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3-04 《美国文学的周期》：文学革命正在展开
我步入森林，因为我希望好好体验生活，只面对生活里的基本事实，从而探索我是否能学会生活所能教给我的一切。这样，当我离开人世时就不会发现自己曾虚度光阴。
——梭罗
从康考德镇到那间林中的小屋，只有一英里的路程，梭罗正是用步行的方式轻易到达那里，当他的面前出现溪水、树林、玉米地，以及那个传说中的瓦尔登湖，梭罗就已经进入到体验生活的状态中，而这样一种充满探索意味的体验生活是在离开那个小镇为出发点的，是为了离开而去探索，还是为了探索而离开：一面是不断发展起来人群聚集的现实生活，一面是远离人群的自然世界，一面是物质至上的存在状态，一面是富有诗意的原始森林，离开或者抵达，反抗或者寻找，梭罗在行动意义上的生活其实变成了一个关于选择的命题。
“要独居，我认为必须逃避现实，我避开我自己。”这是梭罗在1837年的《日志》中写下的第一句话，逃避现实很明显是他对于康考德为代表的物质至上主义、机会主义和虚伪生活的反抗，而毫不妥协与这些东西做斗争就是要寻找自己的自由世界，瓦尔登湖或者就是一个充满想象的理想世界，而梭罗需要在这里探索真理，从而在行动和富有诗意的文字中获得活着的意义，“这样，当我离开人世时就不会发现自己曾虚度光阴。”当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这样的意义又回归到了人本身。这样的人是个人主义下的人，梭罗的象征主义是在行动中发现人的意义，发现自由的意义。而同时代的爱默生则以怀疑主义开始的呐喊中，在直觉体验建立的道德和宗教信仰世界中，在开放体系的寻找中，为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国文学书写了一个大写的人。
“一切科学只有一个目的，即发现关于自然的理论……”这是爱默生在《论自然》中的一句话，这本写于1836年的散文诗集，被看成是爱默生的圣约书，里面涉及到的政治、爱情、友谊、历史，以及赔偿法、自助、社会学，都从玄学范畴变成了伦理问题，甚至是一种关于新时代信念的声明，“他于变化中求必然，因为爱默生的宇宙是开放的。他是探险家而不是预言家。”和他如风神竖琴拨响的音乐一样，他是当时对美国文学本源进行探索的发言人、命名家，甚至开启了一个像旧传统挑战的新时代。“相信你自己：每一颗心都和着那铁弦颤动。”经历了丧亲之痛的他发出的呼喊就是时代的宣言，而这样的奔放在之后惠特曼的《草叶集》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意志在他爱默生收到《草叶集》第一版后写信给年青的惠特曼，就说道：“我祝贺你开始了一项伟大的事业。”
爱默生也在自己的时代开创了伟大的事业，而和他一起曾经住在康考德的梭罗也以不同方式开创了伟大事业，一个是怀疑主义者，一个是理想主义者，一个是毫不妥协的反抗，一个是开放世界里建立秩序，而他们共同实践的是叫做“浪漫主义”的文学风格，所以回到梭罗关于离开还是抵达的命题，罗伯特．E．斯皮勒甚至把它归结为美国文学的一种选择，“接受这一简单的真理所带来的欢乐与否定这一真理所引起的绝望，是美国传统的两大主流。”斯皮勒把爱默生和梭罗放在美国文学“第一边疆”关于“认可”的主题里，也就是当美国文学走到了爱默生和梭罗为代表的时代，关于寻找真理的欢乐和否定所引起的绝望，已经在浪漫主义的架设中形成了两种迥然不同的风格。
当面对自然，面对生活，梭罗说到的是“探索”，而这样的探索，其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我是否能学会生活所能交给我的一切”，也就是一种适应问题，而美国文学的第一边疆里，斯皮勒就是以“适应”为关键词寻找这一块新大陆在构建本土文学中所持有的态度。首先这是一块早已存在着文明的大陆，土著的印第安人是这里的主人，但是随着地理大发现，它又变成了被发现的新大陆，而当我们称之为西方殖民地的时候，其实是对于土著印第安文明的某种破坏，当印第安人被驱赶、掠夺、剥削，旧文明支离破碎之后需要的是一种重构，而踏上这块土地的西方殖民者又不能全盘将所谓的欧洲文明移植到这里，所以对于这块土地上的文学使命，其实就成了如何划定自己的边疆。
