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拜五——太平洋上的灵薄狱

编号:C38·1970714·0388
作者:(法)米歇尔·图尼埃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1997年1月第一版
定价:12.50元
页数:305页

1967年发表并获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的这部小说是初期资本主义发迹史的另一种版本,笛福的“鲁滨逊”却成了礼拜五,一个鲁滨逊自己王国中的臣民,这种改编不仅只是小说人物与叙述角度的不同,更是英国写作与法国写作的根本区别。“灵簿狱”指未受洗得儿童及妇人灵魂所居之地,作为一个黑人臣民的修饰语,正是图尼埃对一种经典的反叛以及个人信仰的写照,它可以满足不同的阅读欲望。


《礼拜五》:因为他自以为已经死去

从此以后,他们一共是四个人生活在这个岛上。其中有一个真鲁滨孙,还有一个竹子做成的木偶,一个真礼拜五,还有一个沙土塑像。
                      ——《第九章》
 

真的或者假的,活着或者死去,在一个封闭的孤岛上,游戏总是超过了现实的意义,椰壳做的脑袋,竹竿穿着胳膊和腿,形象和驱鸟人一样,或者还有水手帽,对于礼拜五来说,他只是一个木偶,也可以叫做鲁滨孙·克罗素,“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希望岛的总督。”但最后不是尊敬不是对于主人的礼节,而是鞭打破坏和狂笑,只是,礼拜五会用另外的拥抱对鲁滨孙一个亲吻。这叫心领神会,礼拜五之于鲁滨孙,和鲁滨孙之于礼拜五,也是一个木偶的喜剧,湿湿的沙子,趴在地上,海藻当作头发,露出棕色的头发,“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礼拜五,吃蛇吞虫的人。”也是鞭打也是破坏,脊背、屁股和大腿被抽打得体无完肤,或者也是一种欢笑。

四个人,他们一起欢笑,一起詈骂,一起殴打,一起发怒——这是关于替身的游戏,这是关于复制的命名,鲁滨孙·克罗素和礼拜五,只属于一个人,而木偶或者沙雕,则变成了想象之外的符号。或者还可以进一步深化这个游戏,将自己的身体做另一个替身,假胡子,草帽、破布,礼拜五变成了鲁滨孙,“我是鲁滨孙·克罗素,英格兰约克郡人氏,野蛮人礼拜五的主人!”这是礼拜五的“他命名”,而鲁滨孙的“他命名”则是站起来跑到森林里去,然后用椰果汁搽脸抹身体,兽皮缠腰布,“你看,我就是礼拜五!”

仪式完成了,礼拜五变成了鲁滨孙,鲁滨孙变成了礼拜五,游戏一种,也是孤岛上的生活一种,谁是谁的疑问变成了谁不是谁的快意解构,对于礼拜五来说,是对于奴隶身份的解脱,而对于鲁滨孙来说,则是对于过去身份的一种怀疑和否定。但是“过去”在哪里?在解救阿劳干人并给他叫“礼拜五”的名字的时候?还是在孤岛上颁布宪章和刑法的时候?或者还是在弗吉尼亚号处在南纬三十二度的纬线上?或者在回溯历史,将时间从一个浓郁的殖民故事中解脱出来,或者是在那个叫笛福对于那场海难的描述和对于幸存者的虚构中,而那时虚构的鲁滨孙不叫鲁滨孙,而叫“鲁滨逊”。这或许这是文本阅读中的一种变迁,当时间以如此不同的命名再次循环到同一片海域同一个荒岛,甚至同一个礼拜五的时候,真正的仪式早就开始了,“过去”不是鲁滨孙需要去遗憾和遗忘的,它其实全部来自于小说外的那个时间陷阱。

笛福之死,鲁滨逊之死,再后来就变成弗吉尼亚号之死,以及“一七五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下午将尽的时刻”之死,那时候世界全部是一个虚构的开始,船长拿着塔罗牌,所有的命运都不在这纸牌上,在现实的大海上,在大风大浪的肆虐中,在等待的那个孤岛上,所以创世神也变成了一张虚构的塔罗牌。拿在船长手里的游戏,一样指向虚幻的终点:死亡。“我们不能忘记,这位创世神自己也是一个卖艺人:他的功业,他建立的秩序,全都是虚幻的。”创世神化身为一个街头艺人,“站在摊满一大堆古里古怪的东西的工作台前面”,而那些战胜的大自然里没有创世神的秩序,只有被破坏和被颠覆,创造不敌毁坏,生不敌死,这就是一个神话的反讽,而那种充满寓言的塔罗牌,就是一条“咬住自己尾巴的蛇”,自身封闭圆满无缺的性爱形态,像是“人的完美形态的极致”,但是在没有最后的目的面前,这一条蛇只是对于神谕的死亡做出的另一个预测——那里不是时间与永恒,生与死的中间的那个太阳城,也没有如孩子般天真纯洁的居民,一切都变成了最后的呼喊:朱庇特!“不就是他刚才透过暴风雨轰鸣声听到的那个个词吗?”天神朱庇特在那无尽的黑夜里,在被改写的时间和故事里,是的,神不在现场,朱庇特也不在现场,“不对,不对!是陆地,陆地!”

朱庇特就是变异为陆地的那个词,所以当鲁滨孙变成木偶,礼拜五变成沙土,或者鲁滨孙变成奴隶的礼拜五,礼拜五变成主人的鲁滨孙,都只是替换的身份,都只是一个游戏,所以秩序在某种无靠的个人世界里,它只是一个自娱自乐的游戏。可是,当从那艘弗吉尼亚号被冲到荒岛上的时候,谁也不会那么无谓地将自己当成是玩笑的对象,汹涌的波涛是命运的象征,被抛到沙滩上并且能找到那艘船的残骸和死去的船员的时候,对于鲁滨孙来说,一定是恐惧、不安,以及极力想要寻找“别人”的欲望,他举目四望,他荒岛求生,在一个刚刚被跑向孤独世界的时候,他一定想要的重新寻找自己适应的世界,自己适应的秩序,所以鲁滨孙的命名开始了。

一种当然是物的命名,那个岛他叫“荒凉岛”,《圣经·旧约·以赛亚书》上的“荒凉”一词原文还含有失望之义,“那么当然就是荒凉岛了。”从《圣经》而来的命名当然带着某种救赎的意义,荒凉而具有的失望,首先就是否定,就是不安,就是孤独和恐惧,“一种担心丧失心智的恐惧感,第一次从他心头掠过。自此以后,这种恐惧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他。”生存是唯一的选择,所以对于宗教救赎的怀疑也就成为必然,他想用船逃离这个孤岛,而那艘建造的船,他名之曰“越狱号”——在宗教中,人类的救赎就是从方舟开始的,而鲁滨孙的“越狱号”命名当然也是对于那种圣经故事的怀疑。而他想用挖水道来使自己的那艘船逃出荒岛,也变成了一件如“太阳岛”般乌托邦的事,“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就是他还能活在世上身体状况处在最佳状态,无疑也不足以完成这项工程。”无法完成就是无法救赎,这是一个关于个体生命最直接的考验,对于鲁滨孙来说,失望一定是颠覆。而这种颠覆不仅是宗教意义上对于救赎的否定,还有现实意义上的“离开”,他命名见到一艘西班牙大帆船,还亲眼看见了船上的那个少女,但是大帆船并没有注意到他,顾自远去,希望破灭的鲁滨孙似乎只能用一种近乎诅咒来命名:“他才给西班牙大帆船上那位少女想好一个姓名——其实只是名字。名字是露茜,他的一个少年夭折的妹妹就叫这名字。”夭折的妹妹,已经属于远去的时代,而那艘大帆船里离去的少女也是给他这样无情的离去。

曾经,他就是活在原来的秩序中,“只有过去才是一种值得注意的存在,才具有一种值得注意的价值。现在的意义不过是回忆的源泉,现在制造过去之所以要生存下去,其重要作用就在于过去这可贵资本的增加。”当面对孤岛的时候,鲁滨孙曾经以为用以前的秩序能够使自己确定生存的价值,但是,这只是他在水洼地上推论出来的哲学,这样的命名终归只是孤独者的恐惧,在偏向感性一面时,鲁滨孙也不得不去思考更终极的目的:如何活下去。其实,对于鲁滨孙有更多的的选择,除了记忆和过去,他还有从弗吉尼亚号带来的打火石,还有从文明社会带来的智慧、知识、《圣经》以及自我否定的勇气。这荒岛对于鲁滨孙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他命名为“新的纪元”,这个纪元是以弗吉尼亚号失事的时间为起点,一七五九年九月三十日午夜二时到“他在一棵枯死的松树树干上刻上一道印记”的时间,是无法确定、难以规定和充满黑暗和哭号的,所以这也是过渡的时间,是“与人世的日历”一刀两断,被阻隔的汪洋大海,就像被阻隔在文明世界之外,阻隔在“他人”之外。

而在新的纪元里,鲁滨孙成为自己社会里的一个公民,所有的秩序都有自己设定:

他开垦整整几公顷的草地和森林,并播下种去,把南方到处生长的一些种植品种如萝卜、蔓菁和酸模移到整整一块田地上,并注意保护,防止鸟雀和昆虫侵害,设置好二十处蜂房,开始移殖最初几批蜂群,他在沿海边上挖出几处淡水和海水的养鱼池,养殖欧鳊鱼、海天使鱼、高鳍石首鱼,还有螯虾。他贮存了大量的干果、干熏肉、咸鱼,以及硬而易碎可以无限期保存、像白垩似的干酪,他还发明了一种制糖方法,用这种方法可以制果酱和果脯蜜饯。

他在土地上烧荒、翻耕、播种,他驯养山羊,他烘烤面包,他设置原始的漏壶以计时,甚至他将这座岛从荒凉岛改名为“希望岛”——《圣经》上以令人赞绝的悖论论证了绝望乃不可饶恕之罪,而希望则是三德之一。从绝望回到希望,从荒凉回归到斯佩朗萨,命名的过程就是一种秩序的更替,他也用自己的文明社会的记忆和思考写下了《航海日志》:“我的胜利,那就是用我的精神秩序加之于希望岛抵制它的自然秩序,自然秩序并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就是绝对混乱的另一个名称而已。”否定恐惧带来的自然秩序,否定荒岛里的生存哲学,对于鲁滨孙来说,他甚至可以试着去忘掉那些早已存在着的时间,“时间不会置他于不顾竟自流向无底的深渊了,自此以后,他觉得自己是规律化、自主的了,总之他感到他自己也有家庭的意味。”家庭的意味是因为他消灭了自我的恐惧,消灭了既有的秩序,消灭了弗吉尼亚代表的文明社会的种种记忆,“由于绝无仅有的一个人的心灵的力量,整个这岛也将渐渐变得具有这种意味了。”

是的,整座岛都仿佛是他自己的了,不管是曾经要适应的他人秩序还是自然秩序,对于鲁滨孙来说,都慢慢变成了“自我秩序”,从一个人到一个家的感觉,再然后便是“一个国家的诞生”——法律的颁布使鲁滨孙成为荒岛上的“总督”,他的“希望岛宪章”和“希望岛刑法”一样,要在“本地区历法第一千日开始实施”,“第一千日”是带着他个人的印记,成为“鲁滨孙时间”,而在“宪章”第一款上写道:“他以总督的名义,对于该岛全部领土,包括按其内心智慧之光所昭示的有关方向与航道应包括在内的水上领域,具有立法并以实施的全权。”他是总督,他是法律的制定者,他也将成为法律的制约者,而对于鲁滨孙来说,这是他走出原先那个自我的第一步,将一切推翻的意义便是使自己成为一个死去之后的物,弗吉尼亚号上的尸体死亡“让我沉陷在这样一句语义双关反论中而无法自拔:我就是某一个物”。这个物是超越过去的秩序,超越弗吉尼亚号,超越文明,而自我也成为另一个新建的“物”:“这样,我就在我之外建立了一个个体,姓克罗索,名鲁滨孙,身高六尺,等等。”新的个体,新的物,而我可以“在一旁看着他在岛上生存、发展,既不再去利用他的时间,也不为他的种种不幸而受苦受罪”。脱离了这样的秩序约束,脱离了身体之形,对于鲁滨孙来说,这是一次形而上意义的自我拯救,他也为自己自然之性的满足准备了条件。

所以,在鲁滨孙看来,由环境情势所拒绝的那个人已经取代了文明秩序下的人,或者说,一个逐渐非人化的鲁滨孙已经代替了那个“逐渐人化的城市的总督”,或者也是“以人造之物代替自有之物”,这是人类的本性问题,鲁滨孙说,正是这一点“才把人从动物区别出来”,所以荒岛即使被命名为“希望”,即使有文明社会的种植技术,计时工具,以及充满智慧的航海日志,甚至有宪章和刑法,但是对于孤独的鲁滨孙来说,人还有一种动物的原始欲望,这种愿望从最初的意淫变成了最后的模拟,不仅那里的山洞“奇迹般地把子宫湿暖黑暗的宁静与坟墓的宁静合而为一,它把今生和彼岸连接贯通起来了”其实,对于鲁滨孙来说,“山洞”连隐喻的意义也被消解了,而成为赤裸裸的生活之一种。那棵受到雷击的吉阿伊树,成为鲁滨孙的“植物通道”:“最后,他赤身伏在那被击倒的树上,他两臂紧抱着树干,他的生殖器冒险探入两条主枝分开之间那个小小的长着苔藓的凹洞。”

在他的《航海日志》上曾经记着:“我嘴上空说:女人,乳房,大腿,被我的欲望所分开的大腿。一无所有。这些词具有的魔力已告失效。只是一些音响,flatus vocis。这是不是说我的欲望因为缺乏营养已经死灭?决不是!这生命之泉在我身上我始终感觉得到涌流不息,不过,变得全无所用了。”欲望不是失去了魔力,而是在秩序和文明社会的约束下无法返回去成为一个自然化的人,所以当在“植物通道”里完成了最直接的命名,鲁滨孙的疑问是:我“是不是人类谱系中返回到生命的植物类的源泉的最后一人?”

