费里尼看来, “重要的不是永远沉浸在童年幻梦里,而是在意识的领域重获幻想的能力。因为它是人类的天赋,没有理由放弃。”

所以里米尼打开了费里尼的电影世界,也从启蒙意义上回答了电影是什么的疑问, “那是另一个世界,一个光彩夺目的幻影世界,一个光点、球体、光环、星星、火花、彩色玻璃星罗棋布的银河系,一个刚刚开始闪耀的夜间宇宙,一切静止不动,随后摆动的幅度越来越大并开始缠卷,如同一个巨大的旋涡或一次令人眼花的高空盘旋。”也正是这个魔幻世界让费里尼开始真正建造自己的梦,自己的电影王国, “我是尤利西斯,有点孤僻,老是望着远方。”里米尼靠近打海,童年时代在海边他看见的是浓雾,像低垂的铁卷门,是关闭的旅馆,是极端的静默,但是听到了海的喧闹——浓雾中听见,便是一种想象的开始,便是一个象征世界的打开,于是望着远方的费里尼,想要看见海那边的东西,但是,他却问自己: “巨大的我从小小的、狭窄的港湾出发,想游到大海去。我告诉自己:‘我如此巨大,但大海终究是大海,要是游不到呢?’”

出发想游到大海深处,如果游不到大海,或者说想游回又回不来该如何?费里尼似乎预料到了一种结局,尤利西斯最终经过了千辛万苦回到了故乡,而费里尼却似乎在大海中迷失了,他被梦包围,被象征包围,却在美学、幻想和冒险的的世界里找不到回家的路。在大海之上,他寻找到了 “舞台艺术中的贵族”的小丑,爱上了 “那个可笑、难看又极其温柔、我取名叫杰尔索米娜的小丑”,无论是《大路》,还是《卡比利亚之夜》,他沉浮在扑朔迷离的个人命运中;在大海之上,他创造了一个8½的梦, “他的一天分两个层面:真实层面由在旅馆和疗养院的约会、从罗马来探望他的朋友、藏在小旅馆里的情人和某天突然出现并留下来陪他的妻子组成。还有一个是幻想层面,里边有梦、想象和回忆,在我们觉得需要时便会现身骚扰他。”在大海之上,他找到了世界的隐喻, “《萨蒂里康》之所以神秘,主要是因为它的片断性。不过它的支离破碎从某方面来说是具有象征性的,象征着今日出现在我眼前的古老世界的零散与不完整。”在大海之上,他感受到了《朱丽叶与魔鬼》中的梦幻色彩: “在梦境里,颜色是思想、概念和情感,一如真正伟大的画作。‘梦是黑白的还是彩色的?’许多人这么问是多余的。”

费里尼的大海,是 “信手涂鸦”的大海,那些素描记录,那些女性胴体,那些红衣主教衰老的面容,那些大蜡烛的火苗、胸脯和屁股,以及写满电话号码、地址、狂热呓语、税款公式、约会时间的设计图,就是一个混乱的战争时代的缩影;费里尼的大海,是区分了电影与文学的大海,电影无法复制文学, “电影叙述它的世界、它的故事和它的人物,用的是影像。而这正是梦的属性,”梦不正是用影像令你神魂颠倒,让你惊慌,使你兴奋,令你焦虑,给你滋养吗?”他也区分了电影和电视,电视是平庸的, “看电视不过就是参加一场假装成音乐会的没完没了的葬礼。”而电影是神圣的,它只在自己恶教堂里;费里尼的大海,有自己的罗马, “当罗马以她这种古老魅力笼罩你之后,你对她所有的负面评价就消失无踪了,你只知道能住在这里真是莫大的福气。”像水一样呈现出梦幻的色彩……

但是,但费里尼坐在谈话者面前,用一个半小时谈论电影的种种,他那片海是不是仅仅是抽象的符号?他这个尤利西斯是不是永无返回的可能? “无人不问、无所不问、无处不问的习惯,在资讯体系里占据了惊人的比例,正成为最猖獗的模式:报纸、收音机、电视,不论白天或夜晚,任何时刻都用来自各地的各式各样的信息追捕我们,戳痛我们。”就像从竖屏变为横屏,当现实的阅读方式被移动世界改变的时候,费里尼或者预言了未来这个时代的荒谬,而对于那个梦幻般 “收归己有”的电影世界,费里尼也许也在镜头前成为了一个抽象的符号,只剩下那句有些苍白的 “我记得”成为他想要返回的信号。

也只是 “我记得”,一九三九年离开里米尼,那个魔幻、诡异、神秘的世界也已经在战争中被删掉了,当一九四六年重新回来,尤利西斯其实再也找不到家, “我走到只剩断瓦残垣的海边,什么都没有了。”不只是地理空间上被删除,连可以归为自己的梦也破碎了,他被推到了放射室,像一个物体,被寒冷的灯光照耀着;修女的针注入身体,如刺客一般在黑暗中悄无声息;那掺有仅一毫克微量迷幻药的半杯水被喝下,于是象征性符号体系失去了意义, “突如其来地,在我鼻子前一毫米的地方,有块两千五百吨的石块崩落。”医院,疾病,迷幻药,它们不再是那个梦的组成部分,不再可以看见里米尼的记忆,只剩下体积、颜色和透明的概念,只剩下界定事物的一组符号、一张地图、一本教科书,另一种恐惧袭来,再无摆脱的可能,而 “我记得”也最终变成了一个逝去的梦: “‘我的电影,’”我想,‘会害死我。’”