“哥伦布写的著名《书信》却奠定了最早期的美国文学的形式与观点。”斯皮勒把美国文学的起点定在1493的这封信中，从某种意义上就是把哥伦布代表的开拓者作为美国文学的原始形象，而这个形象无疑也是去印第安化的，那封写给皇家财务大臣的书信里有这样一句话：“因为我的事业已经取得成功，我知道这会使你高兴。”在斯皮勒看来，这正是一种冒险文学的起始，而带着欧洲文明的开拓者进入自己设定的文学边疆时，一切都是重新开始的，而和欧洲大陆不同的是，它更多的殖民之后的发现，是征服之后的寻找，是移植之后的改造，当它已经形成了统一的殖民地联合体，当它效忠英国国王，当它以新教为自己的宗教，当它的经济以农业为主，当人民讲英语，它更需要在文明的精神本质上找到“适应”于这块新大陆的规则，“在美国文明的起始阶级，人们也许就能发现朴实的理想主义与粗俗的物质至上主义的不相协调的结合的谬论，这种结合在以后的岁月里产生了揉合美、嘲讽、肯定与悲观绝望于一体的文学。”
| | 编号：H25·1950915·0166 |
但是爱德华兹的哲学和思想体系，富兰克林的启蒙思想和杰弗逊的《独立宣言》，是从哲学、理性和政治层面为这块大陆开辟了道路，而真正在文学上形成自己的“文学家”则要到1800年之后的浪漫主义阶段。虽然是萌芽，但是，“它后来给美国带来第一次真正的文学动力”——“浪漫主义在美国国内民族意识觉醒之时传到新大陆，使其比在旧大陆时具有更强烈的民主义色彩。这一立场表现为否定传统，否定欧洲文化遗产，倾心未开发的西部大陆自然的宏伟气魄和无穷尽的奥秘，为成功地创建共和国的‘美国思想’感到骄傲。”其代表人物是欧文、布莱恩特和库珀。“接受了伦敦咖啡馆所有的准则”的华盛顿·欧文出版了《见闻札记》，在欧洲获得了声誉，而这使得他“成为取得国际威望的第一位美国作家”；布莱恩特则在诗歌中开创了浪漫主义风格，他力图摆脱加尔文主义的努力使得他的诗歌充满了自然韵味，“田野、溪流、森林与花卉几乎完全不加修饰地成为他诗歌的内容”，这种将文学和美国社会相分离的创作手法影响了之后的三代美国诗人；而库伯则是“第一位成功地探索深居美国丛林的裸体红种印第安人多姿生活的美国小说家”，在他的丛林冒险小说中，充满了人对自由社会产生的悲观看法，也正是这种看法使他成为“意识到必须创作彻底的、从感情到形式都全新的文学的重要作家”。
当然到了爱默生和梭罗的时代，对于新观念更有了整体上的认识，也从实践意义上走向了更自由、更开阔、更本土化意义的创作中，他们也成为一个时代的发言人：“旧的教条在这时代正在消逝，新的法则正在形成。”而认可之后的创新，则以爱伦·坡和霍桑为代表，“埃德加·爱伦·坡与纳撒尼尔·霍桑积极创新，以他们的艺术天才为自觉艺术在美土的文学传统奠定了基础，而爱默生及梭罗则为美国本土文的主要来源开宗明义。”斯皮勒把他们称作是“美国艺术家”，爱伦·坡表现了人类在困境中所遭遇的争斗和诗意，他更像是一位迷失了方向的开拓者，而这种迷失是在现实层面上的，从而在内心世界开始了更深刻的实践，使得“他的天使伊斯雷法尔的翅膀更矫健，飞行的路线更坚定”。而霍桑的小说揭露的是罪恶的信念，他和爱伦·坡一样探索人类的阴暗面，从审美和道德两方面揭示人类命运的难题，“他把罪恶视作是通往人类同胞之家的必由之路，并很少顾及来世可能会发生的事。”
斯皮勒把美国文学的第一边疆界定在浪漫主义的发展上，这其实是美国文学传统的其中一个主流，那就是对于现实的逃避，对于自我的探寻，对于自由的渴望，对于旧体系的反抗，这也是美国文学本土化的一种有效实践，但是当浪漫主义在19世纪发生危机之后，梅尔维尔和惠特曼就成为第一边疆的最后代表，他们的《白鲸》和《草叶集》在发出人类抗争的声音，在唱出自己民族的追求时，就变成了美国文学的史诗性作品，这种史诗性格就是惠特曼在草叶集里里的第一句诗：“我赞美我自己，歌唱我自己。”只不过这个自己已经不是梭罗时代的那个逃避者，而是“美国人”：“以个人强烈的内向性开始的浪漫主义自我中心论随着时代的要求带有种族、民族甚至全球的特性。这种情况发生时歌手就应运而生。惠特曼由于民主理想与开放社会的有利条件，或许可称为最伟大的现代歌手。”
一个时代终结，一个时代开始，惠特曼的《草叶集》无疑在美国文学本土化之后走向了“美国化”，“它是一本新型的书，标志着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结束及美国文学史上新时代的开始。”而一个时代的到来并非只是从一本书中发出“歌唱我自己”的声音，在历史意义上，和第一边疆的时代一样，在十九世纪的后半叶，美国历史也处在一个变革时代，斯皮勒总结当时的社会危机主要在三个方面：“杰弗逊的农业理想与汉密尔顿的工业理想之间的冲突、南方庄园主与北方商业家之间的冲突、文化上成熟的东部与粗俗而又在不断扩展的南方之间的冲突。”所以浪漫主义转向了，在领土扩张、工业化、人口增多、语言变化的巨大变革中，文学也呈现出一种多元性，而这种多元性却具有一个共同点，“第二次美国文学复兴的主旨是反映复杂的现代美国生活与自由人面对迅速产生的经济、社会变革如何维护自己尊严，这样一种悲剧性的矛盾。”