不是最后一人,但可能是最先一个,希望岛也不是一个女人,不具备女性的天性,所有的心灵和肉体其实都是在返回自然的途中寻找解脱的方法。圣书上写道:“若不像一个小孩子,是进不了天国的。”那么这小孩的样子,是不是正如鲁滨孙自己定义的是那个自然的我,那个消灭了秩序、消灭了总督,消灭了文明的自我,那个物。可是当礼拜五偶然出现在鲁滨孙面前的时候,他甚至也想到了从死亡的“物”中重新活过来,重新在自己的秩序中开始岛上的生活——因为岛上已经不再是自己一个人了,有了对象有了听他话的礼拜五,有了他命名的礼拜五,所有的秩序、宪章、刑法、总督都回来了。礼拜六只是一个阿劳干人,在他面前迅即成为“野蛮人”,这是自然而形成的等级,“根本算不上是人类”其实已经将其排除在“共生”之外。他在命名之外,甚至给他发工资,还将“世界上监狱里荒谬无理的苦役强加于他,简直可以说是最卑鄙的迫害”。虽然看起来,他和礼拜五保持着某种和谐,但实际上,鲁滨孙还是感觉到了礼拜五所代表的“动物性”和自己的人性之间的冲突,礼拜五甚至还在“绯色小谿谷内到处散布精液”,这是对鲁滨孙的模仿,还是对自然欲望发泄的戏谑?看起来的一个偶然事件,最后“竟被引经据典,与波提乏同约瑟的事混为一谈了”。在不同的审视标准,不同的宗教和欲望中,对立解构了礼拜五的动物性,也解构了鲁滨孙的人性,其实在一个没有他人的荒岛上,他们都是平等的,他们都是孤独的,木偶和沙土雕像是一种消解对立的游戏,但其实,在象征着诞生和死亡的“礼拜五”身上,一定是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而这种矛盾也只有鲁滨孙能够看到,“在礼拜五和我已经进入最高境界时,性的区别已经被超越了,礼拜五可以与维纳斯同一,同样也可以用人类的语言说成:我把我自己大大张开来承受最大的星体授精。”这仅仅是对于性意义对立的消解,但是在那艘关于人类文明的“双桅船白鸟号船”到达荒岛之后,这种对立便成为了他们各自新的选择:礼拜五逃跑了,鲁滨孙放弃了离开孤岛。

礼拜五不见了,从来他就属于没有秩序的生活中,原始、野蛮,充满生与死的恐惧,所以他的到来和离去都只是一次偶然事件,都是对于从物回归到物,从自我回归到自我的必然选择,从此他不会叫礼拜五,他只是一个通的阿劳干人。而鲁滨孙呢,他拒绝搭上白鸟号,决定留在希望岛上,因为他在这艘代表人类文明的船只上看到了一种可怕的秩序,一种包罗着语言和行为的罗网,“让他再度回到那个庞大的体系之中去”。从“一七五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下午将尽的时刻”到“一七八七年十二月月十九日,礼拜三,阁下,” 时间正好是二十八年零两个月又十九天,而在这孤岛上,时间对于鲁滨孙来说并不是一种难熬的痛苦,而变成了新的不可摆脱的个人秩序,而在这些时间的秩序之列中,一切都是荒谬的,连同人生和青春:“希望岛在太阳神照耀之下,在永久的现时之中,颤栗着、激动着,既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永远是现在。”

而现在是不是永远只有一种秩序?当礼拜五失踪之后,一个小孩却又来到了鲁滨孙的身边,他是白鸟号上的罪人,被现代文明的规则惩罚,所以小孩留在鲁滨孙的身边,留在荒凉岛上,也可以是一种反抗和逃避。鲁滨孙不希望这是一种时间的循环往复,所以在礼拜五之后,鲁滨孙对他说:“以后你就叫礼拜四好了。礼拜四,是天神朱庇特的节日。这一天,也是孩子们的礼拜天。”

从礼拜五到礼拜四,并不只是一次新的命名,而其实这是接近神谕的发现,朱庇特不正是那个叫“陆地”的天神的词?而这一天也是孩子们的礼拜天,“圣书上写道:若不像一个小孩子,是进不了天国的。”那么,最接近天国的就是新的礼拜四,就是新的鲁滨孙,就是以为自己死去的那个异化的现代人。

瓦雷里诗歌全集

编号:S38·1970310·0356
作者:(法)瓦雷里
出版:中国文学出版社
版本:1996年9月第一版
定价:12.80元
页数:348页

瓦雷里,法国19世纪末20世纪的著名诗人,现代主义中的“纯诗”代表,他把语言上升为一种美学,对诗歌的音乐、象征进行了新的创造,他直接发扬与发展了马拉美的诗歌理论,并深受尼采、伯格森等人哲学思想的影响。诗歌洋溢着一种生命蓬勃的力量,而童年时的大海给了瓦雷里一生不尽的源泉,《年轻的命运女神》、《海滨墓园》中透出的清新气质使法国诗歌在美学上有了巨大的飞跃。墓志铭为:“放眼眺望这神圣的宁静,该是对你死后多美的报偿。”


《瓦雷里诗歌全集》:我已一半死亡一半不朽

不,不!……站起来吧!投入那奔涌而来的世纪!
我的躯体呵,快粉碎这思虑重重的形式!
襟怀呵,畅饮这长风的生机!
大海飘逸的清新
给了我灵魂的苏醒……咸味的力呵!
让我们奔向海涛,勃发不尽的生力!
        ——《海滨墓园》

原本是平静的屋顶,是公正的中午,是神圣的宁静,是沉思的美丽,即使大海扬起长涛短浪,对于登上墓园顶端的水手来说,也是一份俯瞰时的安详静穆,“掷出这神圣高傲的一瞥,/仿佛是我向上帝奉上的崇高贡献。”但是在这松林和荒冢间,在这制造死亡的森森白骨里,生命如何才能在“冥冥的虚无”中拥有灵魂的永恒?肉体是一种短暂的存在,当年他们谈笑风生,可是如今安在?个人的风采已不见,多情的眼睛已不见,只有蛆虫的蠕动洞,只有红色的粘土,只有墓地的鲜花。而生命的意义应该是抛却这些物质的虚无,抛却这被命名的名字:“名字有什么关系!它在看,在要,在想,在摸索,/它喜欢我的肉体,甚至爬上我的床,/正因为我属于这个活生生的爱才有生命!”

活生生的爱,活生生的生命,在“海滨墓园”的神圣宁静中如何才能找到对于灵魂的“崇高贡献”?品达说:“亲爱的灵魂,别去追求/不死的生命,尽量去做可行的事情。”在这首《庇提亚颂》里,品达安放着一个不死的灵魂,可行的事情是永恒的事情,是神圣的事情,所以深受这首诗影响的瓦雷里在这“时光的神殿”中找到了灵魂的强力,只有强力才能将生命塑造成一个“正义凛凛的可敬勇士”,在骄阳的火把照彻中,在内心伟大的回声中,“带着无情利箭的光”,轰然制造伟大而神圣的力量,这是生命的空白之后的纯粹创造,这是去除苦涩、阴郁、清脆的生命空壳之后拥有的“灵魂震响”,站起来,而且投入奔涌而来的世纪,而躯体,在被粉碎的形式中得到新生,这新生拥有大海飘逸的清新,拥有咸味的力量,拥有“奔向海涛,勃发不尽的生力”——灵魂苏醒,便是将肉体的腐烂当成是另一个站立的起点,荡漾着如大海深处的力,永恒不息。

灵魂苏醒,也是我的苏醒。“对于我,纯属在一个极偶然的机会内心构思的一种结果。”1920年的那个下午,来访的朋友雅克·里维叶以不以为然的态度阅读了这首诗,而在这首正处在修改、删减、替换状态中的诗突然就让瓦雷里找到了一种“与我本身的实际毫无关系”的创造性发现,不能回到我所写的,那就必须走向一种“别具一格”的创作道路,精雕细琢之后,是“一个个新的自我相互对立着”,而这种对立就是瓦雷里在十年的时间中在诗歌中找寻的突破:“诗,与其说是一种行为,不如说是一种练习;与其说是一种超脱,不如说是一种求索;与其说是一种将之公诸于世的准备,不如说是自我对自我的操纵,它们似乎使我懂得了更多的事物。”自我对自我的操纵,在某种意义上是舍弃和新生,不是为了写诗的行为本身,不是为了精神的逃脱,甚至不是为了让雅克·里维叶在1920年到访的下午的认可而公诸于众,而是在自我的不断操纵中抵达那种境界:“诗歌要求或暗示出一个迥然不同的境界,一个类似于音乐的世界,一种各种声音的彼此关系的境界:在这个境界里产生和流动着音乐的思维。”

音乐的境界,彼此关联的境界,而创造这种境界就是自我的强力爆发,是“让我们奔向海涛,勃发不尽的生力”的绵延不绝,瓦雷里说:“将普通词语委宛曲折成出乎意表的形态而不损坏其必备形式的那种强力,将难以言说的事物用扣人心弦和简洁的方式加以言说,尤其是对于综合、和谐、观念的同时性驾驭,这些在我看来,是我们的艺术至高无上的目标。”仿佛站在海滨墓园的顶端,俯瞰大海,俯瞰松林,那光亮便如灵魂的色泽照亮世界,而那俯瞰的水手也变成了一个真正的诗人,“我喜欢使自己成为一位诗人和一首诗”,诗人是作者,本身也是一首诗,诗人和诗歌的合一就是“自我对自我的操纵”,也只有在这个时候,诗人再创造的强力下才不至于成为一个杂乱无章中写作的人,那诗歌也再不是把意义与声音,内容与形式轻而易举分开来的散文。

持续着的创造,持续着的强力,只有诗歌才能驾驭语言,给语言以形式,给语言以声音,给语言以比例,“我所说的诗歌境界,由众多的,更确切说是浓稠的形象、形态、谐音、叠韵通过曲折萦回和节奏而加以展示,从本质上说,永远避免重蹈散文的覆辙:或者使之令人感到遗憾,或者专一地追逐观念。……”那些浓稠的形象、形态、谐音、叠韵,那些曲折萦回和节奏的展示,引用伏尔泰的话说就是:“只有精细之美,才成其为诗。”精细是诗歌的灵魂,而纯诗是一种观念也是一种形式,所以对于瓦雷里来说,精细是海空辽阔、充满阳光的塞特童年生活,是被奉为“床头书”和“圣经”的于斯曼《傲世者》的意蕴,是马拉美“世界的最终目的就是完成一部好书”的思想,是瓦雷里一直建造的那座精神上的小岛:“尽管它是一种非常世俗和平凡的自然,我却将之渐渐经营成秘密的小园,我在那里哺育着形象,这些形象渐渐成为我自己的,而且只能是我的那些形象……”

瓦雷里:成为一个诗人和一首诗

小岛上是大海,是波涛,是海风,是灵蛇,是水仙,在那里,“纺线女坐在斐然的青色里,/旋律柔美的小园摇动一片秀色,/古老纺车的嗡鸣将她陶醉(《纺线女》)”在那里,海伦“在那浪花的嬉闹里,含着襟抱深沉的微笑;/伸出宽宏有度的臂膀将我抱吻。(《海伦》)”在那里,维纳斯“那泛起无情而朦胧眼波的美目/悠游自如,将水之巧笑,浪之漫舞,/溶入那危险四伏的缤纷电阿的纹路。(《维纳斯的诞生》)”在那里,奥菲“溶入那夕阳的金色,专心致志/在琴弦上为博大的灵魂将一曲伟大颂歌奏响!(《奥菲》)”那是一个仙境:“一旦命运的宝石用一声呼叫/和一串日子将整个辽阔的寓言撕碎,/椰美若柔粉玫瑰的肉体便开始颤栗。(《仙境(之一)》)”那是“沉睡的树林”:“你的脸是这样的清秀,晕红是这样的柔缓,/千万别将那纹路的欢欣驱走,/它正将这休憩在它废沟的阳光秘密地消受。(《沉睡的树林》)”明月、银辉、衣裙,白的圣洁,白的轻盈,像“珠之贞洁、玑之润美”,像“织成梦丝纷飞”。

而在世界里,水仙便成为那“自我对自我操纵”的象征,在《水仙恋语》里,起先是“多想栖入你们那皎洁的裸瑰”的向往:“我已将那颗心灵抛入茫茫苇荡。/湛蓝呵,我弱不经风的玉体似不能将这哀伤的姣美撑起,/我只知沉湎于这幻幻水境/将欢笑和那昔日的玫瑰忘记。”湛蓝的苇荡,哀伤的娇美,在幻幻水境中沉湎,但是这“弱不禁风的玉体”如何被诱惑?“那夕阳余辉留下的倒影成了赤裸的未婚夫婿,/在那将我诱惑的悠悠苍白的逝水里……/他像一位潇洒的魔鬼冷若冰霜又令人心荡神驰!”身体与身体,美艳与美艳,是契合,也是倒影的吸引,所以赴死才会显得那么义无反顾,“别了,纳尔西斯……我正死去!在这黄昏降临的时际,/我的形体随心灵之气化为粼粼清漪,/笛声悠悠,掠过云霭茫茫的穹天/娓娓传诉熙攘而进、鸣声清脆的畜群的怨凄。”身体化身为粼粼清漪,正死去的自我是为了告别“畜群的怨凄”,是为了寻找一个新的灵魂,所以,最后,“哪怕一缕希望的气息也会吹破这晶莹的纯碧!/将我飘流的微风漾起涟漪,令人心醉神迷,/我的气息又给我凄冷的幽笛添几分生机/承这灵敏乐手的宽宏慰我心曲!”这是死亡之后的永恒,也是自我发现自我的突围,使自己最终成为了一部好书。