荷尔德林诗集

编号:S37·2180420·1469
作者:【德】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 著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16年01月第1版
定价:58.00元亚马逊28.40元
ISBN:9787020110841
页数:528页

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1770—1843),德国诗人。十四岁开始写诗,年过三十便精神失常。他的诗歌大量使用精巧、自由的表达,大胆的隐喻,以及对传统准则的突破,使他成为德国现代诗歌的先驱。荷尔德林生前默默无闻,死后作品才逐渐为人所知,尤其是进入二十世纪后,尼采和海德格尔等哲学家和诗人对他的评价越来越高,视其为精神导师。《荷尔德林诗集》以德国古典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注释本《荷尔德林诗全集》为底本,收录了荷尔德林的绝大部分诗歌,共计177首,包含了诗人所创作的颂诗、悲歌、短诗和箴言诗等各种体裁的诗歌,是国内迄令为止最完整的《荷尔德林诗集》。


《荷尔德林诗集》:再没有别的更好的居处

他们都将沉默。时间如此与人结缘
或诀别,于他们我已死,诚如他们于我。
——《游子》

时间的结缘总是不期而至,一个晚上在左手,一本诗集,一个诗人,以及最后沉寂在事件中的死和死后的荣耀;另一个晚上在右手,一篇文章,一个诗人,以及最后在铁轨上冰冷的尸体和尸体背后的诗意。一个晚上和另一个晚上,左手和右手只隔着不到24小时,却以奇异的方式共同抵达了诗歌和死亡。

“海子一生推崇的诗人”是写在《荷尔德林诗集》腰封上的一句话,这是一个开始,但是这个开始一定被我忽视了,从阅读1788年的第一首诗《男人的欢呼》开始,到诗集最后一首,写出了 “在多彩的大自然的时光里/心的安宁与深邃合为一体。”的《冬》,甚至读完了附录里《在可爱的蓝天下……》,被引用最多的那句 “诗意地安居”似乎就像这个1806年9月后被送进精神病院的诗人一样,在自己的大地中 “诗意的安居”。但是腰封里的 “海子”在哪?一开始就是忽略的,甚至把它当成了对于死亡的某种消费,但是当一个晚上在右手里展开《九棵树的夜晚》,才知道海子为什么一生都在寻找这样一种诗意:时间的诗意,死亡的诗意。

“一生推崇的诗人”其实这句话是残酷的,因为在身体已死的过去式里, “一生”已经没有了延伸的可能,这是生命走向终点的注解,就像一个晚上和另一个晚上, “凌晨是个界线,在它之前都是活着的,在它之后都是死去的。”但是以偶合的方式看见 “九棵树的夜晚”,却以向死而生的方式打开了另一种生命的样子, “我想,那上面一定如跳伞塔一样,是一种至高的俯视,是一座山的高度,有山峰,还有 “远远的/只有九棵树”,故乡或者也可以一起瞥见,还有父母,或者爱过和被爱的人。”那 “远远的/九棵树”在北方起伏的山峰上,在仅仅的跳伞塔上,当自上而下俯视的时候,是不是都有一种 “幸福的门”被开启的欲望?心醉的屋子仿佛就在眼前,于是迅捷地、沉重地、却充满诗意地和九棵树归于一处,看见故乡,看见父母,看见爱过和被爱的人,从此安息。

但是,与海子 “一生”不同,当1806年荷尔德林被送进疯人院的时候,他没有看见九棵树,没有看见山峰,没有看见故乡,当然也远离了带给他 “神祇的青春”的 “狄奥提玛”,偏执而疯狂,甚至将这个 “高贵的疯子”的灵魂永远地沉入了黑暗。一直到1843年最后逝世,精神失常的荷尔德林在最后36年里甚至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的人,何来诗歌,何来 “诗意地栖居”,何来如海子最后的幸福,又何来 “一生”的俯视?诗人和诗人的经历不同,诗人和诗人的感受不同,诗人和诗人的身体也不同,但是一个晚上和另一个晚上,却在这死亡的诗意中却走到了一起。

为什么1806年的荷尔德林看见了 “他们的沉默”?为什么濒于疯狂的荷尔德林自称是个游子?为什么呼唤神祇的荷尔德林想到了 “诀别”?游子是一种游离状态,当故乡成为一个记忆中的词,当母亲和大地 “像寡妇”,当徒劳地寻找父亲和母亲,一切都变成了沉默——不是无声的沉默,是消逝的沉默,是死去的沉默,是再也没有诸神的沉默, “既不生儿育女,也不爱抚照料,未老/先衰,连自己都不想看见,形同死者。”作为神之子、大地之子、自然之子的诗人在这样 “形同死者”的世界里,还能带来怎样的颂歌?所以,即使 “为众神和英雄的怀念”干杯,即使为水手们干杯,即使为最信赖者干杯,即使 “忘却今天和明天的辛劳/和所有苦痛”,最后的结局依然是: “很快地沉入故乡的泥土”——就像自己的灵魂不久之后沉入黑暗一样,死亡是游子回到故乡的最后方式。

