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5-22 《一个都不能少》：飘散一地的寻人启事

大大的黑板上，每个同学用彩色粉笔第一次写下心中的那个字：天，欢，水，家……还有张慧科破例的三个字“魏老师”，最小的李美英被抱起来画的那一朵花。他们面带会心的微笑，他们异口同声地读着，这是属于他们的黑板，属于他们的文字，属于他们的符号，也是属于他们的童年，他们似乎第一次感受到一种温暖，一种希望——当水泉小学改名为“水泉希望小学”，他们已经变成了被关注的一群，变成了“回来”的一群。

“一个都不能少”的结局对于魏敏芝来说，并非是最后60元钱的收入，代课一个月之后她又回到了老家农场，只是时常回校看望她的学生，她似乎变成了“少掉”的那个人，或者对于13岁的魏敏芝来说，她的童年却不属于这样的希望，不属于被整修的校舍，她像是一个经过的人，一个看见的人，一个代替的人，一个旁观的人，在完成“一个不能少”的承诺之后，又回到了自己早已缺席的生活。这是不是一个隐喻？当一个人的力量改变了学校的命运：“剩下的钱被用来整修校舍，学校改名为水泉希望小学。”当一个学校的故事变成整个社会的现象：“每年中国有一百万名学童因贫困问题而辍学，经由善心人士的帮助，15%的学童得以回到学校读书。”这样的结局或者是令人欣慰的，但是“善心人士”和15%的比例，对于“一个都不能少”的命题来说，依然是无法改变的困境。

	导演: 张艺谋 编剧: 施祥生 主演: 魏敏芝 / 张慧科 / 田正达 / 白玫 类型: 剧情 / 喜剧 制片国家/地区: 中国大陆 语言: 晋语 / 汉语普通话 上映日期: 1999-09-07(威尼斯电影节) 片长: 106 分钟 又名: Not One Less / Ni uno menos / Ikke en mindre

而这种困境的确源于庞大数字下的贫穷，对于水泉小学来说，这样的贫穷就是一个正常的现实。学校里只有破旧的校舍，破旧的课桌，破旧的书本，没有钟，当太阳光照到柱子上的那根钉子时，就代表放学时间到了，阴天和刮风下雨可以提前走；老师办公和睡觉的地方就在教室隔壁，小小的床上还要挤下住校的三个女生，如果位置不够，只能用凳子加一下；粉笔只能每天用一支，一根粉笔要抄一篇课文，字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要像“驴蛋儿”的大小，才刚好用完粉笔……这是物质的贫乏，但是另一方面，刚刚13岁的魏敏芝成为代课老师，也完全没有经验，不仅没有教学经验，连简单看住孩子的经验都没有。当高老师问初中都没有读的魏敏芝会些啥，魏敏芝说会唱歌，那首《哇哈哈》也完全是走调忘词，而在升旗之后她教孩子们唱《哇哈哈》，也完全是高老师临走时教的几句，而那首配着简单动作的《红太阳》完全是魏敏芝的即兴发挥，“红太阳，白云边，妈妈洗衣我也来……”中看到的是拙劣，听到的是刺耳。魏敏芝在黑板上抄好一篇课文，也不解释词语，也不讲述课文，只是走出教室，关上门，独自坐在门口，她只是一个守卫，不让孩子们在抄课文的时候溜出教室。而教室里的混乱她也不闻不问，甚至也无能为力。当学生反映教室里张慧科在捣乱的时候，她也说“我不管”，学生问：“你是老师，为什么不管？”她直接回答：“我管不了。”

管不了还是要去管，当她走进教室，讲台被推到了，粉笔散了一地，她要捣乱的张慧科将东西捡起来，张慧科不肯，在简单、粗暴的拉扯过程中，那些一天一支的粉笔被碾碎，而高老师只给了魏敏芝26支粉笔，也就是说，粉笔被踩坏将打破这个规矩，这是对学校资源的极大浪费，一边默默捡拾起粉笔的学习委员，曾经在一篇日记中，说到了高老师时代对粉笔的珍惜，而“新来的魏老师不像高老师”，“当看到粉笔变成了粉笔头，我的心里很难过”。不同的老师，不同粉笔的命运，对于魏敏芝来说，她缺乏任何经验，甚至她只是一个年长的孩子。