可是这赴死,这永恒,这新生,只是对于纯净自然的向往,是对于精神小岛的一种投射,对于瓦雷里来说,大海、波涛、海风、灵、水仙所组成的精神意象充满了女性的拜物教思想,实际上,这种传达、修饰和追求无法是发现一个自然,只是在纯诗的入口处观望和抒情,纯诗不是只是去除散文的意象和语言,不是拥有的音乐的延续性,不是为了和谐的意义,“纯诗的概念是:—种不能接受的概念,是一种欲望的理想范围,又是诗人的努力和强力所在……”瓦雷里《论纯诗》中明确地将纯诗视作一种欲望的理想,一种诗人努力的强力,也就是说:“对于诗人来说,关键在于创造一个与实际秩序毫无关系的世界的、事物的秩序和关系体系。”自我对自我的操控,还要自我对世界的操控,对秩序的操控,这样诗歌就不光是精神的小岛,而是整个世界。

所以1917年的《年轻的命运女神》就是用“一种意志的体现,是一种心往神驰、重操旧业和心打磨的练习”的结晶来制造新的世界,“我是从语言出发的,起先只是为了写成一首一页纸可容的诗,但是渐次展开,便形成这最后的容量,它是一朵人造的花朵的自然成长。”这首给安德烈·纪德的献诗里充满着命运的哭泣,充满着心灵的痛苦,以及梦想的罪恶,“我随着咬住我的蛇在这森林中遨游”,还有“锋尖刺透我的朦胧”,鸩酒浸入到我深深的伤口,死亡的痛苦变成了光,“在我沉思的地狱里看到无望的边缘……”,而在这样的死亡欲望面前,年轻的命运女神是一种自我武装的方式“活着,站立着”,那是死也是生,那是腐烂也是不朽,“我已一半死亡,可能,一半/不朽,我梦想着未来只是/被宝石嵌满的王冠,/在那里,流荡着我额头上万干绝对的火花中/孳生出的不幸的寒冷。”一半已死,另一半必将成为不朽,而在不朽的那一半里,到处是力量:“来吧,来将我身上这五彩缤纷的赠礼烧毁;/来吧,让我重新认识,让我把它们憎恨,/这胆怯的孩子,这同谋的沉默,/这掠过树林的透明骚动……”首先是摧毁,是覆灭,然后才是在拼死的抵抗中拥抱大地,拥抱激情,“在将自我拥抱中成了另一个人……/谁失落了?……谁正走了?……谁躺下了?……/我的心灵融进了怎样隐蔽的秘密?/怎样的海螺又道出了我遗失的名字?”只要我活着,就不能和你分开,这是一种召唤,这是一种存在,“这是我荫翳的藤蔓,/这是我偶然的摇篮!/那勃勃的意象多么纷繁,/就像我眨动的眼波……”

活着是灵魂新生不朽的状态,年轻的命运女神,却是自我心中的那个神,是驾驭罪恶和不幸的神,也是反抗命运的神,“一首诗是一种绵延,在这种绵延里,读者呵,我向往着一种胸有成竹的规律;我写出我的提示和将诗制成传达我的声音的机器,或者与沉寂相溶只是诗自身的能力。”绵延的力开始爆发,在经历了《旧诗谱》里那种对于冰清玉洁的纯美境界追求之后,瓦雷里开始了在《幻魅集》里对于诗歌欲望理想实现的努力,那是一种力量,那是一种抗争,雄壮的力代替了女性的拜物教,在这里,有“你在风景区牢牢地扎下根,/在风光的美之力中漾着天真。”的梧桐树,有“微裂的硬壳石榴,/因子粒的饱满而张开了口;/宛若那睿智的头脑/被自己的新思涨破了头!”的石榴,有“这喊声就是它自己的神谕”的棕榈树,那蜜蜂极需的是“比那昏沉沉的折磨要更好”的瞬间的痛苦,“佯死的女子”是被拉向了“那比生命还珍贵的爱情”。而纳尔西斯呢,在《水仙恋语》之外,却是新的一种痛苦,以及在痛苦中勇敢获得的爱:

而我,被爱恋的纳尔西斯,我所关注的
只是我的唯一的本质;
其它万物对于我只是一颗神秘的心灵,
万物对我都是乌有。
我神圣的财富——亲爱的躯体呵,我只有你!
世间最美好的人也只能珍爱他自己……

这种爱是自我以外的爱,是唯一的永恒的爱,是反抗死神的爱:“我爱你呵,不容死鬼们向我进犯的唯一珍宝!”多么响亮,多么有力,而躯体之爱不是终点,“唉!可怜的躯体呵,我们结合的时刻已经来临……/你俯那身吧……吻吧。让你的全身发出战栗!/让你那来向我践约而又难以捕捉的爱,/在一阵颤栗中将纳尔西斯打碎,逃逸吧……”是爱的解放,是对欲望的理想追寻,“真正风格的组成是:癖好、意志、必然、沉湎、征服、偶然、回忆。”

对于瓦雷里来说,命运女神打开的是一个真正纯诗的世界,一种欲望理想,一个诗人的强力,“纯诗只是处在无限中的一种极限,是语言美的强力的一种理想……但它却是向着纯粹作品迈进的一个重要方向。”在无限的极限中,美不仅是传递,是投射,是向往,更是征服,更是抗争,更是自己武装自己做拼死的抵抗,是一半死亡之后的不朽,“在他的心灵中没有半点紊乱,既不回头也无宏图憧憬,/这一切都足以使之永远出人头地,高人一等,/此可见,他是纯粹的人”,没有紊乱,不再回头,那纯粹的人永远高人一等,可是他之外的“我们”呢?在与瓦雷里诗的主旋律和风格不相谐调的《帕拉波尔组诗》里,却在一个人非天使,也非畜生的世界里寻找一个纯粹的人,而这个人也正是那个叫做诗人的人,自我操纵,自我控制,自我的爱与力,也只有他,在“与实际秩序毫无关系的世界”里,成为自己的主人,成为灵魂的爱人,成为命运女神。

北方的中国情人

编号:C38·1960718·0313
作者:(法)玛格丽特·杜拉斯
出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版本:1992年12月第一版
定价:4.55元
页数:268页

1984年,70岁的杜拉斯出版了《情人》,1991年,《北方的中国情人》问世,这两部着墨于同一些人、同一件事的小说却是杜拉斯对生活的两种不同的看法。《北方的中国情人》带着缅怀的追忆,将一个自己的经典解构成一个个镜头,传达那种断裂式的悲剧意境。白色公寓、湄公河、丝绸和鸦片味,那个弥漫着异域特色的爱情成为“杜拉斯世界”的一部分,这是一个迷人而凄婉的故事,杜拉斯以新小说派作家特有的性格将时间从中抽出。

梅里美戏剧集

编号:X37·1960711·0307
作者:(法)梅里美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1994年10月第一版
定价:5.05元
页数:318页

在法国文坛上,梅里美的小说有一种神秘的力量,《伊尔的美神》是他最出色的小说,但梅里美更是一个叛逆者,这在他的戏剧作品中有最充分的体现。这本《梅里美戏剧集》其实就是他于1825年假托女演员克拉拉·加苏尔的名义写的一部剧作集,内收《在丹麦的西班牙人》、《天堂和地域》、《伊内丝·门多,或偏见的失败〉《伊内丝·门多,或偏见的胜利〉、《非洲人的爱情》、《女人是魔鬼,或圣安东尼奥的诱惑》、《机会》和《圣体马车》等8部戏剧,是法国浪漫主义戏剧的先声。


《梅里美戏剧集》:让抒情诗见鬼去吧!

在她的国家,有关这个奇怪的女人的流言蜚语多不胜数,也唯有我才能从中辨别出哪些传说是真实的。
《克拉拉·加苏尔小传》

侧面的画像,是一个端庄优雅的女人,脖子上还戴着一条项链,这是《克拉拉·加苏尔戏剧集》的作者,这也是“西班牙著名女演员克拉拉·加苏尔”。当一八二五年的巴黎出版了这本戏剧集,当戏剧集的译者为艾斯特朗奇,甚至当约瑟夫·莱斯特朗热的人写作了《克拉拉·加苏尔小传》,似乎一切都是真实的:她的伯父是安达卢西亚一支游击队的司令希尔·巴尔加斯·德·卡斯塔涅达学士,她的监护人是格拉纳达宗教裁判所的法官弗赖·罗克·梅德拉诺神父。当一个女人写作了一本戏剧集并被翻译和出版,当她的全部资料背景都有名有姓,为什么还需要“辨别”?

因为在这一切之外还有一个“我”的存在:我在和瓦特维尔的瑞士军团一起在直布罗陀驻防时第一次见到了克拉拉·加苏尔,她把行李中的几本不成套的书送给我开始了我们的友谊,我把忠实于原著的译文给她看过,克拉拉·加苏尔还把一个未出版的短剧给了我让我并入这个集子,所以我是证明人。当一个证明人存在,克拉拉·加苏尔似乎就显得更加真实了,也只有我才能在良好的友谊作为基础的交往中能辨别出真假。而这其实只是一种“故弄玄虚”,所谓克拉拉·加苏尔其实完全是梅里美虚构的一个作者、一个演员,以及一个女人,那幅画像只不过是梅里美的好友戴内克留兹根据梅里美的形象绘成的–这样一种虚构作者的方式,梅里美是不是只是为了显示自己作为浪漫派文艺青年的活泼性格?

其实,在《克拉拉·加苏尔》小传中,梅里美以约瑟夫·莱斯特朗热的名义就是在塑造一个充满了无限可能性的女性形象,“她还为自己随意编造了一个家谱。她压根儿没有自吹是古老的基督徒的后裔,而说自己是摩尔人血统,说自己是古典西班牙抒情曲中众所周知的多情的摩尔·加苏尔的曾孙女。”捎带野性的眼光、乌黑的长发、细长的个儿、雪白整齐的牙齿和捎带棕色的皮肤,都无限接近她所说的“摩尔人血统”,作为一个“西班牙著名女演员”,她出现在舞台上时唱着爱国的赞歌,让那些“serviles”为她心醉神迷,而基罗加兵团的军官把她当成了心目中的美人;作为作者,她更是带着野性颠覆了传统的戏剧规则,在《女人是魔鬼》这部短剧中,“当西班牙观众第一次看到穿着法衣的宗教裁判所法官出现在舞台上的时候,他们的惊奇是可想而知的。”这完全在梅里美的预料之中,在《序幕》中他借作者克拉拉·加苏尔写道:“你们将要对之作出评价的这出喜剧的作者擅自违反了传统规矩,他第一次把我们的奶妈和女用人嘱咐我们要顶礼膜拜的某些人物搬上了舞台。许多人将把这种大胆的做法叫做亵渎神明,会感到愤慨;可是,把一位仁慈的天主的残酷的使者引上舞台,这并不是攻击我们神圣的宗教。”亵渎神明,或者只是传统卫道士眼中的规则,克拉拉·加苏尔说:“天主的传活人的错误无损于天主的荣耀,就像一滴墨水玷污不了瓜达尔基维尔河清澈的河水一样。”

用作者之口说出这出戏对传统规矩的“违反”,似乎还不够,在《在丹麦的西班牙人》这出“发生在三天内的喜剧”中,梅里美还设置了一个“楔子”,克拉拉·加苏尔自己出场,她和一个贵族、一个诗人和一个船长在自己的住所里讨论这出戏,当贵族问她:“谁是作者?”的时候,克拉拉的回答是:“我不知道。”而诗人问她的是“那么……三一律呢?”克拉拉·加苏尔的回答是:“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为了评价一个剧本我不会去打听事件是不是发生在二十四小时以内,人物是不是都来到了同一个地方,他们之中有些人在阴谋策划,有些人让自己被谋杀,有些人让人在自己尸体上扎刀子,就像在比利牛斯山另一边惯常做的一样。”诗人希望作为一个西班牙戏剧作者,能够学习一下法国,但是克拉拉·加苏尔似乎在违反三一律中针对的就是“比利牛斯山另一边”的法国传统,甚至对这部违反传统规则的戏剧充满了期望:“那么,随着时间的流逝,剧本会慢慢好起来的。”

一个写作了《克拉拉·加苏尔戏剧集》的作者,一个在舞台上演出了剧本的女演员,克拉拉·加苏尔作为梅里美的虚构人物,其实也是他的代言人,对“这个奇怪的女人的流言蜚语”,那些伪君子聚集起来大声斥责这种伤风败俗的丑闻,甚至那些基罗加兵团的军官们把她当成心目中的美人,都是克拉拉·加苏尔作为代言人存在的意义所在,那些所谓的贵族、诗人和船长在剧中站在传统的守旧派立场,对克拉拉提出了异议,而这正是梅里美所要反对的,也正是由于此,站在克拉拉·加苏尔这一边,“也唯有我才能从中辨别出哪些传说是真实的。”“故弄玄虚”把自己的画像变成了克拉拉·加苏尔,充满浪漫主义地虚构了和她的相识,也在打破陈规的剧本设计中让克拉拉·加苏尔发声,这是梅里美的创新之举,这是梅里美的大胆变革,和每出戏剧结尾“作者谬误之处,尚请多多原谅”一样,构成了新的戏剧结构,而在《戏剧集》里,真正的文本意义就是打破陈规,就是追求自由,就是体现真性情–和克拉拉·加苏尔这个坚持自己不是基督徒、身上有着“摩尔人血统”的女人一样,戏剧也需要这一种对于自己身份的质疑,对于自己理想的坚持。

剧情发生于1808年的菲英岛的《在丹麦的西班牙人》,着力表现的是政治和爱情的矛盾,拉罗马纳将军是西班牙侯爵,他出生于马略尔干岛一个显赫的家庭,因为反抗拿破仑军队,“他的同胞,甚至法国人,都对他的勇敢、他的才干和他的忠诚给予公正的评价。”但是在1808年的菲英岛,他其实也成为法国殖民的对象,借用法国驻扎官的话说:“而且这些见鬼的西班牙人又是那么……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伟大的君主非得派他至尊的哥哥给他们做国王才能给他们幸福……”当时拿破仑就是委任其兄约瑟夫为西班牙国王,所以侯爵的最大愿望是离开这里,“我宁愿千百次处在战场上的弹雨之中,也不愿意在这个房间里等候这条船,又不能稍许加快一些它的到来。”而他手下的副官唐·胡安也表现出追求独立的自由精神,“喔!西班牙,西班牙!什么时候我才能看到你的巴斯基纳,你美丽的浅口薄底皮鞋,你的像宝石般闪闪发光的黑眼睛!”在他看来,自己的使命就是“把自由的旗帜插到加利西亚”。