自称为 “游子”,本身就是对于现实的某种无奈,就是在预言最后的命运,而在1796-1798同题的《游子》中,一切却充满了美好, “你曾把我的心胸从童年的梦中唤醒/并用轻柔的伟力把我推得更远更高,/柔和的太阳!我诚挚而智慧地向着你归来,/我将静穆安详,在鲜花丛中愉快地安息。”那里有童年,有太阳,有鲜花,这才是诗意的栖居?那时是什么力量将游子推向了更远更高的地方,又是什么让自己重新归来愉快地安息在鲜花丛中?沉默的游子沉入故乡的泥土,而被唤醒的游子却享受着美好,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而这就呈现了荷尔德林与神对话、与自然对话、于大地对话的不同自我。

从童年的梦中唤醒,把自己推向远方和高处,那力量来自于 “柔和的太阳”,而在上面的太阳就成为一种精神之父,这便是高高在上的崇高,他们俯视着大地: “谁敢于,堆起那雄伟的山脉,/观看你们崇高事业的开始?/谁揭示出那最深处,向/你们俯首屈从,崇高者们?”崇高者之崇高,是用俯视的方式,而那些在大地上的人自然成为了 “崇高者之子”。这是荷尔德林1788年用阿尔开俄斯颂诗体写作的《男人的呼唤》,当男人自称 “崇高者之子”,当他们俯首屈从于崇高者,自然荷尔德林预设了一个高高在上的神祇世界。他们 “在那高处/在最高的天之天上,/在天狼星之上,/在乌拉诺斯头顶之上”,这是至上之地,这是空间的顶点,这是时间的起点, “那里自太初以来/那神圣的蛇/怀着对不可称谓者的圣地/五体投地的颤栗的崇拜而嬗变。”所有的预设其实是为了让诗人成为 “神之子”,以自上而下的方式传递神的声音,而最终的意义是要像上帝之子耶稣基督一样,在被钉上十字架之后去拯救人类。那一部史书上写着 “人类的时日”,那里有大屠杀,有战争,有独裁者,有废墟,厌恶、黑暗、弑父、毒药、饥饿、罪恶贯穿着人类的历史,所以面对 “人间的万恶”时,需要的就是 “神之子”的救赎, “那上面写着——/人民被赐福,/面包充足,/处处皆是/乐园——/无所不及的快乐/从善良的/诸侯手中/缓缓流出。(《史书》)”

这是身为蒂宾根神学院学生,荷尔德林为自己寻找到的使命,他看见了完美的目标,看见了神圣的轨道,他要为现实 “戴上桂冠”,他要为哀悼者寻找智慧,所以他唱起那些颂歌,他发出了《和谐女神颂》: “哦精灵!以女神之名,/她在太初时创造我们,/我们是她种子的幼芽,/我们是她高雅的继承人”,他唱起《缪斯颂》: “看!你的气息如旨意/催促如飞而逝的万古,/鬼向你的神力致意,/尘埃和以太向你匍匐。”他称颂 “不被妄想蒙骗,不向灰暗虚空屈膝”的自由,称颂 “为在墓地上创建仙境,新的力量向神圣升萦”的人性,称颂 “人都应享有爱情,如我们般快乐自由!”的爱情,称颂 “在青春的光焰中所有的心其乐融融”的青春,称颂 “乐于用枷锁制服猛虎”的勇气,称颂 “每个人都像我们/自由快乐,惺惺相惜”的爱。

从 “途经自由的各处圣地”的旅行致 “亲爱的希勒”,到 “你的明眸注视崇高勇气,/崇高勇气使你满意,/善良和伟大一如你”的 “致丽达”,从渴望 “废墟上再无独裁者专制,/永无枷锁把思想禁止”的精神的崇高祖国,到 “神化的创造/华美又尊严”的民族守护神,个体到国家和民族,荷尔德林都唱起了颂歌,这是神圣的自由,这是快乐之光,这是奇迹,这是爱、包容,还有花朵,花朵上的蜜蜂……在这些称颂中,浸润在神学院宗教之光中的荷尔德林反复也成为崇高者,而他就是带着这些声音把世界变成美好的乐园,所以在这个阶段,荷尔德林身上体现的是一种英雄主义,就像他写给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的诗,这个率领军队参加三十年战争的国王,虽然最后殒命,但是在荷尔德林那里,成为英雄的化身, “大海见证这功绩,/波涛涌起,/风暴召唤/一首颂歌赞美这个人的功业;/赤裸你们的头,你们条顿的孩子们!/因为在这里——在这里那个人死去”^条顿人就是德意志民族的祖先,英雄就是 “神遣”的象征,所以荷尔德林高呼: “感谢自由的拯救者!感谢寡妇杀手的判官!感谢利普西亚的胜利者!感谢莱库斯的胜利者!感谢死亡峡谷的胜利者!”

