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5-21 《秋菊打官司》：乡土中国情与法的迷失
冰天雪里地，秋菊一个人离开家门，穿过树林，沿着村里通往外面的小路奔跑，“我就是要个说法”的秋菊已经无能为力，背后是曾经平静的小村，是儿子满月酒的热闹现场，而在前方，警笛声已经渐渐消失，警车早已消失在视野里，迷惘的眼神里似乎已经读不出曾经打官司的执拗，这是喜庆的冬天，也是寒冷的冬天，这也是无解的冬天，在一片寂静中，那关中西部小调若隐若现地传来：“哎，走啊……”
这个每次在秋菊踏上告状之路响起的调子，此时已经没有了出发的意义，而更像是一种反讽。习惯了讨一种说法的秋菊似乎再也不会穿着棉袄，挺着大肚子，和丈夫的妹妹拉着一车的辣子，去乡里、去县里，去市里告状打官司了，村长王善堂已经被一纸“行政拘留十五天”的处罚决定带上了警车，努力想要给个说法，而当法律真正给个说法的时候，气喘吁吁、无能为力的秋菊反而不是胜利者，对于迷惘、无语的她来说，最需要的却是：如何给自己一个说法。
因为丈夫的下体被村长王善堂踢了一脚，造成了睾丸轻度受伤，秋菊就希望村长能给她一个说法。这是一个朴素的想法，这个说法无非是赔礼道歉，哪怕是口头承认错误也好。但是这个简单的要求却慢慢陷入了人情和法律的矛盾，陷入了人治和法治的尴尬，当然最后也使秋菊变得进退两难。作为一个农村妇女，秋菊遭遇到的是村长和村民之间最常见的纠纷，因为想在地里盖一间晒辣子的辣子楼，结果村长按照文件的规定不给批，所以村长王善堂和丈夫万庆来发生了冲突，起先是言语的争吵，后来万庆来一句“断子绝孙”以及“生一窝子母鸡”的话变成了对村长没有男娃现实的挑衅，所以在冲突中村长踢到了万庆来的下体。这一踢让万庆来受伤，而秋菊从此走上了讨要说法的漫漫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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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演: 张艺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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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秋菊陪丈夫看病回来的时候，秋菊去找村长，把医生的证明给他看，并问他：“怎么办？”村长很随意的一句：“该咋办就咋办。”反而占据主动问秋菊：“问你男人去，我为啥踢他。”踢了就踢了，这是村长的逻辑，在他看来，万庆来首先违背了规定建造辣子楼，而且在冲突中也是万庆来侮辱他诅咒他，所以他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是正常的回击，属于有理在先的心理优势，而且作为一村之长，也需要一份尊严。所以面对秋菊的质问，面对“给我个说法”的要求，村长甚至用一种挖苦的口气来平息：“让他也给我踢一脚。”
不服气的秋菊从此踏上了要说法的征程，“哎，走啊~”的曲调里，她和妹妹拉着车、挺着大肚子就出发了。找到乡里、找到县里，找到市里，一级一级上去，不管是李公安的调解，还是县公安局的裁决，或者是市公安局的复议，几乎都是一样的结论，村长踢人赔偿万庆来相关的费用。在李公安调解下，赔偿万庆来的医药费、误工费共计二百元，而在县公安局的裁决下，又增加了五十元，但是，对于秋菊来说，这些调解、裁决和复议都提出了一个经济赔偿问题，但是却绕开了关于秋菊想要的那个说法。
对于秋菊来说，经济问题是这个山村家庭面临的主要问题，为了筹措资金，她就把家里收获的辣子卖掉，从每斤三块五讨价还价到每斤四块，十一斤半的干辣椒赚了一百二是二元钱。到县里坐车她选择了凑够六个人每人只要二块钱的三轮车，而放弃了没人七元随叫随走的车；找人写状纸的时候，“活告”需要二十元钱，秋菊也觉得贵；到市里去被三轮车骗了钱，秋菊和妹妹只好找便宜的旅店，在全市最便宜的工农旅社里，秋菊也不要住每晚四元的房间，却住着每人每晚一块五的大坑。经济拮据，省吃俭用，但是在讨说法的过程中，秋菊却毫不吝惜，她觉得该花的钱就要花。她一趟一趟跑乡里、县里和市里，都是自己拿出钱，为了能“活告”，秋菊拿出了二十元钱；为了不再市里被骗，她拿出钱给自己和妹妹买了看上去不像乡下人的衣服；为了找到市公安局局长，她们买了水果和松鹤图的镜子，想把这小小的礼物送给公安局长，半路妹子看见那个骗他们的三轮车主，妹子追上去镜子撞电线杆上碎了，秋菊又重新买了一副；当局长谢拒了她们的礼物，秋菊又将镜子送给了帮助他们的工农旅社的老头。最后当进入法律程序的时候，秋菊也是拿出钱付了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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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菊打官司》电影海报 |
秋菊省吃俭用却花费大量的成本，只是想要有一个说法，所以在讨说法的过程中，秋菊并没有想要获得什么样的经济补偿。李公安调解后达成的二百元赔偿对于秋菊来说远非最主要的目的，而当她把万庆来生病的收据和发票交给村长的时候，村长从口袋中摸出钱，却不是交给秋菊，竟然将二百元钱洒在地上，“钱不是那么好拿的。这是二十张，你捡一张，就给我低个头，这事就完了。”捡钱是为了向村长低头，这赔偿却原来是一种侮辱，所以秋菊一分钱也不要，也不想低头，“你啥意思？我就要个理。”这样的侮辱其实也更加坚定了秋菊想要一个说法的要求，也是她那种自尊、自强、自信以及法制观念的意识慢慢觉醒，甚至可以说，站在她面前的已经不是高高在上有着权威和权力的村长，而是和自己一样平等的人。