一个女人的出现既带来了爱情,也带来了阴谋,库朗热夫人,这一支“巴黎的玫瑰花”来到这里就是为了监视他们,“我是受警察局雇佣的;他们派我来这儿勾引您,从您这里探听您朋友的秘密,把您送上断头台。”最后的库朗热夫人面对唐·胡安说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而此时,他们之间已经产生了跨越国界的爱情,库朗热夫人“跌坐在一只长沙发上”是某种无力和无奈的表现,而在爱情和自由中,他们会选择什么?法国和西班牙,殖民和被殖民,这是渗透了政治阴谋的关系,而爱情似乎也在这里变成了一种隔绝,因为唐·胡安奋勇跳进激流中救出了一个英国军官,库朗热夫人大受感动,把他称作英雄,这种对于英雄的崇拜开始了他们隐秘的爱情,但是不同的国籍,不同的任务,他们的爱情其实就像两个人唱的抒情歌里的人物一样,好心的骑士阿尔瓦尔·德·卢幼回到了祖国,把财富分给了穷人,最后在圣洁的气氛中死去,而他爱着也爱着他的索贝伊特也在爱情中伤心而逝,“因为索贝伊特是摩尔人,而他是基督徒。”

所以面对这种隔绝的爱情,两个人发出了“让抒情诗见鬼去吧!”的呼喊,不再重演抒情诗的悲剧,就是为了追求真正属于自己的爱情,即使两个人在抒情歌曲中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即使库朗热夫人告诉了她自己的真实身份,即使唐·胡安说:“我不能没有您,我只能爱您……”但是为了自由牺牲生命的革命中,在戳破了政治阴谋的反抗中,爱情也只能以永别的方式成为一种遗憾,“永别了,法兰西,我永远也不会再见到你了!”库朗热在胡安追随侯爵前去保卫祖国时,说出了伤心欲绝却心有所寄的话。这是政治和爱情的矛盾,无疑,当胡安踏上西班牙国土追求自由,作为政治阴谋牺牲品的库朗热夫人,无疑也在这场爱情中失去了所有,而《克拉拉·加苏尔》的这本戏剧集中,梅里美以克拉拉·加苏尔的角度,更多是一种女性视角,她们遇见了爱情,她们追求幸福,但是几乎最后的结局都是悲剧性的。

梅里美:让克拉拉·加苏尔成为“她者”

《依内丝·门多》的戏剧实际上分为两部,第一部是“偏见的失败”,第二部则是“偏见的胜利”–失败和胜利,关于偏见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也把戏剧带入了截然不同的喜剧和悲剧结局里。依内丝的父亲曾经是个杀人的刽子手,地位低下又沾着罪恶的血,所以他向神父忏悔,“天主是我唯一的希望!”所以他为了保护女儿要将她送到修道院去。但是依内丝却爱上了贵族的儿子唐·埃斯特万,而埃斯特万也爱上了她,甚至他不在乎两家人的门第差距,“虽然我是伯爵,可是我对我的爵位,就像对我的破靴子一样漠不关心。”爱情让他们感觉到幸福,但是在爱情的道路上,却也充满了冒险和未知,在一个山谷里,埃斯特万遇到了同是贵族的唐·卡洛斯,而卡洛斯觊觎于依内丝,于是在两人的对打中,埃斯特万杀死了卡洛斯。埃斯特万被抓进了蒙克拉尔监狱,并被判决要处以斩首。面对死亡,埃斯特万抛却门第观念,把遗产留给依内丝,并且希望自己的坟墓上刻上“门多萨家中的一员,因无视社会偏见,娶了一个刽子手的女儿”。而在行刑的广场上,曾经作为刽子手的门多立下“我不再做刽子手了”的誓言,并且用斧子将自己的右手斩了下来,而依内丝为了爱情也走上了斩首台,高喊着:“我们一起死吧!您把您的女儿跟他一起杀了吧!”

生与死,门第观念,在爱情面前似乎都不值一谈,这便是所谓“偏见的失败”,而最后国王特赦免除了埃斯特万的死刑,并封他贵族,而依内丝也成为了他的妻子。这或者就是一出喜剧,但是在第二部“偏见的胜利”中,依内丝的命运却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埃斯特万开始在他看不起的末等贵族面前“摆摆架子”,而对于依内丝,似乎也感觉她失去了曾经的美丽,不再可爱不再天真,“在这个荒僻的小城堡里,我无法对付这些习俗,我感到非常羞耻……”当曾经的恋人蒙塔尔万公爵夫人打破了他的生活,他甚至跟着她去了葡萄牙,“我不再离开您!您的自由,也许是您的生命,眼下都受到了威胁;当我知道您处于万分危急的时候,我怎么能安心地生活下去呢?”抛弃了依内丝,让她一个人忍受痛苦。而当埃斯特万来到了葡萄牙,才知道公爵夫人是谋反集团的人,而且还有很多相好,“职责应该胜过爱情”,公爵夫人的这句话彻底将埃斯特万的爱情变成了泡影,当他最后见到依内丝的时候,他喊着“我亲爱的依内丝”像是一种忏悔,但是依内丝想要把他的手和父亲的手握在一起,最后门多的手抽了回去,而依内丝在说出了“埃斯特万,拥抱我……再见”之后跌入他的怀抱后死去。

依内丝之死是偏见的胜利,曾经砍掉了一只手的父亲门多还是把她送到了修道院,曾经疯狂爱着他的丈夫埃斯特万背叛了她,最后她只能以死亡的方式祭奠着偏见,这是门第与爱情的抉择。《机会》中,女修道院的寄宿生唐娜·玛丽亚暗恋修道院年轻神父弗赖·欧亨尼奥,这使她感动痛苦,一方面是宗教的禁锢使得这种爱无法表达,另一方面在痛苦她又无法选择自杀,所以她只能感慨:“不过,一定得逃,我一个人逃……是的,我要逃离这个世界。”但是她却得知弗赖·欧亨尼奥和另一个寄宿生唐娜·弗朗西斯卡在暗处交往,当神父在他面前说“我一定在您的眼里显得十分有罪”时,唐娜·玛丽亚终于选择了另一种罪恶,她毒死了弗朗西斯卡,自己也跳入了修道院的井里。同样和宗教禁忌有关,在《天堂和地狱》中,宗教裁判所法官弗赖·巴托洛梅希望唐·巴勃罗能皈依宗教,他也希望唐娜·乌拉卡能够忏悔,“您必须禁欲苦修,我的女儿,您必须禁欲苦修!”保护唐娜·乌拉卡是因为他害怕巴勃罗是一个反政府人士,甚至是一个想推翻西班牙政府、刺杀国王的人。而其实,巴勃罗和唐娜·乌拉卡一直相爱着,但是在宗教和政治中,爱情变得脆弱,而作为女性的唐娜·乌拉卡在宗教裁判所监狱里,勇敢地拿起了匕首,将宗教裁判所法官弗赖·巴托洛梅刺死,“来吧,巴勃罗,我们要离开这个地方,我们以后永远也别再拌嘴了……来。”

《机会》中的唐娜·玛利亚为了爱情选择了杀人和自杀,《天堂和地狱》中的唐娜·乌拉卡为了心爱的人勇敢地刺死了宗教法官,她们选择了不同的方式追求自己的爱情,但其实,在巨大的宗教机器面前,在无可逃避的政治斗争面前,她们都是脆弱的,都滑向了悲剧的深渊,而在《女人是魔鬼或圣安东尼奥的诱惑》中,梅里美借用玛丽基塔的口,喊出了颇具讽刺性的“女人是魔鬼”的口号。为什么女人是魔鬼?戏剧引用了卡尔德隆《杰出的魔术家》里的一句话:“魔鬼。/我要这样做,使你为这个绝色美人所迷惑,忘记任何教训。”把女人等同于魔鬼,就在于她具有迷惑性。王位继承战争时期的格拉纳达,一座宗教裁判所里,来了一位新的上司安东尼奥,他要审判一个女人玛丽基塔,在他的认识中,玛丽基塔是一个“女巫”,和魔鬼串通一气,所以他对那里的法官拉斐尔和多明戈说:“据说,魔鬼给了这个无耻的女人一种超乎自然的能力。可是我们要有信心,我们戴的十字架可以抵挡魔鬼的毒手,即使它能穿透圣职部的赐福过的墙壁。”

一个除了《圣经》什么书都不看的法官,一个每时每刻都在祈祷“天主!别让我受诱惑”的审判者,一个把女人看成是女巫的男人,正是在“序幕”里所说的那种“被顶礼膜拜的人”,是仁慈的天主的使者,当梅里美用克拉拉·加苏尔的名义将他们引向舞台,无疑颠覆了那些伪君子的所谓道德观,而安东尼奥似乎也成为了伪君子,尤其是当玛丽基塔被带上圣职部开始审问的时候–安东尼奥闭着眼睛开始审问,却忍不住睁开了,那一刹那,一个新的世界被打开,拉斐尔和多明戈感慨:“天啊!多美的姑娘!”而自认为不受诱惑的安东尼奥声音颤抖:“我认出你来了…..我就要被你带进地狱……你脱去你那新婚的连衣裙,我看到你被魔鬼烧焦的皮肤……那么我已经在地狱里了……所有的弥撒,连圣安东尼奥本人,也救不了我啦!”

把自己送进地狱,是因为甘愿被诱惑,不想再是宗教裁判所的法官,不再是握有生杀大权的刽子手,而是深深爱上了眼前的这个女人,“情人,情人!是的,你的情人!我们永远相亲相爱。”为了爱情,他自己沦落到地狱,为了爱情,他抛弃了信仰,为了爱情,他甚至刺杀了阻拦他的拉斐尔,“在一个小时以内,我成了奸夫,违背誓言的人,杀人凶手。”当玛丽基塔最后说出“女人是魔鬼”的时候,她自己其实已经变成了悲剧性的牺牲品,“女人是魔鬼”是男人的评语,是威权者的贬低,是伪君子的辩解,就像安东尼奥,“三十年的祈祷、苦修就这么完啦”,却将罪恶怪罪于女人的诱惑。

政治与爱情、自由与爱情、门第与爱情,以及宗教与爱情,在任何选择中,女人都是被动者,都是牺牲品,“让抒情诗见鬼去吧”或者真的是一种浪漫主义,在隔阂面前,在伪善面前,在强大的制度和陈规面前,爱如何变得可能?自由如何能实现?所以在痛斥当时的道德观对人性的束缚中,梅里美虚构了克拉拉·加苏尔,正是用她对身份的背叛,对秩序的质疑,对作品的创新,以及那一身桀骜不驯的性格,否定“女人是魔鬼”–女人是作者,是演员,是美人,是具有“摩尔人血统”的奇怪女人!

红与黑

编号:C36·1960301·0254
作者:(法)司汤达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1995年3月第二版
定价:23.20元
页数:691页

这部1830年问世的法国小说同时受到了赞扬和谴责等身的评论,而正是这部毁誉参半的小说开启了法国文学的一个新空间,于连式的悲剧正是社会转型时期一代青年的悲剧,“红与黑”的利益冲突使之成为牺牲品,平民出身有较高文化的于连,一步步的上升与最后的滑落是司汤达对法国社会命运的极大关注的凝结,于连的象征主义被高尔基说成是反叛资本主义社会的英雄人物的“始祖”。《红与黑》是欧洲文坛上第一部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其揭露的锋芒让人不寒而栗。


《红与黑》:根本没有什么自然权利 

丹东在处死的前夕,用他的粗喉咙说:“这真奇怪,上断头台这个动词不可能有各种时态;我们可以说:我将上断头台,你将上断头台,但是我们不能说:我已经上了断头台。”
《第十二章》

两步远的死亡,依然不是宗教的救赎,依然不是权贵的赦免,甚至也依然不是反英雄的反抗,玛蒂尔德来看他,好朋友富凯来看他,卑微的父亲来看他,而对于于连来说,似乎只有德·雷纳尔夫人的眼光里,让他感到生命里的荣光,而这种混杂着尊敬、爱和服从的感情,却像是最后的勇气,让他可以单独跟自己说话,单独发现内心的欲望,单独找到伪善的心,这是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幕,阳光灿烂的一天里,“一切都很好。”他终于可以拒绝权利,拒绝复活的希望,在最后的两步远的地方把自己带向死亡。“我并不缺乏勇气。”于连留下最后一句话,走向了那个十九世纪的断头台,走向如丹东一样被处死的断头台,走向了爱情在那里永恒存在的断头台。

“我已经上了断头台。”终于变成了一个人的时态,唯一的动词,唯一的人称,唯一的结局,对于于连来说,勇气的背后其实是反抗,是一种去除英雄主义的反抗,去除宗教救赎而把自己带向罪恶的反抗,去除用自尊心来赢取高贵的爱情的反抗,但是在一个人的时态里,于连之死却并非只是彰显自我的勇气和最后的爱情,“玛蒂尔德穿着长丧服出现在他们中间,在弥撒结束时,让入扔给他们好几千枚五法郎的银币。”怀着于连孩子的玛蒂尔德,死亡之后的弥撒,仿佛都是于连一生无法看见时态里的断头台,这样的断头台是我的断头台,是你的断头台,也是“我已经上了”的断头台,时间不是于连之死作为最后的结束,那几千枚的银币似乎标榜着一个反英雄的身体的最后价格,而玛蒂尔德将情人的头颅埋葬,似乎是早就写好的结局,从一开始相遇,一开始相爱,一开始征服,玛蒂尔德就用一种英雄的方式把于连纳入到自己的关于权贵的童话世界里。她曾经读过的那本浪漫主义爱情小说里,她曾经希望延续的家族故事里,于连无非就是那个玛格丽特王后的情夫,被国王处死之后从刽子手买来的头颅,最后被王后埋葬在山脚下,玛蒂尔德将自己崇拜的那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爱情,变成了现实,于连从断头台滚落的头颅成为玛蒂尔德爱情的象征。