荷尔德林:人即被称为神性的一个塑造

这是对英雄的呼唤,这是男人力量的象征,雄浑、有力、神圣而崇高,正是在这样的 “崇高者”面前,正是自己渴望成为 “崇高者之子”,荷尔德林以自上而下的传递方式使自己担负起神之子、自然之子、大地之子的使命。自己是孩子, “我在树林的/悦耳歌声中成长/我在花草中/学会了爱。”作为一个 “在神的怀抱里我长大了”的诗人,荷尔德林就是以对应的方式找到了自己的 “父亲”,这个三岁就失去生活中父亲的孩子,更渴望一种保护自己、让自己成长的父亲,而 “以太”便成为他精神和信仰上的父,以太,就是西方文化中统摄一切的自然力量,也是世界灵魂和精神的含义, “父亲以太!安慰我这激越奋发的心吧,/我宁愿像从前,活在大地的鲜花丛中。”受到斯多葛主义的影响,在荷尔德林看来,父亲以太就是自己世界的中心,而这就是泛神论思想的表达,所以他在父亲以太那里呼吸到神圣的气息: “哦父亲以太!众神和人/无一像你,抚育我成长;在母亲把我/抱人怀中并用她的乳汁哺育我之前,/你温柔地抱着我,用天空的养料喂养我,/让神圣的气息第一次吸人我生长的肺腑。”

有了这个提供神圣呼吸的父亲,也便需要一个 “她”,在1796-1798年的诗歌里,出现的那个 “她”似乎将荷尔德林带向了一个新的世界。 “她”是命运女神, “我只要一个夏天,你们女神!/还要一个秋天让诗歌成熟,/我的心渴求着,能尽享/甜美的演奏,然后就死去。(《致命运女神》)”是美好的生命, “生命!世界的生命!你如圣林伫立,/我说,谁想夷平你,就用那柄利斧,/我却要在你之中幸福地居住。(《闲情逸致》)”是故乡,是自然,荷尔德林从非洲 “干涸的平原”、 “混沌的凝结”的冰极,回到莱茵河边,感受到的是温柔的风、安宁的树、微笑的花丛、奔放的群山、友好的阳光, “故乡的大自然!你如何保留了对我的忠诚?”所以,她心怀雄狮般果敢的胜利,她用正午的阳光照耀我们,她源源不断奉献出最佳者,她用希望使我们重返青春…… “你认识她,她赐我们桂冠,赐我们异域他乡的娱悦,/在我们进入坟墓之前,把/最圣洁的爱的渴望作为报答,/我们已开始的最美好祈愿,/她不费心机地在瞬间实现?”

对于荷尔德林来说,那时真正打开心灵世界找到圣洁之爱的其实是一个人,她就是苏赛特·龚塔尔特。1796年至1798年,荷尔德林经朋友介绍到美茵河畔法兰克福银行家雅科布·弗里德里希·龚塔尔特的宅邸担任家庭教师,被美貌的女主人苏赛特·龚塔尔特吸引,于是发生了爱情,而荷尔德林用取自柏拉图《宴饮篇》中苏格拉底遇到的 “爱的哲学”女祭司 “狄奥提玛”,为心目中的女神命名——这是属于他的 “爱的哲学”,这是归属于他的女祭司:

她枝繁叶茂,花蕾绽放,
生命之力重焕生机;
哦!我也重归生命,
如出自清风和光明,
我的花蕾快乐挣扎,
从干枯的苞壳萌发。

从已经紧闭的心道打开美丽世界,从干枯的苞壳到花蕾开放,从 “死气沉沉啼哭的病人”到内心涌起神性,这似乎是一种救赎, “唯有你才能/在你的和谐中生成/这天性的快乐完美!”不管是早期稿本,还是中期稿本,乃至后期稿本,这个 “狄奥提玛”一直以 “神性”的方式存在于荷尔德林的世界里,她唤醒了金色的童年,她给予了澄澈、圣洁和坦诚,她创造了高贵的生命,最后这种神性降落在凡人世界里,而荷尔德林似乎第一次从高处走向了地面,从英雄变成了凡人, “我要离开神衹的高处,/重被赐予美好的幸福,/愉悦地吟唱和观看,/现在重新回归凡俗。”

这是一次转变,对于荷尔德林来说,似乎更接近了大地和生命,也更深切地感受了国家和民族的现实,那些出现于颂歌体之后的箴言诗,其实闪烁着深刻的哲理,《索莫林的灵魂器官和公众》中他写道: “他们喜欢用它透视高雅的身体大厦,/可要由此到达塔尖,楼梯却太陡。”索莫林是德国著名的解剖学家,荷尔德林似乎要在他的解剖世界里看见灵魂的真正样子,看到德国民族的本质, “很多人和牧师结伴,因他在前庭逍遥,/但极少有人敢去圣地冒险。(《索莫林的灵魂器官和德国人》)”甚至有一种悲叹的情绪: “因为一旦头脑向前,尾巴就会跟随,/而德国诗人的经典时代已不再。(《出人头地者》)”。从神到人,从神性到人性,从崇高之处到大地之上,一切才变得真切, “笃信神性者,唯有/那自身即神性的人。(《众人的喝彩》)”那个具有神性的人是谁?它是瓦尼尼,一个意大利哲学家,因为其泛神论的思想最终于1619年被宗教法庭判为异教徒并以火刑处死,这对于荷尔德林来说,是重大的打击,所以他愤怒地喊道: “神圣的人!哦,你为什么不//从天空返回这火焰中,击中那恶棍们的头并呼唤风暴;/把这些野蛮人的灰烬/从大地清除,从家乡拋弃!(《瓦尼尼》)”

