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上

编号:C55·1990712·0491
作者:(美)杰克·凯鲁亚克
出版:漓江出版社
版本:1998年9月第一版
定价:20.00元
页数:442页

信仰天主教、踢过足球,入伍被除名而退役、染上毒瘾……凯鲁亚克用自己实践创造了一种传奇,而这部自传体的小说则塑了像自己一样的“跨掉的一代”,凯鲁亚克狂荡不羁的性格使他的小说在即兴中写作,《在路上》的流浪奇遇永远是在现在时态,横越美国大陆的冒险经历到头来仍只能回到现实,这种逃避的心态成为凯鲁亚克永远的心病,这位与“豪叫”派诗人金斯堡为友的作家于1919年病逝,一种传奇经历的结束意味着“跨掉的一代”以及“在路上”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他的墓志铭是:“他赢得生命的尊重。”


《在路上》:仿佛置身于迷离的梦境

 

上帝存在着,我们看见时光在流逝。从古希腊开始出现的许多事,几乎无一不是荒谬的,生活中的情况就是如此,许多事是不能几何学本身或者几何学的思维方式来判断其正确与否的。
——《第二部》

狄安·莫里亚蒂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眼睛里一定有着某种迷惘,一种现实在时光流逝中无所逃避的迷惘,但仅仅是一闪而过,那种迷惘便被肯定所取代,连同上帝也被自己取代。是的,现实的荒谬写在每一个发生的历史阶段,也写在即将到来的生活里,它似乎是一成不变的,似乎消融了种种的渴望,似乎在被计划的人生里变成一个没有可能的句号,但是这种毫无曲折和变化的存在对于他来说,就像是一次生存的劫难,像几何学本身一样,是可以被书写,可以被证明,可以被预知,可以被感受的,人生的未知成了已知,一生也最终变成了一个不可逃离的计划。而要将这种确定的荒谬重新变成未知,对于狄安·莫里亚蒂来说,就是遇见另一个上帝,甚至是创造另一个上帝,而这一个上帝在他眼里没有预言,没有计划,没有证明,像一个幽灵一样,永远在路上,永远在自己寻找、自己行走,又最终放弃的路上,没有尽头,没有目的,只有离开。

荒谬只不过是在另外人眼中被看见,对于狄安来说,他看见的是自己,是自己的上帝,是渗透着流浪情结的莫里亚蒂家族的一员——父亲从丹佛的吉格斯·巴福特酒吧走出去之后,似乎就消失在这个荒谬的世界,那醉酒的感觉像是一个虚构,但对于狄安来说你,却是一个早就被看见的现实,“他常常去那儿喝酒,总是醉醺醺的,被老板痛骂一顿,然后跌跌撞撞走出酒吧”,而对于父亲的某次寻找,在狄安看来,只不过是接近这个荒谬的中心,然后积聚一种反抗和逃离的勇气,如此,便像完成了一个家族的史诗一样,把自己完全写了进去。

“是的,狄安就是这样一个人,在他看来,寻欢作乐、消磨时光就是神圣,就是人生的真谛。”人生的真谛被置换成醉酒和逃离,被置换成寻欢作乐和消磨时光,被置换成“在路上”,就是在背离几何学的人生,背离逻辑,背离计划和证明,而在充满幻想的经历中,狄安似乎要用一切对生活的渴望和对那些对他不屑一顾的人的欺骗来重建生活的秩序,所以他偷车,所以他吸毒,所以他和不同的女人上床,所以他骗人,所以他在路上。他是一个“四处流浪的年轻囚徒”,而他试图寻求的是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这是一种永远在路上的可能,这是由人生假设组成的诸多刺激和诸多故事,是“是令人神往的事”,用知识分子的腔调咬文嚼字,在别人看来依然是语无伦次,依然是傻里傻气,也依然是荒谬,但是却是重建一种非几何学的人生意义,只要上帝存在着,这个世界就会有荒谬的秩序,就会有不迷失的自我,就会有像自己一样幽灵般的跟随者。

“不过,一个幽灵又同我在一起了,这幽灵的名字就是狄安·莫里亚蒂,我跟着他又要上路了。”那个跟随者就是我,萨尔,坐在书斋里完成小说的作者。作者这个身份属性似乎可以将一种固定的生活态度明白无误地写在文本里,呆在家,呆在自己的城市,然后安静地写完小说,然后发表,然后“根据退伍军人权利法案返回学校学习”。这是我的生活轨迹,而其实,在我的故事里,荒谬也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和女孩结婚,睡在舒适的床上,面对厚厚的手稿,但是这样的生活方式对于我来说,需要的也是一种背离,一种逃避,只不过在某种意义上,我对于“在路上”更多是向往,更多是想象。“未同狄安相识前,我常梦想到西部去游历,不止一次地在脑中盘算这桩事,可就是从没上路。”从未上路的现实就是在荒谬和计划中左右为难,就是在一部书里完成历险完成流浪,完成对生活的有限颠覆。而狄安的到来似乎为我打开了那个通往未知世界的路口,如此诱惑,如此神往,如此成为一个梦境。

杰克·凯鲁亚克:人生总是燃烧、燃烧、燃烧

在和狄安上路之前,我在听说的状态下开始了自己的在路上生活,而那时,我和妻子也离婚了,似乎把梦想变成现实已经完全具备了可能,但是对于我来说,未知的世界里远没有目标,一切只是为了逃离而逃离,为了荒谬而荒谬。当我告别了完成了一半的手稿,告别了那个有着舒适床单的家,告别了纽约,挎上帆布旅行包,揣着五十美元,便开始了西海岸之行。“这是我伟大旅程的第一天,我本该朝西。那才是我所期待的目的地,可我却在往北。”目标其实是模糊的,前方只是一个逃离现在的方向,无论是朝西还是往北,对于我来说,只是一种盲目的背离,“我并不惊恐;我不是别的什么人,我不过是一个陌生人,我的一生行踪无定,如游荡的魂灵。我横穿美国大陆的旅程只完成了一半。我在东部度过了青年时代,我将在西部追寻未来。”把自己当成陌生人,走在陌生的路上,我似乎还没有狄安的那种“知识分子”的向往,只是想在一种追寻的未来里看见自己,而这样的自己其实只是一个影子。

自己的影子,是城市的影子,也是生活的影子,当我千万百计搭车来到洛杉矶的时候,才发现这个陌生城市是“恐怖的丛林”:“人行道上聚集着这个国家最放不羁的人,他们踯躅在南加利福尼亚柔和的星光下,直到星星在一大片荒芜的宿营地上那棕色的光圈中隐没。”而在这个“确实犹如荒漠”的洛杉矶,我想到了自己的纽约,似乎只要离开就会觉得纽约才会“让人产生某种怪诞得近乎疯狂的感受和相互关切之情”,但是当我和偶遇且上床的女子特里分手之后重回纽约的时候,却又发现纽约的恐怖:“车流如潮,正值交通高峰期,我那历经长途跋涉、对一切感到陌生好奇的目光又看到了纽约难以言述的疯狂,骚乱的喧嚣,成千上万的人为了赚得一个子儿终日奔波,做着疯狂的梦——掠夺、占有、失去、叹息、死亡,就这样,为在离长岛不远的那些可怕的城市公墓里寻找一块栖身之地。”每一个城市,都不是永远的恐怖和荒谬,只有远离它的时候才会有一种想要回去的欲望,而这种想要回去的想法无非是对于现实的不适应,无非是没有真正想过逃离被背叛,无非是被过去的自我牵制着。

爱情似乎也一样。当我在路上的时候,每当我看见一个我所喜爱的姑娘同我擦肩而过的时候,我就打心眼里感到一阵痛楚。而当我和离开丈夫和孩子出走的特丽相遇的时候,起先是双手握在一起的甜蜜,是在旅馆里的快乐,是打消了痛楚的满足,可是我却在得到的时候,“忽然冒出了这样愚蠢的念头,犹如患了妄想症一般:特丽莎或特丽——她的名字——准是个干皮肉营生的女人,为捞几个钱,在公共汽车上勾引嫖客”,而特丽似乎也在一种质疑中脱掉了衣服,用身体来温暖彼此,“一小时前,我还怀疑她是妓女。太不幸了。我俩都完全失去了理智,彼此不信任。”在没有得到的遗憾中,是痛楚,而在到来的现实里,却充满着怀疑,就像那个离开又返回的纽约一样,到处是无法安全走出的影子,到处是自我的羁绊,而一个人离开特丽回到纽约,也从此将一种可能的寄托变成了背叛。其实对于我来说,那几何学的人生似乎明白地刻在自己的灵魂深处,“我想同一个姑娘结婚”似乎是我的一种理想,一种并不需要在路上的归宿感,“同她在一起,身心会有所寄托,直到我们俩老态龙钟。咱们总不能老这样天胡思乱想,四处游荡。咱们总得找到过夜的地方,去寻求些什么吧。”而其实,这样的梦想,这样的计划,并不是“在路上”流浪的真谛,甚至是在解构着狄安的那种“知识分子”的向往。

“在路上”似乎要变成一次成长,要变成一种人生,要变成一个归宿,“……我与之交往的人只是那些疯狂的人,他们为疯狂而生活,为疯狂而交谈,也疯狂地寻求得到拯救;他们渴望同时拥有一切东西。这些人从不抱怨,出语惊人,总是燃烧、燃烧、燃烧,就像传说中那些闪着蓝色幽光的罗马蜡烛一样……”我似乎在搭车流浪的经历中慢慢燃起了疯狂的火焰,似乎在狄安的世界里慢慢发现了理想,似乎在一无所有中慢慢看见了长夜里消失的星星。西部狂欢节是疯狂,北普拉特市的空气中又疯狂,绝技竞演会里也有疯狂,第一次搭车的那个开车小伙子,用缠着绷带的脚踩下了油门,横冲直撞中以每小时八十英里的速度完成了历险,“今天早晨才断的。那个混蛋要我住院,我拿起行就离开了。不就是一个脚趾吗?”受伤而不住院,却在那路上加速行驶,对于我来说,这是对于身体极限的疯狂,而在遇见狄安之后,我才发现在狄安身上有着更多的疯狂——自我的疯狂往往和现实的荒谬成正比。

狄安或者离婚,或者结婚,对于他来说,似乎那婚姻的束缚早就不存在了,在丹佛,他和玛丽露疯狂做爱,“两人又和好如初。玛丽露是狄安真心爱过的姑娘。”但是到了旧金山之后,狄安又将我和玛丽露抛在了城市里,自己去了妻子卡米尔那里,“狄安这家伙为了他自己,随时都可能把你扔下不管。”玛丽露的愤怒和尖刻是对狄安的爱,却也是一种不羁。而狄安在卡米尔的身边并非是为了一种恒定的婚姻,“狂放不羁的莫里亚蒂现在居然成了一个让人取笑的话柄。他妻子为治愈他拇指的伤口,得每天为他打青霉素针,而这又引发了荨麻疹症,因为他一打针就过敏。”甚至最后被卡米尔赶出了家,对于狄安来说,也并非是人生失败的证明,那受伤的手指无非是自己离开的借口,“在路上”的生活又让他找到了另一个妻子英莱茨,“英莱茨和卡米尔还相互写信,谈到狄安的怪癖什么的。”甚至和不同的女人在一起变成了他生活的方式之一,而对于这样的生活,狄安的解释便是:“伙计,你的路在哪儿?——圣徒的路,疯子狂人的路,彩虹之路,如虹亚特一样美丽的路,还有其他路。不论什么路,对任何人来说,总有这一条路,就看他怎么走。”所有的路只是一条路,所有的女人也只不过是一个女人,“几个月后,卡米尔就为狄安生下了第二个孩子,那可是年初好几个晚上狂热缠绵的结果。而若干个月后,英莱茨也将生下一个孩子。在西部某地,狄安还有一个私生子。他成了四个孩子的父亲,可仍一贫如洗。”

这是伦理的否定,这是爱情的背离,这也是对于几何学生活的颠覆,所以狄安想一个幽灵地疯狂,所以狄安抽大麻引起幻觉,所以狄安永远在路上,“虽然你对车轮非常恐惧,可你开车的当儿,别担心,车轮会自己转动,不会把你抛出公路,我也好放心睡上一觉。”在路上能让人安心,能让人快乐,能让人看见自己和上帝,而“我觉得一切该了结了——就在这个时刻,我终于明白一切,知道从此该怎么办了。”这是一次启蒙,这是一种超脱,这是一个梦境,甚至在我、狄安和玛丽露之间上演了三个人的游戏:“ 人世间这三个孩子,在这样的夜晚要想干出什么事儿了,他们居然试图在这包围着他们的黑暗中,承载过去年代积存下来的一切心理重负。”而在大路之上,狄安甚至叫我和玛丽露脱光衣服,“让太阳晒晒你们的肚皮”。玛丽露脱光了衣服,吸引了路过的司机观看,而这一切对于真正的流浪者来说,却是抛却世俗的努力,是自我疯狂的开始,他们以荒谬对待荒谬,以疯狂制造疯狂,而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寻找自我,寻找上帝,寻找另一个被隐匿的世界。

“凡夫俗子,一文不名的远比在天堂拥有威名者更心安理得。到底何谓天堂?何谓尘世怎么看都行,一切都存在于心灵之中。”心灵不在纽约,不在丹佛,不在美国,墨西哥之行则把这样的疯狂推向极致,从丹佛到边境的拉雷多,超过一千英里,从边境进入墨西哥城,需要行驶七百六十七英里,“这将是一次最激动人心、最具有冒险性的旅程,不再是从西部到东部,而是到梦幻般的南方。我们仿佛看到自己正在穿越整个西半球的崎岖山地,驶向火地岛,顺着蜿蜒曲折的公路进入异域,眼前展现出奇妙的景色。”仿佛是一次突围,离开美国离开故乡离开生活,那数字和城市组成的路线仿佛是人生最精彩的一次超越,尽管狄安有着不同的孩子叫他爸爸,尽管我有着厚厚的书稿需要出版,尽管斯坦的老人苦苦哀求他别走,但是走向美国的尽头似乎是无法改变的现实

在路上,经过得克萨斯州尽头,在路上,经过蒙特雷城郊外,在路上,抵达墨西哥城,大麻、妓院、女人和曼波舞曲,组成了在路上的风景,“把过去的一切都他妈的统统忘掉,眼前这片土地的一切都太新鲜、太有趣了。咱们多年来不顺心的事儿、开心的事儿都算不得什么——现在总算到头了!咱们什么都不用担心,就这样往前开吧。“这是另一种荒谬,这是另一种疯狂,这也是另一种非几何学意义的人生,而身处在异域之地,我们也仿佛成了闯入者:“他们知道古老的地球上谁是生活的主宰者,谁是承继者,因此才不置一词地望着我们。当一场灾难降临到古老的世界,非洲阿拉伯人的天启书如同以前曾有过的许多次那样,将会再次出现,人们将像从前那样,再一次从墨西头或巴厘岛的洞穴,以同样惊奇的目光抬头凝视。人类历史又将从那儿开始,亚当将会嗷嗷吸乳,从头开始生活的一课。”谁是主宰者?对于印第安人来说,美国的文明是一种异构,而这种异构却像极了征服,像极了灾难。实际上,超越国境对于流浪者来说,并非具有真正的启蒙意义,也并非是陌生力量的远征,在延续的荒谬和疯狂中,告别美国其实更多是一次理想主义的乌托邦,“我才明白,我此刻正置身于墨西哥,这儿可不是天堂,这是在大白天做的一个色情梦。”

“我们仿佛置身于迷离的梦境。”逃离是为了投入这个迷离的梦境?疯狂是为了张开所有的欲望毛孔?在别处的美国,其实是另一个被遗忘的现实,在路上的生活,其实也并非是一个避难所,我开始发热开始生病,而狄安终于也被荒谬和疯狂的自己拉回到了现实。“他给英莱茨拍去电报,让她为他订飞机票。于是,他乘飞机回到纽约。一到纽约,他便手持离婚证明同英莱茨去约瓦克结了婚。晚上,他告诉她万事顺利,让她别担心,他说一切都顺理成章,除了难以预料的劳苦,没什么可忧虑的。然后他跳上公共汽车,又一次一路颠簸着横越美国大陆去旧金山,去见卡米尔和两个小女儿。”人生又被设置成“狄安结过三次婚,离过一次婚,同第二个老婆住在一起”的现实,置换成“让我们迎接它,在相亲相爱中度过下半个世纪,我们都等你回来”的祝福,而我在离开墨西哥城回到美国之后,那个一见钟情的巧克力姑娘,那封写给狄安的一万八千多字的长信,都成为另一种“在路上”的开始,不是难以摆脱现实,而是在路上永远是一次虚构,永远是疯狂地寻求拯救却又疯狂地燃烧,在时光流逝中,无法抗拒的荒谬变成了“在孤独中悲惨地衰老下去”,而所有的一切都把自己,把上帝带到了另一个世界的路上——仿佛置身于迷离的梦境,身体之外,只有某种思念可以延续肉体之外的逃离,可以抵达永恒的疯狂:

我相信,没有谁,没有谁会知道将会发生什么。我怀念狄安·莫里亚蒂,我甚至还想念他的父亲老狄安·莫里亚蒂,我们从来没能找到他。我思念狄安·莫里亚蒂。

五号屠场

编号:C55·1990101·0465
作者:(美)库尔特·冯内古特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1998年8月第一版
定价:15.00元
页数:344页

战争就是把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送去喂炮火。冯内古特的反战情绪集中体现了对人的非人化处理,1969年发表的这部小说是作者自身对“科幻小说家”的飞跃,他的黑色幽默与约瑟夫·海勒的《第22条军规》一样,把战争放在一个圈套中,作荒唐的嘲笑。小说的第一句:“下面的这一切基本上是实情。”《上帝保佑你,罗斯瓦特先生》是对贫富不均的批判,反讽的艺术手法在第一句里就显露出来:“在这个关于人的故事里,主要角色是一笔钱,这和在关于密蜂的故事里,主要角色按理总是一摊蜜蜂是一样的。”


《五号屠场》:在时间上倒回过去看见耶稣

 

当541号大众星生物看到一具尸体,他只不过认为这个死人在那特定的时间情况不妙,但他在其它许多时间却很好。如今,当我听说某人死了,我只耸耸肩,并像541号大众星生物谈到死人时那样讲一句:“就这么回事”。
——《五号屠场》

 

时间在哪里?在541号大众星上?在毕利看见自己的诞生和去世?或者在基甸圣经中所多玛“一定不再向后看了”的诅咒里?在特劳特小说中那个回到圣经时代的兰斯·科尔时间旅行中?时间是死亡的一种形式,但只是一句“就这么回事”的短语,它循环,它戏谑,它幻想,它是一个数字,它是“人们失去了充当人物的勇气”,它在一本书被签名盖章以及收藏的书柜里,当有人打开有人翻阅有人解读历史,最终还是要被合上,将时间关闭在那个跳过一秒却不再行进的指针里,活着的人写着书,活着的人死去,而在未来的时间里,死去的人活着,死去的人看见一具尸体,看见无数的尸体,甚至看见自己的尸体,也当做是回到了被绑架的541号大众星,然后看见耶稣,看见身高五英尺三点五英寸的耶稣,然后对着所有人说一句:就这么回事。

那本书的开头是这样的:“听:毕利·皮尔格里姆挣脱了时间的羁绊。”书的结尾是这样的:“普-蒂-威特?”可以暂且忽略结尾的这句晦涩的话,把书一直打开,等到第二个故事开始。从毕利挣脱时间的羁绊的虚构开始,那个我是站在书外面的,就像有人拿起被签名被盖章以及被收藏的一本书,写好了开头和结尾,然后将那些人放进去,将时间放进去,将耶稣放进去,最后将毕利放进去,只是和我父亲说的那样:“你知道,你写的小说全没有坏蛋。”没有坏蛋那是因为他们都在时间之外,都在一场德累斯顿的轰炸历史之外,都在“就这么回事”之外,那是一个童年时代,一个可以把书名定为《儿童十字军》的时代,充满了童趣,就像缪勒尔在圣诞节寄给奥黑尔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的那样:“祝你的家人和朋友圣诞节愉快,新年快乐,并希望有朝一日碰上机会,能在和平、自由世界里的出租汽车中再见。”和平、自由的世界,是时间之外的存在,是一辆出租车上的美好希望。但是童年是要结束的,书还是要翻到第一句,翻到那个”使每个人变得很刻苦“的战争年代,傻头傻脑的孩子,天真烂漫的童年,被手表上的秒针颤动了一下,一年又是一年,本来属于孩子们的游戏,玩弄钟表的游戏,可是它却完全走进了书里,走进了毕利的挣脱的那个羁绊里,”我完全不能这么做。作为地球上的一个凡人,我只能相信时钟和年历。“可是,时间并不是见证死亡,战争即使不像冰河那样涌来,人总还是要死的,总是要告别童年时代,告别《儿童十字军》,甚至告别拦截冰河一样的反战情绪,因为那里有一个毕利,有一场德累斯顿的轰炸,有一个不能逃脱羁绊的时间迷宫,即使老埃德加·德比被处死的那个战争笑话也无法让人在讽刺中感受虚构的独特魅力:”整个城市化为灰烬,成千上万的人被杀害。就在这时候一个美国士兵因为拿一只茶壶而在废墟中被抓了起来。他受到一般的审讯后,就被行刑队枪毙了。”

时间正在像所有人驶来,战争却从来没有从人们身边离开,基甸圣经中所多玛的故事告诉我们,不许回头看,那么就向前看吧,就在另一个时间的维度里想办法挣脱羁绊,听,毕利在努力,“他就寝的时候是个衰老的鳏夫,醒来时却正举行婚礼。他从一九五五年的门进去,却从另一个门一九四一年出来。他再从这个门回去,却发现自己在一九六三年。他说他多次看见自己的诞生和去世,随心所欲地回到他的生与死之间的一切事件中去。”一九五五年的门,一九四一年的另一个门,以及一九六三年的故事,诞生和去世,一切都像是在时间里随心所欲地行走,像一个时间的旅行者,但是他患了时间痉挛症,无法控制他下一步往哪儿去,即使他逃脱了父亲因为打猎而逝世的时间,即使他忘记了在佛蒙特州的糖槭林山顶撞毁的飞机而自己幸存,即使他想不起自己的妻子在佛蒙特的医院里康复时意外地死于一氧化碳中毒,时间也在他的身体里,在他战争的创伤中,在他从一团漆黑走进强烈灯光的德累斯顿五号屠场里.