矛盾的一方面是豪威尔斯和马克·吐温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豪威尔斯给现实主义下了定义，他认为只有“一点不多一点不少忠实地处理素材”才是正路，他对周围世界保持着坦率的观察态度，而这也使得浪漫主义彻底退出了文学舞台，而马克·吐温在南方文明的壮观和卑劣中寻找自己的主题，《汤姆·索耶历险记》、《密西西比河上》与《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三部作品带着某种冒险主义重新审视这块大陆的自我意识，而最后的美国精神在他那里变成了关于人类的希望探寻，斯皮勒说：“马克·吐温是他所处的时代与国家的人民天才。由于有了他，从文学上发现大陆国家才从纪实走向了艺术。”豪威尔斯和马克·吐温在现实主义这个维度里寻找美国精神，而狄更生（狄金森）则和詹姆斯则是矛盾的另一面，他们在内省的世界里寻找真理。与世隔绝的狄金森写下了一个人的孤独，也写出了一种整体性的人类灵魂，而詹姆斯则在“美国人的诚恳、粗犷与欧洲人的欺诈、有教养之间的对立；生活的现实与艺术的现实之间的冲突；在判断善与恶时用心理标准代替伦理标准”发现矛盾和断裂。而不管是现实主义还是内省世界，在斯皮勒看来，都是“通向了美国经验的核心”。
什么是美国经验，似乎当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社会巨变发生之后，这个“名词”就具有了一种实践意义，甚至找到了在矛盾中前进的“动力问题”，斯皮勒认为，当单一的浪漫主义消逝之后，美国文学面对了更广阔的现实，更多元的矛盾，新的扩张主义，新的进化论，心理科学的发展，工业革命的影响，从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等方面创造了了新的可能，上帝、人类、社会、自然等不同层次的主题构建激发了活了，威廉·詹姆斯实用主义哲学，爱德华·贝拉米提出的社会道德控制资本主义的学说，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提出的“美国传统是宇宙进化的一个阶段”等观点，让美国文学解决了一种社会层面的动力问题，这使得美国文学进入第二文学边疆之后也迎来了它的第二次复兴，“爱默生在美国形成其国民性的时代用号召内向检验引来了美国文学的第—次复兴。第二次文学复兴开始于美国将要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去加入远方的世界大战之时。”斯皮勒认为，这个复兴标志着美国文学的成年，而时间坐标则是1910年至1920年。
在这个阶段，德莱塞的小说“在经济与生物的必然之中发现了人的意志与命运之间永恒斗争”，弗罗斯特的诗歌“摆脱与历史及传统的一切联系”，之后的奥尼尔以戏剧的方式“个人灵魂在现实与幻想之间的某个领域失落后所遭遇的一切”，格特鲁德·斯泰因“努力打破语言及戏剧形式的连贯性”，舍伍德·安德森发现了畸形人性之外的道德失范，多斯·帕索斯从社会整体的角度寻求解决现代生活中心冲突的办法，托马斯·沃尔夫以一个人的灵魂，去对抗社会冲突，而海明威则在小说中“以各种情绪及各种年纪的人突出斯多葛式勇气的意象”……这是“完整的一圈”，到了1935年的时候，文艺复兴的运动达到了高潮，其中最著名的是艾略特和福克纳，艾略特在《荒原》、《四个四重奏》《灰星期三》等作品中关注个人与宇宙，沮丧于宁静，价值与自由，神秘与死亡，社会的荒原感和人类的信仰传统，而福克纳则在同代作家中最成功地将素材作为经历的“客观对应物”来处理并保持艺术家的正直，他“无情地探测了美国经验的悲剧深度”，他通过昆丁这个人物表现了“深思熟虑的罪疚感”。
从美国文学第一边疆的“本土化”到第二边疆的“美国化”，斯皮勒构筑了一条发展的轴线，很明显，不管是第一次复兴还是第二次复兴，文学的动力总是来自于社会的变革，而这种变革产生的动力在文学上找到了它的对应物，也正是这种变革性，斯皮勒站在当代这个端点上，提出的问题是：美国文学是不是还会有新的周期？还会不会产生新的复兴？这当然也是一个变革的时代，冷战、经济危机、大众文化规范化错觉，通俗文学职业化，都是新时代变革的标志，而对于未来的文学，斯皮勒是乐观的，甚至在本土化、美国化之后提出了国际化的预言：“如果美国文学要有第三次，第四次或是第五次周期的活，它将是国际性的；影响的流动将是环形与相互的。”国际化和跨文化性，是一种期待，期待一次文学革命，期待一位领袖人物，期待一个明确方向，而这种乐观式的期待是不是如梭罗一样，在离开了康考德镇之后来到了林间小屋，离开小屋之后来到了瓦尔登湖，最后也是离开了瓦尔登湖，最终所有的探索和“适应”可能只是一种理想主义，甚至只是一个理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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