而这样的转变在1798-1800年的诗作中体现的更为充分,那时他已经和苏赛特·龚塔尔特分开,在悲歌体《阿克琉斯》中,他的失落溢于言表: “显赫的神之子!因为你失去心爱的人,/你去了海滩,你的泪水汇入了潮水,/向那神圣的深渊里悲诉着渴望,/在那宁静里,你的心远离舰船的喧嚣,”这种失落又归于众神的远离, “善良的众神!听一听人的每一个乞求吧,/啊!我忠实虔诚地喜爱你的神圣之光,/我生来就爱着你大地和泉水森林,/以渴慕和纯净之心感受着天父以太/和你——哦以你们的善良,减轻我的痛苦,/不要让我的灵魂过早地归于沉寂,”诗人在祈求,是因为诗人迷路在大自然中国,是因为失去了方向,是因为大地不再自由,是因为故乡远离而去,而高高在上的神祇呢, “赫里俄斯在我们头上微笑,/神明身单影只,也闷闷不乐,/因为他们永恒地居住/在璀璨的星空,神圣自由。”

诗人在迷失,神祇闷闷不乐,这是神性和人性的一种背离,所以从这个时期开始,荷尔德林显然从曾经作为神之子、大地之子、自然之子自上而下的传递,变成了自下而上的呼唤——这是实现泛神论的两条道路,而对于荷尔德林来说,两条道路并非是自由的选择,当一切人世和现实的迷失越来越重,他其实已经陷入了巨大的矛盾中,他看到了众神,但是却远离了自己, “我靠近了去看天空之神,/他们自己,他们把我深深地扔进生者之下/在那些虚伪的祭司之中,在黑暗里,我/对那些饱学之士唱起了警示的歌。/那里(《如同在节庆的日子……》)”他走向了大地,大地却像母亲一样成了寡妇,不再生儿育女;他渴望大自然,却在那森林、绿地、小路旁,不见了自然的踪迹;他想唤醒爱,可是狄奥提玛已不再, “看!我们坟丘,哦爱情已沉沦”;他回到了故乡,回到了海德堡,回到了内卡河,但是, “我是大地的/一个儿子;要爱,即要痛苦。”

那么众神在何处?父亲以太在何处?崇高者在何处? “可谁在忠诚心中深怀神性,/却眷恋家乡,只要许可,我将/自由地使用你们天之语言!/诠释和吟唱!(《在阿尔卑斯山下歌唱》)”这是荷尔德林作为一个诗人的矛盾, “诸神,你为何要/远在天边?现在/我的灵魂里充满了悲伤,”这是作为一个曾经神之子的哀伤,而这一切是因为 “时代已终结”: “因为大地之父亲已准备坚定地站在/时代的风暴中。但时代已终结。(《唯一者》)”而在这个时候,荷尔德林在自上而下相反的道路上寻找着 “诗意的栖居”,他要用诗歌的力量重新寻找超脱和拯救的力量,在他看来,我们都是 “大众的歌手,”,即使是 “盲歌手”,内心也有神的力量, “哦收下我承受的生命,/那是神从内心赐予我的。”诗人需要在严肃的生命中 “美丽的死”的勇气,需要具有 “不断更新”颂歌的天职, “他无所畏惧,他必须如此,人/孤独面对神,纯真护佑着他,/既不需武器,也不要诡计,/持久,直至神之缺失有助。”诗人提供的是另一个大地, “在内卡河的草场,在莱茵河畔,/那一切都意味着,再没有/别的更好的居处。”

诗人需要歌颂,需要写作,需要寻找,而这语言里的神性是不是带往自由之地? “我们却不知,天父是慈爱的,/大多数时候,他凌驾一切之上,/照料那些/坚硬的文字,并使现存的/语义明了。此后才是德意志歌声。”在《帕特摩斯》里,荷尔德林为诗人的拯救提供了一个文本,只有在这个文本里,德意志才能唱起属于自己的歌声,但是 “帕特摩斯”却注解了一种乌托邦的存在,它是地中海靠近小亚细亚的小岛,在历史上,古罗马时代将它为重要的流放地,后来便成为逃亡者的避难之地。诗人世界里的 “帕特摩斯”是个避难所,何来那改变一切的力量?何来注视众生的目光?何来栖居大地的诗意?

而荷尔德林也终于在最后的乌托邦世界里走向了孤独,走向了疯狂——当一种语言变成酒神的狂欢,甚至变成失去理性的妄语,那德意志的歌声也慢慢消遁于天空之下、大地之上,而诗人也最终成为一个 “游子”,在漫长而黑暗的36年时间里成为一个悲叹的符号,而那远去的世界里只留下依稀可闻的声音:

人辛勤劳作,却诗意地安居在这大地上。
然而,星夜的暗影并不比人更纯净,
如果我能这样说,
人即被称为神性的一个塑造。

文稿拾零

编号:E63·2180420·1468
作者:【阿根廷】博尔赫斯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7年06月第1版
定价:58.00元亚马逊34.20元
ISBN:9787532770007
页数:543页

曾经出现在《博尔赫斯全集》第一卷的目录中,但是后来在整套本的全集里消失不见了,或者是《文稿拾零》难以归类,又或者是出版社的疏漏,但是当这一个孤独的文本收入书库,也算是一种完成了关于博尔赫斯文本整体性的构建。《文稿拾零》收录了博尔赫斯担任布宜诺斯艾利斯《家庭》杂志 “外国书籍和作者”栏目主编时所写的短文二百余篇,内容涉及作家生平、创作、作品评论和新闻性的 “文学生活”。这些 “豆腐块”式的文字从梦魇、隐喻、时间谈到《神曲》的修辞意图、侦探小说的叙事法则,从莎士比亚、卡夫卡谈到曹雪芹、紫式部,是读书笔记和作家札记辑录。博尔赫斯相信许多 “二三流”作家的作品乃或街谈巷议中都可能有着堪与经典媲美的东西。