一九五五年的门,一九四一年的另一个门,以及一九六三年的故事,毕利的世界总是不想打开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三号的那扇门,那里有第五幢房子,有水门汀砌的方墩墩的平房,有能滑动的前后门,只是没有战场,没有灭虱站,而身后的水龙头关闭的时候,毕利才知道自己很可能在这个五号屠场迷路,因为时间的旅行已经迷路,找不到起点就是找不到出生,找不到终点就是找不到死亡,五号屠场在未来的记忆里,死亡也在未来的时间里,所以当一支高效激光枪瞄准器上的十字标线正对着毕利的头时,他只是看见了一道紫光和嗡的一声响,他目睹的是大多数同伴死于非命,而这样的死亡保存在他对未来的记忆中,德累斯顿将被炸毁烧光是在另一个时间里。

上帝保佑你,冯内古特先生

但是那发生在真实时间里的轰炸的确在毕利不愿提及的一九四五年发生,戴维·欧文写的《德累斯顿之毁灭》中记载了这一次大空袭,死亡人数是十三万五千人,超过当年晚些时候的美国空袭东京和广岛原子弹爆炸死亡人数,这十三万五千人不包括毕利,只不过这本书毕利不愿读,不愿像读《儿童十字军》一样看见天真浪漫的童年,不愿向所多玛一样向后看。这次战争中的空袭在空军上将桑德比看来是:“谁也不能否认,轰炸德累斯顿是一场大悲剧。”而这本书的作者说:“谁也不会相信这次轰炸有什么军事上的必要性。”

它并不是关于五号屠场的毁灭,不是一个德国城市的毁灭,当然也不是毕利精神世界的毁灭,他像阅读一本不愿看的小说一样,把时间遗忘在一九四五年的那个黑夜,“毕利·皮尔格里姆也同时旅行回到德累斯顿,但不是此时的德曼斯顿。他正返回到一九四五年的德累斯顿,该市被烧毁的后两天。”两天也是对于时间羁绊的挣脱,对于时间旅行者而言,他曾经看见过自己死过许多次,且把死亡的情况录在录音带上。录音带的开头是这样说的:“我,毕利·皮尔格里姆将死于,已经死于,并且经常死于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三日。”一九七六年的激光枪瞄准了毕利的额头,“激光枪是从光线已经暗下来的记者席上对准他的。接着,毕利·皮尔格里姆便死了。”就这么回事。而对于时间羁绊的逃避,真的能找到自己?找到那个救赎的耶稣?在科幻小说家基尔戈·特劳特的小说中,耶稣就在那个时间旅行者面前,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旅行者的问题是:“耶稣是否真正死在十字架上?或者他从十字架上被取下来的时候是否还活着?或者他是否真的还活着?”他带着听诊器,然后为上帝之子听诊,是的,他是回到天堂里去了,这位名叫兰斯·科尔的时间旅行者还量了耶稣的身长,结论是:“耶稣身高五英尺三点五英寸。”

身高五英尺三点五英寸的耶稣不是上帝之子,是一个人,是在听诊器面前的人,是钉在十字架上死去的人,这个被称为从“时间上倒回过去看见耶稣”的科幻故事只是虚设的一架时间机器,而对于毕利来说,他也有一架时间机器,这架机器便是他说被绑架的541号大众星,和特劳特的科幻故事一样,毕利寻找到了自己的王国,从鳏夫回到婚礼现场,那就被绑架了,“他说谁也没有发现他不在,因为他们使他穿过时间的经线,在541号大众星上度过了多年,而离开地球的时间却只不过一微秒。”一微秒就像我的手表指针跳了一下,这是新的时间,这是属于毕利的幻想时间,在541号大众星上,时间不是人类社会维度里的一个,它有着四维的空间,所以死亡不是终点,死亡只是一个片段,死亡只是很多时间的一种,只是“就那么回事”。这不是线性的世界,所有的时间都可以逃避,死亡不是最终的舞蹈,所以“就这么回事”成为毕利的口头禅,变成了挣脱时间羁绊的方式,它是循环,它是新的开始,它是没有结束的开始。而最重要的不是消灭时间,消灭死亡的单一线性哲学,而是要把人从某种奴役中解脱出来,“他们也不把人类看成是两脚动物,而看成是大百足虫。”用毕利·皮尔格里姆的话说,是“婴儿的腿在一端,老人的腿在另一端”的百足虫。所以人不是主宰,也不是牺牲品,人只是一种简单的生物,而人类社会所要讲的“自由意志”在541号大众星那里,只是一个可笑的笑话:“我访问了宇宙里住有生物的三十一个星球,研究了有关另外一百多个星球的报告,只有在地球上才侈谈什么自由意志。”

没有自由意志,当然也不会去控制不会有奴役,“故事没有开头,没有中段,没有结尾,没有悬念,没有说教,没有前因,没有后果。”而这样的世界正式毕利所要追寻的,就像他曾经的验光配镜的职业一样,镜片的矫正其实是在远离那个真实的世界,用一种隐喻的方式让自己逃避时间逃避战争,“牲口哞哞叫,圣婴惊醒了。但小主基督,不哭也不闹。”但是上帝是不是真的已经成为了一个人,是不是在幻想中的541号里遗忘战争?毕利的真正悲剧是:“战争的主要后果之一是:到头来,人们失去了充当人物的勇气。”他的挣脱,他的逃避,最终使他精神错乱,最终使他在“就这么回事”中成为言语模仿症患者,而我对于一部小说的描写也根本起不到反战的效果,就像电影制片人哈里森·斯塔尔对我说的那样:“与其写反战作品,何不写反冰河的作品?”战争总会有的,战争是不可逃避的,就像时间,所以反对战争就像拦截冰河—样,谈何容易。

所以最后毕利还是被激光枪打中,“就这么回事”的死去,“毕利和其他的人到林阴道上 步。树木在抽芽。路上没有,也没有任何来往的车辆。 有一辆被 弃了两匹马拉着的运马车,车是绿色的,样子像棺材。”那缺省的文字就像缺省的时间,缺省的死亡一样,是看见了,也将走向自己,“样子像棺材”,所以那本开头是“听:毕利·皮尔格里姆挣脱了时间的羁绊。”的书也翻到了没有揭破的结尾,“一 鸟儿叽叽喳喳地在谈话。”“一 鸟儿对毕利·皮尔格里姆说‘普一蒂一威特?’”像一个寓言,一个时间和文本的寓言。而这个寓言淹没之后又现出声音,是在另一个文本里,《上帝保佑你,罗斯瓦特先生》,“一只鸟儿在梧桐树上唱着歌儿。‘普-蒂-威特?’鸟儿唱道。‘普-蒂-威特。威特,威特。’”

罗斯瓦特是谁?他曾出现在《五号屠场》里,“罗斯瓦特比毕利机灵双倍,但他和毕利一样,以相同的方式对付相同的精神危机。”精神危机在不同的人身上表现出不同的内容,但是都是在解读人生的意义:“他们两人都认为人生毫无意义,原因之一是他们有不幸的战争经历和遭遇。例如,罗斯瓦特用枪打死了一个十四岁的消防员,把他错看为德国兵,就这么回事。而毕利目击了欧洲历史上最大的屠杀,即轰炸烧毁德累斯顿。就这么回事。”

就这么回事的人生,有“普-蒂-威特”的鸟叫声,有541号大众星,有科幻小说家特劳特,但是这里没有战争,没有十三万五千人的死亡,没有为上帝之子听诊的时间旅行者,这里是一个金钱王国,“在这个关于人的故事里,主要角色是一笔钱;这和在关于蜜蜂的故事里,主要角色按理总是一摊蜂蜜是一样的。”蜂蜜的诱惑,蜂蜜的危险,对于罗斯瓦特家族来说,这笔钱并不代表富有,却是有着角斗,有着阴谋,有着关于人性的丑恶。这是美国第十四个大家族罗斯瓦特的“罗斯瓦特基金会”,八千七百万美元,外加日利一万美元是巨大的财富,这笔钱免交所得税,利息基金会可以任意使用。而与基金会并列的是“罗斯瓦特公司”,它可以任意投资经营,牟取大量利润。这两个组织相互独立,互不制约。罗斯瓦特的家族成员,都可以在基金会任职,除精神病患者外,而律师姆沙利费却要想证明罗斯瓦特基金会主席埃利奥特患有精神病而让另一罗斯瓦特的家族成员——傻瓜费雷德接任该会主席,以便在金钱转手之际从中渔利至少一半金额。

巨大财富,看上去是“合众为一”的产物,但其实却是“一个印在这个已经破灭了的乌托邦的钞票上的极具讽刺意味的铭言”,在勾心斗角中,埃利奥特看上去是“一个酒鬼,一个乌托邦幻想家,一个吹牛圣人,一个没有目标的傻瓜。”他喜欢的是特劳特这位科幻小说家的作品,“一万年以后,我们的将军和总统的名字都会被忘记掉的。可是,那不会被遗忘的我们时代的唯一英雄就是《2BRO2B》的作者。”这是埃利奥特对于特劳特的吹捧,《2BRO2B》是哈姆雷特提出的一个有名的问题,生存还是死亡的哲学命题变成了一场关于乌托邦的狂欢,在那里有一个虚构的美国,“那里几乎全部工作都是由机器干的,只有那些有三个或四个博士头衔的人才能找到工作。”人的意义消解了,而埃利奥特的生活就是在“漫游”,他与妻子西尔维亚之间没有性生活,在他的世界里,所谓的欲望只是去偷女的内裤,偷剪人家头发,或者偷看人家等下流事,“把最坏的告诉我吧。埃利奥特把他的性欲导向什么啦?”当他的父亲问医生,埃利奥特的疾病时,医生的回答是:“‘乌托邦。”这个乌托邦是对于“卖淫,离婚,酗酒,自由放纵,同性恋,色情文艺,打胎,贿赂,谋杀,剥削,青少年犯罪,贪生怕死,无神论,敲诈勒索,造谣诽谤和偷窃等等流行一时”的美国现时的反抗,但是这其实就是一个笑话,那本特劳特的《2BRO2B》原定价只是二毛五分钱,是一本廉价的书,和印度作家维特雅纳的《性爱之神的警言》一个价。

对于有着基金会支配权的埃利奥特,他所从事的就是帮助那些无用之人,这也是特劳特在书中提出的观点:“你在罗斯瓦特县干的事情跟神智不清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这很可能是我们的时代的最重要的社会试验,因为它在一个极小的规模上触及了一个问题,而机器日趋精巧复杂,必然会使这个问题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不安和恐怖。这个问题就是:如何去爱无用之人?”什么是无用之人,对于脆弱的美国人来说,无用就是害死强者和弱者,它是社会的通病,就像经历战争的毕利一样,发现的是人已经失去了当人类的勇气,“我们对无用之人的憎恨以及为了他们的好处而残酷地对待他们”,而埃利奥特在帮助中建立了他的乌托邦:“由于埃利奥特所作的榜样,千百万人就可以学会去爱和帮助他们所见到的任何人。”

“不要自杀,给罗斯瓦特打电话吧”,这是放在电话亭里的告示,“埃利奥特·罗斯瓦特是一位圣人。他会给你爱和钱。”这张和“如果你宁愿要印第安纳州南部最好的屁股的话,那就给梅丽莎打电话”色情卡片放在一起的告示对于现实的美国来说,到底是不是爱和帮助的福音?“你不会再回来了,罗斯瓦特先生。我爱你,你永远不会再回来了。愿上帝保佑你,该死的,愿上帝保佑你!”那个胖女人的电话打来,被白色公主电话机架起的热线对于那一个女人来说,或者也是一个乌托邦,“愿上帝保佑你”的背后却是无奈,他们都有某种痛处,腰子痛的安娜·蒙恩·格兰浦斯也说过这样的话,他们是小老百姓,他们需要乐善好施,他们需要告别疼痛,告别无用的命运。

但是埃利奥特真的是和上帝一样?“Indy, Su-TDM—LO-一V2-W3K3-K2CP–RF $ 300。”这是埃利奥特写在账本上的记录,符号的后面是关于爱和帮助的记录:翻译过来,意思就是,里特尔是印第安纳波利斯人,是一个想要自杀的工具和模具工人,现在已经失业了,是一个二次大战的退伍军人,有一个老婆和三个孩子,老二得了大脑麻痹症。埃利奥特给了他一笔三百美元的罗斯瓦特基金会的研究金。”实际上,二战退伍军人的身份给了埃利奥特实现自己乌托邦的机会,从某种意义上说,埃利奥特属于战争牺牲品,但是他的反战却不是和毕利一样是逃避时间,去创造去镜片一样的世界,他是一种仇杀,用乌托邦来反乌托邦,那三个被他杀死的消防员就是因为头戴钢盔,面戴防毒面具,而看成是德国人:“他们是普通的老乡,正在从事着努力使房子和氧气隔绝开来的英勇无可非议的事业。”

帮助百姓,却又杀死百姓,和西尔维娅没有性生活,却和无数女人发生性关系,“罗斯瓦特县里许多妇女宣布说你是她们孩子的父亲。”对于埃利奥特来说,勾心斗角的阴谋并不只在金钱世界里,也在他的乌托邦里,而那张去印第安纳波利斯的票也不再有返程的可能,“全城都知道他是一去不复返了。那些特别依靠埃利奥特的人,已经听到了这个咔嗒声,像开炮一样的响。”一场战争,一声枪炮,打在这个城市那些无用之人的身上,孩子的父亲失踪了,乌托邦之父失踪了,那个幻想中的世界失踪了,当然特劳特笔下的“银河”也死了,那一只鸟儿在梧桐树上唱着歌儿,唱出的还是“普-蒂-威特?普-蒂-威特。威特,威特。”

“上帝保佑你,罗斯瓦特先生。再见。”可是罗斯瓦特死了,那个拯救无用之人的乌托邦死了,就这么回事。

 

拉格泰姆时代

编号:C55·1981101·0459
作者:(美)E·L·乌克特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1996年9月第一版
定价:9.20元
页数:236页

干过多种职业的乌克特罗最后选择以音乐的某种技巧来表现自己所认为的美国社会,变化无常的切分旋律就是一个变化无常的时代,工业文明空前发达,内部矛盾空前激化,虚构的三个家庭在“拉格泰姆式”的生活中如何被异化。“拉格泰姆是不能弹得太快的。”社会也是如此,人注定只是这些时代的副产品,在历史中消亡。“这时候拉格泰姆风行的时代随着机器沉重的喘息已经消逝,似乎历史不过是自动演奏的钢琴上的一支曲子而已。”这是小说最后的结尾。


《拉格泰姆时代》:载入史册的是现实中的表演

这年是1914年,他头朝下悬在百老汇上空,而弗朗茨·斐迪南大公据说已被暗杀。就是在这一瞬间胡迪尼的脑海中出现了一个形象。那是一个小男孩,他正望着一辆汽车亮晶晶的黄铜前灯中他自己的影像。
——《40》

1914年是开始还是结束?当胡迪尼一次一次制造了逃生的奇迹,他是把整个世界都当成了魔术表演的舞台,还是真实地让自己生活在幻想世界里?当他头朝下悬在百老汇的上空,那惊动世界的一声枪响在南斯拉夫中部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城炸开了世界的另一种走向:大公被暗杀,作为导火索引起了战争的爆发,欧洲之外的美国是不是就是那个正望着一辆汽车亮晶晶的黄铜前灯自己影像的小男孩?

原先是上升的,直到升到了制定的高度,在百老汇大街和第七大街的上空,其实是看不见远处的欧洲,那个照见自己影像的小男孩也只不过是一种幻觉,但是在胡迪尼旋转着面对时报塔楼的窗户,他仿佛听到了关于时代的一记钟声,一种秩序散落成碎片,另一种秩序正在向下的旋转中建立起来——正在建立,宛如街头逃生魔术一般,在进行的过程中迷幻了想象和现实,模糊了虚构和真实,但是即使能从这钟声敲响的时候进入1914年之后的时代,头朝下的倒置状态也预示着开始即为结束,生即为死,小男孩即为朽败的历史,“一群小孩,他们都是好朋友,有黑有白,有胖有瘦,有富有穷,各色各样的淘气的小顽童在他们的街坊四邻中经历了种种滑稽可笑的冒险,一群衣衫褴褛的孩子,跟我们大家一样,一群陷入困境然后又从中逃出的人。”

这个设想可以拍成一部电影,或者可以谱写一支曲子,就像历史本身一样,拉格泰姆风行的时代最后还是在机器沉重的喘息中消逝,“似乎历史不过是自动演奏的钢琴上的一支曲子而已。”谁失去了战争?当无政府主义者埃玛·戈德曼被驱逐,当美丽多情的伊芙琳·内斯比特红颜憔悴,当疯人院里的哈里·凯·索获释而参加了一年一度的停战纪念日游行活动,谁又打赢了战争?或者从1914年的萨拉热窝的枪声到最后的停战日,谁都不是战败者谁都不是胜利者,因为这只是一部冒险电影,这只是如胡迪尼的逃生魔术,这只是一曲拉格泰姆的乐曲——在美国盛行的拉格泰姆便是以右手弹奏出变化无常的切分旋律,同时左手以沉稳的低音伴奏的一种黑人音乐。

“这首乐曲不要弹得太快。拉格泰姆是不能弹得太快的……”拉格泰姆的首创者斯科特·乔普林曾经这样说过,虽然变幻无常,但是不能弹得太快,太快就是紊乱了节奏,就是制造了混乱,就是混淆了想象和现实、虚构和真实,甚至向上的方向和向下的速度。但是乔普林对于乐曲弹奏的提示在那个混杂的20世纪初根本不会成为一种规则,几乎每个人都在右手的无常左手的低沉中演奏着拉格泰姆,于是众多的左右手,众多的切分旋律和低音伴奏,制造了众多的声音,众多的声音编织了众多的冒险,众多的冒险书写了众多的困境,最后的一切都变成了汽车亮晶晶的黄铜前灯里那个影像,在头朝下的世界里变成了一种无可名状的成长。

“20世纪之初,美国已经有了汽车、火车头、飞机、点火引擎、电话和25层的大楼。但是,有趣的是,在这个国家里即使最著名的实干家们也极易受到超乎自然的幻想的影响。”20世纪初,美国,是真实历史应该书写的时空坐标,这里有汽车、火车头、飞机,有点火引擎、电话和高楼,那时,铁轨从大众刊物撰稿的幻想者眼中变成了现实,它正伸向西部并且延伸到了未来;那时,皮尔庞特·摩根登上了百星航运公司的“大洋洲”号开往欧洲,他已经把白星、红星、美洲、自治领、大西洋和利兰等航运公司合并为一家拥有120艘远洋邮轮的公司;那时麦迪逊大街的宴席上,美国最有实力的人物相聚在一起,其中包括洛克菲勒、卡内基和哈里曼;那时,马萨诸塞州的劳伦斯市已经成为美国最著名的纺织工业城市,成千上万的人来到这里希望找到工作……在这个已经被历史书写的20世纪初,在这个正在创造神话的美国,为什么那些最著名的实干家们还沉浸在超乎自然的幻想中?就像那次摩根举办的宴会上,“洛克菲勒称自己有习惯性便秘,常常坐在马桶上考虑问题;卡内基喝了白兰地在打盹儿;而哈里曼则尽说一些无聊的蠢话。”这是不是只是一个被传说的美国?