这是荣耀,这是爱情,这是勇气,但是对于于连来说,却只是一个身,一个早就被写好了结局的时态。而心所属的德·雷纳尔夫人呢,便是以另一种死亡“忠于她的诺言”:“她丝毫没有企图自杀;但是在于连死后三天,她抱吻着她的孩子们离开了人世。”本来和于连的爱情也是从一个不上断头台的身子重新开始,甚至要抚养玛蒂尔德怀着的那个孩子,“你该为了我的儿子活下去”,这是残酷的接受,这是伟大的宽容,但是在没有时态、头颅的意义早就被书写的断头台时态里,一切都最后被解构了,没有企图自杀变成了赴死的约会,而一场关于爱与被爱,征服与反征服,英雄与反英雄的“一八三〇年纪事”在两个女人、两段爱情、两种人生中,成为“TO THE HAPPY FEW”的寓言。

少数幸福的人,是得到了家族荣耀象征的头颅的玛蒂尔德,是亲吻着希望追随而去的雷纳尔夫人,也是在阳光灿烂中带着勇气最后走向两步远的死亡的于连。他们都在自我构建的“真理”中完成了命名,仿佛这样的命名就是抵达了自然状态,具有了自我意义,所以那一切和历史有关,和政治有关的命运倒成了这个寓言里的一种杞人忧天的担忧,于连最后放心不下的便是所谓的平等:“根本没有什么自然权利……只有在有了一条法律禁止做才做某件事,违者加以严惩的时候,才有权利。在有法律以前,只有狮子的力气,饥饿的、寒冷的生物的需要,总之,只有需要才是自然地……不,受人敬重的那些人,他们只是一些在犯罪时有幸投有被当场抓获的坏蛋。”在这个缺少自然权利的“坏蛋”行列中,犯了一桩谋杀罪的自己,“公正地被判了死刑”,这是于连最后得到的自然权利,但是,“除了这一个行为以外,判我死刑的瓦尔诺对社会要比我有害一百倍。”

将自己和瓦尔诺并列放在一起,这里没有了社会地位和政治手段的区别,当然也没有了上断头台的不同时态,只有是否在法律面前的公平、是否具有慈悲的心怀,是否拥有自然权利的区别,而这种区别曾经是于连二十二年的生命历程中一直在证明的东西,当他带着勇气走向断头台的时候,他其实并没有释然这一切,即使用死亡消除自己的“伪善”,即使用勇气证明自己的平等,但是他依旧败给了十九世纪的专横和暴虐,就像自然权利败给了政治权力,受人尊敬的爱情败给了头颅的象征神话。

司汤达:手里永远拿着一八三〇年的镜子

这种失败就是于连的宿命。作为弗朗什-孔泰出生的穷人,作为维里埃尔木匠的儿子,于连的命运早就写好了结局,心比天高是理想,禄如纸薄的现实,甚至对维里埃尔市长德·雷纳尔先生的仇恨没有个人恩怨的成份,但是却注定是弱者的反抗,“维里埃尔市长在他眼里仍旧代表着世界上所有的有钱人和所有的蛮横无礼的人”,那被砌得越来越高的墙是财富和权势的象征,也是一种对立的隐喻,而于连要拆毁这些墙,要打碎这些有钱人和蛮横无礼的人围拢起来的世界,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怀着某种企图闯进去,从内部分解这样的权力世界。学识、记忆力似乎是他的优势,所以当拥有每个月五十法郎的收入成为市长家庭教师的时候,于连就顺利地开始了自己闯入权力世界的计划。

这是一种预设,对于于连来说,无非也是一种英雄主义的理想实践,拿破仑、战斗、胜利,这些词汇深深地嵌入在于连的内心世界,“这就是拿破仑的命运;难道将来有一天也会是他的命运吗?”那盘旋的雄鹰代表着力量,但是这种力量却注定是孤独的,所以于连的孤独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一种紧张的神经质,甚至成为分裂的人格,在爱情的不同状态下成为一种折磨。和德·雷纳尔夫人的爱情一开始就是一种复仇的计划,那一只手被握住,又被抽回去,主动伸出来,又被动抓住,这反复的过程里,都是于连的征服欲望。“如果当着他本人的面占有他妻子的手,这不是嘲笑他的一种方式吗?对,我一定要做到,他对我曾经表示出那么大的蔑视。”起初是为了蔑视德·雷纳尔先生,蔑视权贵和财富,即使有那么一点爱情的冲动,也在自我低微的出生面前被不断否定,也是对于贵妇人玩弄的合理解释:“这个女人的性格我知道什么呢?只知道这一点:在旅行以前,我握住她的手,她把手抽回去;今天我抽回我的手,她反而抓住它,而且紧紧地握住。她曾经蔑视过我,这是个向她进行报复的好机会。天知道她有过多少情夫,她选中我,也许仅仅是因为我们见面容易。”

“………………爱情/造就平等,并不追求平等。”高乃依的诗醒目地写在于连的世界里,而当那只手被握住的时候,对于于连来说,是一种平等的胜利,“是的,我打了一次胜仗,但是应该乘胜追击,应该趁着这个骄傲的绅士退却时打垮他的自尊心。这才完全象拿破仑。”而这种平等的胜利却又是不平等的,它只是一个英雄主义的美梦,一个如偶像拿破仑式的战斗,作战计划是详细的,也是大胆的,他可以从《圣经》里找到记载,可以以诱奸者的角色制造夜里两点钟的约会,可以以梯子的高度来抵抗象征权贵被砌高的墙,尽管那充满勇气和自豪的行动对于他来说是“开门时他抖得那么厉害,两膝发软,不得不靠在墙上”的软弱,但毕竟把一个曾经圣洁的女人带到了地狱边缘。对于德·雷纳尔夫人来说,她是市长的妻子,也是这个权贵世界的一部分,也是=生活在高高的墙内部,尽管她讨厌自己的男人,尽管没有真正的爱情,但是这并不能改变她成为于连报复的目标,而那“强烈的爱情和疯狂的快乐”也像毒药,开始腐蚀一个女人柔弱的心。这是一场战争最惊心动魄的爆发,“他的爱情仍然不过是一种野心。这是他这个如此受人蔑视的、不幸的穷光蛋,占有一个这般高贵、这般美丽的女人的快乐。”也注定是一种无法逃避罪恶的开始,“她相信自己已被罚入地狱,毫无赦免的希望:她不断地给于连最狂热的抚爱,企图以此来躲开地狱的幻影。”

对于于连来说,这个作战计划将不可遏制,英雄的征服将步步推进。他在国王面前成为仪仗队队员,“从这时候起他感到自己是一个英雄。他是拿破仑的副官,在向敌人的炮兵阵地进攻。”他像一个战士,面对着前面的敌人,他像一个贵族,在巨大的虚荣心下扬起高傲的头。但是这样的复仇却将他带向一个道德的边缘,一个已婚女人,一个市长的女人,一个通奸的女人,对于德·雷纳尔夫人来说,这一场爱情是一场巨大的冒险,但是她已经无法回头,孩子生病无非是给了她一种自我悔恨的机会,“但是我侮辱我自己,我自己跳到泥坑里去,这样也许我能救我的儿子。这种侮辱在每个人眼里,也许是一次公开的赎罪?”但是在于连的诱惑中,她已经无法自拔,她在天堂和地狱间徘徊:“她的生活既是天堂,也是地狱:当她见不到于连的时候是地狱,当她跪倒在他跟前时候是天堂。”而实际上,暂时的天堂就是永久的地狱,于连几乎像魔鬼一样无法缩回自己摧毁道德世界的双手。

那夹在一三〇页上的那封信是爱情对于权贵的妥协,那写给德·雷纳尔先生的匿名信则是阴谋的另一个开始,“如果我不杀死我的妻子,只是把她赶出去,让她丢人现眼,她的姑母在贝藏松,会亲手把财产全部交给她。我的妻子会带于连到巴黎去生活,维里埃尔的人会知道的,我还是会被看成个受骗者。”德·雷纳尔先生的墙永远是自己稳固财富和权力的武器,而在于连面前,他似乎永远是高傲的,永远是伪善的,“刑法是站在我这一边的;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们的圣会和陪审团里的我那些朋友会救我。”但是于连离开维里埃尔,去往贝藏松的神学院,并非是一种恐惧的逃避,并非是害怕担责,也并非是赎罪,而是成为他下一场战斗积蓄力量和勇气的开始。“但是旅行的人刚爬上一座陡峭的山峰,在山顶坐下来,觉得休息是—件十分愉快的事。如果强迫他永远休息下去,他还会幸福吗?”不能休息,继续攀登,这是于连英雄式征服的第二阶段,这里不是墙,而是高山。

逃离人间地狱般的神学院,于连成为德·拉莫尔侯爵的秘书,这不是小城维里埃尔,这是“阴谋和伪善的中心”巴黎,这里不是每个月五十法郎,这里是一开始就准备好的二十二件衬衫,这里也不是已婚的“通奸”的夫人,而是漂亮未婚的小姐,而最重要的是,侯爵的权力世界里是上流社会的种种荣华,又成为花花公子的一切机遇,更有对于美貌、欲望的征服的所有可能。“新的总是好的。”这其实是一个外省人的盲目,盲目地改变,盲目地适应,以及盲目的爱。“我要得到她,然后远走高飞,谁要是想阻止我逃走,那就活该他倒霉了!”这是于连对于曾经冷漠相待的拉莫尔小姐的欲望,这是另一场战争,依然指向打碎自己的卑微出身,但是拉莫尔小姐不是雷纳尔夫人,不是用一只手、一把梯子就可以轻易征服的女人,“财产,高贵出身,才智,姿色,这一切,照别人的说法,而她自己也这么相信,全被命运之神的双手堆集在她一个人身上了。”她没有任何权力上的需求,她只想要的是,是一种充满象征意义的爱情,一种如英雄征服般的荣耀,“爱情这个名字,她只使用来称呼在亨利三世和巴松皮埃尔时代的法国能够遇到那种英雄的感情。”那一颗头颅的浪漫家族传奇深深刻在她的心里,实际上,她就是那个王后,就是为了寻找情人的头颅,而在这个意义上,她成为了另一个征服的英雄,而她面前站着的是于连,是对于丑高度赞扬的于连,是出身低微却不妥协的于连,是对自己的言行从不加以考虑的于连,“这个索雷尔有点象我父亲舞会上维妙维肖地模仿拿破仑时的那种神气。”于连性格里的深度,欲望里的未知数,使得她“要让他做她的情夫,也许还要让他做她的主人呢!”而这种主人却是颠覆式的,在内心深处,是要征服他,“一旦他能完全支配我以后,谁知道他还会有什么奢望呢?好吧!我将象美狄亚一样对自己说:‘在这么多的危险中间,我还有我。’”也就是将他变成一个再无欲望的人,然后反过来自己成为主宰。

充满勇气和征服欲,他们的相遇,不是英雄惺惺相惜,而是征服和反抗,猜测和引诱,实际上,于连在拉莫尔小姐面前,其实已经不是英雄式的战斗,而成为反英雄的反抗。优美的身材、风雅的服饰、白皙的手、美丽的胳膊、一举一动的disinvoltura(从容)的梦想,对于于连来说,并非是真正爱上拉莫尔小姐的理由,而是让自己以一个农民的身份再次被贵族小姐爱上,这才是意义,而这种意义就是自尊心的满足,“这时候还只有十点钟,于连陶醉在幸福和对自己的力量的感觉中,这种感觉对一个穷鬼来说是那么新奇。他走进意大利歌剧院,听他的朋友吉罗尼莫唱歌。音乐从来不曾使他上升到这样的高度。他成了一个神。”拉莫尔向他表白的信变成了象征,他原封不动地抄好,寄给了富凯的一个工人,叫他交给皮拉尔神父保管,以此来证明自己的神话。这是唯一的荣誉,这是从黑到红的转折,“我,汝拉山的可怜的农民,我,注定一辈子穿这一身可悲的黑衣服!唉!换了二十年以前,我会和他们一样穿上军服!那时候一个象我这样的人,不是阵亡,就是三十六岁当上将军。”而在拉莫尔小姐身上,他却看到了脱下这身可怜农民的衣服的机会:“有多少红衣主教,他们的出身比我低,然而掌握过统治大权!”从黑到红,是从可怜出身的农民变成掌握统治大权的重要人物,“他感到他的野心和他对教士服装的喜爱成倍地增长了。”

一个是阴谋,一个是野心,两个人的爱情变成了相互的折磨,相互的征服,而于连在这场较量中慢慢失去了优势,“你是我的主人,我是你的奴隶,我应该跪下来,请求你原谅我曾经打算反抗。”他实际上成为整个拉莫尔侯爵,甚至权力系统的工具,凭着记忆力记录的那12个人的秘密谈话,成为于连陷入政治争斗而无法摆脱的宿命,给元帅夫人抄写表白的五十三封情书,都只是一种命令,所以即使于连想要“把思想转向建立军功和效忠祖国”也无能为力,而拉莫尔的怀孕对于于连来说,并非是巩固自己红色幻想的武器,而成为一种恐惧的开始,“很久以来活着对我就是一件难以忍受的事,我决定结束我的一生。”而当用手枪对准雷纳尔夫人,对准自己现在才感觉到有一种无法割舍的爱的女人,也变成了一种命令。“他用手枪朝她开了枪,没有打中;他开第二枪,她倒了下去。”两枪,第一枪是恐惧,第二枪是无奈,第一枪是对命令的执行,第二枪是英雄主义的最后覆灭。

被抓,雷纳尔夫人却没有死,对于于连来说,是命运的残酷,而其实也是最后的救赎。“野心已经在他心里死去,另外一种热情从它的遗骸里产生出来;他把它称之为对谋杀德·雷纳尔夫人的悔恨。”两个女人在面前,一个是覆灭了自己的英雄主义,另一个则是摧毁了自己的残存爱情,她们都在努力疏通关系,努力使得于连免除死刑判决,但是对于连来说,他似乎才真正看清自己,看清自己无法改变的命运,“先生们,我没有这个荣幸属于你们的阶级,在你们眼里,我是一个反抗自己的卑贱命运的农民。”于连对陪审官说,他希望的是用死亡来换取自己的罪恶,而这对于他来说既是公正的判决,也是用勇气的表现,而其实这种公正和勇气,在于连那里依然是自尊:“我不上诉。因为我感到我有去死的勇气,不至于太让人笑话我。”