《文稿拾零》:突变和混合最富诗意

理解侦探小说这一样式如所有的文学样式一样,存活在不断的、微妙的违法之中。
——《理查德·赫尔<良好的意愿>》

那时我把一部作品称作 “隐者”,那时我把一种做法叫做 “乌龙”:《博尔赫斯全集Ⅰ》购买时被套装在一个匣子里,外面是透明的塑封,一种整体性的构筑仿佛封闭为不可打开的景观,但是在整体性观望几个月之后,终于还是被 “解构”了,一册一册拿出,一本一本阅读,除了《私人藏书:序言集》之外,它们都成为分叉的小径,让我通往博尔赫斯的迷宫。但是目录中分明列着那一本《文稿拾零》,在整体性的盒子里为什么却不见?

仅仅是存目?列入全集而被抽出,文本的 “隐者”实际上就是编排的乌龙, “国内最为完整、最为权威的博尔赫斯作品系列”,也变成了一种据说。但是隐者是需要献身的,当一本书以孤独的状态被挑选、被购买、被打开,以及被阅读,它又该以何种方式成为 “它们”中的一员?《博尔赫斯全集Ⅰ》之后是《博尔赫斯全集II》,小说散文之外是诗歌,一样是匣子,一样是文本组成的整体,但是当单本的《文稿拾零》夹在16册的虚构和12册的诗集之中,它又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

连阅读时间也呈现为一种尴尬的夹击状态:2017年完成阅读的《博尔赫斯全集Ⅰ》已经完全被打开,2019年将要阅读的《博尔赫斯全集II》即将开启,而既不属于昨天也不列入明天的《文稿拾零》,就这样在孤立的状态中成为 “别册”,一种没有归宿感的存在,就如书名一样,只是 “拾零”而已。一本书的 “隐者”的命运并非只是中国出版界的尴尬,甚至也成为博尔赫斯文本的一种遗忘现象,这不是博尔赫斯的创作计划,也不是他苦心经营的迷宫,而仅仅是推介:1936年,博尔赫斯在担任布宜诺斯艾利斯《家庭》杂志 “外国书籍和作者”栏目主编时,亲自撰写外国文学的介绍文章,而这些涉及作家生平、创作、作品评论和新闻性的 “文学生活”,当初的目的只是为了在父亲健康恶化时增加家庭收入。

于是,这些简单、碎片化的文章,看上去更像是一种功利的产物,文章短小,对于作家和作品几乎没有什么深入研究,甚至连题目都是简约得只有名字和书名,而在专栏持续三年时间里,博尔赫斯竟书写两百多篇文章,经常同一期内有数篇文章发表——无法深入,数目众多,当博尔赫斯的议论变成一种平面化的 “简介”,当 “文学生活”变成一种 “文稿拾零”,仿佛博尔赫斯这个标签也被解构了,像一本书,只能从整体性的世界里退身而出,成为全集之外的补漏,成为尴尬的 “隐者”,甚至成为消失的 “乌龙”。

但博尔赫斯毕竟是博尔赫斯,即使短小,即使碎片,即使为了赚钱,也闪烁着某种思想的光芒,介绍作者和作品,并非只是平面化的阐述,在博尔赫斯的注视下,他看到的也是内在的思想,也是革新的力量,也是犀利的笔法,也是个性化的评价。他说卡尔·桑德堡是 “美国第一位诗人”,也许,因为, “桑德堡的诗歌所使用的英语有点像他的嗓音和讲话方式;一种口语,交谈性的英语,他用的词汇在字典中是没有的,那是美国马路上的语言,充其量不过是英国的土语。”他说弗吉尼亚·吴尔夫是 “目前正在对英国小说进行有益尝试的最为聪明又最富想象力的作家之一”;他说,里昂·孚希特万格打破了德国只有形而上学研究人才、抒情诗人、博学者和预言家、翻译家的怪圈,成为 “德国小说”的开启性人物;他说尤金·奥尼尔的每一个新剧本都是一种新尝试, “一个人常常不知道在发生什么事情,但却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是可怕的。于是,从这里就产生了与音乐的联系,一种直接作用于我们的艺术。”他说,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光彩耀人的风格是 “无可争议的”,因为他是改变英国和法国哲学家直接关注宇宙和宇宙现象研究模式的德国哲学 “建筑师”——把 “伟大的、辩证的高楼大厦中的一个简单的动机”,看成是 “系统良好的对称性”……

卡尔·桑德堡之于美国诗歌,弗吉尼亚·吴尔夫之于英国小说,里昂·孚希特万格之于 “德国小说”,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之于哲学辩证,都有一种开创性意义,除此之外,他认为,吉卜林的神秘主义,阿道司·赫胥黎作品中的 “不纯洁的乐趣,艾略特诗歌中的 “阴郁和无能”,罗曼·罗兰的 “泛人道主义”,弗兰茨·卡夫卡的感染力,西奥多·德莱塞的作品酷似他 “忧郁的面孔,粗犷得像高山、大漠,且互不关联”,格雷厄姆·格林透露出的悲剧性,也都赋予了文学另一种景观,而从欧美回望阿根廷文学,他认为米格尔·德·乌纳穆诺是 “我们西班牙语世界首屈一指的作家”—— “他肉体的消亡并不是真正的死亡。尽管他本人备受争议、饱经折磨,有时甚至让人难以忍受,但他的确与我们在一起。”