20世纪初,美国正在创造神话,正在等待英雄,而所谓的英雄或者正如“父亲”那样,他只是用一种叫做“爱国主义”的感情,来为自己的产品赢得市场:父亲制造了大量的国旗、彩旗和花炮,他就是用这样的形式来表达爱国热忱,但是这爱国主义的背后依然是那种超乎自然的幻想,甚至这种超乎自然的幻想,也同时变成了爱情。但是作为一种隐喻,父亲之爱国热忱,父亲之社会革新思想,也只是一种冒险式的生活,当入睡之后摸黑到了母亲的卧室,父亲的汗水滴到了母亲的胸脯上,母亲吃了一惊,心想:“尽管前面只会有灾难,可是我知道这些年是幸福的。”摸黑的象征故事,在汗水和充满肉欲的胸脯上写成,即使前面充满了灾难,但是在这个看起来十分美满的夜晚,似乎所有冒险的汗水都可能收获一种幸福生活——父亲去往北极探险,无疑是美国式传奇的一种书写,他们到达了北极极点,并且留下了以证明这一历史奇迹的证据:国旗在分钟翻滚,北极探险队的皮尔里让父亲与马修·汉森和爱斯基摩人合影,“那是5个粗笨的人影,国旗插在他们身后一个终年封冻的冰峰上,似乎向人们指出那就是地球上真正的北极极点。”

传奇正在被创造,但是这一张被登载在报纸上的照片,却因为光线不足只留下一片黑影,于是,“报摊上的头条新闻说皮尔里到达了北极极点,载入史册的是现实世界中的表演。”探险变成了表演,就像父亲和母亲的那个汗水滴落胸脯的夜晚一样,“胡迪尼的意外出现打断了母亲与父亲之间的床笫之欢。”胡迪尼的逃生表演制造的是另一个神话,他在小男孩的“警告公爵”中揭示了父亲身为犹太人的现实,而移民身份似乎再也不能和爱国主义联系在一起;而当乘坐北极探险号离开的时候,看到了从欧洲驶来的移民游轮,那些移民的心中充满着对美国国旗的向往,和父亲擦肩而过,是不是唤起了父亲的源初身份?男爵只不过是一个如国旗、彩旗和花炮一样的商品,而在冒险变成表演的过程中,一个美国之外的欧洲变成了真正的现实:“纽约人鄙视他们,说他们不讲卫生,缺乏教养,身上散发着鱼腥气和大蒜味,疥疮流脓流血;他们没有自尊心,为几个小钱什么都肯做;他们偷窃,酗酒,强奸自己的女儿,随意自相残杀。”

欧洲移民来到美国寻找奇迹,美国探险队远赴北极制造神话,20世纪初的历史其实就在左手的变化无常和左手的低沉伴奏中响起了拉格泰姆的声音,而且这种演奏真的太快了,“美国上下,偷情与死亡难解难分。私奔的女子在一阵狂欢的颤栗中丧了命。有钱人家买通新闻记者把这种风流韵事遮掩起来。人们从报刊杂志的字里行间揣摩着。”美国发生了什么?那时的作家西奥多·德莱塞推出了他的第一部小说《嘉丽妹妹》,但是遭到评论界贬抑,甚至摆在书架上也无人问津,“这一夜,德莱塞将椅子转了一圈又一圈,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角度。”那时的弗洛伊德和荣格刚乘坐劳埃德公司的“乔治·华盛顿”号班轮抵达纽约,他的学说还没有被美国人接受;那时的无政府主义者戈德曼用自己的勇气和刚正成功举行了会议,“这次会议筹得的资金将用于支援正在进行罢工的衬衫业工人和宾夕法尼亚州麦基斯波特市的钢铁工人,支援被西班牙政府以煽动总罢工罪判处死刑的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弗朗西斯科·费雷尔。”

实际上在这个快速演奏的“拉格泰姆”时代,一切都在冒险中打开了,一切都在混乱中上演。弗洛伊德的学说还没有在美国得到认同,但是在学说之外的现实里,困惑人的是自我的存在和异化,胡迪尼在托姆斯监狱里想要表演从新式脚镣中逃生魔术,但是那个犯人却在胡迪尼一丝不挂,“非常猥亵地举起双臂,髋部顶在铁栅上拍打自己的生殖器。”这状奇遇是不是正戳中了胡迪尼埋于内心的恋母情结?他之后去往欧洲进行巡回表演是不是对于这一次奇遇的逃避?而最后母亲的死去是不是这一种情结彻底被埋葬?甚至弗洛伊德和荣格来到纽约之后,在街角看到街头艺人用剪刀和纸剪出肖像,在公共汽车上看到目不转睛看着他们的孩子而困惑,是不是也是精神分析还没有成为一种心理科学时的迷失?在精神分析还没有接受时,无政府主义却成为了对于混乱的的抗拒力量,戈德曼面对伊芙琳说:“你是资本主义的可怜虫,资本主义的伦理道德完全是腐败和虚伪的,这样你的美无非就是黄金的美,也就是说它是假的、冷冰冰的、毫无用处的。”她让伊芙琳脱去了胸衣腹带,解除了象征“妓女的胜利”的衣服,一丝不挂的肉体,就是无政府主义的写照,“你看我,即使我身段这样也不受胸衣腹带这种东西的束缚,我穿的衣服都很松快,让身体顺其自然,自由自在地呼吸。”

当然,种族问题成为最大的社会问题,母亲发现那个黑人婴儿,然后将他收养,之后知道了婴儿的母亲萨利,然后将她收留,为什么婴儿会被抛弃,“萨拉曾经想杀死她的新生婴儿。生活不是他们双方任何一个人可以掉以轻心的。他们无情地信守着自己的希望与情感。他们自己在受苦。”但是婴儿的父亲是谁?小科尔豪斯,他出现了,而且他还向萨利求了婚,但是在这个白人世界里,他们的存在本身就像婴儿一样是一种被歧视被抛弃的现实,而小科尔豪斯和萨利似乎选择了两条不同的路:萨利代表的是社会改革派,希望社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小科尔豪斯则代表着某种无政府主义者,甚至他最后变成了恐怖分子,“这对了不起的情侣当初在母亲一家人的生活中出现使他们受到惊吓;他们之间在意志上的冲突也产生了一种几乎像施了催眠术一般使他们身不由己被左右的效果。”

E.L.多克特罗:这首乐曲不要弹得太快

两条道路分叉着,但是哪一条道路会通向胜利?萨利,这个极其贫穷、未受过教育、对于人持身处事应有的方式抱着一种绝对信念的黑人姑娘,更像是一种不被书写的现实,即使她被科尔豪斯求婚,对于她来说,这里也没有归宿,最后在潜在的暴力中倒下,在被警察带走之后,死了。而小科尔蒙斯早就离开了萨利前往纽约,他的名字变成了杀人放火的象征,福特汽车事件只是一个引子,绿宝石岛消防队站房被炸也只是预言,甚至8条命丧于科尔豪斯之手也只是一个小小的目标,他针对的是白人,是政府,是制度,他写给美国政府的第二封信的条件是:交出名叫威尔·康克林的白人败类由我处置;原样交还T型福特车及车上定做的潘达索特车篷;最后则是要让自己成为临时美国总统。

在前两个条件满足之后,科尔豪斯终于没有实现第三个愿望,在图书馆人质事件中,科尔豪斯的身体最终在街上抽搐,“一连串的姿势仿佛是想把自己流出的血迹揩净一样。”黑人倒在白人的枪下,暴徒死在军警面前,这似乎是一种秩序的胜利,但是在科尔豪斯的恐怖活动中,有两个关键人物,他们发出了重要信号,一个是“父亲”,他认为是革新主义者,他相信共和政体具有可臻完善性,但是他的观点是:“黑人有了正确指导还不能承担起各项人皆可为的责任是毫无理由的。”所以他不信个人不努力也缺乏远见会成为人杰伟器,而这种革新主义者既反对戈德曼的无政府主义,又反对科尔豪斯的极端行为,无疑在维护属于自己的阶级偏见。

而父亲和“母亲的弟弟”调换人质身份,无疑将从来不出现名字的“弟弟”推向了另一种混杂的舞台,这个“身无分文却是风度翩翩的中产阶级青年男子”爱上了伊芙琳·内斯比特,在她的情夫斯坦福·怀特死了,丈夫哈里·凯·索被关进大牢的时候,“弟弟”成为了

对伊芙琳·内斯比特进行意淫的主体,甚至在戈德曼让伊芙琳·内斯比特一丝不挂的时候,在偷窥中满足了一种欲望,“他双手紧紧捏着勃起的生殖器,似乎竭力要掐死它;但那玩意儿鄙视他的意图,像鞭子那样抽打着他在房间里乱跑;在他魂销神迷或者是绝望的叫喊中,大量丝状的液浆犹如子弹向空喷射,然后又像彩带缓缓地落在躺在床上的伊芙琳身上。”欲望投射的不只是一个被无政府主义解除了胸衣腹带的肉体,而是一种恋母般的存在符号。而当中产阶级青年男子看到萨利带着潜在的暴力在订婚状态下死去,才激起了他对于自我的拯救,“我会制造炸弹,他说,我懂得怎样爆破。”这是他对科尔豪斯说的话,从此他成为了一个亡命之徒,成为了一个革命者——这种革命行为远比科尔豪斯来得隐蔽和彻底:他用手榴弹炸毁了图书馆的人行道,他认为科尔豪斯对政府的威胁信只是自我满足甚至是背叛,“我们不是说着玩的!外面有足够的人可以拉起一支队伍!”

科尔豪斯死后,“弟弟”连夜驾车去第一百二十五街的滨水区,乘渡船到了新泽西州,他驱车向南,在新墨西哥道斯镇经历了一段短暂的爱情纠葛,之后加入了得克萨斯州的起义军,之后又来到了墨西哥城开始了新的争斗:“来自各地区的起义军领袖在墨西哥城相聚一堂。这是需要对革命再次阐明的紧要关头。卑鄙的暴君狄亚斯被推翻之后改良派马德罗执掌了政权。马德罗被一个阿兹特克人卫塔将军所推翻。如令卫塔跑掉了,温和派卡兰沙正在试图僭取政权。首都由于激增的派系集团、贪官污吏、外国商人和奸细而骚乱不安。”甚至离开美国的“弟弟”并不是逃避,而是开启了革命之路:在他移居国外之前的一年半里,弟弟发明了17种军械装置,其中有一些那么先进以致美国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才开始使用,“这些武器中包括后座力火箭榴弹炮、低压地雷、声纳导向深水炸弹、红外线照明来复枪瞄准器、电光弹、连发来复枪、轻机关枪、榴霰弹、粘性硝化甘油炸药和便携式火焰喷射器。”

对于“弟弟”来说,革命不在美国发生,却在全世界点燃了战争的信号,而1914年的武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才开始使用,也是一种预演,所以“弟弟”所代表的革命世界让一切正在发生:

到处都可以看到战争即将爆发的迹象。在欧洲,海牙的和平宫开幕,42个国家派代表参加了庆典。社会主义者在维也纳举行会议决定国际工人阶级将不再替帝国主义列强打仗。巴黎的画家们正在画那种把两只眼睛放在头的一侧的肖像。在苏黎世,一位犹太教授发表了一篇论文,证明了宇宙是弯曲的。这些无一逃过皮尔庞特·摩根的眼睛。他在法国的琴堡登了岸,他图书馆里的那个发狂的黑人挑起的事件已被他忘得一干二净,于是他沿着自己惯常走的路线横穿欧洲大陆,从一个国家到一个国家,他坐在自己的私人车厢里同银行家们,首相们和国王们一起进餐。

“弟弟”不再是中产阶级,不再是无名的孩子,这个拉格泰姆也不再冒险组成的乐曲,一群陷入困境然后又从中逃出的人也不是电影的主角,“载入史册的是现实世界中的表演”,精神分析、无政府主义、种族问题、移民、爱国主义、恐怖分子、革命、社会主义,在右手变幻无常、左手低沉伴奏中,混杂成了“弹得太快”的拉格泰姆乐曲。

白雪公主

编号:C55·1981003·0456
作者:(美)巴塞尔姆
出版:花城出版社
版本:1992年9月第一版
定价:7.20元
页数:250页

七个善良的小矮人成了庸俗的商人,美丽的白雪公主成了一个泼妇,森林里的美丽童话变成了男女乱伦的故事,巴塞尔姆似乎要打碎一切唯美的东西,让它们变得鲜血淋淋。这位美国最先锋的作家对经典的颠覆似乎永无止境,甚至让读者猝死在阅读中他才可以面露微笑,这部中篇小说的第一句:“她是一个黑美人,高个儿,身上长着许多美人痣。”本书为“20世纪外国文学精粹丛书”之一,内收《白雪公主》及8部短篇。

 

 


《白雪公主》:我厌倦仅仅做一个家庭主驸

 

保罗坐在浴缸里,水从上面冲下来。他在写一份正式取消书。“对形式有所偏爱也许不对,”他想,“但取消却对我有一种特殊的诱惑。我真想取消一切,如果能做到,整个文字世界就会……”更多的热水落入浴缸。“我想取消绿色的海,海里棕色的鱼;我尤其想取消垂在那个窗口的黑黑的长发。……那头发,它使我紧张……现在电话铃在响。是谁呢?谁在找我?我不去接。那样,我就暂时安全了。”

 

这是星期一的童话,这是“把黑如乌木的头发从窗口放下去”的寓言,淋浴间里有人厌倦,有人隐退,有人焦虑,有人从星期一的时间里撤走,有人看见白雪公主的双乳,有人把一封信塞进厨房间,有人在用自动打字机写着诗歌,他和他们,包围着她,包围着一个家庭主驸,而另一个她,却用一张“构建精巧、形式华美的温柔的毒网”寻找迷恋者,他们是写下来的词语,他们是电话号簿里的号码,他们是身上几乎能排成一排的美人痣。

七颗美人痣,在洁白如雪的皮肤上排列成一个竖排的省略号,“胸上一颗,肚子上一颗,膝盖上一颗,脚踝上一颗,臀部上一颗,脖上后面一颗。”全长在左边,全长在书的第一页,全长在星期一的窗口,可是右边呢?书页的另一面呢?星期一之外的其他日子呢?剩下的就是不能碰的身体,不能触摸的页码,不能张望的窗口,以及“移动太多并且部分缺席”的词语,“七也是”的另一个意思是他们作为七个男人都会这么想,“白雪公主在等我,虽然她也在等比尔、休伯特、亨利、爱德华、凯文和丹,但我还是禁不住会这么想。”克莱姆一边烫着衬衫,一边想的时候,那个房间里已经发生了“移动太多并且部分缺席”的故事,已经具备了“感情释放的不同程度有意的突发”,以及已经在一片阴影中“取消面孔的思想部分”。

“他们七个男人加起来,大约只相当于两个真正的男人。”是谁叫白雪公主这么想,是窗口的黑如乌木的头发,还是那首足足四页又长又臭的诗歌,还是那一起脱掉的睡衣,但总之是只有两个男人,他们简约成一个有着血统的王子保罗和制定计划的追求者霍格,而最后怕镜子、苹果和有毒的梳子的白雪公主以喝下一杯装有冰块的吉布森伏特加的方式取消了那竖排成省略号的七颗美人痣,取消了窗口,取消了星期一。

这也是保罗想要写的那份取消书的一部分,水从上面冲下来,更多的水落入浴缸,但所有的水都像窗口的头发一样,只是白雪公主的形式,取消是绿色的海,取消棕色的鱼,取消黑黑的长发,取消电话铃声,取消被假装的那个“安娜”的名字。取消是世界的新方式,取消是为了更安全的存在,取消就是一个不说话的省略号。所以在”我该爱谁“的疑问中,白雪公主取消了词语,“世界上要是有几个我很少听到的字该多好啊!”很少听到的词是有人开始厌倦白雪公主,是有人不愿卷入纠纷,是有人选择隐退来处理焦虑,是有人不愿有人碰他。很少听到的词是霍华德说的“鱼的粘液”,是凯文说的“现在我们又得吃苦了”,是比尔命令的“必须说”,是亨利说的“谋杀和创造”。而白雪公主拒绝被人读的诗歌里也有那些被取消的词语,那些很少听到的词语,第一个词是什么,是“包扎好然后受了伤”,“它是押韵的还是自由体?”白雪公主说是“自由,自由,自由。”,而主题是伟大,是关于爱情,关于肉体,关于追求,关于欣赏,关于从星期一开始的美人痣。

但是当阿米莉亚的裙子底下出现打字机,“我想大概是自动写作”的现实对于取消词语来说,却是一次真正的革命,是真正伟大的主题。与自动打字机一样出现在房间里的是七个男人的生活片段,“比尔把一条大的黑绷带放在爱德华嘴上,克莱姆脱光了衣服。我抽着一支旧金牌香烟,就是我刚才抽过的那支。”而“艾丽西亚给我们看她的色情糕点”。在刷洗楼房、制造婴儿食品,尤其是在婴儿煲吔、婴儿豆酥、婴儿炸虾、组成的中国婴儿食品的世界里,白雪公主就像在浴缸里游动的鱼,在创造一种让人迷惑的爱,她的优柔寡断和困惑只是为了回答“可是我该去爱谁呢?”的疑问,在寻找很少听到的字的时候,白雪公主以美人痣和黑如乌木洁白如雪的身体语言寻找“伟大”的主题,所以她会认真地打扫卫生,在“书蠹不咬人”的自我暗示下,她往书上喷杀虫剂,用吸尘器的刷子刷掉书上的灰尘,又用手掌和插头把牛脚油涂在封面上,还用宣纸上剪下来的纸条补好了几页撕坏的,用温的斗烫平了几页弄皱的,还将封面上新的霉斑用一块干静、柔软、沾了点雪利酒的布擦掉的,最后是在书柜里挂了一个装有二氯苯口袋,以防止发霉。

唐纳德·巴塞尔姆:摧毁了整个童话世界

但是伟大的主题只是写在身体上,写在向左排列的美人痣上,写在周而复始的星期一里,写在包扎好之后又受伤的词语里,“有一天我的王子会来。”这是白雪公主想要的,她的意思是她的存在是不完整的,有待于一个能使她完整的人的到来。也就是说,她是作为“不在一起”而存在的,尽管她在某种意义上是和比尔、凯文、克莱姆、休伯特、亨利、爱德华和丹七个男人在一起。但是七只是一个符号,窗口只是一个取消的场景,而她站在星期一的窗口,等待的却是那些“对头发的反应”。年迈的老人走过来,是告别,“再见,头发!再见,如果是永远,那就永远地,再见!”摇滚乐队的头儿弗雷德走过来,是颠覆,“哥儿,一切都变了。我也变了。”比尔看见,肯定是许多头发挂在那儿,是原始,“从史前到现在。只可能有一个答案。那便是白雪公主。”而保罗在闪回中,看见水从上面冲下来,看见更多的热水落入浴缸,是取消,“我想取消绿色的海,取消海里棕色的鱼;我尤其想取消垂在那个窗口的黑黑的长发……”丹坐到一个盒子上强迫大家都坐在盒子上,是分享,“为的是如果想坐,就可以坐在上面。”坐在上面,就像水的覆盖,就像欲望的覆盖,就像词语的覆盖,是填塞,是无限,是沉淀,是“语言中可以看作垃圾现象的模式的某些方面”。

而爱德华对头发的另外反应是:“做一个家庭主驸。”做家庭主驸曾经是休伯特在放恐怖片时听到白雪公主说过的话:“我厌倦了仅仅做一个家庭主驸!”那时休伯特把手放在白雪公主的大腿上,用一个害羞、试探性的动作,在那儿温暖——阴门就在那儿。从家庭主妇到家庭主驸,这是词语的异文,是词语的取消,像阿米莉亚裙子底下的打字机一样,随机却又充满着某种对身体的探秘。家庭主驸是一个怪胎,是渴望被爱却又走不出头发的魔咒的现实,是等待却又呈现出“七不是”的残酷,“家庭主驸!美国奢侈的基础!家庭主驸!没有它,平民生活的整个结构就会崩溃!家庭主驸!没有它,我们存在的全部理由眨眼间就会跌落到野蛮人的水准;而我们因为野蛮而责怪肮脏的动物是完全正确的。”家庭主驸是一种象征,是“人类苦难金树上最主要的装饰!”而在被取消词语的时候,家庭主驸已经无处可逃了,它扼杀了性格中起码的自爱,扼杀了性格中适当的自我敬畏,“作为家庭主驸,我们性格中只有种危险的自我仇恨。”

自我仇恨取消了等待,取消了敬畏,取消了伟大,那么当不是星期一的窗口,白雪公主就变成了无意义:“还没有人爬上来。那就说明了一切。这个时代不是我的时代。我生不逢时。那些人都有毛病,站在那儿伸着脖子目瞪口呆。那些人也有毛病,来都不来,也不试一试爬上来。充当这个角色。世界本身也有毛病,连提供一个王子也做不到。至少还做不到有发达的文明来给这个故事提供一个正确的结局。”王子保罗在哪?在浴缸里?在取消了大海和鱼的世界里,在安全地不接电话的生活中?电话铃响起来的时候,是简打给完全陌生的奎斯特格先生,是穿透彼此空间的989-7777号码,“我相信我们今天受苦是因为彼此缺乏联系。”因为他们存在不同的空间里,一个电话打开了陌生的世界,打开了自我的封闭世界,“你完完全全受我控制。”这是简给电话下的定义,这种穿透是不是比窗口更直接,是不是比等待更主动,“我建议你用一个尚未登记的号码。”这是简指明的道路,但是对于在电话号簿中所有随机的号码一样,穿透会随时发生,自我性会随时破坏,当然,保罗想要的安全也会随时取消。这是简的颠覆,“……如今我培养我的恶。那是一种有修养的恶……就是霍格,我想,他也主要是迷恋我的恶,迷恋这张构建精巧、形式华美的温柔的毒网。他享受着我周身的痛苦。”因为简曾经漂亮过,因为简爱着霍格,而霍格却在一场计划中注视着白雪公主,注视着等待王子保罗的白雪公主。

意义是为了无意义,等待是为了取消,不管是词语还是电话,不管是爱情还是邪恶,两个女人在相反的道路上寻找自己解体的童话。而当童话被取消被穿透,那种美人痣、诗歌、书本,以及痛苦、爱情和都变成了鱼的粘液,变成了色情蛋糕,而意味着精神肖像和批评研究的“家庭主驸”也荡然无存,作为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对于富人、穷人的平等观也像是“让一保罗·萨特是一个屁”的句子一样,变成了堕落的口号。而生活中处处有了性暗示——甚至这种暗示也取消了性的寓意。丹对“突然中断的钻孔”的解释是:“钻孔时螺旋线断了,比如空心轴时,把螺纹截断,有时把钻杆截断。和阳螺旋相配的防松螺母一起用。”钻、空心钻、杆、阳,这些充满着性暗示的词语“永远骚扰着我们的视听,我们都得围着转……”而性从来不是目的,当星期一的白雪公主在不同的头发反应中也成为一个被抽空的符号:“当我们去了解白雪公主时,我们了解什么呢?首先我们了解她那两个四分之三大小的乳房一般都用一条红毛巾裹着,朝我们抖动。或者,如果我们从另一个方向了解,我们了解她那个漂亮的雪白的屁股用一红毛巾裹着,抖动着离开我们。我问你们,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调查中,什么东西一直不变?什么因素保持原样?噢,很简单,那条红毛巾。”红毛巾覆盖了身体,覆盖了美人痣,覆盖了左边的竖排省略号,也覆盖了性欲本身,“为了把性欲推向高潮,某些障碍是必要的。在历史的各个时期中,只要自然障碍不够,人们就会竖起一些人为的障碍。”

黑体,粗大的黑体,写在右面的书页上,像一句口号,这是被写成经典的话语,它不是一个孤独的行为,它是群体性行动,在左边的解体童话中,这些黑色的粗大字体和经典话语成为救赎者,成为在取消词语、取消联络、取消自我的世界里的意义,“英国第二代浪漫主义者继承了第一代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由于工业社会和政治压迫的邪恶而变得复杂。最后,他们发现,答案并不存在于社会之中,而是在摆脱社会的各种独立形式中:英雄主义、艺术、精神超越”这是第21的右边,“对世界的诅咒不是一种对世界的正确反应”,这是第151页的右边……但是这样的救赎能否解救白雪公主吗,解救她的等待,解救从窗口放下来的黑发?