管不了，也教不了，所以不管是学生捣乱还是遇到现实问题，她所采取的的方式就是命令，命令大家抄课文，命令大家不要吵，命令大家睡觉，甚至在张慧科去了市里她想去找的时候，她也命令大家每人拿出5毛钱作为路费。对于魏敏芝来说，学校物质的贫乏和教育资源的贫瘠，对于她来说，她只是一个守卫者，一个能维持学生数量不少的守卫者，因为在这个学校里她答应唯一要做的就是：“一个也不能少”。

《一个都不能少》电影海报

这是一个人的学校，学校唯一的老师，以前是高老师，他要教一至四年级的学生，老师的唯一性和学生的混杂性，使得学校并非具有完整系统的教书育人的功能，而只是一种简单看住学生的地方。当高老师的母亲病重的时候，这样脆弱的关系链条就随时可能解体，而实际上，即使高老师暂时不离开，学校也面临着学生辍学的现实，原本有30多名学生，已经退学10多个了，所以当魏敏芝来到学校，成为一个月的代课老师的时候，高老师给她的任务不是教孩子认识多少字，做会多少算术题，而是要将孩子看住，要“一个也不能少”，最后的这28个孩子对于学校来说就是一切，所以在村长曾经答应完成一个月代课的时候给魏敏芝50块钱，高老师又额外加了10元钱，唯一的要求是学生一个也不能少。

魏敏芝追着高老师和村长坐的拖拉机，才得到这额外10元钱的“奖励”，所以让这28个孩子一个都不能少变成了一种象征，甚至成为代课的唯一目的。但是村长曾经告诫过的“看孩子比教孩子难”终于变成了现实。先是村长带着人来挑去县里的体育苗子，为了晚上不尿床每天跑十几圈出汗的明行光，由于跑步速度快而入选，但是魏敏芝却不肯答应，因为明行光只要被挑走，她对高老师的承诺就会泡汤，当然那60块钱也不会给他。所以在第二天车子开来接明行光之前，魏敏芝把明行光藏在一个草垛里。面对村长“你不去找我开除你”的威胁，魏敏芝也冷冷地说：“不知道”。最后村长在买通了张慧科答应给他买笔才找到了明行光，并把她带到车上离开了学校。魏敏芝闻讯一路狂奔追着那辆车子而去，但最终没能追回来。

但是这不是唯一的离开，之后魏敏芝发现张慧科也不见了，赶到张慧科家里，病床上的母亲才告诉他，张慧科和几个小伙伴去外面打工了，因为父亲早死母亲又病重，家里欠了几千元的债，所以张慧科要结束学业。对于魏敏芝来说，第一个念头便是把他重新找回来。她去找村长要村长去找，村长不肯，她便要先支付给她50元钱自己去找，村长也不肯，“你去找，我还不放心呢。”没有办法，魏敏芝只好靠全班的力量筹钱，她听学生说坐到市里的车票是3元，计算一下如果带着张慧科回来是9元，没有钱她起先以命令的方式要孩子们明天从父母那里拿5毛钱，但是孩子们说没有钱，只好想到了去附近的砖厂搬砖，听说搬一块砖得1分半，那么1000块砖能赚1500分，也就是15块钱。魏敏芝发动全班同学去搬，没有厂长他们就自己搬，没想到两个小时后厂长回来骂了他们一顿，说他们是捣乱，后来听说是为了找学生回家，便给了他们15快钱。车漂只要9元钱，所以多余的6块钱她和学生们买了两听可乐，每个人一口喝了起来。本来以为可以出发了，到车站一看才知道，去市里的车票根本不是3元，而是20块5毛，一时间巨大的落差让魏敏芝无计可施。如果按照先前搬砖的话，在纠正错误计算之后，最后得出的时间是17个小时，也就是全班26个学生每人每天搬8小时，就要搬两天。这对孩子们来说，当然是一个不现实的解决方案，所以最后他们想到了混车。

这是一个大小孩和小小孩做的数字游戏，从1000块砖到52块5毛所需的17小时，在这道复杂的数字题面前，魏敏芝其实已经忘记了高老师和村长答应的那60块钱，也就是说，去找张慧科本来是为了“一个都不能少”，是为了那一个月代课的60块钱，但实际上，这个目的论早就被遗忘了，去市里找到张慧科并把他带回来的成本显然要大大高于这69块钱，或者说，在决定搬砖赚钱或者混车的时候，魏敏芝已经脱离了为钱的简单想法，找回学生取代了看住学生，所以当她混车被赶下来，而最终决定自己走着去市里的时候，实际上开始了一种超越。