对作者进行评价,必须通过作品得以阐述,所以对于博尔赫斯来说,评价作品更体现了他的独特风格,而具有革新力量的作品在他看来构成了强劲的冲击力,他认为古斯塔夫·梅林克的《法兰西百科全书》具有 “不正常的情况”:一是拒绝按照字母顺序排列,而尝试按照内容进行 “有机”分类;二是, “可以卸下旧页并换上订阅人以后定期收到的新书页”;他认为弗吉尼亚·吴尔夫的《奥兰多》是最有分量的小说, “也是我们代最独特和最令人不耐烦的小说之一,其中的英雄生活了三百年,有时他也是英国的象征,特别是象征着它的诗歌。”而全文没有情节、没有对话、没有动作的《海浪》,却 “充满了活生生的事实”;他认为阿道司·赫胥黎的《目的与手段》 “重新挑起了十八世纪初的著名争端——它产生了赫尔曼·布森鲍姆的格言或规则:‘目的证明手段。’”他认为,约翰·斯坦贝克的《人鼠之间》 “是它那一类粗野作品中的代表作”, “它简短明了,能一口气读下去,没有像爱伦·坡说的那种打破作品连贯性的停顿。粗野也有感人之处。”

但是在推荐的同时,博尔赫斯也从来没有忘记对作者和作品进行批评,在他看来,泰戈尔的写作只是在铺陈 “可怕的浪漫主义的陈词滥调”,是对含糊言辞不可抗拒的偏爱, “在他那一千零一首诗中,缺乏抒情诗的感染力,也缺乏起码的语言精炼。”对于发表了超现实主义宣言的布勒东,他认为他是矛盾的,一方面主张 “艺术应该拥有任何一种通行证”,另一方面却谴责 “对政治的无动于衷”,认为纯艺术 “常常被用来实现反动派最不纯洁的目的”,主张 “要有意识地、积极地参与革命的准备工作”,但是在博尔赫斯看来,这种把艺术工具化的做法最后变成了一种功利主义: “可怜的独立艺术变成了一个卖弄学问的委员会”;博尔赫斯说福克纳是首屈一指的小说家,他的能力远在其他作家之上,但是《野棕榈》这部小说里技巧却 “使人不适”,道理诗人发闷;在他看来,海明威通过《有钱人和没钱人》向 “垮掉的一代”展示屠杀,其目的是对他们进行教育, “这样的小说只能使人感到沮丧,在我们心中连尼采式的寓言的寓意也没有留下。”他认为,乔伊斯耕耘十六年而写下的《芬尼根的守灵夜》只是 “把英语梦呓中的双关语串连在一起。很难说这种串连不是失败和无能。”

和他小说中营造的迷宫一样,博尔赫斯相当多的篇幅涉及到侦探小说、幻想小说、寓言小说,他推荐了具有 “生物学的幻景”之誉的赫·乔·威尔斯作品《新人来自火星》、 “厚厚的预言小说”奥拉夫,斯特普尔顿《第一个和最后一个人》, “对宇宙进行了一次想象的探索”的奥拉夫·斯特普尔顿小说《造星者》, “继承了‘凶杀’一词令人生畏的传统”的菲尔波茨的《一个无耻之徒的画像》;他认为,福克纳的《押沙龙,押沙龙!》 “有着无穷的分解和无穷的黑色淫欲”,那些被妒忌心、酗酒、孤独和仇恨瓦解了的人们把密西西比州变成了一个大剧场;而詹姆斯·乔治·弗雷泽爵士的《原始宗教中对死亡的恐惧》虽然不是侦探小说,但是它在人类的既有理性之外打开了另一扇窗户, “它已经不是原始人轻信程度的遥远明证,而是人类学者轻信程度的直接文件。”

他特别介绍了马尼斯·惠特利、约·格·林克斯等《迈阿密城外的凶杀案》,因为在不仅仅是单纯的文本,而是一个大案卷, “它包括西部联盟的传真文件、好几份警察报告、两三封手写的信件、一幅地图、证人签过字的声明、证人的照片、一片带血的窗帘和几个信封。好奇的读者还要知道,在其中的一个信封里有一根火柴,另一个信封里是一根人的头发。”这一切是寄给佛罗里达的警察约翰·米尔顿·施瓦布的,是有关案子的事实,但是当这些证据变成文本的一部分,让读者去查看这些证据和照片,甚至研究人的头发,发现火柴的秘密,研究带血的窗帘片,最后让读者猜测或者推断出罪犯作案的方式,找出犯罪人。这的确是一种创作的革新之举,文本超越了文本,实际上将读者也纳入到案件里,甚至在这种打破规则的做法中,让读者的某种恐惧心理达到最大值,所以他认为,侦探小说分两种,一种是蹩脚的,就是用那些物质组织破案的线索:一扇秘密的门、一把假胡子,而物质仅仅是物质,它们游离在作品的整体性之外;而另一种则是心理意义上的,一句谎言、一种思维习惯、一种迷信都可能成为侦探小说的内在线索, “侦探小说如果不想成为一本难以卒读的书,那么也应该成为心理小说。凭一个个悬念就写上三百页,那是荒唐可笑的,三十页已够多了……”所以他把出版于一八六八年的威尔基·科林斯《月亮宝石》称作是 “第一部载入历史的侦探小说”,原因在于它就是一部优秀的心理小说。《迈阿密城外的凶杀案》虽然呈现了那些小说中的物品,甚至将案件的线索物化在读者面前,但已经超越了物质,渗透到现实里,或者把读者拉进了小说中,谁不在这样的现实化虚构中看见那些凶手,看见了杀人的场景,看见了死亡的可怖?