但是对于秋菊来说，这种突破却步履维艰，村长是公家人，和无权无势的乡下人身份俨然是一个对立。所以不管是乡里、县里还是市里，始终用一种人治的方式处理这件纠纷。乡里的李公安和村长熟悉，当然和万庆来也认识，他对于这件事采取的是调解，调解协议当然是二百元的赔偿，还加上一句“大家都要自我批评”，一个巴掌拍不响，他认为这件事村长有错，万庆来也有错，所以错在双方，自然自我批评把这件事平息了。而在县里，经过裁决，也同意乡里的调解，李公安就对村长说：“回去给秋菊说两句面子话。”面子话当然也是人治的方式，而村长觉得只要赔钱，给她个说法却如何也想不通。而李公安自己用钱买点心送给秋菊却骗她说是村长送的，本来点心送来也代表村长有了说法，但是当她发现点心是个乌龙，又还给了李公安，而更坚持了自己要个说法的决心。告到了市里，工农旅社的老头劝她们不要忙了，“全市一百万人，如果一百人要一个说法就是一万。”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有结果的要求，但是秋菊执意要讨个说法，而最后市里的复议书下来了，还是维持县里的裁决，但是即使村长又另加了五十元，对于秋菊来说，也并非是最满意的结果。
执拗的秋菊在打官司的路上几乎越走越远，村里人对她有看法，丈夫也不解，当从市里回来，因为坐了公安局长的小汽车，秋菊被人羡慕，而丈夫万庆来问她：“这回算最后一趟了吧？”但是秋菊不仅没有想要的结果，而且复议书寄到村长家里也让她存疑，因为在她看来，这里面有着公家人护公家人的不公，所以当秋菊最后拒绝村长再加五十的赔偿时，村长狠狠说出了一句话：“你还没完了？官司打到天上就这样了。什么东西咬人不撒嘴？王八，乌龟，鳖！”官司打到天上，这天上当然是一种权威，一种尊严，一种无形的等级，而村长作为村里最大的权威，是不应该被颠覆的，秋菊想要一个说法使他的这种权威受到了挑战。
而在这样的愤怒和辱骂中，秋菊依然走在理想主义的路上，走在女性意识，维权意识觉醒的路上。“我们不图钱，村长为啥不给我认个错？”这是秋菊最为困惑的事，而她似乎也只有通过打官司找到这最终意义的“说法”。在市公安局严局长的建议下，秋菊走上了法律程序，律师、法庭，这是对于人治社会的一次转身，这是对于公正合法权益的最后表达，但是秋菊似乎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律师收了钱说事情杜交我来做，反而让她不明白，“那咱这一冬天白跑了？”而在开庭的时候，当她听说市公安局都成了被告，又害怕起来，“严局长是好人，我不能告你。”而当最后法庭判决，维持县里的裁决和市里的复议决定的时候，秋菊又提出向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而在法院来调查希望有时胸闷的丈夫去拍个片“作证据”的时候，秋菊说了句：“领导重视，总的有个说法了吧。”
公家人，领导，其实在秋菊的骨子里还是有一种乡土式的理解，其实“给我个说法”在她内心深处也只是一种人情的表达，甚至可以说，秋菊三番五次想要个说法并不是要对村长的权威地位构成威胁，并不是要让他下不了台，而只是因为村长这一脚威胁到了传统中国最致命的那个部分，影响到了男人最宝贵的地方。“踢就踢了，怎么能踢要命的地方。”这是乡土中国最朴素的想法，秋菊和丈夫结婚不久，虽然肚子里已经怀上了孩子，但是不知道是男是女，而这一踢“计划生育提前计划了”。而这场争吵最致命的的导火索并不是能不能建辣子楼，而是万庆来一句“一窝子母鸡”的骂话正是村长心中最软肋的部分，没有男娃的现实一定使村长暴怒万分，所以他会朝着命根子的地方踢去。
所以秋菊打官司与其说是对村长权威地位构成了威胁，不如说是为了维持家族传宗接代的愿望，面子和儿子，这两样正是乡土中国最重要最根深蒂固的东西，所以当秋菊走上法律程序的时候，她实际上不仅把村长，也把自己推向了一个尴尬的地步。难产的那一个晚上，当秋菊和孩子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时候，是村长冒着寒冷骑车到几十里地的王庄，叫来人将秋菊送到了医院，结果母子平安。而那个传续香火的儿子让秋菊一家兴奋，这是实现了的愿望，而村长自然成了秋菊和孩子的救命恩人。秋菊去感谢村长，当然是人情的表现，村长本来不想参加满月酒席，秋菊亲自上门邀请。在产子的过程中，秋菊赋予了村长新的权威，甚至，讨说法的想法也渐渐被遗忘了。而村长似乎也开始接受这样的礼遇，刮胡子、洗脸来参加酒席成为一种象征的仪式。
秋菊生娃庆祝，村长有了新的权威，这人情的世界里到处是欢乐，是喜庆，是和谐。但是人情之外的法律呢？在下面等待村长的时候，李公安给了秋菊最后的判决，由于万庆来胸部拍片结论为肋骨骨折，所以案情的性质变了，村长王善堂被行政拘留十五天。在热闹的酒席上，刺耳的警笛声响起，法律重新取代亲情，而缺席的不仅有重新获得权威的村长，还有一脸迷惘终于找不到真正说法的秋菊。“哎，走啊……”的声音里带给秋菊的却是真正的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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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前： 无限接近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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