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3-14 《赵先生》：生殖恐惧下的男性阉割

赵先生，医学大学老师，精于按摩，在1998年的电影中，他只有发出“滴滴滴”的声音的传呼机，没有手机，看上去有点游离在世界之外，他喜欢笑，却都是无奈，他女人缘好，却在没有责任感的逃避中变成了一个植物人，他似乎记不得自己叫赵乾坤了，医生问他，你姓啥，他微弱的回答：赵。

赵钱孙里，百家姓排名第一，我不知道导演吕乐为何要把一个男人的名字隐去而做了片名，或者更直接一点，为何不叫《赵乾坤》，或者《赵老师》，总之他最后叫“赵先生”，一个标签，似乎在隐约传递着一种封建式的婚姻秩序：妻妾成群，那就是关于一个男人在一个女人王国的遭遇。但是在1998年的电影中，他的妻子和女学生兼情人包括偶遇的漂亮外省女人都没有人叫他“赵先生”，称他“赵先生”的只有在医院里田静的一个男同事，而那个叫他“垃圾”的男人在不停追问责任的同时，却让赵先生撞上了一辆行驶的汽车，他叫他赵先生，也消灭了赵先生，在男性和男性的对话中，只有逃避和追问，也只有最后的车祸和逃跑，男同事没有出来解救赵先生，他害怕地消失在街道上，留下的是从此变成植物人的赵先生。

我不知道吕乐为何有意安排这样一种遭遇，又如何把满腔正义感的男人塑造成了怯场的胆小鬼，这似乎就是取名“赵先生”的一个突破口，其实一样，那个男人和“犯了错误”的赵先生一样，是选择逃避的，他也一样成为没有责任的人，似乎，男性在1998年的电影中就是走着一条从主动到被动，从进攻到逃避的转变之路，这似乎就是一种性别的寓言，而结局是赵先生已经看不到现实的种种咄咄逼人的选择，他坐在轮骑上，满脸都是凝固的笑容。男性被阉割了，而剩下的那些女性们，叫着“赵乾坤”的名字，叫着一个和自己生活发生过刻骨铭心故事的男人的名字。

《赵先生》电影海报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道德电影，也不是社会谴责电影，妻子下岗，婚外生情，似乎并不是电影教我们如何对待婚姻中的责任问题，这是一个男性和女性之间的游戏突围的寓言，剧情似乎很简单，主题似乎很突出，人物似乎很单一，但是在这个“赵先生”带来的性别冲突却是对中国当下现实的一次审视。男女是对立还是共融，制度是约束还是放纵，这是一个无法绕过的难题，而“赵先生”似乎找不到解决的办法，他总在自我的叹息中找不到出路。田静对他说“别冲我笑”，背后却是无奈，是对男性地位的缺席的无奈，在他身边，不管是妻子周若敏，还是学生田静，他们都在寻求男性的道德承担，但是在不同女性的围观下，男性是无法找到自己真正的位置的，甚至到最后，和爱情也无关，和欲望也无关，只和“赵先生”这个空空的壳子有关。

在女性阵营里，赵先生本来似乎游刃有余，但是在另外问题上却可以剥夺其作为一个男性的地位，那就是物种的繁衍，这里也绝不是简单的家庭责任问题，赵先生有一个儿子，和田静发生关系后又使其怀上了孩子，在这种两难处境中，1988年的电影其实交代了一个更为复杂的男性女性对立问题：

赵先生对女性的兴趣，取决于她们的生殖与否；生殖者被贬值，未生殖者或未有生殖迹象的增值。古老文明的生殖中心已被建构它的男性所唾弃、所不耻、所解构。弗洛伊德的“欲望”法则，福柯的“快感”法则，已经依次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占居重要品位。

田静的男同事逼问他家里的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赵先生忍无可忍地对他说，你别罗嗦了，我家的事不用你管，而那个时候，他们正在医院外面“随便聊聊”，田静却正在手术室里做流产，似乎隐喻已经凸现出来，消灭和存在，这两个必须的抉择让赵先生陷入迷惘，他根本不知道如何去解构身边两个女人的对立，不知道如何走出被女性包围的那种困境，但其实，他心里清楚，那种困境都是他亲自挖好的陷阱。

是的，曾经他作为男性是在占有和被占有中消灭着和女人的对立，婚姻和非婚姻的两种状态对赵先生来说似乎游刃有余，但是这种游刃有余并不是自我想炫耀，而是实实在在被自己的情感拉进去了，所以当他面对两个女人的时候，实际上是面对一个生殖的寓言，或者说是生殖的恐慌，他本来就有一个儿子，田静又怀上了孩子，这样的遭遇就把他维持的那种关系解构了，“肚子里的孩子是等不起的。”这是让现实变得混乱最锋利的一刀，所以私人情感变成了公共社会问题，三个人，面对面，坐在茶室里，面对两个女人的咄咄逼问，赵先生慢慢陷入了非此即彼的两难处境，而这种处境给他一种崩溃的感觉，特别是最后涉及了生殖问题，男性又一次被阉割，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关于男性的道德悖论。

所以当遭遇车祸昏迷在医院里的时候，他却回忆车祸前逃避到办公室和美丽女子邂逅的那个晚上，其实吕乐在1988年的电影中设置这样一个场景，无非是为男性的最后突围寻找一种线索，陌生之后的暧昧，偶遇而已，却开始没有涉及生殖的交往，看电影、跳舞、逛街、吃馄饨，或者还有缠绵的最后夜晚，对于赵先生来说，这次偶遇更是一种逃避，是对女性围攻之后男性的自我回归，他与她一起看《小城之春》，镜头里所引用的情节是周玉纹和章士忱两个人在城墙上的戏。似乎刚好配合了赵先生面对现实想要的突围方式，包括勇气，吃馄饨的时候，她问他，“你有没有做过坏事？”他想了想，笑笑，“坏事”似乎变成了他们快乐的源泉，成为他们生活中“战胜自己的勇气”。

1988年的电影有很厚重的纪实风格，而且不蔓不枝，平静有力，看不出悲剧的味道，赵先生和妻子，一直用普通话和上海话在交谈，语言似乎正成为男性和女性隔阂的工具，彼此听得懂，却无法融合在一起。最后被撞成植物人，对于赵先生来说未尝不是一种消除隔阂的最有效办法，对他来说，没有道德的谴责，没有生殖的恐惧，他反而成为被照顾的对象，无忧无虑，而最后，赵先生作为男性阉割的对象，自己的儿子围着他，欢快的转圈，看起来其乐融融，从儿子身上仿佛也看到男性希望的又一次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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