让玛蒂尔德怀上了孩子,但是于连到死都没能成为她的丈夫;混迹于巴黎的上层社会,但是于连到死都没有获得一官半爵;拿起手枪射出子弹,但是于连从没有像拿破仑一样冲杀在战场上,爱情、地位和征服的欲望,都不是自然权利,所以对于连来说,似乎只有死亡才是自然的,才是自己的选择,才是公正的选择,但是这种充满勇气却无法改变现实的命运,是英雄主义的最后神话,也是反英雄主义失败的悲剧,即使心在重新唤醒的爱情里,而身却只能在金钱的购买中成为情夫的象征,心身分离,英雄与反英雄的分裂,一切都是“我已经上了断头台”的宿命。

用金钱购买职位的瓦尔诺先生,复辟后取得显赫地位的拉莫尔侯爵,以及那些伪善的教士神父,那些勾心斗角的官员,在这个“矫揉造作的法国”,于连的悲剧只是历史的一面镜子,“先生,一部小说是在大路上拿在手里的一面镜子。有时候它反映到您的眼睛里的是蔚蓝的天空,有时候是路上泥潭里的污泥。”而在这一路上手上拿着镜子的人,自然是那个真实名字叫玛丽-亨利·贝尔的“司汤达”,这个三次随拿破仑南征北战立下功劳的拿破仑信徒,这个高举革命和战争旗帜的雅各宾党人,这个七岁丧母、形同孤儿的怀疑主义者,他用小说这面镜子照见了蔚蓝的天空,也照见了泥潭里的污泥,“他敢于描绘巴黎的爱情,在他之前还不曾有人尝试过。也不曾有从稍微细心地描绘过十九世纪最初三十年间压在法国人头上的历届政府给法国人带来的社会风气,有一天这部小说描绘的将成为古老时代,象瓦尔特·司各特的古老时代一样的古老时代。”D.格吕福·帕珀拉对小说写作进行了赞美,其实这只不过是他用另一个化名构建一个不服从上帝的无神论者,“上帝之所以被人原谅,因为是不存在的。”,所以司汤达在镜子里看见的只是自己,一个永不妥协的英雄,一个战斗不止的英雄,所以这“一八三〇年纪事”一定是一部关于英雄主义的宣言书:“我将在一八八〇年为人理解。”“我所看重的仅仅是在—九〇〇年被重新印刷。”“我所想的是另一场抽彩,在那里最大的彩注是:做一个在一九三五年为人阅读的作家。”

法国现代小说史

编号:C11·1960125·0248
作者:(法)米歇尔·莱蒙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1995年3月第一版
定价:赠送
页数:347页

法国人的特性决定了其小说创作带有极大的反叛性和实验性,法兰西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民族,也是一个富于探索的民族,政治生活的多样性使文学创作之树常青。书名《法国小说史》,实则是指法国大革命以来的小说发展,这一段历史中,自然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等文学思潮接踵而至,同时出现了巴尔扎克、司汤达、福楼拜、左拉等一批文学巨匠。法国小说对民族命运的关注、社会生活的关注,都表现了其少有的忧戚思想。本书将法国小说的历史分期划分为:巴尔扎克以前的法国小说、现代小说的诞生、现实主义小说的鼎盛时期、嬗变时期、争议的年代等5章。


《法国现代小说史》:如何会产生叙述

现实不是叙述出来的,它是由无拘无束的内心独白展示出来的,它本身就是不协调的,不确定的,处于正在完成的过程中。
《第五章 争议的年代》

这一年,小说的样式在变化中运用而生,各出版社出版了形式多样的小说,有内容紧凑、手法灵活的《新法兰西评论》版的小说,有大量发行的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的小说,有格拉塞书局的简短优美的故事,还有普龙-努里出版的严肃庄重的小说;这一年,法国出现了超现实主义的一代,他们与前一代迥然不同之处在于提出了“你们为什么而写作”的问题;这一年,小说的革新出现了具有代表性的两代人,拉克勒泰尔、杜阿梅尔、马丹·杜加尔和儒勒·罗曼一代人从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宏伟作品中探索这儿会生活的复杂性,塞林、蒙泰朗、阿拉贡、圣太克絮佩里和安德烈·马尔罗等一代人则致力于批判既定的价值,以促进新价值的产生;这一年,有关小说的争论开始出现,争论设计的不再是小说的样式,而是涉及到叙述的方法,“与其说是争论小说为什么会产生,倒不如说是争论如何会产生叙述的。”

这一年是一九三〇年,当小说出版呈现出多产和多样性特点,当小说需要不同年代的人进行革新,当小说的争议在于“为什么写作”和“如何产生叙述”,是不是小说的本体论已经到了彻底改变的年代?从表现革新力量的市民小说,到展现社会史宏伟画卷的“长河小说”,从描绘人类境遇的小说,再到解构现实主义的超现实主义及现代主义小说,为什么法国“争议的年代”划定在一九三〇年?一九三〇年,在米歇尔·莱蒙看来,刚好是法国现代小说小说诞生一个世纪,“现代小说诞生一个世纪之后,人们到一九三〇年进入了一个大部分写作方法都已被发现的时代。”当写作方法都已被发现甚至被穷尽,在题材意义上,在手法上,似乎都走向了某种终结,在这一情况下,“作家们将会竭尽全力地进一步完善它们,使之变得更加精妙。或者通过更为大胆地运用省略和暗示的方法,使之变得更加令人困惑不解。”

这是现代小说的一个分水岭,米歇尔·莱蒙特别提到了塞林、马尔罗、圣太克絮佩里、贝尔纳诺斯、蒙泰朗和阿拉贡这一代人,在他看来,他们那时已经取代了以前大师的地位,确立了自己的声望,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抛弃了对于读者阅读口味的关注,当小说从为了受众的消遣娱乐的目的论中返回,他们便注重在小说本体论上的发掘和发现,“小说本身要成为一种行动,而不是一种描写。”甚至小说成为了精神和道德意义上的改造器,“小说成了一种佐证:摒弃非理性的行为,蔑视个人主义的艺术趣味,崇尚冒险活动的兴趣,对参与历史事件的崇拜,企图在与世界的剧烈的斗争中表现自我的愿望,这种种新的价值标准促使小说家把小说作品视为一种佐证。”

不再是描写而是行动,不再关心读者趣味而成为社会问题的佐证,不再争论小说样式而争论小说“如何会产生叙述”,一九三〇年的法国小说走向了变革和嬗变,甚至走向了一种本体的革命。当发出为什么小说的这种分水岭意义界定在一九三〇年这个问题的时候,或者可以以回溯的方式回到一百年前的一八三〇年,回到米歇尔·莱蒙所说的“现代小说”的诞生。书名翻译成《法国现代小说史》似乎是一种误读,如果按照这个书名,米歇尔·莱蒙对于法国小说的起点就是他所说的一八三〇年,而其实他原先的书名是《法国大革命以来的小说》——原先的书名和翻译后的书名,明显存在一个时间差:《法国现代小说史》的起点是一八三〇年,那么从法国大革命发生的一七八九年到一八三〇年,是不是只是一种可以省略的时间背景?

米歇尔·莱蒙的第一章是《巴尔扎克以前的法国小说》,单列出一章来介绍一八三〇年的法国小说,绝不仅仅是一种背景交代。在巴尔扎克以前,法国小说其实并没有真正成为一种成型的文学体裁,米歇尔·莱蒙认为,那时的小说是一种缺乏规律的“吉卜赛流浪儿”,也就是说,它还没有被承认是一种文学体裁,因为当时的人还没有“能够明确指出它本身的要求和它特有的形态”。那时已经有了黑色小说、感伤小说,小说也开始形成了它自身具有的社会学意义,但是《阿道尔夫》或者《勒内》这样的小说,尽管摆脱了过去的俗套采用忏悔录方式展现了逼真和真实,但是缺乏情节;司各特·瓦尔特的小说再现了一个历史时期,展现了历史时期的风俗和信仰,但是他只是用戏剧性小说代替叙述性故事;意识形态、诗情和心理分析构成了十九世纪初期小说体裁的三种倾向,但也都没有真正成型……

直到司汤达的《红与黑》面世,而这一年正是一八三〇年,于是米歇尔·莱蒙将其看做是现代小说的诞生。为什么司汤达的《红与黑》会成为现代小说诞生的标志?司汤达从二十岁是立志成为伟大的诗人,他还想成为戏剧家甚至梦想做当代的莫里哀,他的《日记》、《新哲学》以及《书简》中都可以看成是为戏剧梦想实现所做的准备,但是这些都只是计划、大纲,直到司汤达开始写作小说,并且用一部恢弘巨著《红与黑》奠定了法国现代小说史的地位。米歇尔·莱蒙对司汤达的小说进行分析后认为,《红与黑》的开创意义就是“对事物的观察”,他根据报道的事实进行写作,但是摒弃了小说艺术的旧传统,一方面对当时的风俗习性进行了精确描写,展现了广阔的社会画卷,而对于现实的描述,并不是一种新闻报道,他按照一种自由节奏推进,采取若干连续的插曲方式,介入到故事中去,另一方面,在“绝不热衷于描述某一事变的来龙去脉”的写作手法中,他以对历史演变中偶然发生的事件的记录,将真实故事和“令人信服的假象世界”结合,这种手法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深入到个人内心世界,记录下的他的思想。

偶然发生的事件,并不是要打破所谓的历史规律性,而是更多介入故事,使小说具有了一种真正体裁意义上的本体性,“如果早二十年,生在帝国时代,于连就可能从军;就可能驰骋欧洲,逞其才智。可是而今,如果他想成功,并在复辟制度下生活,那么就只有屈从于统治者的要求。”司汤达的《红与黑》被看成是现代小说的诞生标志,而他并不是单枪匹马革新了小说的创作手法,巴尔扎克被米歇尔·莱蒙成为“十九世纪第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家”,他比司汤达更注重对于小说体裁的确认,如果说司汤达的小说注重的是灵感,灵感产生了最灵活、最自由的形式,而巴尔扎克则是通过叙述的结构去表达,也就是说,巴尔扎克教子司汤达,提出了更本体的问题:故事的情节本身按照什么方式才能成为意义的载体。从一八二九年到一八三三年,商业活动中失败的巴尔扎克转身进行小说创作,他几乎创造了所有的形式:“典型人物、小说结构、风俗观察和哲学思考的紧密结合、被安插在具体环境之中和以时间为基础的故事的戏剧性进展。”从《高老头》到《幻灭》,巴尔扎克一改司汤达在创作时无法摆脱自我的困境,而是在一边叙述中一边说明,一边描绘一边解释,在巴尔扎克看来,艺术不仅在于表现生活,而且还在于认识生活,小说家企图“借助语言来控制世界”,所以巴尔扎克的小说中重要人物都混合有三种方面的特点:社会型、道德型和哲理型,巴尔扎克说:“他们差不多总是必须作为反映现在的一个伟大形象,才活得下去。这些人物是从时代的五脏六腑中孕育出来的,全部人类感情都在他们的皮囊底下颤动,里面往往隐藏着一套完整的哲学。”

在巴尔扎克的小说里,他自己被置于其中,甚至以代言人的身份描绘了巴黎第一批人物形象;在巴尔扎克的小说中,“认识生活”就在于让生活担负起摧毁幻想和打破希望的责任;在巴尔扎克的小说中,他以肖像、描写、叙述形成的静态学和以对遗产的觊觎、诉讼手法的狡诈、阴谋等行动产生的动力学,形成了静动结合的性格对立,这种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的开拓,使得现代小说逐步成为了一种固定的文学体裁,巴尔扎克说:“艺术的使命不是抄袭自然,而是表现自然。”艺术在他看来,既是“理想化的创造”,也是“浓缩了的大自然”。而这种观点也正好是那个时代写作手法的一种总结,除了司汤达和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小说,乔治·桑的理想主义小说和浪漫主义小说,也逐步发展起来,而它们似乎具有同样的特点,那就是在“表现自然”中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看起来是逃避现实,但是却是对于生活斗争的一种体验式感受。

一八三〇年诞生了法国现代小说,这一定不是小说靠自身发展确立的独立历史节点,它是一种历史必然,而这种必然又回到了米歇尔·莱蒙的书名《法国大革命以来的小说》——正是由于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动摇和摧毁了旧有传统,使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都发生了改变,在文学创作中,自然也相应地产生了司汤达需要的那种最自由的灵感,产生了巴尔扎克想要表现的自然,产生了乔治·桑的田园理想,也产生了充满激情的浪漫主义小说——小说就是在变革中进行转变,在矛盾中寻找出路,就如司汤达在《红与黑》中借用圣-雷阿尔说过的那句话:“小说,这是一路上拿在手里的一面镜子。”一面镜子,既可以照见那个真实的现实,也可以观察包括自我在内的世界存在,当然也会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面放大镜。

但无论如何,在现代小说诞生的这一百年里,小说和现实,文本和社会,就是在这样一种再现的关系中演绎,“现实主义小说的鼎盛时期”尤其需要这面镜子的伟大作用。维克多·雨果制造了四十年代社会小说和大众小说奇妙综合体的《悲惨世界》,他用小说的镜子“描写人类意识从恶转向善、从黑暗转向光明的史诗”;福楼拜整理了小说的遗产,他用手中的镜子“对细致的真实给予巨大的关注”,《包法利夫人》成为科学观察的样本:“我在我其它的书中越是衣冠不整,我在这本书中就越要竭力扣好钮扣,我竭力遵循几何的直线:不抒发一点儿激情,不进行思索,不表现作者的个性。”龚古尔兄弟在心理和社会方面进行了研究,他们用镜子观察人的生理,“我们的小说独有的特征之一(……)便是它们将成为这个时代里历史色彩最浓厚的小说,为本世纪的伦理史提供最丰富的现象和真正的事实的小说。”而左拉的自然主义小说,则成为在实验基础上的放大镜,《卢贡—马加尔家族》成为“第二帝国的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

