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7-19 《如雾起时》:有人交换着流浪的方向
春 春唱到五更已使夜苍老
流过她鱼肚色的绉纹 灰发样的黎明像泪那么流
那么波动 那么波动后的无助
那么乐着病死
——郑愁予《草生原》
依旧是漂泊,依旧是流浪,依旧是诗歌,即使面对自然之河朗诵他的诗作,即使是在墓园里沉思离别和死亡,对于郑愁予来说,一生的辗转终究无法避开世界的烦扰,终究无法逃脱社会的纠葛,远离大陆,新诗论战,以及后来美国的生活,他看见了太多的忧郁与痛苦,听见了太多的呼喊和哭泣,而最后回首而望,诗歌仿佛就像是自己基督徒的身份一样,需要寻求的是一种心灵的庇护。
“那么波动 那么波动后的无助”就像是对于人生的一个注解,战乱年代从北京辗转到台湾是一次波动,在台湾港务局做职员眼见着大海的翻滚是一次波动,而居于美国开展“保钓”运动而被列入黑名单是一次波动,最后因对陈水扁失望而落籍金门也是一次波动。无数次的波动,是上下颠簸,是内外交困,是前后曲折,也似乎在自己的诗歌世界里,才能看见一份孤独,一个自我,一种归宿,就像最经典的诗歌《错误》里写到的一样:“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
不论是《九歌》中“目眇眇兮愁予”的哀怨,还是辛弃疾“江明正愁余,山深闻鹧鸪”的沉思,取笔名为“愁予”总是一种对自我的观照,总是返回内心的开始。离开北京,辗转新竹,便是一个真正的过客,一切都是陌生,一切也都要从头开始,而离开北京去的那个基督教堂,老师给他做的施洗,以及武汉圣公会的坚证礼,都使得郑愁予觉得自己是一个基督徒,那种被救赎的感觉油然而生。但是这并非是全部,从原名郑文韬到笔名青卢,再到“郑愁予”,人生之路在最后对自我的定义中重新开始,这不是对过去的抛弃,也不是对纷扰的否定,而是成为深藏在内心的记忆,而重新开始的路,是一个出发的起点——1951年,郑愁予第一次以这个笔名在“新诗周刊》上发表了诗歌《老水手》:“我们读不出/这些诗句/但我们听的见/这里面有隐隐的/忧郁与哭泣。”读不出却听得见,对于郑愁予来说,是外向现实和内心世界的矛盾,是一种重新选择的无奈。
| 导演: 陈传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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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郑愁予住在基隆,所以一到周末,郑愁予总要从基隆到这个秘密会所,和大家一起畅谈诗歌,一起交流分享创作心得。由于郑愁予的诗歌深得中国古典诗歌的意境,特别是在用韵方面独树一帜,所以总会引起大家的关注。痖弦说郑愁予的诗韵“有很足的能量,很有音乐感”,叶泥分析那首《错误》说是像一根绳子套在了每一个读者身上,当读到“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的时候,绳子会猛然拉紧,似乎再也无法拿掉。诗歌之于郑愁予,就是那个时代照亮自己的那盏明灯,“是谁传下这诗人的行业/黄昏里挂起一盏灯”,所以当“命运垂在颈间的骆驼”到来,当“寂寞含在眼里的旅客”打来,看见这挂起的明灯,都像在旷野里找到了一个“朦胧的家”。但是朦胧里尽管有微笑,但是这也只是一个“野店”,一个暂时的归宿,对于远行的人来说,似乎也总要“交换流浪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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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雾起时》海报 |
流浪,似乎成为郑愁予内心无法消除的忧伤,交换流浪的方向,是陌生的旅途,却还是没有最终的归宿。之后蓝星诗社和现代诗社发生关于诗歌的论战,是传统还是革新,是纵的继承还是横的移植,不管是实战还是论述,郑愁予似乎一直是其中重要的战将,《新诗再革命——战斗的第四年》是郑愁予对于这场论战的观点,而其实,虽说大家还是朋友,还是对于诗歌的热爱,但是论战最后多少参杂了个人情感。而随着覃子豪的逝世,随着言曦发表新诗末世论和诗亡论之后,第二次现代诗论战却仿佛是一个预言,台湾现代诗潮进入了冰河期,一大批诗人搁笔,而那些诗刊也纷纷停刊,1965年这一年,包括《蓝星诗刊》、《现代诗》和《文星》杂志等走上了自己的终结之路。