“啊,等待一位王子真是太棒了——你等待着,并且知道你等待的是一位风度翩翩的王子——但它仍然是等待;正如布雷克评论的那样,等待是一种存在方式,一种阴暗的方式。”等待只为等待,当等待的后面是胆小鬼的波波,当等待的后面是透过窗户望见白雪公主裸露着双乳的保罗,当等待的后面是装作拉手风琴的霍格,当等待的背后是带着诅咒的恶意的简,当等待的后面是因犯有杀桶和失败罪被吊死的比尔,等待变成了毁灭,星期一变成了毁灭,七个男人的寓言变成了毁灭,肉体的红毛巾变成了毁灭,“也许那七个男人本该把我留在林子里。在那儿毁灭,当所有的树根、浆果,兔子和知更鸟都耗尽了。假如我那时候毁灭了,现在我就不会在这儿思想。没错,有朝一日,我终究会毁灭。肯定会的。思想终止了。”

奇妙的肉体和思想,在白雪公主看来“我的肉体就是我的思想”,而它会“情不自禁地、丑恶可耻地把自己投入坏事的怀抱,从不考虑有没有人在看着或有没有真正的价值”,对于白雪公主来说,自我也只不过是一排竖排的省略号,是一组被取消了的词组,是一条覆盖在肉体上的红毛巾,而保罗变成了一只青蛙,所有的东西都变成了碎片,被取消的词语,被取消的电话,被取消的性,被取消的秩序:“比尔的朋友丹是新的头头。我们已经决定让霍格留在家里。他也许是一个畜生,但却是一个有能力的畜生。”而白雪公主在保罗的墓地撒上菊花,对她的意义仅仅是:“但她喜欢他活着时的血统,她喜欢的不是他,而是对她意味着‘他’的那个抽象概念。”

存在而存在,童话世界只不过是一个等待的阴暗方式,那些有着婴儿商品,有着色情蛋糕,有着自动打字机的世界绝不是森林里的王国,不是七个男人的浪漫故事,也不是美人痣组成的省略号,总统望着窗外说:“而他们是美国人,比尔、休伯特、亨利、凯文、爱德华、克莱姆、丹和白雪公主。他们是美国人。我的美国人。”那里有着挤满了芝加哥街道的大众牌汽车,有着穿着陆军剩余的服装躲着吸毒的孩子们,有着对白雪公主和淋浴不忠的青年保罗,有着道琼斯指数还在下跌的现实,“人们依旧是衣衫褴楼,在千分之一秒间,总统想到了我们。”而想到的无非是那些“河流中巨大的泥球”,不是浴缸上放下来的热水,也不是窗口放下来的黑发。在一个破碎的现实里,在一个等待变成戏谑的寓言里,白雪公主被取消了所有象征,“白雪公主屁股的失败,白雪公主又变成处女,白雪公主羽化登仙,白雪公主升上天空,主人公们出发去寻找新的原则,嗨嗬”。第154页的右边,黑色的粗大字体,像一句口号。

就像保罗坐在浴缸里的正式取消书,写完的时候,才发现它其实早就是一个被设定的阴影,一个“取消面孔的思想部分”,在白雪公主厌倦做一个家庭主驸的时候,问题就出来了:“1.你喜欢目前这个故事吗?是( )不( )”;“2.白雪公主是否像你记忆中的那个白雪公主?是( )不( )”;又或者是:“9.这部作品对你是否有形而上学的意义?是( )不( )”;“10.它是什么___________(最多不超过二十五字)?”;还或者是:“14.你是站着读书?( )还是躺着?( )坐着?( )”;“15.按照你的观点,人类是否应该有更多的肩膀?( )两副肩膀?( )三副?( )”……填空或者选择到底会有什么意义?或者说当取消词语取消童话取消家喻户晓的故事的时候,唯有这些问答题还具有某种形式上的等待意义,像家庭主驸一样具有精神肖像和批评研究的可能性。而这种让你进入括号里的诱惑只不过是一个另一个陷阱:

我们喜欢书中有许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它们和正文完全没有关系(或者说确实是根本没关系),但是,细心安排后,可以提供一种正在发生什么的“感觉”。这种“感觉”无法从字里行间读出来(因为那儿,那些空白的地方,什么也没有),但是能靠阅读这些话读出来——看着它们,达到一种感觉,但不是纯粹满足的感觉,满足是一种太高的期待,而是一种读完了的感觉,一种已经“完成”的感觉。

是的,它的后面站在一个人,他不是从星期一的窗口挂出头发的白雪公主,不是坐在浴缸里取消绿色的海和棕色的鱼的保罗,也不是对百分之八的收入吐口唾沫而带来更多快乐的霍格,当然也不是将七个男人称作美国人的总统,他是唐纳德·巴塞尔姆,把白雪公主从玻璃山上“头朝下地扔下山去给我的那些相识”的巴塞尔姆。

 

魔杖

编号:C55·1980926·0449
作者:(美)罗伯特·库弗
出版:作家出版社
版本:1998年2月第一版
定价:14.20元
页数:305页

库弗曾经承认,他与贝克特与卡夫卡一样,是个不妥协的现实主义者。他把自己的小说创作归结为“在描述我自己生存的时代之神话与梦幻。”对传统的反叛使之成为美国60年代最先锋的作家,梦幻代替了偶然,神话代替了现实,库弗对故事技巧的成熟运用使他的作品看上去更像是一种呓语,这位“塞万提斯”风格的继承者一直在传统的里面进行革命。内收库弗的短篇小说18篇,为“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系列”第三册。

瓦尔登湖

编号:E54·1980528·0443
作者:(美)梭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1997年7月第一版
定价:14.70元
页数:308页

1845年的春天,在美国康科德镇的瓦尔登湖边,出现了一个浑身散发着梦想的沉思者,在暖暖的阳光下,走进了自然。梭罗,这位19世纪美国的怀旧主义者,开始了与众不同的生活,那时,他的手里拿着一把斧子,开始了对自然界最原始的体验。瓦尔登湖成为一种象征,那里可与禽兽为邻,可阅读云雀,可泛舟湖上。但梭罗绝不是遁世者,他的所有体验却只是为了证明另一种更高意义上的人文关怀,而在两年后,梭罗带着对自然新的体验离开了瓦尔登湖,其实,那时他手上的斧子已经锈了。

第二十二条军规

编号:C55·1980202·0419
作者:(美)约瑟夫·海勒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1997年1月第一版
定价:23.00元
页数:545页

从某种程度上说,约瑟夫·海勒是另一个海明威,上过战场,对战争深恶痛绝,写作细腻,与海明威不同的是,约瑟夫·海勒手中握着的不是一把可以射向自己的枪,他所痴迷的是一种“病态的,荒诞的幽默”。约瑟夫·海勒成为“黑色幽默”的创始人,“黑色幽默成为60年代美国文坛的一把双刃剑,《第二十二军规》锋利得可以与海明威那把枪相比。”只有一个圈套,那便是第二十二条军规。“看不见,却又无处不在,并将置人于死地。皮亚诺萨岛的一切就仿佛是约瑟夫·海勒玩弄世界的一个舞台,上面有一些小丑,尽情跳舞。

 


《第二十二条军规》:上帝保佑我的良心吧

 

上帝没有什么特别神秘的地方。他根本没在工作。他在玩。要不就是他把我们全忘了。那就是你们这些人所说的上帝——一个土佬儿,一个笨手笨脚、笨头笨脑、自命不凡、粗野愚昧的乡巴佬。
——18.看什么都是两个图像的士兵

上帝在哪里?在地中海皮亚诺萨岛上?在轰炸飞机抵达的上空?在住满精神病病人的病床上?或者就在那些被涂改的信件最后署名里,在被偷来的红色梨形番茄中,在被轰炸罗马街道的死人堆里,上帝和死亡在一起,和葬礼在一起,和疯子在一起,而最后,上帝只不过是自己创造的一个意象,一个不存在乌托邦,“一个土佬儿,一个笨手笨脚、笨头笨脑、自命不凡、粗野愚昧的乡巴佬”,甚至就是一个如“第二十二条军规”的圈套。

“他在玩”,或者全把我们遗忘了,在一个关于活着作为最低要求的世界里,上帝不是通向终极关怀,而就在被怀疑被命名被虚构的世界里,“皮亚诺萨岛位于厄尔巴岛以南八英里的地中海,是个极小的岛屿,显然,无法为书中描述的所有情节提供足够的空间。与小说的背景一样,其中的人物亦都是杜撰的。”杜撰的小岛,杜撰的世界,所以根本没有出口,没有通向生命救赎的出口,而在这个不存在的世界里,所有的人也都是在被怀疑被命名被虚构的生活里,那个叫二五六中队,或许也是一个不存在的虚幻,“如果你想替我们中队写一首象征主义诗的话,”约塞连说,“那就是二的八次方。”二的八次方,是数字消解了意义,消解了轰炸的使命,象征主义,只是一个被重新命名的属性,而那个医院呢,都住着那些被认为发疯的人,“我们住的这一间是全医院唯一没有精神病病人的病房,除了我们这些人之外,人人都是疯子。这样说来,全世界或许只有这间病房没住精神病病人。”这个并没有逻辑性,甚至自相矛盾的结论其实将正常人和病人,病人和神经病患者,以及和那些被定义为疯子的军人混合在一起,就像每个人的生命意义一样,都是一种被虚设的东西。

这里有自认为有一颗爱国心的得克萨斯人,有射杀小田鼠取乐的哈弗迈耶,有以掷蹄铁作为毕生追求的老军官德·科弗利少校,有卑鄙的小流氓温特格林,有患有“运动表象型兴奋增盛症”的亨格利·乔,不管军衔怎样,不管等级如何,在这个世界里,他们都在疯狂中寻找意义,或者意义就是疯狂。最高指挥官是卡斯卡特少校,由于他一心想当将军,便一次次以增加部下的轰炸任务作为自己升迁的资本,根据司令部的规定,只要完成二十五次战斗任务的士兵就可以申请回国,但是从这个杜撰的小岛上离开,似乎是一个永远也完不成的任务,当约塞连完成三十二次任务时,卡思卡特上校已经把指标提高到四十次,等他飞完了四十四次,上校又将任务改成了五十次,而当他完成五十一次时,以为马上就能回国了,定额又提高到六十次,最后甚至将飞行次数增加到八十次,而每一次次数提高,最后换来的是士兵的死亡。

除了卡思卡特上校,还有野心勃勃的沙伊斯科普夫少尉,这个毕业于预备军官训练队的少尉将战争变成了自己实现飞黄腾达目标的工具,战争爆发对他来说是一个兴奋的消息,因为他可以每天穿上军官制服,向那些士兵大喊口令,在阅兵中体会快感。他是一个患病的人,从来没有机会上前线,所以阅兵成为他意淫的方式,这个“名不虚传的军事天才人物”用不移动双手的方式进行队列训练,他将自己的人生目标全部用在这样畸形的阅兵中,甚至将自己的私生活都撇之脑后,他的太太问他“你到底为啥不跟我做爱?”他的回答是:““因为我没时间,我没那工夫。难道你不知道在进行阅兵比赛吗?”与沙伊斯科普夫少尉的军事机器相比,米洛则是一个头脑灵活的士兵,他本是一个食堂管理员,看起来“忠厚老实”,可是内心里有着对于金钱的莫名崇拜,甚至在买卖鸡蛋的机会里赚取大量的钱财,“我将鸡蛋卖给我自己时,我每个蛋可赚三分二厘五。我再把蛋从我的手里买回时,我每个又可赚到二分七厘五。这样每个鸡蛋一共可赚到六分钱。这就是我如何以七分钱一只买进,五分钱一个卖出还蔓能赚到钱的原因。”把鸡蛋卖给自己,把自己当成是“他人”,对于米洛来说,战争年代钱生钱是一个不错的计谋,他用这样的方式消解战争的意义,当军营中佩克姆将军提问:“哪个诗人会捞钱的?”,当有人说出是T·S·艾略特的时候,就像一个玩笑,这个在佩克姆将军看来,“说不定是个新密码,或是别的什么,比方说,当日旗号”的名字,恰好是米洛人生的一个注解,“对米洛来说,四月一直是他最喜欢的一个月份。丁香花总在四月里盛开,结在藤蔓上的水果也在这时成熟。”这个对于T·S·艾略特《荒原》的解构,正是自己对于金钱人生的一次致敬。他以或是采购为名,用大批飞机走私,诱惑那些有需求的士兵将飞机归于自己调遣,“机械师立即用乳白色的油漆刷了遍,将这些图案涂掉,取而代之的是将事先刻好的标志用耀眼的白色喷在飞机上。那标志是:M&M果蔬产品联合公司。”“M&M”代表米洛和明德宾德,用这个富有商业意义的名字覆盖机身、机翼和机尾的的“卐”形纳粹符号,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对于战争的一次无厘头处理,而米洛的神话似乎并不止于此,他办起了跨国公司,成为国际知名人物,甚至当上了市长:“我把酒从马耳他运到这里来,然后经我转手再替别人卖给我,这样赚头就大了。我在这里开创了一个新兴行业。今天,西西里已是世界上第三大苏格兰威士忌酒的出口基地了。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要选我当市长的原因。”他被当选为巴勒莫的市长,“同时也是附近的卡里尼、蒙雷阿莱、巴盖里亚、泰尔米尼-伊梅雷塞、切法利、米斯特雷塔和尼科西亚的市长——因为是他给西西里岛带来了苏格兰威士忌。”

约瑟夫·海勒(1923年—1999年)

也是飞黄腾达的生活写照,不管是沙伊斯科普夫少尉的军事机器,还是米洛的商业头脑,在战争中本来就没有什么崇高的目标,那些关于谁会获胜的讨论甚至只是一个妓院里的话题,美国人成为最后的胜利者还是意大利人取胜,在这场充满游戏的战争中根本没有什么意义。而对于满是疯子的军营里,除了那些驾驶飞机进行轰炸任务的飞行员,对于生与死最具有发言权的是两个人,一个是医生丹尼卡,一个是随军牧师A·T·塔普曼,医生面对的是生命的延续,牧师面对的是死亡的仪式,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在生与死之间从来找不到上帝的存在,丹尼卡医生最担忧的是自己的健康,他每天都要上医院量体温,他连自己的健康都无法把握,当然更无从对那些士兵的生命负责。在他看来,那些飞行战士只不过是在钻飞机的时候体会一种快感:“凡是喜钻飞机者,实实在在是一种潜意识的欲望:再次钻进子宫。”而随军牧师一直认为“让牧师最感虚伪的就是主持葬礼”,因为在他看来,死亡是可怕而又神秘的事件,却要装出一脸的庄严,还故作悲伤之态,“要装得像神灵似的对人身后的情况有所知晓,这乃是罪过中的罪过。”对于他来说,不是死亡的超脱,而是对于无爱生命的无力:“围绕着他的家人,他产生了许多病态的怪念头,产生了许多悲惨、可怕的预感,不是想到他们得了重病就是认为他们遭到了可怕的意外。”

但不管是命令还是金钱,不管是权力还是地位,不管是生存还是死亡,在这个世界里还是有着上帝,那居于高处不可亵渎的上帝不是什么神,而是“第二十二条军规”,上帝一开始就出现了,“只有一个圈套……那便是第二十二条军规。”这是写在扉页上的话,这是统领士兵作战和生活一切的规则,它无处不在不容怀疑:审查官必须在自己检查过的每一封信上署上自己的姓名;必须禁止任何一个疯子执行飞行任务;凡是想逃脱作战任务的人,绝对不会是真正的疯子;你自始至终得服从指挥官的命令;他们有权利做任何事情,我们不能阻止他……这便是“第二十二条军规”的具体内容。对于执行飞行轰炸任务,就是这个上帝的安排,而对于要求停飞的规定充满了“圈套”:

奥尔是疯了,可以获准停止飞行。他必须做的事,就是提出要求,然而,一旦他提出要求,他便不再是疯子,必须继续执行飞行任务。如果奥尔继续执行飞行任务,他便是疯子,但假如他就此停止飞行,那说明他神志完全正常,然而,要是他神志正常,那么他就必须去执行飞行任务。假如他执行飞行任务便是疯子,所以就不必去飞行;但如果他不想去飞行,那么他就不是疯子,于是便不得不去。

也就是说,只有疯子才可以停飞,但是必须提出申请,但是只要提出申请,就说明是一个正常的人,不是疯子,那么就不能提出停飞的申请,只能去执行任务,而执行任务被看做是疯子的行为,所以不必去飞行,如果不去飞行,就不是疯子,又必须去之行。这是一个没完没了的悖论,“第二十二条军规用的是螺旋式的诡辩。其中各个组成部分,配合得相当完美。”螺旋式的诡辩是一个逃不掉的圈套,就像上帝是否存在的悖论一样,在信仰和现实面前无从选择,所以那个杜撰小岛上的生活与其说是在寻找上帝,不如说是在实践着永远不能回避的悖论。

约塞连说:“我刚跟你说过,他们一个个都是疯子,是不是?你总不至于让疯子来判定,你究竟是不是疯子,对不?”以疯子的判断来确定是不是疯子,这本身就是一个笑话,而在陶塞军士和梅杰少校的谈话中,也是在一种圈套中找不到出路。“您离开后,我可以让他们进去见您吗?”陶杰少校说:“可以。”陶塞军士的问题是:“可您早就不在这儿了,是不是?”而在那一次轰炸罗马的飞行计划中,麦克沃特的飞机坠毁,他们在丹尼卡的面前推断出,丹尼卡医生为了统计飞机时间上了麦克沃特的飞机,“而且,你没有跳伞降落,所以飞坠毁时你肯定牺牲了。”在一个活生生的人面前说着“你肯定牺牲”的结论,让丹尼卡甚至无言以对,而按照程序,要发给远在美国的丹尼卡太太一份通知,那上面说:“她是她丈夫一万美元美国军人保险金的唯一受益人,这笔钱她随时可以领取。”这一笔钱对于丹尼卡太太来说,可以让自己和和孩子不至于挨饿,所以她的“脸上不禁露出一个无所畏惧的微笑”,而这个微笑对于还活着的丹尼卡来说,就像自己无从把握的健康一样,在戏谑中被轻轻抹去了。

上帝是个伪命题,在这个被怀疑被命名被虚构的终极里,上帝的确是在玩,所以约塞连没完没了的飞机轰炸中,被返送回国的期望变成了毫无希望的无奈,所以他假装自己受伤,假装自己换上了肝病,“如果它转成黄疸病,他们就有办法对症下药;如果它没有转成黄疸病而且症状又消失了,那就可以让他出院。可是他这肝痛老是拖着,怎么也变不了黄疸病,实在让他们不卸所措。”正是他运用着悖论式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才可以让自己像个病人那样整日闲躺在病床上消磨时光,而对于他来说,消磨时光中他需要创造一个上帝,一个自己的上帝,不是拯救,是为了逃脱。“初次相见,约塞连便狂热地恋上了随军牧师。”这种爱似乎是对于死亡的拒绝,而在病床上,他用华盛顿·欧文或者欧文·华盛顿的笔记篡改那些信件,他“处决”着信件里的内容,让信里所有的修饰语,以及副词和形容词统统消失,接着又向冠词开战,把信里的一切全给删了,或者只留下冠词,甚至“他又涂掉了落款部分,正文则一字不动”,在这种修改中,他甚至将信封上的地址都改写了:他“随手漫不经心地一挥,就抹去了所有的街道名称,好比让一座座大都市消失,仿佛他是上帝一般。”

他就是上帝,或者说,上帝就是那个找不到其人的华盛顿·欧文或者欧文·华盛顿,要成为上帝,就要将这一切唯一的东西都用另一种方式命名,就像桑德森少校说的:“你最好趁着还来得及赶快抓住你自己。起先你是邓巴,现在你是约塞连,下回你也许会声称你是华盛顿·欧文了。你知道你得了什么病吗?你得的是精神分裂症,这就是你的毛病。”他是约塞连,他又不是约塞连,他是华盛顿·欧文,他是邓巴,他是上帝,在前来看他的爸爸妈妈和哥哥约翰眼中,他却叫“吉乌塞普”,母亲说:“那有什么区别?反正他就要死了。”