现实主义小说,那面镜子呈现出现实真实、具象、细致甚至繁琐的一面,当科学代替想象,当生理学代替心理学,当小说成为观察方法,小说也终于迎来了嬗变的时代——一八八七年,左拉的五位门徒在《费加罗报》上发表公开信宣称反对他的极端做法,只是小说在镜子式的叙述中面临危机的一种症候。这是时代是“愈来愈难以给小说作品划分类别的时代”,因为阅读习惯的改变,因为写作方法的变化,因为小说样式的发展,而真正对小说发生实质性改变的依然如现代小说诞生时那样,是因为整个社会的结构和价值体系发生了改变。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使得法国小说发生了裂变,在这里一种重要的标志是思想观念介入小说中,米歇尔·莱蒙将之命名为“世界主义的时代”,一方面小说成为“在翻译中最少失去其特征的文学样式”,这是其稳固性的标志,外国作品大量流进,产生了新的引力极,从而让法国小说不再只是法国的小说,也不再是和法国有关的小说,柏格森的哲学、弗洛伊德的心理学,都开始改变小说的内在结构;而另一方面,战争观带来的工业性文学和世界主义观念,在某种程度上使得小说成为“逃避这种恐慌或为阐述这种恐慌所作的一种努力”。

社会的变革导致小说的嬗变,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被称为“长河小说”,“我看约翰·克利斯朵夫好像一条大河,从第一页起我就说过这句话。”长河不是小说展现史诗意义,而是人物具有的某种英雄主义特质,在反抗、激奋、愤怒、失望中,小说人物约翰·克利斯朵夫完全和法国的传统决裂,小说就是英雄之诗,就是英雄的哲学;而马塞尔·普鲁斯特在《追忆水水年华》中的内心独白,一方面汲取了从前在夏多布里昂、波德莱尔或内瓦尔作品中所获得的新鲜的、瞬间的表达方法,另一方面则打破常规,将小说创作建立在多主题的重现与彼此互相配合上,而不在故事的发展上了,“叙述者把他本人的过去全部说完,于是《追忆逝水年华》也就全书终止。当叙述者开始讲他自己的时候,作者完成了他的书。”在某种意义上,普鲁斯特就是以反现实主义的方式解构了小说的叙述结构,米歇尔·莱蒙将之称为“法国小说的一个总结”,“普鲁斯特的独特和伟大就在于他把特殊和一般、现实和思想结合得很好。”

普鲁斯特不是一个个案,在战后新的小说技巧不断出现,其中有以瓦莱里·拉尔博为代表的内心独白,有“观察角度”的写作方式,有无所不知之外小说家的谦逊风格,有音乐式的结构,有新的小说心理学,这种变革对于小说本体来说是革命性的,就如提出了“纯小说”的纪德写道:“要将一切并非专门属于小说的成分统统清除出去。运用混杂的方法得不到任何好东西……”所以当这种解构清除了固有传统而开始建构的时候,一九三〇年便成为另一个标志——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的信仰的缺失,小说传统被一再解构,而战后重建便成为一种建构,它需要用另一种叙述来展现新的一代,但是这里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超现实主义提出来的:“你们为什么而写作?”

这是对小说创作主体的疑问,也就是“作者何为”的问题,从主体到本体,小说也避免不了面临“如何会产生叙述”这个问题。克洛德—埃德蒙德·马尼说:“一九三〇年乃是决定小说命运的转折性的一年……”这不仅是不断更新的创作队伍试图回答超现实主义的问题,而且在代际的价值观念上对小说之存在意义发生了疑问:现实是破碎的,世界是虚幻的,精神是沉沦的,当转向于这样一种内部世界的时候,小说真的不再是单纯的叙事,“现实不是叙述出来的,它是由无拘无束的内心独白展示出来的,它本身就是不协调的,不确定的,处于正在完成的过程中。”存在主义小说更是在二战之后最具代表性的嬗变样本,米歇尔·莱蒙说:“法国军事上的失败,外国的占领,许多人被关入集中营,以后又是广岛的原子弹爆炸,冷战的首次出现,这种种因素就足以使得荒诞和绝望的哲学思想发展起来了。”萨特的《恶心》,西蒙娜·德·波伏瓦尔的《官员大人》,加缪的《鼠疫》,就是荒诞和绝望哲学之下的产物。

但是存在主义还在叙述,还有思想,还在寻找希望,甚至“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但是新小说呢,小说是不是在“新”的时代只能否定一切?当他们把从巴尔扎克到亨利·特鲁瓦亚、所有不属于创新之作或新美学成就的作品统统都归到传统小说这面旗帜下面,世界就只剩下两种小说,甚至新小说自己在进行着自我解构,米歇尔·布托尔就认为小说是“狡猾的虚构”,因为“这是为了使读者感到困惑而编造”,在他的《时间表》中,小说变成了一部正在完成的小说,或者它是永远不会写完的小说,因为,“它不再是小说了”。米歇尔·布托尔的小说永远在过程中;乔治·巴塔耶的评论也是小说,《内心体验》就像是没有上帝的神秘主义者的日记;莫里斯·布朗肖的《黑暗托马》、《阿米纳达布>、《高不可攀的人》都在语言的迷宫里;萨缪尔·贝凯特的《马洛纳正在死去》就是在制造了死亡的持续状态。

小说是狡猾的虚构,小说是语言的迷宫,小说是永远在书写的状态,小说没有时空坐标,当小说变成新小说,承担描写、叙述甚至行动的作者已经退场,而读者变成了作者,他在组合,他在编排,他在理解,而这便是米歇尔·莱蒙所说的“故事的零度”,就像罗布-格里耶的“主观现实主义”,小说根本不是社会、心理或“记忆”的某种深度经验,它只是对于世界表层的描绘,而他投身于电影,便是这种创作的实践,因为在电影这个被看见的客体里,动作和物体便是真正的“现实主义”。从现实主义中脱身而出,是作者的态度,当小说被交到读者手里的时候,这一种“故事的零度”似乎也正是米歇尔·莱蒙认为是“如何会产生叙述”的小说走向未来的方向,因为它需要的是“处于正在完成的过程中”:“难道不正是对一切作出结论的唯一方式吗?难道不正是揭开空间障碍,促进我们走向光辉的未来的突破口吗?”

画家·少妇·少女

编号:C38·1960122·0243
作者:(法)冯·法斯查理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1990年8月第一版
定价:3.50元
页数:316页

一位画家,一位少妇,以及一位少女,三个人之间复杂的关系使这部小说带有通俗小说的基本特点:爱与被爱、艺术与爱情。而使画家最后导致一个可怕结局的是对爱的盲目投入,这种颇具报复式的结尾将爱情的纯洁一面判以死刑。冯·法斯查理自己作为画家像在自我忏悔,但显然,他只是以通俗故事的形式让哀怨的经历出现在读者面前。

一度青春

编号:C38·1960111·0238
作者:(法)莫狄阿诺
出版:漓江出版社
版本:1993年8月第一版
定价:7.85元
页数:393页

莫狄阿诺,就像我们碰不得的脆弱神经,一不小心就让我们进入他构筑的回忆当中,在70年代的《夜巡》、《魔圈》、《寻找自我》等小说中,他一直表现自己关于寻找的主题,而到了《一度青春》、《往事如烟》中,那种对未来的迷惘变成了对过去的回忆,挥之不去的往事时时刺激着我们,但莫狄阿诺并不是让我们在回忆中怀旧,他更想把我们带进他虚构的时间交错的世界中,找不到返回的出路。为“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内收《一度青春》、《往事如烟》、《凄凉别墅》三部。

变貌记

编号:C38·1951205·0216
作者:(法)埃梅
出版:漓江出版社
版本:1991年10月第一版
定价:2.00元
页数:209页

取名为《变貌记》,实则是如何“美貌”,这个题目很自然与卡夫卡的《变形记》相联系。人变成了甲虫,丑陋变成了美丽,这种异曲同工之处就是对“异化”的形象阐述,与卡夫卡不同的是,美丽是人所共求的,而甲虫则是恐惧的降临,而异化之后的所有生活都将全部改变。埃梅突发奇想式的能力使《变貌记》看上去更像是一部喜剧作品,让读者在这种想象的中完成对自己某种欲望的满足。

战争

编号:C38·01951205·0215
作者:(法)勒克莱齐奥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1994年12月第一版
定价:5.20元
页数:255页

“战争开始了。”我们没有准备,没有“知己知彼”,就一下子掉进了勒克莱齐奥构筑的战争世界,恐惧?不安?害怕?战争甚至让我们不能思考。战争是什么?战争是一个词语,法语就是“La Guerre”。谁是我们的敌人?我们没有敌人,只有无数符号对我们刺激后我们向自己开枪的勇气。这里,词语笼罩了一切,每一个词语都是寓言的一扇门,走进去可能永远走不出来,但不走进去,战争仍会爆发,我们无从逃脱。

名士风流

编号:C38·1951115·0195
作者:(法)西蒙·德·波伏娃
出版:漓江出版社
版本:1991年10月第一版
定价:5.60元
页数:776页

终身陪伴“存在主义”大师萨特的西蒙·德·波伏娃也有着对传统的反叛,只不过,她做为一个女人,更关注女性的解放,这位女权主义运动者继《第二性》之后塑造的又一知识分子群像证明了她承认知识分子在政治生活中的无能为力。这部1954年获法国贡古尔文学奖的小说对准爱情、婚姻以及生活中男女平等的中心主题,并且发出了一个极端的论点。

一个世纪儿的忏悔

编号:C37·1950728·0155
作者: (法)缪塞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版本:1994年2月第一版
定价:5.40元
页数:323页

年轻、忧郁、玩世、悲观,世纪儿的形象,缪塞是第一个创造者,在文学上,“世纪儿”成为一种象征,以及病症。社会的压力,自身的原因,使世纪儿远离乐观与幸福的生活,尤其在爱情中,有着诅咒一般的结局。第一个世纪儿沃达夫成为自我的牺牲品,“当我还年轻时,便感染上了一种可憎的精神上的病毒”,这是一种宣言,无法逃离病的侵害,付出代价之后,便是不停地忏悔,以获取灵魂的自由,悲剧就是这样诞生的。此为“法国婚恋小说十种”之一。

娜娜

编号:C33·1950609·0131
作者:(法)左拉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1985年5月第一版
定价:6.60元
页数:505页

《卢贡—马卡尔家族》第9卷,左拉体验生活的提炼。这位痴迷于“自然主义”理论的小说家,却把娜娜放进了一个充满堕落,呼唤良知的社会里,左拉最大的贡献在于继承了巴尔扎式对大环境的描写,这位如医生一样的作家把娜娜当成了另一个试验品,看着她如何逐渐被环境社会所泯灭,却永远无能为力,除了不尽的谴责与憧憬。这位哲学家的逻辑思想却已经相当成熟。


《娜娜》:巴黎在雪白的大腿中间堕落

娜娜梦想有一张从来没有见过的床,那张床就是王座,就是神坛,叫整个巴黎都到这儿来崇拜她的至高无上的裸体。
———-第十三章

她是《金发爱神》里的爱神,她是小路易的母亲,而这种艺人或者慈母的定位对于娜娜来说完全是巴黎病态社会中的一个讽喻,她是“第一流的风流娘们儿”,她是抚爱别墅里的“女神”,她是公馆里的时髦女人,她是荡妇中的佼佼者,她是“一个驯良的畜生”,而对于巴黎第二帝国时代的一个符号,那张从没有见过的床上,陈列着她的肉体,而这种肉体既腐烂着那些跪拜在地上的男人,也腐烂着自己的脸庞,而最后天花无非是一个时代堕落和解体的隐喻,即使之前有过让巴黎翻滚的激情,有过对男人膜拜的报复,但最后也只是一种亵渎,至高无上的裸体深处是从来无法逃避的死亡。

“这一切让人一望而知她是一个过早就被她的第一个正经男人拋弃的姑娘,而后又落到一些下流的姘头手中;可以想象得出她初出茅庐十分困难,第一次下海就没有得到成功,因为她遇到了层层困难,既被人拒绝通融贷款,又被人威胁要驱逐出住房。”这是《金发爱神》第三幕肆无忌惮的裸体之后的现实背景,在左拉《卢贡—马卡尔家族》里她就是一个被抛弃、被拒绝的女人,《小酒馆》为她设置了悲剧的起点,作为绮尔维丝·马卡尔和白铁工古波的女儿,娜娜在六岁时,就“已经显得是个女无赖”;而到了十岁时,这“坏孩子竟像一个妇人一摇三摆地在他的跟前走路,并且斜眼瞅着他,眼光里充满了邪气”;十三岁到花店老板娘那里当学徒;“娜娜长大了……只十五岁便长得像一只小牛似的肥胖,皮肤十分洁白……嘴唇很红,两眼像两盏明灯,所有的男子都希望在她这盏明灯上点烟斗”……洁白的皮肤,肥胖的身材,对于娜娜来说,是堕落生活的开始,马车上她虽然穿着盛装,但是已经沦为了下等妓女,她的人生就如在下流歌剧《金发爱神》中的演出一样,难以阻挡堕落的肉欲:“这时候,舞台底部的云彩散开了,爱神出现了。以十八岁而论,娜娜长得十分高大和肥壮,她穿着一件女神的白内衣,金黄色的头发自然地披在肩膀上,她泰然自若地走向台口,向观众莞尔一笑。然后她开始唱起主题歌来。”

那白色内衣,那金黄头发,那莞尔一笑,以及那扯着破嗓子的唱歌,只不过是掩盖在肉体上的道具而已,当第三幕开始的时候,对于全场观众来说是战栗,是震撼:“原来娜娜是裸体的。她肆无忌惮,赤身裸体地出现在舞台上,对于自己肉体的无限魔力,有着十分把握。” 从海里诞生的是爱神,而娜娜除了头发以外,没有别的什么来遮盖身体,这是对宗教意义的神话的亵渎,而这种亵渎在娜娜那里只有肉体,只有欲念,只有狂热:“娜娜始终微笑着,可是她的微笑十分凶恶,仿佛要把男人吞下去。”