这是一场诗歌的战争,最后的结果也是“死伤”,而见证了现代诗命运的郑愁予仿佛也无法远离浓重的硝烟。而在诗歌之外,身为港务局的职员,也见证了另一场战争。金门的翟山坑道里的岩壁上仿佛留存着战斗的痕迹,而在这里,郑愁予看见了“战争和美学”,看见了死亡和痛苦,《山外书》里的那种忧伤,《草生原》中的苍老人生,《革命的衣钵》中的斑斑血迹,诗歌世界里其实只有炮声隆隆,只有岩壁上无名之木的支撑,而在大海之上,所有的漂泊都像找不到最终的方向,1953年的《赋别》中他写到:“这次我离开你,是风,是雨,是夜晚/你笑了笑,我摆一摆手/一条寂寞的路便展向两头了”,1954年的《船长的独步》中他写道:“热带的海面如镜如冰/若非夜鸟翅声的惊醒/船长,你必向北方的故乡滑去……”
太多的波浪,太多的暗流,太多的无助,对于郑愁予来说,似乎从来不曾离开过这“生死一线”,无论是新诗的论战,还是金门变局,他始终站在前沿,而其实这样的人生位置也使得他在“交换流浪的方向”中无法寻找到一个归宿。而当“消失的诗所”成为时代的一个事件时,郑愁予终于开始了另一个方向的远行,1968年,郑愁予接受作家聂华苓的邀请,进入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班研究,获得艺术硕士学位,爱荷华肥如油膏的沃土、大道直如发的公路,以及长空的飞雪和飘荡的钟声,给他带来了新的诗歌灵感。而在两年之后的1970年,由台湾留美学生发起“保钓运动”中,一向关心“人类状态”的郑愁予被选为“保钓运动”主席,而在当时的戒严年代,他被台湾列入黑名单,此后要回台湾就困难重重。1979年,郑愁予父亲去世,通过父亲战友的关系,郑愁予才取得回台许可。之后他重新返美,干脆申请了美国护照,一直到台湾解严,他才重新申请台湾“护照”。
其实,不管是曾经离开北京,还是之后离开台湾,甚至被列为黑名单失去回台的机会,郑愁予似乎一直站在政治的风口浪尖,而最后也是因为对陈水扁失望而选择落籍金门,这种种的变故,对于郑愁予来说,却也成为心中永远的遗憾,在《在温暖的土壤上跪出两个窝》里,他写道:“黑土啊/我捧起一捧/紧握/像在梦里握住/远方亲人的手。”只在梦中紧握,远方其实是虚幻的,所以得得的马蹄声总是响在郑愁予的心里,多年前的错误,仿佛注解着一生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
而诗歌呢?还在,在他的纸上,在他心里,“什么样的战争还在进行着?”除了政治,除了隔离,似乎任何的战争都在内心深处成为无法摆脱的噩梦,在爱荷华,在耶鲁,在美国,在异域,郑愁予从事翻译,从事写作,和聂华岑合作,拜访张充和,他写出“人口:零”的《独树屯》的荒芜,他写出了《书斋生活》里蜘蛛的寂寞,没有再发表诗歌,却只是保存在内心深处,一种过客的生活,似乎永在成为归人的路上,永在抵达终点的路上。当夫人无限深情地说,越老感情越浓,当女儿定居美国流利地讲着英语,当子孙满堂的世界里享受天伦,当儿子以父亲为自豪,并用英文说:“父亲对我的养育方式,让我并不觉得自己是过客或者异乡人,我知道自己从哪里来,我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感到很自在。”对于郑愁予来说, 不是要去消除“错误”,而是把错误变成人生的一种财富,即使回到台湾后重新参与现代诗的复刊,即使两次大陆之行只为破冰,即使在郑成功的族谱中找到了自己的根,但是在过客的世界里,依然是“目眇眇兮愁予”的哀怨,依然是“得得的马蹄声”的破碎感。
“I can't move mountains,but I can make lights.” 这是聂华岑丈夫Paul Engel的墓志铭,他站在目前,对已经泪流的聂华岑说:“Engel是天使的意思,他在天上看着我们笑呢。”那看着的是一盏照耀生者的灯,就像“是谁传下这诗人的行业/黄昏里挂起一盏灯”,对于郑愁予来说,内心的明灯总是照亮自己的人生,无论是错误,还是战争,无论是别离还是回归,那擦亮火柴的一瞬间,光总会照耀到自己,在水中焚烧的稿子缓缓流淌,也仿佛是燃起的希望。而当最后的得得马蹄声响起的时候,东风真的不来,三月的柳絮真的不飞,“打江南走过”的诗人骑着异域的马,慢慢消失在草坪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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