侦探小说必须在心理意义上打开一扇窗口,而对于博尔赫斯来说,东方文学也成为西方文学之外的另一扇窗口,在曹雪芹的《红楼梦》里,博尔赫斯看到了那一座迷宫, “我们好像在一幢具有许多院落的宅子里迷了路。”无论是第五章里的魔幻,还是第六章的 “初试云雨情”,一直到最后,博尔赫斯认为, “全书充斥绝望的肉欲。主题是一个人的堕落和最后以皈依神秘来赎罪。”迷宫带来的是如梦境一样的世界,但比梦境更显精彩, “因为作者没有告诉我们这是在做梦,而且直到做梦人醒来,我们都认为它们是现实。”而对于施耐庵的《水浒传》,他认为这部创作于十三世纪的 “流浪汉体小说”超越了十七世纪西班牙同类小说, “它完全没有说教,有时情节的展开像史诗般广阔(有围困山寨和城市的场面),以及对超自然和魔幻方面的描写令人信服。”而在阅读紫式部的《源氏物语》时,他认为,这就是一部心理小说,而且, “愿向所有阅读这段文字的读者推荐这部小说。”

《红楼梦》和《水浒传》,博尔赫斯所阅读的版本是根据弗兰茨·库恩博士的的德文译本翻译的,《源氏物语》则是东方学家阿瑟·威利翻译的,这似乎就存在着不同语言的翻译问题,小说或者并没有太多显出翻译带来的问题,但是在阅读《诗经》时,这种问题似乎就很突出了,他讲到在一九一六年的时候,带着热情和虔诚攻读一位中国哲学家的英文版作品,因为一句话在不同的译者中产生了争议,于是,在他看来,翻译变成了 “神秘的疑团”,于是在他心里变成了一种影子, “每当命运让我面对中国或阿拉伯文学的经典著作的‘忠实译本’时,我都会回想起那件痛苦的往事。”于是面对《诗经》,他开始自己翻译,《诗经·国风·终风》说:

终风且暴,顾我则笑。
谑浪笑敖,中心是悼。
终风且霾,惠然肯来。
终风且瞳,不日有曀。
寤言不寐,愿言则嚏。
曀曀其阴,虺虺其雷。
寤言不寐,愿言则怀。

而对抗韵脚的博尔赫斯翻译成了一段述说爱情哀怨的诗:

那天狂风大作,你对我既看且笑;
但那神色不无嘲弄,我心痛如绞。
那日沙暴横行,你与我诚心相约;
可你并未如期来到
我思绪万千。
风吹得昏天黑地,白昼如同黑夜;
我辗转反侧,无法入睡,
欲火中烧。
忧伤的阴影,随着轰鸣的雷声;
辗转反侧,无法入睡,
欲死不能。

在翻译中失去了什么,又营造了什么?文本和翻译之间,一种语言和另一种语言转换中,到底失去得比获得的多,还是在遗失和对抗中反而打开了新的窗口?引用诺瓦利斯的那句名言就是: “突变和混合最富诗意。”不是语言不可更改,不是翻译必须终于原著,而是如何在突变和混合中找到诗意, “包罗万象使一些名作具有特殊的吸引力”,那部长达三百多页的《龙之书》里,有谚语,有鬼怪故事,有庄子梦蝶,对于博尔赫斯来说,或者就是另一种文本,甚至翻译更像是构建了另一座迷宫,如梦,如 “小说中的小说”:那孩提时代硕大的饼干盒、塞万提斯《堂吉诃德》里短篇小说之外的另一个短篇小说、阿普列乌斯《金驴记》里不断插入的著名故事,以及《一千零一夜》、《哈姆雷特》、古斯塔夫·梅林克的《假人》,都是 “小说中的小说”的实践,而循环、无限的可能性把现实带入到梦境中,正如引用叔本华所说, “做梦和生活是同一部书中的书页,逐页阅读是生活,随意浏览是做梦。画中画和书中书有助于我理解其含义。”

侦探小说把读者带入案件中,翻译中自己创造可能的梦,这其实更可以认为是博尔赫斯在介绍作家、作品时展现了他作为虚构作者的一面,所以在这两百多篇的 “文稿拾零”中,博尔赫斯并非是一个永远站在编者、读者的位置上,有时候他就是一个作者,而那些文本也成为他的迷宫,在介绍哈利法克斯爵士的鬼怪小说时,他讲述了一个故事: “两位先生同坐在火车的一节车厢里,一位说:‘我不相信鬼魂。’‘真的吗?’另一位反问道,随即便消失了。”博尔赫斯翻译了亚历山大·莱恩《闹鬼的公共汽车》,其中一段就是 “魔幻小说的可能结尾”: “‘我的天!’男子说,‘门上好像没有把手。我们被关在里面了……’‘不是两个,只有一个人!’姑娘说着,穿过了厚实的门不见了。”这是博尔赫斯的文本,这是博尔赫斯的小说,这也是博尔赫斯制造的噩梦, “是噩梦产生了怪物,而不是怪物产生了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