欲念的不可知大门打开了,弥漫在那些观众,那些男人身边的是“禽兽身上发出”的纯情,然后扩散,然后布满全场。而这小小的剧院里的一切只不过是人生的一次纵欲演出,也是对于巴黎糜烂生活的见证,就像游艺剧院经理博尔德纳夫直言不讳地让别人不要叫剧院,“管它叫我的妓院”。从剧院到妓院,是默认,是自甘堕落,而巴黎无非是另一个更大的妓院。

在这个社会里,充斥着各种的交易,“从街的一端到另一端,到处有一堆一堆的女人在进行这种肉的交易,她们直截了当地讨价还价,仿佛这里是一家妓院的露天走廊。”这是肉体的交易;“他的赛马马厩是巴黎最有名的,他耗费了难以想象的巨资去维持这个马厩;他在帝国俱乐部每月赌输的钱,总数令人震惊;他的情妇不管年成好坏,每年总要吃掉他一个农场,或者几顷地,或者一座森林,把他在庇卡底广阔的产业割去一部分。”在旺德夫尔这个名门望族的最后一代子孙建立起来的财富帝国里,充斥着各种和金钱有关的交易,无法抑制的花钱欲望将一切变成私有的统治力,而这种统治力对于巴黎社会的解构是赤裸裸的。而这种交易和解构看起来是男人的统治,是男人的挥霍,而实际上,不管是银行家,还是剧院经理、伯爵和侯爵,还是诉讼代理人,甚至是理发师,都在情欲的世界里被女人的肉体吞噬,而这具让男人走向亵渎、腐烂和死亡的肉体,便是娜娜,“她是荡妇中的佼佼者,她既目空一切又充满叛逆精神,象一个具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女主人,把巴黎踩在脚下。”

《金发爱神》第三幕之后的娜娜住处,是拥挤的男人,“太太,我再也不愿意去开门了……楼梯上排了长队。”这是贴身女仆佐爱的抱怨,“老吝啬鬼”和“黑鬼”、情郎达盖内、德·舒阿尔侯爵、米法·德·伯维尔伯爵和银行家斯泰内先生,以及十七岁的孩子乔治,男人们用各种理由找到娜娜,他们有着金钱,有着权力,而一切的目的只为了娜娜,就如勒拉太太所说,“所有的男人在腿肚里都有魔鬼”,所以男人们的到来在某种意义也就是带着自己的身体,带着魔鬼的欲望,所以在排队的盲从中,“午夜十二点,娜娜家。”成为男人们再次追逐的一个暗号,而三十八个人组成的强大宵夜队伍让夜晚充满了荒唐的味道,喝酒、争吵、赌博、将香槟倒进钢琴,而对于娜娜来说,她或许只是为了“不愿意人家瞧不起我”,但是在这种疯狂的追逐中,娜娜想到的是从前“既被人拒绝通融贷款,又被人威胁要驱逐出住房”的困境,而她正是可以利用男人手中的权力和金钱为自己打开摆脱困境的方法。所以在男人的世界里,娜娜是肉体的展示者,也是俯视男人的怪兽,她出卖自己的肉体,也获得了摆脱贫穷的财富。

娜娜是左拉感官化世界里的一只金色怪兽

作为一个女人,娜娜从一开始是讨厌巴黎社会的,“面对着巴黎的这个哀伤的早晨,娜娜的心头突然涌上一股少女的感情,她突然向往乡村、田园,以及赏心悦目与洁白无瑕的东西。”所以银行家斯泰内为她购置的抚爱别墅就在巴黎之外,而其实这种向往更是一种逃避,对于乡村、田园以及洁白无暇的追求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母性的表现,她有一个男孩小路易,这是她十六岁时生下的孩子,他不留在身边,只交给一个奶妈照管,而这个孩子对她来说是一种痛苦,作为生命的延续,她一方面要照顾她,另一方面也无时不刺激着父亲缺失的现实,当别人问“这孩子的爸爸是谁”的时候,娜娜的回答是“一个上等人”,上等人的虚拟性其实是娜娜希望摆脱自己作为妓女的身份属性,也在另一方面希望自己的孩子不介入腐烂的生活,但是这种期望在肉欲的生活里,看起来更像是一个讽刺,娜娜和男人的乱交生活中,竟然又一次怀孕:“她不断地感到惊异,因为她的性器官乱了套,原来是为别的目的而不是为怀孩子而用的器官,居然也能怀上孩子,这不是很奇怪吗?大自然的七颠八倒使她很恼火,她在享乐的时候,竟叫她当严肃的母亲,她把周围的男人一个个害死的时候,竟给她一个新的生命。”

娜娜身上的只不过是性器官,而乱了套的性器官又颠覆了仅仅作为性欲的功能,她或者又是一个母亲,而那个孩子也会像小路易一样成为父亲缺失的孩子,而那些父亲在娜娜日益膨胀的欲望面前,甚至连虚拟性的身份都不存在了,甚至成为她需要统治的对象,所以最后怀孕三个月小产是对生命的亵渎,更是对自身悲剧命运的一种预演,“把周围的男人一个个害死”,对于娜娜来说,男人的追求已经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主动去征服,主动将他们带入肉欲的陷阱,而她的目的是“象一个具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女主人,把巴黎踩在脚下”。

在娜娜的征服的男人中,似乎只有乔治能激发她真正作为女人的感觉,那仿佛是巴黎之外的“乡村、田园,以及赏心悦目与洁白无瑕的东西”,十七岁的孩子使他的“宝宝”,“这以后的几天里,生活是愉快的。娜娜在小家伙的怀抱中,仿佛又回到十五岁的年纪。她早已习惯于男性的爱,而且已经感到厌倦,现在沉溺在童年的爱抚中,她的身上又重新开出了一朵爱情之花。”那些求爱的话她不当真,但是在童年的爱抚中,娜娜感受到的是某种难能可贵的纯真,是对于巴黎社会的颠覆,那里仿佛有广袤的原野,有芬芳馥郁的草,有房子和蔬菜,“一切都使得她神魂颠倒,弄得她竟认为自己离开巴黎已经有二十年了。”而这种逃避的生活状态,同样在与方堂的感情生活中被触动,蜜月的热恋,以及带着一万法郎远走高飞,像潜水或者逃亡,一点也不留痕迹,一方面这样的逃亡使她可以离开纠缠她的男人,另一方面一直在剧院里的方堂给她一种艺术般的享受:“在三个星期里,这一对恋人过着真正幸福的生活。娜娜仿佛又感到了当初她第一次穿上绸裙子时的那种无比快活。”

对于乔治的母性之爱,对于方堂的恋人之爱,在娜娜的生活中,似乎只是微弱的光芒,与乔治陷入的使他母亲对他的囚禁,而对于方堂,则是一次欺骗,不仅因为金钱发生的争吵时方堂打她巴掌,更有甚者,方堂也出去找女人,那个意大利剧院里的小演员就和方堂睡在一起,所以在娜娜的眼皮底下,这样的背叛也仅仅是对于娜娜自己的惩处,“第一次穿上绸裙子”时的快乐只是一个恶作剧,所以在娜娜心里萌生的是对于男人的报复,是情感的泯灭,对于她来说,肉体是她唯一的武器,是她让全世界腐烂的力量。

从逃跑到回来,对于娜娜来说,是一个恶毒的计划,她用金钱撵走了米尼翁的妻子罗丝,为自己获得了一个演公爵夫人的机会,虽然演出十分失败,但是娜娜的欲望从此不可收拾。她用米法伯爵的钱住进了公馆,这是她奢侈生活的开始,富丽堂皇的设备,家里服侍人员让她有了统治的感觉:“于是娜娜从此就变成了一个时髦妇女,专靠男人们的荒唐和:堕落来谋生的寄生虫,妓女中的花魁。她的崛起是突然的的和不可逆转的,她一跃而成了最有名望的风流女人,人人皆知的的最会挥霍金钱的入物,肆无忌惮地糟蹋东西的美人。”她的目的是统治,是糟蹋,男人和家具成为她王国里的臣民,在放纵的风流生活里成为男人们的女神,成为巴黎的女神。

而在这个计划里,米法伯爵无疑成了丢掉了信仰被肉欲侵占的男人,这个“一直都在奉行严格的教规,按照箴言和道德规律来安排自己的生活”的伯爵甚至在老了的时候依然不知道肉欲的快乐,而娜娜启开了他被封闭的欲望,“她的笑声,她的乳房和她的屁股,都充满了罪恶。”朦胧中的魔鬼开始统治他,一开始米法伯爵是害怕的,甚至是奋起反抗,“使他想起他读到过的宗教书籍,使他回忆起他从儿童时就不断听到的魔鬼迷人的故事。”他虽然相信有魔鬼,但在罪恶的娜娜面前,他失去了抵抗,那化妆间后脖子上的一吻让他在性欲的冲动中滑入不可收拾的陷阱里:“青春活力终于在他的内心觉醒了,青少年时代的旺盛青春期,在他冷漠的天主教徒内心燃烧,在他庄重的中年人内心燃烧。”

燃烧的欲望不可遏制,甚至在自己的妻子和别的男人不轨的时候,因为自己的不忠而无可奈何;甚至在他眼皮底下娜娜躺在另外的男人怀里,他也出于懦弱的需要和对生活的恐惧而继续着骗局。“他的肉体的欲望,他的灵魂的需要,已经混合起来,似乎从他的生命的模糊深处上升,在他的生命树上只开出一朵花朵。他任由爱情和信仰两种力量摆布,这两种力量建成的杠杆可以掀起全世界。无论他的理智怎样奋斗,娜娜的这间卧室永远能够使他疯狂,他只能在全能的性欲面前哆嗦着沉没,正如他在宽广天空的不可知面前昏迷一样。”在这样的肉欲面前,爱情也不是爱情,当然,信仰也绝非是信仰,他只是维持着身体的欲望,维持着对于生活的感官享受。而在娜娜的世界里,那些男人只不过是自己那张巴黎大床上的玩偶,是自己征服的一切,“她象一个驯良的畜生,生下来就不习惯穿衣,朋友要她的肉体她肯给,过路人要她的肉体她也肯给。”完全没有了所谓的爱,没有母性,“她在罪恶的领域里更加显得高大,她无耻地炫耀她的奢侈生活”,而这一切正如和米法伯爵的妻子不轨的福什里曾经写过的那篇文章一样,那只被命名的《金苍蝇》就是年轻妓女的写照:“她变成了自然界的一种力量,一种有破坏性的酵素,她自己虽然不自觉,但是她使巴黎在她两条雪白的大腿中间堕落,解体,她使巴黎翻腾,正如一些老大娘每月一次搅拌牛奶一样。”

她是荡妇,她是怪兽,她用一股意识不到的力量使世界腐烂,而对于娜娜来说,她的身体和欲望其实是被抽空了的,她对拉博德特说过:“我同他们干那事儿的时候,我一点乐趣也没有,真的没有丝毫乐趣。老实说,这只能叫我讨厌……”讨厌这样的社会?讨厌那些男人,还是讨厌自己无法摆脱的命运?所以那金色的怪兽是从贫民区的垃圾堆里飞起来,然后带着腐蚀社会的酵素,“落在这些男人身上,把这些男人一个个毒死了”。是的,死亡的悲剧在一幕幕的上演:旺德夫尔自焚;富卡尔蒙在中国海上过着凄凉岁月;斯泰内破产了,如今不得不老老实实地过日子;拉·法卢瓦兹的痴想得到了满足;米法一家完全败落;乔治的白色尸体旁边,有昨天才出狱的菲利普坐着守灵……她的周围全是男人的灾祸,而“她独自一人站在她公馆的财宝中间,脚下躺着整整一代被击倒的男人”。

这是娜娜毁灭和死亡的工作,但是娜娜从来不是胜利者,她在失去灵魂的皈依之后,也失去了肉体的欲望,而最后的结局是自己无法逃脱的死亡。在经历了失踪和传闻之后,娜娜再次来到巴黎已经是一具腐烂的肉体,天花在她脸上开出丑陋的花,这是夺走她的孩子小路易生命的病症,没钱医治看起来更像是一种表面的无奈,在刻着全裸体的美惠三女神雕塑面前,在豪华大饭店的凄凉里,在“进军柏林!进军柏林!进军柏林!”的街头口号声中,娜娜痛苦地死去,“啊!她的样子变了,她的样子变了,”最后一个留在屋子里罗丝·米尼翁说,而其实这种变化是腐烂,那激荡过肉体欲望,沾满了征服欲望的人生,最后也是腐烂:“看来好象她在阴沟和弃置路旁的腐烂尸体上所吸取的毒素,也就是她用来毒害了一大群人的酵素,现在已经升到她的脸庞上,把她的脸也腐蚀了。”

驳圣伯夫

编号:E28·1941119·0078
作者:(法)马塞尔·普鲁斯特
出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版本:1992年4月第一版
定价:5.60元
页数:286页

当普鲁斯特开始动笔研究“圣伯夫”问题时,他的思想也形成了一个“普鲁斯特问题”,时间是1908年,现代主义正在不断壮大力量的时候,《追忆似水年华》开始构筑的时候。圣伯夫对文学的种种阐述成为普鲁斯特表达自我的有力武器,并且由此进入了一个时间的迷宫。“中庸的法兰西”是圣伯夫坚持的批评方法,而普鲁斯特把这个公式用诗意的目光改变成:“幻美的法兰西”。

巴黎的忧郁

编号:E36·1940828·0067
作者:(法)波德莱尔
出版:漓江出版社
版本:1982年8月第一版
定价:3.15元
页数:174页

巴黎何来忧郁?这个“万恶之都”是现代文明的发源地,让人们成长、思考以及不尽的孤独。波德莱尔爱这个万恶之都,也恨这个“重获青春”的城市。城市里的忧郁如同一朵朵盛开的“恶之花”,令人在病魔的身上跳舞。自由、细腻、辛辣,巴黎的空中含混着另一种美感,也许只有这个叫“波德莱尔”的人能够诗意地呼吸,并且在死亡中给人以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