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城市，在手头只有不到10块钱的境况下，要找到一个孩子并把他带回来显得困难重重。她先是找到了张慧科母亲给他的那个地址，小姑娘说张慧科刚下火车就找不到了，于是魏敏芝用2块5毛钱叫上小姑娘去火车站找，还通过站里的广播寻人。在寻找无果的情况下，她又用自己身上最后的6块5毛钱买了毛笔、墨汁和100张纸，自己一张一张地写着“寻人启事”，墨汁用完了，她甚至用自来水掺进墨汁里，继续完成那淡淡的寻人启事。而当他快写完的时候，旁边的人却说，这寻人启事里没有电话没有手机没有扣机甚至没有联系地址，“写了也是白写。”而在他的建议下，她用去找电视台，希望通过电视台让更多的人去寻找张慧科。

而身无分文的魏敏芝在电视台自然遇到了困难，没有介绍信，没有村里和学校的证明，也没有学生证，她没有任何证件，只有怀抱着的那一百张“寻人启事”，传达室的妇人不让登记，自然也无法进行电视寻找。妇人建议在门口等电视台台长实际上是要赶她走，而魏敏芝就真的在电视台门口，向过往的每一个人问：“你是不是台长？”得到的当然是摇头。夜幕降临，她没有等到台长，却饥肠辘辘。晚上只能靠着路边的电线杆睡着了，而那一摞的“寻人启事”最终被晚来的风吹散，清晨又被清洁工人当成垃圾清扫掉。

被吹散、被清扫的“寻人启事”在这个城市里像是一堆废纸，这无疑是一个二元对立的体现，花费了身上所有的钱又辛辛苦苦书写的寻人启事，对于魏敏芝来说是希望，但是对于这个陌生城市来说，却没有丝毫意义，谁也不认识张慧科，谁也不知道水泉小学，而那个妇人更是冷漠城市制度化的写照，没有证件不让登记，没有钱才不能登广告，对于魏敏芝来说，是没有身份而被拒之于门外，但是另一个现实是，乡村的贫困被城市的现实拒绝。但这只是一种正常的境况，而那路边叫醒她的好心人、请她上来还给她吃饭的台长，也是这个城市正常的个体，也并非代表高尚的道德，所以城市以一种纷繁的方式展现在乡村女孩身上，这种多元带给她的却是失语。当电视台的节目邀请她讲述乡村学校的生活时，魏敏芝坐着，却不知道该讲些什么。主持人问她为什么要找会张慧科，她没有回答，或许在电视台，在主持人，甚至在观众的心里，“我要让失学的孩子重新回到教室”会成为最标准的答案，但是这不是魏敏芝的心里话，她最后的那句话是：“张慧科，我都找你三天了，你跑去哪儿了？”朴实无华，却也是最深切的呼唤。而流浪在街头的张慧科在饭店洗碗时被老板娘带着看到了这一期节目，终于使这艰辛的寻找画上了句号。

魏敏芝三天的寻找，张慧科几天的流浪，在这个纷繁的城市里，他们得到了最终的温暖，电视台的访谈最后变成了有关教育资助的实际行动，几辆车载着魏敏芝和张慧科回到了水泉小学，车上装来了文具，新的课本，新的簿子，新的彩色粉笔，解决了学校四十多年没有解决的实际困难。但是这个因为媒体的放大而改变的命运显得有些偶然，魏敏芝被城市拒绝又被城市接纳，无非是用一种随机的方式打开了一个被看见的窗口，就像张慧科只有在好心的老板娘的“引领”下才能看到这期节目才能重新回到学校，一切都不是必然，而那60元钱的承诺到最后也变成了对一个贫困现实的嘲讽。

“积极学文化，不当睁眼瞎”这句写在学校墙上的话并不仅仅是口号，而是一种出路，而在这样的现实面前，在随机的改变面前，一切都像是一个童话，张慧科还了欠下的债，明行光在全是比赛中获得5000米第一名，甚至学校校舍被修缮，15%的辍学儿童重回学校，依然只是一种个体现象，而还有更多像他们曾经命运一样的人，在辍学，在流浪，在苦苦支撑那60元的承诺，他们像那些“寻人启事”一样，匆匆而过，在风中飘散，或者被清扫进垃圾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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