死是唯一面对上帝的机会?飞机轰炸是疯子,钻飞机是钻子宫,涂改信件是精神分裂症,讨论战争谁会胜利却在一个妓院里,而对于约塞连来说,他不是上帝,他只是一个政治交易的一部分,当科恩中校答应约塞连可以被送回国时,他不是疯子,也不是功勋卓越的人,当然更不是死者,“现在你知道问题的关键了吧。卡思卡特上校想当将军,我想当上校,这就是我们必须送你回国的原因。”这就是所有的原因,回国之后替他们说话,这就是交易的条件,而在约塞连被返送回国之前,他在被轰炸的罗马街上突然看见了生命的脆弱,很多人无辜死去,就像曾经在他身边死去的斯诺登,不停地叫着“我冷,我冷!”而那个失踪了的小女孩让约塞连发现了心中的真正上帝,那就是善良,那就是真实,那些谎言充斥着这个世界,对于约塞连来说,回国根本不是最终的归宿地,那里还有没完没了的谎言、欺骗和死亡,还有不可逃脱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在不朽之城,那个老太婆的话让他终于有了一种寻找自己上帝的决心。当约塞连问老太婆,问什么会轰炸,老太婆的回答是:“他们没有必要给我们看第二十二条军规,”,而且强调说:“法律说,他们没有必要这么做。”当约塞连问“什么法律说他们没有必要这么做?”的时候,老太婆最后的回答是:“第二十二条军规。”

终点即是起点,在这个死循环的“第二十二条军规”中,上帝就是自己,他最后选择离开小岛,也放弃了回国的打算,因为对他来说,寻找上帝,寻找自己的唯一办法就是逃避战争,而那个逃避的终点是中立国的瑞典,就像无数次试验着死亡的奥尔一样,他以消灭被命名的生命的形式获得了救赎,所以最后他带着“上帝的良心”寻找那个在罗马失踪的小女孩,然后找到她把她救出来,一起前往瑞典,“约塞连跑了出去。内特利的妓女就藏在门外。她举刀砍了下去,差一点砍到他。约塞连跑走了。”

但约塞连真的可以找到小女孩,用自己上帝的良心带她离开战争?没有结尾,没有归宿,他没有摧毁第二十二条军规,对于离开来说,可能又是一个圈套,“我要让人们先开怀大笑,然后回过头去以恐惧的心理回顾他们所笑过的一切。”这是约瑟夫·海勒说的话,在这个用黑色幽默编织起来的世界里,或许上帝真的一直在玩,一直在涂改着这个世界,一直在做那首“二的八次方”的象征主义诗歌。

美国抒情诗选

编号:S54·1971008·0416
作者: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1989年7月第一版
定价:3.10元
页数:298页

“美国正式形成其诗歌传统应在爱伦·坡之后,即19世纪初,而在这之前的美国诗歌仍没有摆脱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诗风。此后,美国诗人辈出,诗派纷杂,成为西方诗歌中的一大主流。《美国抒情诗选》上起独立前的殖民时代,下至20世纪末,共收录60多位诗人的百余首作品,较为系统地反映了美国诗歌发展的历史脉络。

爱伦·坡短篇小说集

编号:C53·1970719·0395
作者:(美)爱伦·坡
出版:外国文学出版社
版本:1982年8月第一版
定价:14.20元
页数:367页

爱伦·坡的生活中到处充满梦魇般的声音,这使他沉湎于对恐惧的潜心探寻,精神错乱、心灵感应等异常状态的描写使爱伦·坡成为象征主义的鼻祖和侦探小说的大师,前者影响了波德莱尔,后者造就了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这位四十岁坎坷而死的作家无限扩展了人对恐惧的心理承受力,《金甲虫》、《跳蛙》、《黑猫》等一系列与动物有关的怪诞小说则是他对超自然的一种象征。弥留之际,爱伦·坡依然保持了他对宗教的无比虔诚,“上帝保佑我”的呼喊正是一个美国开拓型作家对自我生存最脆弱的写照。


《爱伦·坡短篇小说集》:真相不会永远在井底

而经验表明,大部分事实真相,也许是绝大部分,正在看似毫不相干的事里头,真正的哲学也始终这样表明。
        ——《玛丽·罗热疑案》

当失踪四天的玛丽·罗热的尸体出现在塞纳河上的时候,当罗尔关附近的林子里发现白裙子、丝围巾、阳伞、手套和一条绣着“玛丽·罗热”的名字的手绢的时候,当验尸证明死者失了身的时候,真相是不是就已经不费力气地出现了——绝色的玛丽·罗热遭到奸污而被人杀死,并且抛尸在塞纳河上。或者还有她的母亲罗热太太说过的那句古怪预言“恐怕这辈子再也见不到玛丽了”,还有玛丽·罗热的未婚夫圣·厄斯塔什自杀之前的那封遗书,都使这件死亡案件没有了悬疑。可是,死亡并非是真相的现场,而各种报刊上不同的推断和质疑,又将这个死亡案件推向了否定状态。

是的,在所有明显的事实面前,推论却在自己的道路上走向不同的方向,这可能是迷惑,可能是错误,也可能是真正的意外。所以对于在警察界闻名的杜宾来说,这些推论和质疑却提供了一种从悬案走向哲学高度的机会。真正的哲学就是表明,在看似毫不相干的事情里头,隐藏着未见的真相,或者说,“意外已被公认为事物根基的一部分”。当玛丽·罗热告诉未婚夫要离开圣安德烈街母亲家玩一天的时候,她是明显要回到公寓的,所以这种暗示揭示了一个初步的真相:玛丽·罗热是被人杀死的。但是这不是全部,而塞纳河上漂浮的尸体成为死亡的唯一现场的时候,各种报纸的猜测实际上是将明摆着的现实向错误的方向上引导。《星报》认为尸体不是玛丽的,那只是和玛丽有几分相像的姑娘,是她的朋友趁机制造空气,让外界相信她死了,而实际上是因为受到贞洁问题而想逃离巴黎。而《商报》的推论是,发现尸体在罗尔关附近,并不能证明尸体由此扔下水,而在《太阳报》的文章里,那些在罗尔关林子里发现的那些和玛丽有关的东西已经很明确地证明了“这场令人发指的惨案的行凶地点无疑已经发现”。

而对于杜宾来说,不仅需要发现凶案的真相,更重要的在于推翻各种假说,所以那种报章的推论实际上就是指向一个错误的终点,“推论跟文学一样,立即受到普遍赞赏的就是惊人之笔。可是在推论和文学中,这种惊人之笔最不足道。”而在杜宾看来,“证据的增加不是加法,而是乘法,可以多至千百万倍。”也就是说,只要以哲学的高度,从那些毫不相干的事实里头查找真相,才能看见意外的事实。罗热太太的预言其实不是预言,未婚夫的自杀也并非是对于玛丽失贞的极端做法,而那故意被发现物品的林子实际上是在转移对真正行凶地点的注意,而在杜宾寻找的“乘法”证据中,“凶手不是死者的情人,至少是死者的秘密相好。这个相好长得皮肤黝黑。这种肤色,布带上的‘索结’,帽带上的‘水手领结’,在在都说明这是个海员。”

其实,当真正的凶手在船上被抓住的时候,关于“玛丽·罗热疑案”也并没有交代杀人的细节,似乎爱伦·坡并不想对于案子本身进行详细的叙述,当预期的结果终于实现的时候,爱伦·坡只是从哲学的观点来看待这样的真相破解:“这里不妨说,在推敲过程中,由于喜欢不厌其详的探求真相,一错自会引起一连串的无穷错误。”所以实际上,爱伦·坡的目的就是在对于那些报纸的错误推断进行否定,从而寻找到剩下的真相。真相其实并不在妄自推断中,而在于消除故意的错误。如果说《玛丽·罗热疑案》是用一种否定的方式查找真相,那么在《毛格街血案》中,对于真相则完全是一种肯定式的发现。

同样是死亡,同样是悬案,毛格街血案却有着死亡的现场,现场就是毛格街,就是那幢房子的四楼,就是被塞进壁炉里死去的卡米耶·列士巴奈小姐的尸体,就是院子里喉部完全给割断的列士巴奈太太的尸首。四楼的大后房里是全部被捣毁的家具,是被拖开的床垫,是一柄血迹斑斑的剃刀,是壁炉上两三大把花白的头发,是地板上的四枚拿破仑、一只黄玉耳环、三把大银匙、三把小号的白铜茶匙和装了约莫四千枚金法郎的两个钱袋,也是被拉开的铁箱,“钥匙还插在门上。里面只有几封旧信,还有一些无关紧要的文件。”不仅有谋杀的现场,还有事发当时听到声音的证人,洗衣妇、烟商、警察、邻居、饭店老板、银行家、银行职员、裁缝、殡仪馆老板、糖果店老板、医生等在内的经过的人,而且他们在进入屋子之前,都听到了两个声音,一个是粗声粗气的声音,大家都证明这是一个法国人,还有一个尖声尖气的声音,但是对于这个声音,大家都无法确定是哪国人,或者是意大利人,或者是英国人,或者是西班牙人,或者是荷兰人。

爱伦·坡:无数的眼睛后面其实只有一个真相

死亡现场和证人,对于这个案子来说,似乎更具有在场的特点,但是警察在房子内却没有发现凶手逃跑的线路——门窗是紧关着的。但是对于这样的现场,杜宾却发现了大家不能发现的证据,首先他确定凶杀案肯定是除了死去的女儿和太太之外的第三者干的,也就是说,她们不可能自杀,当然在看似没有逃亡出口的情况下,母女俩也不可能会给妖怪杀害——“行凶的是个有血有肉的,逃走时也不能化为一缕轻烟。那么怎么逃的呢?”所以确定的判断是,凶手就是从屋里逃走的,而且就是从后房窗口逃跑的,而在检查后窗的时候,杜宾才发现窗户的窗栓是有一道暗装的弹簧,也就是在凶手逃出去的时候,弹簧拴上,窗户自动关上,而且从自动弹簧的设置里,杜宾推断出:“强盗大可以紧紧抓住百叶窗上的铁格。然后松开避雷针,两脚牢牢顶住墙,大胆从上面纵身一跳,他就可以把百叶窗顺势一推关上了,如果假定当时开着窗,连他的人都可以趁势跳进屋里。”

而从现场的情况来看,凶手的确是发出特别的声音,有矫健的身手,以及残酷的兽性,像是疯子,完全违背人道,而那撮从列士巴奈太太捏紧的手指缝里拉出来的毛却也不是人体身上的毛发——所以这个惨无人道的离奇凶杀案是一只失踪的巨型猩猩干的,而正是在凶杀案的当天早晨,报纸上有一则招领大猩猩的广告,这是一头从商船上丢失的猩猩。当最后谜底揭开的时候,案件的意义似乎并非是要找到真正的凶手,而是在杜宾查找中揭示关于真相的哲学命题。

实际上,不论是《玛丽·罗热疑案》,还是《毛格街血案》,在杜宾的对面一直有一个警察,警察的设置就是凸显他“尽管老奸巨猾,却欠缺深谋远虑”的有智无谋的形象,“只有头,没有身体,跟拉浮娜女神的像一样——顶多只有头和肩膀,象条鳘鱼”。所以在谜案的现场,他们才会离真相越来越远,而对于杜宾来说,警察的细心只是在过于专心上犯错误,因为把东西看得太近而歪曲了事物真相,“可是这样,势必看不清问题的全面。有种事就此显得非常奥妙。”奥妙的事情在于你超越常轨,在于你从“不通”的现象中找到通的理由,在于“与其问‘出了什么事’,还不如问‘出了什么从没出过的事’”,因为,“事实真相不会永远在井底。”当凶杀现场那窗户紧关着的时候,警察以为事情已经追到了秘密的底了,而其实并没有,那个底在钉子上。真相的底在钉子上,在意外,也在被忽视的细节上,《窃信案》里的那封信藏在何处,当警察花了整整七个晚上,把所有的房间逐间逐间搜过,而且还用精密的显微镜检查家具、地面,书本、墙纸、地窖之后依然一无所有的时候,杜宾却发现那封信一直放在众目昭彰的地方,正是这种打破惯性的查找才发现了深藏在井底的真相。

所以,在杜宾身上,有着合理的幻想,有着仔细的观察,有着精密的分析,这个偏爱深夜的人甚至要在白天将夜神请到屋内,所以那间年久失修的公馆,就成为我和杜宾满足古怪、消沉情绪的所在,“天刚破晓,我们就把这座古邸的大百叶窗统统关上,点上一对小蜡烛,加上浓烈的香料,只投射出阴森森的幽幽微光。凭借这些微光,我们就沉湎在梦想里——看书,写字,谈心。”而当黑夜降临的时候,“我们才臂挽臂地溜到大街小巷,或者继续日间的话题,或者到处游荡,走得老远老远,逛到深更半夜,在人烟稠密的城里,闪闪灯火和幢幢黑影中,寻求无穷的精神刺激,这种精激只有凭默默观察才能领略得到。”颠倒的黑夜和白天,对于他们来说,并非是躲避,其实是对于世俗的一种反抗,在疯子般的生活中享受一种梦想,而在这种梦想世界里,各种意外,各种不合常规,各种“出了什么从没出过的事”才会慢慢成为观察世界的方法。

“任凭海妖唱什么歌,任凭阿基里斯混在女孩堆里冒用什么名字,饶是费解的谜,也总能猜破。”这就是杜宾对于真相的理解,就像惠斯特牌戏一样,“双方对敌情了解的深浅之分,与其说决定于推论的正误,还不如说决定于观察能力的高低。必需掌握观察这门学问。”而在《金甲虫》里,爱伦·坡在威廉·勒格朗寄托着一种科学实证主义的理想,那一枚金龟子并非是普通的昆虫,在那被绘制成头颅骨的羊皮纸上,他发现了秘密,就是循着羊皮上解释出来的符号:“一面好镜子在皮肖甫客店魔椅四十一度十三分东北偏北最大树枝第七根桠枝东面从骷髅头左眼射击从树前引一直距线通过子弹延伸五十英尺。”在大陆那边的那棵百合树上发现了财富的秘密,那树上的头颅是海盗留下的,而当金龟子从左眼穿过,掉落在地上的时候,那打上桩子的地面之下就是一整箱的金银珠宝,而破译金龟子的秘密就全在于科学,“人家常拿不纯的氧化钴溶在王水里,再加四倍水稀释;结果就调出绿色溶液。—含杂质的钴溶解在纯硝酸里,就调出红色溶液。”于是便有了像金龟子一样的头颅绘画,于是就有了这个财富的秘密。

如果说,杜宾和威廉·勒格朗代表着对于真相破解的科学实证主义者,那么无数恐怖故事里的“我”则明显带着神秘色彩,实际上,“我”代表着另一种真相的在场,有时候,真相不是在活着的时候看见,也不在死去的时候证明,而在于在死去之后的复活。这种复活是神秘的,是诡异的,也完全违背着科学,而这样的证明是在一个更意外的现场。《泄密的心》里,我为了不再瞅见那只眼睛,我把他杀死,而且还将尸首肢解,藏匿在地下。当警察来查找的时候,本以为不会发现,但是那种模模糊糊的低沉声音却把我带向了一个无法灭迹的死亡现场,“我唾沫乱溅,大肆咆哮,咒天骂地!让椅子就势摇动,在木板上磨得嘎嘎的响,可是响声却压倒一切,而且继续不断,愈来愈大。愈来愈响,愈来愈响,愈来愈响!”以致于让我完全发疯,“别再装蒜了!我招就是!——撬开地板——这儿,这儿!——他那颗可恶的心在跳呢!”这样恐怖的声音返回到现场,是科学之外的真相,而变成宿命、诡异和恐怖。同样的声音也出现在杀死猫也误杀了自己妻子的那面墙里,那只被剜掉眼珠的猫在我面前就是曾经被杀死的黑猫的变形,所以当我想砍死猫的时候,竟错杀了自己的妻子,然后为了灭迹,我将尸块砌进地窖的墙里,而这根本不是事件的终结,那声音出现了,“这是一声哀号——一声悲鸣,半似恐怖,半似得意,只有堕入地狱的受罪冤魂痛苦的惨叫,和魔鬼见了冤魂遭受天罚的欢呼打成一片,才跟这声音差不离。”而等到那面墙倒掉的时候,我才发现尸块头部上就坐着那只可怕的猫,正是我把它砌进了墓墙里,它才变成了报警的那个真相的揭露者。

这是死亡之后的复活,它同样抵达一个神秘的真相,《一桶白葡萄酒》中被杀死的福吐纳托老爷,《丽姬娅》中被杀死的新娘,《鄂榭府崩溃记》中生病死去的玛德琳小姐,都在死亡之后以复活的方式重返现场,那种被制造的恐怖气氛让“我”无处藏身,我或者是实施者,或者是旁观者,或者是参与者,而当“我”进入现场,也就意味着再也无法走出真相,这或者也是爱伦·坡对于现实的某种颓废表达,当出生变成一种罪恶,当婚姻变成一种噩梦,对于爱伦·坡来说,现实的庇护就只有文学和酒,这是一种逃避,亦是重构,但是那种与生俱来的悲悯性并没有让爱伦·坡找到摆脱现实桎梏的办法,就像《红死魔的面具》里的红死魔,在荣王爷挑了一千名伴当隐居在寺院里的时候,依然没有逃脱“红死”的瘟疫,那个蒙面的戏子实际上就是“红死魔”,“寻欢作乐的人,一个接着一个的倒在血染满地妁舞厅里,尸横狼藉,个个都是一副绝望的姿态。乌檀木时钟的生命也终于随着放荡生活的告终而结束了。香炉的火。光也熄灭了。只有黑暗、衰败和‘红死’一统天下。”

被“红死”一统天下,逃避的寺院终究是一个无法消除恐惧的地方,所以对于爱伦·坡来说,命运就是这无比阴森的“西厢的黑屋”,当奇怪的钟敲响时间的时候,死亡的宿命便开始降临,1849年10月,在喝得酩町大醉不省人事之后,爱伦·坡陷入到谵妄状态,而仅在四天之后,在大呼“上帝保佑我!”之后,与世长辞,上帝不在身边,上帝已经浸没在酒瓶的世界里,这一呼声凝聚了他对坎坷半世的悲愤,也仿佛是命运的最后挣扎,而那《瓶中手稿》仿佛如寓言一般,留下了最后的声明真相:“海洋和风暴那片咆哮、怒号、轰鸣声中,船身一味震晃——天哪!竟然——渐渐沉下去了!”

唐纳德·巴塞尔姆短篇小说集

编号:H73·1961102·0340
作者:(美)唐纳德·巴塞尔姆
出版: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版本:1992年2月第一版
定价:赠送
页数:257页

巴塞尔姆,一个美国作家,以及彻底的形式主义大师。他的一系列小说在创作形式上大胆革新,漫画、图表、问答应有尽有,除此以外,他的小说对历史记忆的阉割达到了令人疯狂的地步,如《白雪公主》。混乱、邪恶以及有趣,是他的小说呈现的阅读图系。这本小说集是巴塞尔姆的最后短篇小说集,原名为《故事四十篇》,人物杂乱、构思独特,当然语言怪异而给翻译带来了许多不可能。

南回归线

编号:C54·1961101·0337
作者:(美)亨利·米勒
出版: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版本:1994年6月第一版
定价:6.90元
页数:326页

“一旦你远离了魔鬼,所有的事情将确定无疑,甚至当事情搞得一团糟的时候。”与五年前的《北回归线》一样,亨利·米勒的语言依然充满天籁般的磁性,大胆、灰色、富有哲理。“我”与女人无休止的情爱反而让自己内心的阴影越积越厚,布鲁克林大街一角的秘密约会像命运不可逃的劫,越软弱就越疯狂。德裔作家亨利·米勒那几乎独一无二的长句使作品沉重得使人难以喘息,而那光明式的最后憧憬就像南回归线一样,只是一种看不见得影子和标注,消失是它的必然。


《南回归线》:太阳在你的子宫里炸开

那几个月里,我坐在“太阳落山的地方”象一个恶魔一样聘用和解雇人们。它是一间屠宰房,它也帮助我成为上帝。

太阳落山的地方在哪里?时间的标注永远在一种到达和离开的对位中,我打开《南回归线》,冬至日已过,当太阳落山于另一个半球的回归线上的时候,我在遥远的地方感受不到直射的温度,这里是寒冷,寂静,夹杂着一些逃脱不了的窒息。我在Tropic of Cancer的某个地方,当拿起一本“Tropic of Capricorn”的书,是不是也像亨利·米勒一样,在1934和1939无法固定的摇摆中,看日升日落,却始终找不到自己应该坐着的位置?

而其实,“Tropic of Capricorn”也是变动而易的,不是一本固定的书,被命名的《南回归线》其实有两种方式存放于我的书库里,编号为C54·1961101·0337和编号为C55·2021226·0657,不同的出版社,不同的翻译者,不同的购买日期,即使书名一样,作者一样,当被包装成不同的书籍的时候,其实它们就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就是在讲述不同的故事。像是一个偶然事件,它们在我的书库里相距六年时间,但六年就像是一种永恒的隔阂,彼此看不见,都在各自的文字和书页里保持沉默,而即使当我用浏览和搜索的方式发现它们的存在,当打开一本书的时候,必定要舍弃另一本书,所谓择优,就是要拥有一种唯一性,在无法探究当初购买的心态时,重复其实意味着遗忘–遗忘一册唯一的文本,遗忘一个唯一的作者,遗忘一种唯一的直射方式。

同为亨利·米勒,一个作者其实是一个故事的原点,他是小说的父,他是小说的主,当遗忘作者而仅仅在读者层面做最后的选择的时候,其实就是背对着一个文本里的上帝,偶然事件又像是和小说一样的命运归宿,为什么必须是唯一的上帝,为什么必须是唯一的直射点,为什么必须有太阳落山的地方?当我像恶魔一样聘用和解雇那些人的时候,我是不是也在背弃唯一的上帝,背弃唯一的规则,背弃唯一的太阳?“我不需要上帝正如上帝不需要我一样,如果确实有那么一个上帝,我经常对自己说,那么我将平静地与他相见,并朝他的脸上吐唾沫。”

亵渎开始了,但是到底是我对上帝的亵渎,还是真正的信仰对我的背叛?那一间屠宰场,就是北美洲全球电讯公司,我在对犹太人没有好感的总经理那里应聘为一个招聘人员,实际上就成为了某种间谍,所谓的管理权,所谓的诱惑,都让我变成了规则的实施者,“如果它是用大量的马粪包裹起来的话,我也会说:是的。”所以我需要随意主宰别人的命运,一大群恶棍、麻痹症患者,残疾人、有前科的罪犯、妓女、疯子、性变态者、白痴,“以及任何一个只要能够两腿站着、手里拿着一份电报的他妈的混帐私生子”。他们在底层,而他们也制造着底层的污秽,所以他们是被上帝排除在外的人,而我随意主宰他们的命运,那么我就是另一个上帝,一个拥有权力的上帝,一个如恶魔一样的上帝。

不是悖反,其实是反讽,上帝不拯救他们,上帝只能惩处他们,而我作为上帝和恶魔的集合体,一种是压制,一种是讥讽,一种是慷慨、善良、耐心组成的善,另一种则是谩骂、发泄、恶搞组成的恶,善与恶,不是截然分开的,善不是恶的反面,恶也不是善的敌人,他们在一个“太阳落山的地方”,就是我的一体化人格的体现。而我无非在成为上帝的时候,把他们都当成了曾经被恶魔缠绕的自己,因为曾经,就在我被雇佣的时候,却被解雇了,被雇佣和被解雇,命运的两极,都在被动语态中,将我的生活变成了一个破碎的存在,所以于我来说,“我的精神与肉体从未达到过完全的统一。”也正是这种被控制而改变的生活,让我成为某种间谍的时候,成为了上帝和恶魔的结合体。

命运或者只是一个侧面,那种善与恶的矛盾性格其实早就根深蒂固了,童年开始,似乎就把我推向了那一间屠宰间,“当我还在襁褓中的时候,我就是个哲学家了,我与生活中的陈规旧律对抗着。”哲学家思考着生与死,思考着现实和梦境,爷爷做针线时像在梦中一样看着窗外,似乎是目光伸向外面的欲望,但是一扇窗总是隔离着,只有梦能够带着他离开自己的躯体,躯体是不自由的,梦才是颠覆一切的东西。我看见过爷爷在窗前的影子,就像进入了他的梦境,而在梦境中,我也离开了自己的躯体,向着另一个世界出发。而爷爷之后的父亲呢?为什么他会被疾病困扰,为什么他得不到解脱?因为他不相信宗教,因为他没有皈依,上帝在他的世界里是缺席的。从爷爷的躯体到父亲的疾病,似乎都被另一种东西所控制,而他们所想要的自由,完全被扼杀了,所以对于我来说,祖辈和父辈就像是一个隐喻,“我迅速地向后看,我看到另一个人,他正在他的家庭中平静地走向毁灭,他是我的父亲。”当在加利福尼亚的时候,我终于找到了他们的最后归宿,那就是死亡。

在异乡死亡,对于我来说,是双重的毁灭,一种家族中的父之死亡,一种信仰中的父之死亡,父亲之死,上帝之死,缺失的位置,从不带来救赎,所以对于我来说,没有父亲的身份给了我一种反叛的力量,我看不见上帝的光芒,看不见善的希望,我在一种对抗中建造自己的王国,里面是仇恨,是毁灭,是破坏,是控制,是屠宰。“我从不竭力使任何人期望事情会变得更好一些,我帮助人们是因为我无力去做其它的事情。”

人们是谁?是从来不知道父亲是谁的瓦莱丝佳,是从来都瘸着一条腿却获得了自由的格雷弗,是没有父亲走上自我发展这条路的罗伊·哈米尔顿,是一丝不挂站在我面前而无地自容的虔诚爱尔兰基督教教徒阿格尼丝。他们的躯体,他们的父亲,他们的上帝,都在那里远离他们,他们总是在问“谁是父亲”,就像我曾经问过的那样,所以在这样一个“人们”的集合里,我是善者,甚至我就是上帝。所以,当“人们”作为一个集合出现的时候,也包括了我,我所谓的帮助,其实看上去像是一种自救,一种寻找自己上帝的自救。

父亲缺失,上帝缺失,其实是一种纯真世界的缺失,是一种人性本真的缺失,童年想到的死,渴望的死,是因为一切都在异化,当乔纳的妹妹维茜掀起衣服露出自己身体的时候,那不是邪恶,那时一种纯粹的美,她喜欢我,我喜欢她,于是那个童年的夏天便完全是一种美好的存在,“她是一个完全的天真的孩子,那么自然的、发自内心的善良从她身上传出,没有一点粉饰。”但是当身体在掀起的衣服下面逐渐成熟,逐渐被世俗化,所有美好的记忆都不存在了,于是长大之后,阿利夫·比切尔最终变成了完完全全的乞丐,约翰尼·杰哈德进了感化院,鲍勃·卡恩斯特变成了一头只会干活的傻驴子。

童年已经不再,纯真已经死亡,所以上帝至善只是一个可笑的童话,而在没有了纯真的上帝,没有了信仰之父的世界里,所谓的救赎只能靠自救,而自救在一个对抗者身上,的确会变成某种报复。我是自己最大的敌人,我的周围人都是失败者,我不需要上帝,我与旧规律对抗,我是邪恶土壤里生长出来的邪恶人物,所以我是恶魔,我是屠宰人们的上帝–“我出生在圣诞节这一天的最后的半小时。命中注定我是12月25日出生。杜威和耶稣也出生在那天,也许还有格里斯那梅迪。”

出生本身就是一种讽喻,我接近上帝,是因为我被上帝抛弃,在旧的上帝缺失的时候,我就是自己的上帝,就是人们的上帝,而在上帝的世界里,一切都是亵渎,一切都是毁灭,一切都是背叛。在我最要好的朋友杰克死去的时候,我流下了眼泪,但是却在他的棺材旁放了一个响屁–他是我的朋友,他是死去的人,双重身份在我面前既是我应该帮助的人,也是我应该成为上帝而蔑视的肉体。是的,那一种死亡只是肉体之死,灵魂在哪里?其实根本没有灵魂,所以在只有肉体的世界里,我只释放欲望,我只成为另一个肉体。

我和母亲是妓女的瓦莱丝佳喝酒,然后歇斯底里地大笑,然后和不喜欢自己是处女身的表姐一起疯狂抚摸;在瓦莱丝佳自杀后,我和“埃及娼妓”波琳热吻,一个喜欢巴尔扎克的女人最后口袋里只有35美分;我和狂热的少女劳拉跳舞,而旁边是一个叫宝拉的淫乱女人;而那个撩人的犹太姑娘,用他的性感,把我带向了一个房间,那个叫做家的地方;我在和劳拉弹钢琴的时候总是难以控制地勃起;我偷窥女人的裸体,独自一人尾随着女人;在卡特斯奎尔我被“有着典型的苏格兰奶头”弗莱琳吸引;我和麦克乔治一起,“大吃大喝,汽车带着我们到处转,太阳的强光照着我们,我们抽烟,在海滩上打盹,研究着从我们身边过的每个女人”……对于一个有着妻子和孩子的我来说,生活没有束缚,没有伦理,没有道德,只有肉体,只有欲望,只有像上帝一样主宰别人的权力,发泄而满足,在肉体的世界里,制造着身体的狂欢。

在女人身上看见欲望,这不是一种弥补,这是一种反叛,甚至是一种毁灭,因为在父亲缺失这样一种生存模式里,世界就变成了“卵性世界”–“卵性世界是生命节奏的产物。一个孩子一生不幸,这个世界不仅有生命节奏,也有死亡节奏。”卵性世界是生命的起点,却也是最后走向死亡,所以欲望的满足最后的终点却是死亡。在肉体横陈的生活中,为什么会有闪电横劈过来的遭遇?为什么会有黑暗中的狂乱打斗?为什么会有镜子里恐怖情节?甚至为什么会有被埋着的惊魂一刻?

成为上帝,是一种对于自我世界的反讽,也是对于这个现实的报复。“我生命中的任何一天–我的微不足道的生活便是外部世界杂乱无章的缩影。”而这里是布鲁克林大街,这里是百老汇,这里是纽约,这里是美国,“我来的是美国,那片我有些权力的土地,在那里我曾经感到过自由自在,现在已经远远地跑到了身后,这一切在我的记忆里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了。”就像曾经是站在窗前爷爷的梦,而当真正走进美国,那又变成了另一个梦,这是腐烂的美国,这是战争的美国,这是精神污染的美国,“我想美国所有的街道迁在一起就是一个巨大的污水池,在这个精神的污水池中,所有的一切都被吞噬了,并源源不断地排泄出臭狗屎。”它区分了梦境和现实,“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勇敢的、充满肌肉的世界。事实上,它是一间女人经营的妓院,本国人拉皮条,那些肮脏的外国人卖肉。”

犹太人,埃及人,非洲人,当他们都以肉体的方式被拉进那个屠宰场的时候,上帝早就准备好了一把美国式的刀子,“对我来说,没有再大的屈辱象对待蒙特祖玛人那样;没有一个民族象美国印第安人那样被残酷地赶了出去。没有一块土地象加利福尼亚那样被淘金者以肮脏的带血的方式抢占了。”它不是流浪者的父亲,不是失足者的母亲,它正在走向死亡,而在死亡的现实里,每一个人唯有死亡才能做最后的反抗,“死亡是司空见惯的东西。在美国,这种毁灭是彻底的。”所以对于我来说,美国梦境彻底破灭了,而我也不再是一个恶的上帝,因为对于我来说,地球上人类的故事已经厌倦了,“包括征服,甚至是恶魔的征服。”

不再成为一个上帝,不再寻求精神的救赎,我背过身去,就是把美国仅仅当成是生命流浪过的那片背景,然后走向世界的尽头,尽管寂寞,尽管恐怖,但是放弃一种梦想,放弃上帝的救赎,就是为了寻找新的生命归宿,就像到了墨西哥湾一样,我找到了最后自救的道路:“这是小说的小说,创造的创造。或者说是上帝的上帝。”小说中有一个上帝,有一个父亲,有一个信仰,甚至有一种爱情,是她,一个女人,当离开了性感的美国,当离开了高尚的纽约,当离开了百老汇,一切都是重新上路,“一种新的生活在我面前展开了,开始于那休息后的第一天。我躺在一片宽大的树叶上,看着太阳在你的子宫里炸开,那声音真好,卡嗒卡嗒地,所有这一切很明显都是为我而进行的,什么?你真希望你身体里有一百万个太阳!真希望我永远躺在这儿,享受子宫里的爱声!”

重新回归到母体,重新回归到子宫,不是卵性生活,不是无父的出生,太阳照射在那里,是温暖,是复活,是生命中的真,“当太阳照着你的发源地,让我在太阳的光辉中腐烂。我毫无保留地相信你的谎言。我把你看作魔鬼的化身,灵魂的破坏者,夜的土邦主的妻。把你的发源地写在我的墙上,这样我就可以记住你。我们必须起程了,明天,明天……”明天就在太阳升起的地方,在“Tropic of Capricorn”的神话里,即使有恶魔的追击,即使潘恩的下半身变成了一条鱼,可是在“太阳在你的子宫里炸开”的生命里,一切都会被直射而清晰起来,“一旦你远离了魔鬼,所有的事情都将确定无疑,甚至当事情搞得一团糟的时候。”

红字

编号:C55·1960825·0319
作者:(美)霍桑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版本:1991年12月第一版
定价:11.00元
页数:302页

与爱伦·坡同时代的霍桑,与坡一样探索人类灵魂的阴暗面,但他所使用的创作手法并不像坡那样以寓言、恐怖故事为载体,他所追求的是罪恶的信念对于早期殖民主义者心理上的阴影。“红字”就是这种阴影的象征,赫丝黛带着红色A字以示赎罪,而丁梅斯德却逃避堕落。这部小说的悲剧在于,对罪恶的抗议未能成功就早早收场,赫丝黛在毁掉自己中变得崇高。《红字》是一部未能完全阐述其主题的小说,让我们只记住“红字”的象征意义就够了。内收《红字》及《小伙子布朗》、《教长的黑面纱》等7部小说。

处女地

编号:H25·1960615·0300
作者:(美)亨利·纳什·史密斯
出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版本:1991年7月第一版
定价:8.50元
页数:335页

亨利·纳什·史密斯对美国西部文学的研究使“边疆”学说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他把肥沃而又暴露美国殖民主义的广大西域用“象征”和“神话”这两个词进行概括,“为文学史提供一个较为明显政治色彩的主题”。这是一个反工业文明的乌托邦吗?还是一个实现征服的自由王国?做为处女地的西部在一次次的历史漩涡中逐渐失去了其地理学的含义,而具有西部文学史出现的人类学、社会学以及文化史的意义。


《处女地》:那些正在荒野忙碌的人们

这个花园的主要象征包含着一连串表示土地肥沃,农作物的栽培和增长以及带来无穷乐趣的田间劳动的隐喻。所有这些隐喻都围绕着一个崇高的人物–备有神圣的犁铧这种最重要的农具的理想化的边疆农民。
《第十一章 世界花园及美国平均地权论》

当锋利的犁铧插入肥沃的土地,当肥沃的土地盛产农作物,当农作物成为西部土地的果实,这个杰斐逊曾经构筑的农业理想政治是不是就变成了一个“世界花园”?是不是象征着帝国民主发展的一种现实?美国西部,作为“处女地”的存在,在犁铧这个“崇高的人物”作用下,甚至完全摆脱了重农主义理论,它在艾辛格的“地产的完全保有观念”中成为文明的巨大象征:农业成为真正财富的唯一来源,每个人对土地有天生的权利,“耕者有其田”使农民独立自主,从而获得社会地位和尊严,他们在劳动中不断与大自然接触使得品格高尚、生活幸福……

从“远西”的想象式构筑,到“西进”的实践性开拓,当广阔的西部成为美国的内陆,当蛮荒的世界变成腹地里的花园,它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十八世纪之后的构想,这个已具雏形的农业社会已经成为十九世纪美国社会的象征—-;显示美国生活光明前途的一种集体的表现与诗意的概念。但是,亨利·纳什·史密斯在描述这块被开垦的处女地时,定义犁铧这个“崇高人物”用了“神圣”这样修饰词,在某种程度上他对于这个隐喻所具有的理想化色彩是带有讥讽意义的:神圣的犁铧改变了西部边疆农民的耕作方式,但,神圣的也是锋利的,当犁铧插入肥沃的土地的那一刻,其实宣告着一种原始的诗意的解构–它甚至就在让让自耕农成为美利坚共和政体基石时,品格高尚,生活幸福已经成为了一种乌托邦。

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是:当新的经济力量和技术力量像犁铧一样插入西部肥沃的土地,“这个花园不再是一个花园了。”艾辛格“地产的完全保有观念”在杰斐逊那里变成了重农主义的农业理想政治,这个理想在美国历史中不断得以实践化:在美国独立战争30年时间里,阿利根尼山脉以西的区域迅速发展成新拓居地;在19世纪最初的25年间,美国的种植园制度扩展到南方腹地–两种平均地权运动并存,自耕农形成逐渐成为成熟地权理论的中心;随着美国爆发南北战争,在北方和南方不同利益的角逐中,西部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随着对西部能量的新运算法实施,西部农民已经不再满足于原始的自给自足模式,在新技术的推广和运用中,在铁路的不断拓展中,农业走向了商业化,资本积累达到了空前规模;作为共和党纲领的《宅地法》的实施,19世纪的美国在宅地制度中开始自由土地帝国;南北战争的结束,宅地制度的实施,甚至美国大沙漠神话的战胜,西部农业乌托邦的梦想似乎已经实现了。但是,史密斯却认为,当一个截然不同的农业西部出现在大众面前,它只不过是一个“成为内圣的甚至是自我陶醉的象征”,因为花园神话已经变成了美国大陆帝国神话,随着这个神话的进一步发展,一方面是农民在肥沃土地上耕种的生动画面在经济灾难面前,彻底变得灰暗,自给自足完全没有能力抵抗禁忌冲击,从而使得西部神话完全变成了以坚信西部大自然的慷慨为基础的一种乌托邦,“花园神话因经济灾难而破灭标志着美国思想史中边疆时期的真正终结。”但史密斯或者是有意避开了另一种在思想上的破产:因为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成为西部发展的目标,《宅地法》实际上变成了资本运作的砝码,大批土地拨给了铁路公司,甚至投机商开始私人购买政府土地–正是在土地投机者和铁路垄断者那里,这个世界花园的农业乌托邦彻底夭折,机器、公司财政的各种策略以及大企业左右国会的权力,成为主宰美国的巨大社会势力。

神圣犁铧所建构的隐喻是耕者有其田的农业理想,锋利犁铧所形成的神话则是美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对西部的吞噬,而犁铧的这两种隐喻归属于两种理论:自然论和文明论。1893年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在芝加哥美国历史学会议上宣读了他的论文《论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意义》,这篇19世纪关于西部最有影响的论文提出了“边疆学说”,它改写了美国历史研究,影响波及到了经济学、社会学、文学评论甚至政治领域。在这篇文章中,特纳提出的一个中心论点就是:“存在着一片自由土地,美国人的西进拓居以及这片土地的不断缩小,这就是美国的发展过程。”这个中心论点其实可以归结为更简单的一种阐述,美国边疆就是“野蛮与文明的会和点”。但是史密斯考察特纳的学说,所提出最有质疑声音的一点是:美国的边疆扩展到底是文明对野蛮的不断征服?还是在文化原始主义的逐渐消失?

特纳认为美国社会的重要地区是西部,而不是蓄奴的南方或反对奴隶制的北方,西部的意义就在于他对西部自由土地的诗意描述:“在边疆一带每当文明与荒野发生接触,自由土地总是不断向人类及其社会施加再生、更新、恢复活力的影响。”显然,史密斯认为这个观点过于乐观了,当文明以带着征服的方式使得西部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看起来是对于蛮荒历史的改变,甚至将民主和自由土地联系在一起,但是自由精神在土地上的逐渐消失才有了所谓的文明,也就是说,民主在本质上是为了消除文化原始主义色彩,甚至说,民主在某种程度上是反自然论的,这种观点的一个可怕之处是:“它不仅将社会落后、道德沦亡及文化低下的标签强加于西部人,而且妨碍人们认识到这样的事实,使美国人在大陆上不断拓居给美国历史增添了新的篇章。”

自然论和文明论的矛盾是特纳边疆学说所没有解决的一个对立,但是这两种观点是不是必然要分出孰对孰错?史密斯其实也陷入了某种疑惑,所以当他将目光瞄准“美国西部”这个巨大的隐喻体,他对之进行的解读用了两个词:象征和神话,它们超越了简单的历史形象,是一种“集体的意愿”的表达,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是同语反复:“‘神话’和‘象征’这两个词我是用来表示较大或较小单位的同一类事物,即指一种将概念与情感熔化为形象的理智结构。”这种只是量级上的细微差别,根本无需将两者并列在对西部的解读中,它的模糊性实际上传递出史密斯对这一种“集体意愿”的规避目的,它们是“集体的表现而不是个别心灵的产物”,就是将历史放置在一种整体化的范围里,在“无量数和无限变化的经验事实起粘合”中大致描绘出“边疆历史”,而不试图回答对特纳那种矛盾说法的清晰意见:“本书想探索西部地区和边疆之外的渺无人烟的大陆对美国人意识的影响并追踪这一影响在文学和社会思潮方面的主要后果直至特纳对这一问题如何系统地阐述。”

实际上这两种观点在美国西部历史中的确呈现出一种“粘合状态”,这种“粘合状态”或许可以在被林肯任命为科罗拉多州的第一任州长的威廉·吉尔平的一句诗里得到体现,“我辨认出……一种新的力量,/那些正在荒野忙碌的人们。”这是吉尔平写于1860年的《中央黄金地区》的一句,无论是从题目还是“一种新的力量”,都表达了吉尔平这个19世纪下半叶最具有雄心的远西问题研究者具有的乐观主义,但是他诗歌也隐约传递出某种矛盾,那就是“正在荒野忙碌的人们”,当西部在1860年的时候还是一片荒野,它构成了自然论的基础背景,但是在上面有“忙碌的人们”,他们是西部新的力量,他们建设着“中央黄金地区”,那么这些人们就是文明论的实践者–“正在荒野忙碌”成为19世纪西部神话的最生动场景。

“美国人是什么样的一种人民?”在“序幕”中,史密斯提出了这样一个宏大的问题,它似乎茫然无边,却又可以各抒己见,其实,史密斯一开始提出这个问题,就在于从美国人来认识美国–对于一个刚刚从大不列颠手中独立的国家,美国本身就是一种未成形的状态,而美国人以及作为荒野上的西部都是陌生的,甚至对于英国殖民者来说,阿巴拉契亚山以外的西部地区的形象是非常模糊的。西部就是一个在诗歌中的“荒野”,无疑对于这一荒野的认识就是文明进程的开始,而这个文明又必然夹杂着对于自然的征服:富兰克林喊出了:“贸易和航运能获得多大的增加!船和海员能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数字啊!”惠特曼则在诗中写道:“巨大的幸福走向新的领土,……和平与虔诚充满全世界。”

一种是重商主义的征服之路,一种是诗意时代的大同幻想,他们在十八世纪的结合中就具有了某种乌托邦色彩,因为他们指向西部的时候,同时指向比西部更远的目标:太平洋彼岸的东方。杰斐逊作为美国向太平洋进军的“理智之父”,他的计划显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也是对于新国家的一种憧憬,俄勒冈小道的陆上路线的发现、美国移民第一次大迁徙入威拉梅特谷地、1846年条约确定的农业边界线、刘易斯和克拉克在1804年到达太平洋岸边,都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这条“通向印度之路”就是美国的所理解太平洋西北岸与亚洲的关系,而具有摩西角色的杰西·本顿更是将西进描绘成“天体的进程,人类的进程,科学、文明的进程,随之而来的是国家的威力”,作为自由和民族伟大的象征,他们把西部看成是具有连接东方并最终让美国从欧洲依赖中解放出来的巨大意义。但是当1846年正式获得俄勒冈和1848年获得加利福尼亚,这种扩张主义似乎达到了海洋的边界,“通向印度之路”在不可行的现实里真正变成了梦想,而美国政府所要关心的似乎是另一个问题:“如何发展国家领土中新增加的广大领域的联邦政府政策。”

1845年惠特尼向国会提出申请,要求赠与巨大土地,以作修建从密西根湖到达太平洋的铁路的资金–这似乎可以看成是特纳文明论的一个起点,尽管提出申请的惠特尼作为一个商人,还是将意义描绘成和亚洲贸易的连接,并把社会价值和成就的主要源泉看成是商业,但史密斯也认识到,美国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构建“世界花园”的欲望,“这一主题注定要深植于美国人有关西部的思想的主流之中。”吉尔平无疑是这一思想的实践者,和他诗中所描绘的一样,他就是要成为那个“忙碌”的人–从率领远征军对波尼族人和科曼奇族人作战,到被林肯任命为科罗拉多州第一任州长,从最具有雄心的远西问题研究者到推行“发展路线”的实践者,吉尔平认为美国人民的命运就是征服大陆,“冲过这片广阔的土地直达太平洋–以激励它的千百万人民,使他们振作起来……”他甚至以一种神秘主义构建他的帝国梦想:沿着等温线黄道区,有着决定世界历史的一个又一个帝国相继兴起–从中国、印度到波斯、希腊、罗马、西班牙和英国,“先驱者大军越过密西西比河地区的进军正在开创一个最伟大的帝国,北美共和帝国。”

比起吉尔平雄心勃勃的帝国计划,沃尔特·惠特曼的信念还是一种更具理想色彩的大同思想,他认为初建的美国需要一种国家文学,而这种国家文学需要和北美洲相适应–脱离欧洲传统,建立新的秩序,“这一国家倾向内陆,朝着大海,我也会这样。”于是他在诗中这样写道:

人们将要变成兄弟姊妹,
各民族、邻居互相通婚,彼此相往,
海洋可以越过,遥远成为邻近,
所有国家紧密接连在一起。

惠特曼尽管想要构建的是一种独立的美国文学,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一种“自然论”,不带着征服的眼光和世界相连并融入其中。这样一种自然论在梭罗的身上得到了最纯粹的体现,这个住在“瓦尔登湖”畔的隐居者他所反对的就是征服者的文明论,“我离开城市越来越远,越来越向荒原退隐。”在他看来,东部和西部,文明和蛮荒构成了对立的矛盾,而他做出的选择是后者,这是一种人文意义的选择,比起惠特曼的乐观和激情,梭罗更触及了文明社会的天然弊端,几乎是西部荒原不像以前那样仁慈,即使西部依然是死气沉沉的原始状态,梭罗还是断言没有人迹的荒原是“至高无上地美好”。

荒野西部在梭罗那里是一种纯粹的自然,但是在丹尼尔·布恩的世界里,西部荒原却成为他的一个“帝国”,作为肯塔基的创建者,他在1775年带领第一批移民者到达布恩自治镇之后,将矛头又对准了印第安人,也就是说,在独立革命的多事之秋,他所要保卫的帝国不是远离文明世界的自然,而是用文明建立的独立王国–史密斯的疑问是:他是帝国的缔造者还是原始主义的哲学家?“究竟哪一个是真实的布恩–是文明与文雅的旗手还是在移民来临之前便逃往荒原的自然之子?”来自于文明世界,却是那一个世界的亡命者,他所作的事便是拒绝对荒原的侵犯。这是具有典型代表的“原始主义”,它所衍化的一个结果是:无政府主义的产生。这一思想在库珀努力25年创作的小说中得到了体现,那就是他笔下的“莱瑟斯托金”:他曾是仆人,是个文盲,出身低微,但是在西部却成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是西部的荒野猎人,但却不是真正的原始主义者,他们甚至从印第安人手里营救受难的女主角。一方面,莱瑟斯托金的象征是明确的,文明是邪恶的,未开发的自然是力量,真理,和道德的源泉。但是另一方面,当荒野猎人在无政府主义者中建造自己的帝国,他们和丹尼尔·布恩一样,便成为了西部的英雄主义的代表:他们是库珀笔下的“莱瑟斯托金”,是戴维·H·科纳笔下的山里人是基特·卡森,是出版商伊拉斯塔斯·比德尔“一角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最有名的当然是普伦蒂斯·英格拉哈姆200本系列故事的主人公“公牛比尔”,他最后成演变为20世纪流行的西部牛仔形象。

无政府主义这、自我帝国的英雄,他们即使文明社会的被野蛮人,也是原始社会的文明人,正是这个奇怪的群体–不管是现实意义还是虚构意义,都让他们成为“正在荒野忙碌的人们”,也让西部成为自然论和文明论交错的地域。而随着“世界花园”这一美国整体帝国梦想的构筑,这两种思想的矛盾和冲突便日益白日化,一个问题是:自耕农是不是真的可以在世界花园里成为真正的主人?或者说他们是不是就是吉尔平所畅想的“正在荒野忙碌的人们”,史密斯倾向于这一群体具有的象征意义能够为特纳的边疆学说找到更民主的未来,他认为,西部自耕农意味着爱国主义,也包含着深远的社会理论,“这一象征的形成及其演绎过程值得引起关注,因为每当我们谈及美国民主思想的发展时,它就是最具体的例证之一。”如果技术革命不是将自给自足的农业过多商业化,如果宅地制度不被土地投机者所利用,如果城市化和工业化进步的后果只是为了消除经济灾害,甚至平均地权论能够建立更完善的“安全阀”体制,是不是“世界花园”不知成为一个乌托邦–实际上,对于自耕农和西部命运的关照,史密斯区分了所谓的文明与野蛮,他认为一种是“未开发的西部”,另一种则是“有人定居的或农业的西部”–后者以一种“社会契约”的方式存在,是不是即使一种文明论的产物,也是保持了自然论的特点?

这当然是一种简单的二分法,史密斯也认为,库珀在莱瑟斯托金之后所创造的伊什梅尔·布什形象,超越了无政府主义者这一身份,在“社会契约”中成为和文明人士接触的人,但是即使在上流社会的文明结构中找到了一席之地,史密斯也认为布什所代表的也仅仅是该结构的最低层,“与达到高尚的水平还相去甚远”,但是,“库珀对布什个性价值的认识为文学寻求一种更适当的形式来处理农业边疆指明了方向。”而这个方向或许也是美国“花园神话”新的可能,也是特纳“边疆学说”新的视角。不管是神圣的犁铧,还是锋利的犁铧,不管是通向印度之路的大同理想,还是铁路打通太平洋之路的实践,不管是无政府主义的英雄,还是重回文明世界的“契约人”,在作为象征和神话的美国“处女地”里,史密斯也一直是一个“正在荒野忙碌”的人:“如果要成功地以文学形式表现西部或充分理解西部的社会发展过程,我们就需要有一套新的思想体系。”

我弥留之际

编号:C54·1960516·0285
作者:(美)威廉·福克纳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1995年11月第一版
定价:5.80元
页数:238页

“本德伦一家及其历险记”,从这一主旨来看,福克纳的这部小说就像是一幕街头大众剧,曲折的情节、离奇的故事,但福克纳的匠心只在死的哲学命题上进行一番修饰,就已经让我们晕头转向了。在现代小说上独树一帜的福克纳不可能那么轻易让我们上当,小说中如天书一般的叙事常常让我们痛苦,这是一本不忍卒读的小说,甚至是一本不能被翻译的小说,其中的寓言、呓语是无法用另一种语言还原,正如福克纳自己所说,“到处都同样是一场不知道通往何处的越野赛跑。’那我们还是趁早停止赛跑。


《我弥留之际》:不过我妈是一条鱼 

得有两个人才能使你生出来,要死一个人独自去死就行了。这也就是世界走向毁灭的情景吧。
–《达尔》

死是毁灭还是重生?死是逃避还是赎罪?或者死是不是就一直站在生的对面,是不是一个人的死在对抗着两个人的生?弥留之际的艾迪躺在床上,却转过头去,“连瞥都没有瞥爹一眼。”她不看自己的丈夫安斯,不看达尔,不看卡什,不看杜威·德尔,却只是看着瓦达曼,“她的眼睛,那里面的生命力,突然都涌进眼光里来;两朵火焰定定地燃烧了一小会儿。然后又熄灭了,仿佛有谁弯下身去把它们吹灭似的。”死亡是吹熄的火焰,是泯灭的生命,是对爱的遗忘,但是安斯却看见了妻子的死,看见了弥留之际的眼神,“他低头看着她那安详、僵硬的脸正在溶入晦冥之中,仿佛黑暗是最终入土的先兆,直到那张脸像是脱离黑暗浮了起来,轻得像一片枯叶的倒影。”沉入黑暗,又脱离黑暗,就像抵达晦暝,又逃出晦暝,像是最后的挣扎,在不看见和被看见的生死之际,开始和上帝最直接的对话。

上帝在哪里?这个疑问对于安迪来说,实际上就是“我”在哪里,当最后的时刻变成“我弥留之际”的呓语,实际上死亡变成了一种对现实的关照,娘家的墓地在杰弗生,那里有她的家人,有她的家族,有她的父亲,也有她的上帝,只有回到杰弗生,将自己安葬在那片土地上,她才能找到自己的归宿,所以嫁给安斯成为自己一个活着的梦魇,而那个地方成了必须在死之后逃离的地方,一个从来没有接近上帝却在忏悔赎罪的地方。而对于安斯来说,将妻子安迪死后运回到杰弗生,将她埋葬在家人身边,是最后的承诺。看起来,这是一次让艾迪抵达天堂的朝圣之路,不论是自己还是儿女,不论是相互仇恨的达尔和朱厄尔,还是白痴一样的瓦达曼,似乎都在运送棺木和棺木中的尸体中接近天堂,而其实,那只不过是一个寓言,一个充满反讽的寓言,一个走向另一种毁灭的寓言。

“得有两个人才能使你生出来”,这是生命最初的构筑,爱情或者婚姻,欲望或者意志,两个人的结合才能创造生命,这是两个人的事情,所以对于安斯和艾迪的这一场婚姻,它的意义就在于让生命出来,但是在“艾迪”的呓语中,这一场婚姻似乎只是一种痛苦的煎熬,艾迪说着内心的独白,而其实那时,她已经沉入黑暗之中,已经被装进了卡什亲手打造的棺材,已经被装运在去往杰弗生的路上,甚至已经遭遇了塔尔之桥的坍塌和谷仓之火的侵袭,但是她却复活了,她以看见的方式延续了一个死去的故事,也以看见的方式回到了过去。

“我只能依稀记得我的父亲怎样经常说活在世上的理由仅仅是为长久的安眠作准备。”活着不是为了更好地活着,而是为了死去,为了长久地安眠,这是一种人生的归宿,而其实一种生命的麻木。所以身为学生的艾迪总是用鞭子抽打犯错误的学生,当鞭子落下去的时候仿佛感到落在自己身上,“现在你可知道我的厉害了吧!现在我已成为你的秘密的自私的生活的一部分,我已经用自己的血永远、永远地在你的血液里留下了痕迹。”这是一种虚无,也是一种孤独,而当出现的安斯对艾迪讲:“我一个亲人也没有。所以你不必为这件事担心。我想你的情况不见得跟我一样吧。”艾迪仿佛拥有了一种自我的确定感,即使她觉得和安斯不一样,在杰弗生有自己的亲人,但是在安斯身上她却找到了一种与生俱来的孤独。而当两个人结婚之后,她才发现生活并非是自己想象的那样,在怀上卡什之后,才知道生活是艰难的,“这就是结婚的报应。”卡什是第一个孩子,在艾迪那里代表着艰难,代表着被侵扰的孤独,代表着抽打的鞭子被放下,爱这个词或许就是一场骗局,所以在艾迪的心里,不存在爱,只存在报复,达尔的出生无非是报复的开始,对于她来说,归宿永远不是爱,不是孤独,而是埋葬在杰弗生。“我并没有想要得到他们。我甚至都没有要求他给我他本来可以给我的东西,那就是非安斯。”不想得到孩子,在这个时候出生的达尔当然变成了仇恨的一个象征,而艾迪想要摆脱这一切的目标,就是寻找一个“非安斯”的符号,“我甚至还让安斯节欲,并不是我与他仅仅中止床笫之事,而是好像我们之间就根本没有发生过这种事似的。”节欲是为了不想得到他们,更是为了寻找“非安斯”,“我的孩子都是我一个人的,是席卷大地的那股狂野、沸腾的血的,是我和所有活在世上的人的。接着我发现我怀上朱厄尔了。”非安斯当然和安斯无关,和婚姻无关,只和自己一个人有关,所以朱厄尔的出生让这样的目标变成了现实,变成了自己摆脱安斯的开始。而这一切对于艾迪来说,就是告别了“两个人才能使你生出来”的生活,就是走向“一个人独自去死”的结局,“我给了安斯杜威·德尔来抵消朱厄尔。接着我又给他瓦达曼来补偿我从他那里夺走的那个孩子。现在他有三个属于他而不属于我的孩子了。于是我可以准备死了。”

生,是两个人的生,死,是一个人的死;生,是留在杰弗生土地上的生,死,是死在安斯家里的死;生,是平躺着动的生,死,是直立着不动的死:“因为上帝造路就是让人走动的:不然干吗他让路平躺在地上呢。当他造一直在动的东西的时候,他就把它们造成平躺的,就像路啦,马啦,大车啦,都是这样,可是当他造呆着不动的东西时,他就让它们成为竖直的,树啦,人啦,就是这样的。”对于安斯来说,艾迪的死不是什么大事,他只要将她运回到杰弗生安葬在亲人身边,就是满足了艾迪的愿望,“上帝的意旨要实现了,”当艾迪死去躺在棺材里的时候,他安静地说,“现在我可以装牙齿了。”

但是在艾迪沉入黑暗的死,和安斯无谓的态度之外,却是几个孩子的矛盾和不安,是他们被生出来之后的痛苦和挣扎。卡什是个本分的木匠,他只是老老实实打造着母亲死后的那一口寿棺,在他眼里,不管母亲的死亡,还是兄弟之间的恩怨,似乎都抵不上那口棺材,把棺材做成斜面交接,在卡什那里是十三个理由和解释,只有自己的母亲知道是自己人打的好寿材,“躺在里面心里也踏实”,这也正好满足母亲一向爱用自己家东西的习惯。而卡什的认真也在实践着那一句的格言:“无论何时都要钉紧钉子,刨光边缘,就像给自己打、为自己所用的一样。”所以即使卡什的脚很久以前就摔断了,他也依然一丝不苟做棺材,即使运送途中被河水冲走,他也奋不顾身去抢救而最后使双腿都断了甚至面临死亡的危险,而那场谷仓之内的大火燃烧起来差点烧掉母亲的棺材和遗体的时候,他也只是认为达尔“企图烧的是他那匹马造成的价值”。在本德仑家族里,似乎只有卡什是“两个人才能生出来”的生命体,在他身上没有艾迪的怨恨。

但是达尔的出生便充满了悔恨,在邻居科拉看来,达尔是孩子里“唯一性情像母亲的人”,是“多少有点人的感情”的孩子,但是在艾迪看来,生下达尔就是自己犯下的罪,“我每天的生活就是没完没了的认罪和赎罪。”认罪和赎罪的艾迪,就是把达尔当成了“两个人才能生出来”的罪,而摆脱这种罪的唯一方法就是在把所有的爱寄托在安斯节欲之后而怀上的朱厄尔,他成了艾迪最最溺爱最最宝贝的人,为了他,艾迪要隐藏着不让别人看见而给做东西吃,“这可能还是我头一回发现艾迪·本德仑还有要背着人做的事呢,她可是一直教导我们欺诈乃是世界上万恶之首,和它一比,穷困都算不得什么。”朱厄尔总是爱发脾气,也总是生闷气,在这个家里,他是一个另类,似乎对谁都没有感情,除了母亲,他总是花了钱去买自己喜欢的马,所以安斯总是责骂他:“你背着我去买了一匹马。你压根儿不和我商量;你也知道咱们日子过得多么紧巴。可你却去买了一匹马来让我给喂。从自己家里偷了工省出了时间,拿这个来买马。”
 
马是朱厄尔生活中的象征,所以在达尔看来,朱厄尔的母亲就是一匹马,“其实她犯下的唯一的罪就是偏爱那个不爱她的朱厄尔——这不是咎由自取吗?——却不喜欢那个上帝亲自施恩的达尔,我们凡人都觉得他有些古怪,而他却是真正爱她的。”爱着朱厄尔,实际上朱厄尔成为艾迪“一个人”的象征,她曾经就告诉别人,“他是我的十字架,将会拯救我。他会从洪水中也会从大火中拯救我。即使是我已经献出自己的生命,他也会救我。”这样的预言在科拉看来,无非是“沉溺在自己的自负与骄傲之中”,无非“关闭了通向上帝的心扉”——让自私、凡俗的朱厄尔取代了上帝的位置。

为什么朱厄尔会成为艾迪心中的上帝,其实,在朱厄尔的身上,正是体现着她一直寻找的“非安斯”印记,没有和安斯有床笫之欢,也就没有“两个人才能使你生出来”的现实,所以朱厄尔是艾迪一个人的,她就像朱厄尔偷偷喜欢的马一样,是自己的一种信仰。但是,“非安斯”的朱厄尔从哪里来?他的父亲是谁?牧师惠特菲尔德有过独白,他在安迪弥留之际的祷告是和撒旦的搏斗,“我从我的深重的罪愆中惊醒;我终于见到了真正的光,于是我跪下来向上帝忏悔,乞求他的指导并且接受了指引。”罪愆从何而来?那句祷告是这样说的,“别让我太晚了;不要让我和她的越轨行为由她的嘴巴说出,而不是由我。她当时发过誓她永远也不说出来,可是面对永劫是件可怕的事:我自己不也是和撒旦抵着身子苦苦扭打了一场吗?别让我的灵魂再加上使她破坏誓言这一层罪过。先让我在我伤害过的人们的面前清洗灵魂,然后再让你圣洁的怒火包围我吧。”因为越轨,所以要赎罪,而在艾迪看来,牧师是和上帝对话的人,所以朱厄尔并不是两个人生出来的孩子,而是代表着上帝的旨意。这是一种寄托,也是一种救赎,这是一种救赎,也是一种冒犯,所以当达尔问朱厄尔:“你是谁的儿子?”当问他:“你妈是一匹马,不过你爹又是谁呢,朱厄尔?”这时的朱厄尔以“你这天杀的。你这天杀的”来反击一种道德的质问。

你妈是一匹马,实际上就是一种灵魂上的异化,所以对于达尔来说,“我无法爱我的母亲,因为我没有母亲。朱厄尔的母亲是一匹马。”所以,对于达尔来说,他总是被一种替代的感觉所笼罩,这时一种母爱的缺席,也是一种信仰的背叛,所以他反对把母亲已经腐烂的尸体运到远处去安葬,更会做出纵火的办法来贯彻这样的想法,结果授人以口实,被送进了疯人院。实际上,儿子的达尔和纵火者的达尔已经形成了一种分裂,一边是生命,一边是毁灭,一边是母亲,一边是罪人,那一把熊熊燃烧的火不是为了烧掉棺材,而是为了将自己从朝圣之路上抹去,“因为如果我还没有排空自己,那我就是存在的。”排空而放火,排空而发疯,排空而成为另一个自己:“达尔到杰克逊去了。他们把他押上火车,他哈哈大笑,走过长长的车厢时哈哈大笑,他经过时所有的脑袋都像猫头鹰的头那样扭了过来。”达尔的内心独白里,他把自己叫做达尔,那个取消了“我”的达尔,那个反问自己“你笑什么?”的达尔,那个“是我们的兄弟”的达尔,“我们的兄弟达尔被关在杰克逊的一个笼子里,在那里他那双污黑的手轻轻地放在静静的格缝里,他往外观看,嘴里吐着白沫。”

没有了我,没有了内心独白,只有一个名字,一个发疯的孩子,一个只会叫着“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的疯子,而这种发疯正是安迪希望出现的“替代”,是死前必须取消的爱,就像她用杜威·德尔来抵消朱厄尔,用瓦达曼来补偿从安斯那里夺走孩子,对于他来说,他们三个都是“属于他而不属于我的孩子了”,只有完成了替换,她才可以安心死去,用“要死一个人独自去死就行了”的方式赎罪。所以杜威·德尔在未婚先孕的命运中找不到自己的归宿,她将母亲送到杰弗生只不过是趁机到莫特森镇的药房去买堕胎药,男友莱夫给她的十块钱没有让她也和母亲一样扼杀两个人才能生出来的生命,却反而遭到了药房伙计莫斯利的欺骗:“这瓶东西闻着像松节油。我倒了一些在量杯里,递给了她。”

这像是一个轮回,艾迪把生命变成了一个人的事,而杜威·德尔也终于无法逃脱这样的宿命。而白痴一样的瓦达曼,在他的眼中,母亲就是自己最喜欢的鱼,“我妈是一条鱼。”当他看见发现科拉在厨房里煮那条鱼的时候,便大喊大叫地扑上去对着她又是抓又是掐,而他对达尔,则是指责:“你始终没有抓住她。你知道她是一条鱼可是你放走了她。你始终没有抓住她。达尔。达尔。达尔。”瓦达曼说妈妈是一条鱼,而在他看来,朱厄尔的妈妈是他喜欢的马,鱼和马,不同的隐喻,对于艾迪来说,一个是和自己无关的替代品,一个是取代上帝的救赎者,而当在谷仓大火之中,朱厄尔冒着生命危险而去抢救棺材的时候,艾迪生前的想法终于成真,他成了她的十字架,成了他的上帝。

这是上帝的意旨?这只不过是一种自负的骄傲,一种自私的骗局,她的死甚至也成为逃避责任的一个借口,所以回到杰弗生,在家人的墓地里安葬只不过是生前的一个自我安慰,这种归宿感对于答应了她的请求的安斯来说,就像是一个玩笑,从小就是孤儿的安斯似乎从来没有家的归宿感,没有“两个人才能使你生出来”的生命体验,求婚艾迪也像是他的一次表演,所以实现上帝的意旨并不是费力将艾迪的棺材运到杰弗生,而是“现在我可以装牙齿了”:朝圣般的运送棺木结束了,安斯装上了假牙,在他身边还有提箱,还有留声机,还有一个“穿得漂漂亮亮鸭子模样的女人”,她有“一双挺厉害的金鱼眼”,只是不再是瓦达曼当成妈妈的那条鱼,所以在这个替换的结局里,安斯把自己的孩子介绍给这个女人,“这是卡什、朱厄尔、瓦达曼,还有杜威·德尔。”然后当着大家,对这个有着金鱼眼的女人进行了命名:“来见过本德仑太太吧。”

美国文学史及选读(2)

编号:H73·1960303·0265
作者:吴伟人 编
出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版本:1990年8月第一版
定价:5.90元
页数:300页

本书为高等院校英语专业教科书,主要介绍了美国现实主义时期至20世纪的文学,以作家作品为史,共两章,介绍了惠特曼、狄金森、哈里叶特、比彻·斯托、马克·吐温、欧·亨利、亨利·詹姆斯、杰克·伦敦、德莱塞、庞德、埃德温·阿林德·罗宾逊等18位作家的作品。

大街

编号:C54·1951116·0199
作者:(美)辛克莱·路易斯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1993年5月第一版
定价:7.00元
页数:721页

“大街是文明的顶峰”,辛克莱·路易斯以反讽的手法描写了一个充满庸俗中产阶级思想的乡村小镇戈镇,这是存在于美国许多小镇中相似的一条大街。曾取名为《乡村病毒》一样,小说中弥满着呆板乏味的气息,卡萝尔来到戈镇,就是进入一个从此无法摆脱的世界,各式街上的人过着沉闷单调的生活。出色的细节、丰富的人物形象使辛克莱·路易斯成为美国第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而美国文学的地位也从此与日俱增,应该说,《大街》的象征意义远远超过了这部500万字的小说。

情欲艺术家

编号:C55·1950920·01168
作者:(美)约翰·霍克斯
出版:作家出版社
版本:1994年12月第一版
定价:3.80元
页数:178页

一个男人与其它女人,这样一个被文学家表现得很滥的主题在霍克斯眼中便用“情欲”、“ 战斗”、“囚犯”、“起义”等含着血腥味的词语来修饰,康拉德·沃斯特,一个虚无主义者,以及做着恶梦的男人,霍克斯无非在他创造的世界中消靡对生活的渴望和理想的构筑。《情欲艺术家》是霍克斯第八部小说。

美国文学的周期

编号:H25·1950915·0166
作者:(美)罗伯特·斯皮勒
出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版本:1990年6月第一版
定价:4.60元
页数:282页

美国文学是特殊的,它的主要语言是英语,主流作家也大都是欧洲的后裔,这使得美国文学在美洲大陆上发展不可避免带有殖民主义与反殖民主义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又具有周期性的特点。罗伯特·斯皮勒对美国文学的研究就是对这一周期性节奏进行分析,他把美国独立战争前的美国文学划分为“第一边疆”,其中包括富兰克林、杰弗逊等“文化巨匠”,也包括坡、霍桑等初具美国文学特点的作家,而梅尔维尔德、惠特曼则是浪漫主义最后的维护者。豪威尔斯、马克·吐温开始的独立战争后的文学则是“第二边疆”,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个时期,按照罗伯特·斯皮勒的观点,“将欧洲文化移植到西半球以及在新土地上扎根过程已经完成。”美国文学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美国文学的周期》:文学革命正在展开

我步入森林,因为我希望好好体验生活,只面对生活里的基本事实,从而探索我是否能学会生活所能教给我的一切。这样,当我离开人世时就不会发现自己曾虚度光阴。
–梭罗

从康考德镇到那间林中的小屋,只有一英里的路程,梭罗正是用步行的方式轻易到达那里,当他的面前出现溪水、树林、玉米地,以及那个传说中的瓦尔登湖,梭罗就已经进入到体验生活的状态中,而这样一种充满探索意味的体验生活是在离开那个小镇为出发点的,是为了离开而去探索,还是为了探索而离开:一面是不断发展起来人群聚集的现实生活,一面是远离人群的自然世界,一面是物质至上的存在状态,一面是富有诗意的原始森林,离开或者抵达,反抗或者寻找,梭罗在行动意义上的生活其实变成了一个关于选择的命题。

“要独居,我认为必须逃避现实,我避开我自己。”这是梭罗在1837年的《日志》中写下的第一句话,逃避现实很明显是他对于康考德为代表的物质至上主义、机会主义和虚伪生活的反抗,而毫不妥协与这些东西做斗争就是要寻找自己的自由世界,瓦尔登湖或者就是一个充满想象的理想世界,而梭罗需要在这里探索真理,从而在行动和富有诗意的文字中获得活着的意义,“这样,当我离开人世时就不会发现自己曾虚度光阴。”当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这样的意义又回归到了人本身。这样的人是个人主义下的人,梭罗的象征主义是在行动中发现人的意义,发现自由的意义。而同时代的爱默生则以怀疑主义开始的呐喊中,在直觉体验建立的道德和宗教信仰世界中,在开放体系的寻找中,为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国文学书写了一个大写的人。

“一切科学只有一个目的,即发现关于自然的理论……”这是爱默生在《论自然》中的一句话,这本写于1836年的散文诗集,被看成是爱默生的圣约书,里面涉及到的政治、爱情、友谊、历史,以及赔偿法、自助、社会学,都从玄学范畴变成了伦理问题,甚至是一种关于新时代信念的声明,“他于变化中求必然,因为爱默生的宇宙是开放的。他是探险家而不是预言家。”和他如风神竖琴拨响的音乐一样,他是当时对美国文学本源进行探索的发言人、命名家,甚至开启了一个像旧传统挑战的新时代。“相信你自己:每一颗心都和着那铁弦颤动。”经历了丧亲之痛的他发出的呼喊就是时代的宣言,而这样的奔放在之后惠特曼的《草叶集》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意志在他爱默生收到《草叶集》第一版后写信给年青的惠特曼,就说道:“我祝贺你开始了一项伟大的事业。”

爱默生也在自己的时代开创了伟大的事业,而和他一起曾经住在康考德的梭罗也以不同方式开创了伟大事业,一个是怀疑主义者,一个是理想主义者,一个是毫不妥协的反抗,一个是开放世界里建立秩序,而他们共同实践的是叫做“浪漫主义”的文学风格,所以回到梭罗关于离开还是抵达的命题,罗伯特.E.斯皮勒甚至把它归结为美国文学的一种选择,“接受这一简单的真理所带来的欢乐与否定这一真理所引起的绝望,是美国传统的两大主流。”斯皮勒把爱默生和梭罗放在美国文学“第一边疆”关于“认可”的主题里,也就是当美国文学走到了爱默生和梭罗为代表的时代,关于寻找真理的欢乐和否定所引起的绝望,已经在浪漫主义的架设中形成了两种迥然不同的风格。

当面对自然,面对生活,梭罗说到的是“探索”,而这样的探索,其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我是否能学会生活所能交给我的一切”,也就是一种适应问题,而美国文学的第一边疆里,斯皮勒就是以“适应”为关键词寻找这一块新大陆在构建本土文学中所持有的态度。首先这是一块早已存在着文明的大陆,土著的印第安人是这里的主人,但是随着地理大发现,它又变成了被发现的新大陆,而当我们称之为西方殖民地的时候,其实是对于土著印第安文明的某种破坏,当印第安人被驱赶、掠夺、剥削,旧文明支离破碎之后需要的是一种重构,而踏上这块土地的西方殖民者又不能全盘将所谓的欧洲文明移植到这里,所以对于这块土地上的文学使命,其实就成了如何划定自己的边疆。

“哥伦布写的著名《书信》却奠定了最早期的美国文学的形式与观点。”斯皮勒把美国文学的起点定在1493的这封信中,从某种意义上就是把哥伦布代表的开拓者作为美国文学的原始形象,而这个形象无疑也是去印第安化的,那封写给皇家财务大臣的书信里有这样一句话:“因为我的事业已经取得成功,我知道这会使你高兴。”在斯皮勒看来,这正是一种冒险文学的起始,而带着欧洲文明的开拓者进入自己设定的文学边疆时,一切都是重新开始的,而和欧洲大陆不同的是,它更多的殖民之后的发现,是征服之后的寻找,是移植之后的改造,当它已经形成了统一的殖民地联合体,当它效忠英国国王,当它以新教为自己的宗教,当它的经济以农业为主,当人民讲英语,它更需要在文明的精神本质上找到“适应”于这块新大陆的规则,“在美国文明的起始阶级,人们也许就能发现朴实的理想主义与粗俗的物质至上主义的不相协调的结合的谬论,这种结合在以后的岁月里产生了揉合美、嘲讽、肯定与悲观绝望于一体的文学。”

理想主义和物质至上主义,本来就是对立的,在对立中适应,在适应中融合,就是梭罗命题所总结的那个美国传统,也是美国第一边疆所具有的的本质特点:本土性。欧洲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理性主义,在这块大陆上找到了它行动的方向,“斯图亚特王朝的被推翻及复辟,清教共和政体的建立与垮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第一批美洲殖民地的性质,因为各派的成员都相继去西方的沃土寻找栖身之地。”在这个起始阶段,爱德华兹、富兰克林、杰弗逊是美国文学本土化最早的开拓者,清教主神学家爱德华兹以早期的哲学理想主义、中年布道是的激情主义和晚年神学中的叫教条主义,建立了“美国有史以来最完善的思想体系和感情体系”;本杰明·富兰克林“一切有效的方法都是真理”的启蒙主义,使得美国的理性时代开始形成;而杰弗逊起草的《独立宣言》从总体上阐述了人权原则,则成为美国民主的象征。

但是爱德华兹的哲学和思想体系,富兰克林的启蒙思想和杰弗逊的《独立宣言》,是从哲学、理性和政治层面为这块大陆开辟了道路,而真正在文学上形成自己的“文学家”则要到1800年之后的浪漫主义阶段。虽然是萌芽,但是,“它后来给美国带来第一次真正的文学动力”——“浪漫主义在美国国内民族意识觉醒之时传到新大陆,使其比在旧大陆时具有更强烈的民主义色彩。这一立场表现为否定传统,否定欧洲文化遗产,倾心未开发的西部大陆自然的宏伟气魄和无穷尽的奥秘,为成功地创建共和国的‘美国思想’感到骄傲。”其代表人物是欧文、布莱恩特和库珀。“接受了伦敦咖啡馆所有的准则”的华盛顿·欧文出版了《见闻札记》,在欧洲获得了声誉,而这使得他“成为取得国际威望的第一位美国作家”;布莱恩特则在诗歌中开创了浪漫主义风格,他力图摆脱加尔文主义的努力使得他的诗歌充满了自然韵味,“田野、溪流、森林与花卉几乎完全不加修饰地成为他诗歌的内容”,这种将文学和美国社会相分离的创作手法影响了之后的三代美国诗人;而库伯则是“第一位成功地探索深居美国丛林的裸体红种印第安人多姿生活的美国小说家”,在他的丛林冒险小说中,充满了人对自由社会产生的悲观看法,也正是这种看法使他成为“意识到必须创作彻底的、从感情到形式都全新的文学的重要作家”。

当然到了爱默生和梭罗的时代,对于新观念更有了整体上的认识,也从实践意义上走向了更自由、更开阔、更本土化意义的创作中,他们也成为一个时代的发言人:“旧的教条在这时代正在消逝,新的法则正在形成。”而认可之后的创新,则以爱伦·坡和霍桑为代表,“埃德加·爱伦·坡与纳撒尼尔·霍桑积极创新,以他们的艺术天才为自觉艺术在美土的文学传统奠定了基础,而爱默生及梭罗则为美国本土文的主要来源开宗明义。”斯皮勒把他们称作是“美国艺术家”,爱伦·坡表现了人类在困境中所遭遇的争斗和诗意,他更像是一位迷失了方向的开拓者,而这种迷失是在现实层面上的,从而在内心世界开始了更深刻的实践,使得“他的天使伊斯雷法尔的翅膀更矫健,飞行的路线更坚定”。而霍桑的小说揭露的是罪恶的信念,他和爱伦·坡一样探索人类的阴暗面,从审美和道德两方面揭示人类命运的难题,“他把罪恶视作是通往人类同胞之家的必由之路,并很少顾及来世可能会发生的事。”

斯皮勒把美国文学的第一边疆界定在浪漫主义的发展上,这其实是美国文学传统的其中一个主流,那就是对于现实的逃避,对于自我的探寻,对于自由的渴望,对于旧体系的反抗,这也是美国文学本土化的一种有效实践,但是当浪漫主义在19世纪发生危机之后,梅尔维尔和惠特曼就成为第一边疆的最后代表,他们的《白鲸》和《草叶集》在发出人类抗争的声音,在唱出自己民族的追求时,就变成了美国文学的史诗性作品,这种史诗性格就是惠特曼在草叶集里里的第一句诗:“我赞美我自己,歌唱我自己。”只不过这个自己已经不是梭罗时代的那个逃避者,而是“美国人”:“以个人强烈的内向性开始的浪漫主义自我中心论随着时代的要求带有种族、民族甚至全球的特性。这种情况发生时歌手就应运而生。惠特曼由于民主理想与开放社会的有利条件,或许可称为最伟大的现代歌手。”

一个时代终结,一个时代开始,惠特曼的《草叶集》无疑在美国文学本土化之后走向了“美国化”,“它是一本新型的书,标志着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结束及美国文学史上新时代的开始。”而一个时代的到来并非只是从一本书中发出“歌唱我自己”的声音,在历史意义上,和第一边疆的时代一样,在十九世纪的后半叶,美国历史也处在一个变革时代,斯皮勒总结当时的社会危机主要在三个方面:“杰弗逊的农业理想与汉密尔顿的工业理想之间的冲突、南方庄园主与北方商业家之间的冲突、文化上成熟的东部与粗俗而又在不断扩展的南方之间的冲突。”所以浪漫主义转向了,在领土扩张、工业化、人口增多、语言变化的巨大变革中,文学也呈现出一种多元性,而这种多元性却具有一个共同点,“第二次美国文学复兴的主旨是反映复杂的现代美国生活与自由人面对迅速产生的经济、社会变革如何维护自己尊严,这样一种悲剧性的矛盾。”

矛盾的一方面是豪威尔斯和马克·吐温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豪威尔斯给现实主义下了定义,他认为只有“一点不多一点不少忠实地处理素材”才是正路,他对周围世界保持着坦率的观察态度,而这也使得浪漫主义彻底退出了文学舞台,而马克·吐温在南方文明的壮观和卑劣中寻找自己的主题,《汤姆·索耶历险记》、《密西西比河上》与《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三部作品带着某种冒险主义重新审视这块大陆的自我意识,而最后的美国精神在他那里变成了关于人类的希望探寻,斯皮勒说:“马克·吐温是他所处的时代与国家的人民天才。由于有了他,从文学上发现大陆国家才从纪实走向了艺术。”豪威尔斯和马克·吐温在现实主义这个维度里寻找美国精神,而狄更生(狄金森)则和詹姆斯则是矛盾的另一面,他们在内省的世界里寻找真理。与世隔绝的狄金森写下了一个人的孤独,也写出了一种整体性的人类灵魂,而詹姆斯则在“美国人的诚恳、粗犷与欧洲人的欺诈、有教养之间的对立;生活的现实与艺术的现实之间的冲突;在判断善与恶时用心理标准代替伦理标准”发现矛盾和断裂。而不管是现实主义还是内省世界,在斯皮勒看来,都是“通向了美国经验的核心”。

什么是美国经验,似乎当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社会巨变发生之后,这个“名词”就具有了一种实践意义,甚至找到了在矛盾中前进的“动力问题”,斯皮勒认为,当单一的浪漫主义消逝之后,美国文学面对了更广阔的现实,更多元的矛盾,新的扩张主义,新的进化论,心理科学的发展,工业革命的影响,从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等方面创造了了新的可能,上帝、人类、社会、自然等不同层次的主题构建激发了活了,威廉·詹姆斯实用主义哲学,爱德华·贝拉米提出的社会道德控制资本主义的学说,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提出的“美国传统是宇宙进化的一个阶段”等观点,让美国文学解决了一种社会层面的动力问题,这使得美国文学进入第二文学边疆之后也迎来了它的第二次复兴,“爱默生在美国形成其国民性的时代用号召内向检验引来了美国文学的第—次复兴。第二次文学复兴开始于美国将要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去加入远方的世界大战之时。”斯皮勒认为,这个复兴标志着美国文学的成年,而时间坐标则是1910年至1920年。

在这个阶段,德莱塞的小说“在经济与生物的必然之中发现了人的意志与命运之间永恒斗争”,弗罗斯特的诗歌“摆脱与历史及传统的一切联系”,之后的奥尼尔以戏剧的方式“个人灵魂在现实与幻想之间的某个领域失落后所遭遇的一切”,格特鲁德·斯泰因“努力打破语言及戏剧形式的连贯性”,舍伍德·安德森发现了畸形人性之外的道德失范,多斯·帕索斯从社会整体的角度寻求解决现代生活中心冲突的办法,托马斯·沃尔夫以一个人的灵魂,去对抗社会冲突,而海明威则在小说中“以各种情绪及各种年纪的人突出斯多葛式勇气的意象”……这是“完整的一圈”,到了1935年的时候,文艺复兴的运动达到了高潮,其中最著名的是艾略特和福克纳,艾略特在《荒原》、《四个四重奏》《灰星期三》等作品中关注个人与宇宙,沮丧于宁静,价值与自由,神秘与死亡,社会的荒原感和人类的信仰传统,而福克纳则在同代作家中最成功地将素材作为经历的“客观对应物”来处理并保持艺术家的正直,他“无情地探测了美国经验的悲剧深度”,他通过昆丁这个人物表现了“深思熟虑的罪疚感”。

从美国文学第一边疆的“本土化”到第二边疆的“美国化”,斯皮勒构筑了一条发展的轴线,很明显,不管是第一次复兴还是第二次复兴,文学的动力总是来自于社会的变革,而这种变革产生的动力在文学上找到了它的对应物,也正是这种变革性,斯皮勒站在当代这个端点上,提出的问题是:美国文学是不是还会有新的周期?还会不会产生新的复兴?这当然也是一个变革的时代,冷战、经济危机、大众文化规范化错觉,通俗文学职业化,都是新时代变革的标志,而对于未来的文学,斯皮勒是乐观的,甚至在本土化、美国化之后提出了国际化的预言:“如果美国文学要有第三次,第四次或是第五次周期的活,它将是国际性的;影响的流动将是环形与相互的。”国际化和跨文化性,是一种期待,期待一次文学革命,期待一位领袖人物,期待一个明确方向,而这种乐观式的期待是不是如梭罗一样,在离开了康考德镇之后来到了林间小屋,离开小屋之后来到了瓦尔登湖,最后也是离开了瓦尔登湖,最终所有的探索和“适应”可能只是一种理想主义,甚至只是一个理想国?

洛丽塔

编号:C55·1950821·0160
作者:(美)纳波科夫
出版:漓江出版社
版本:1989年5月版
定价:5.90元
页数:329页

一个中年的欧洲男子,一个幼稚的女童,这样两个人发生的情欲在读者中产生的巨大震撼及鄙弃是肯定的,之后便是遭禁,成为道德社会中的一种祭品。显然纳波科夫对这一“大逆不道”的虚构有其自身的理解,悲剧充满了始终,情欲满足后便是一连串无法收拾的道德危机,这种冒天下之大韪的赤裸裸的描述,正是激起另一种“审美快感”,纳波科夫似乎想做到这一切,但道德的批评显然盖过了艺术。

雨王汉德森

编号:C55·1950812·0159
作者:(美)索尔·贝娄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1986年11月第一版
定价:2.00元
页数:385页

“是什么促使我这次去非洲旅行的呢?这不是一下子讲得清楚的。”第一句对原因的模糊却将索尔·贝娄式的叙事技巧清楚显露出来。这位197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生长着像其它美国作家一样的冒险气质:摒弃教条式的真理而去亲自探寻,而汉德森的经历更是对美国式文明的潮讽以及人性的另一种征服欲,内心不时发生的“我要,我要……”的呼声以及对非洲土著人生活的直接介入,正是最直接的体现。”“雨王”不仅是一个称呼,更是权力社会的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