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7-19《塞万提斯或阅读的批评》：“此即人人”的辩证法
“书中提到了我，”——桑丘惊讶地说，——“也提到了杜尔西内娅·德·托博索女士，以及其他我们独自经历的事，吓得我都划十字了，写这书的史学家怎么会知道这些。”
——《Ⅸ》
一本书，是卡拉斯科学士消息中的一本书，一本名为《拉曼恰奇思异想的绅士堂吉诃德》的书，书中提到了桑丘，提到了杜尔西内娅·德·托博索女士，提到了桑丘经历过的以及正在所经历的事，当然从书名可知也必提到了而和桑丘在一起的堂吉诃德，当桑丘、杜尔西内娅·德·托博索女士和堂吉诃德都在书中，他们一定是被书写的人物，为什么这本书未卜先知？但是，所写的人物就是桑丘，就是堂吉诃德，就是未卜先知的历史？当小说第二部，堂吉诃德发现自己也在阿韦利亚内达著作中时，不仅批评了阿韦利亚内达的这一版本，因为他无非是利用塞万提斯成功的第一部而撰写的伪作，而且堂吉诃德还故意和这本伪作唱起了反调，他去了巴塞罗那，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让这位现代史学家的谎言大白于天下，人们会看到我不是他所说的那个堂吉诃德。”
桑丘是书中提到的桑丘，堂吉诃德是书中提到的堂吉诃德，桑丘又不是书中的桑丘，堂吉诃德也不是书中的堂吉诃德，无论是让桑丘吓得划十字架奇怪于未卜先知的这本书，还是让堂吉诃德故意反其道而行之破灭了命运被预知的阿韦利亚内达的伪作，同一或者相异，就是把现实和文本分开来，而分开的唯一途径就是阅读，只有阅读才能让桑丘惊讶于自己的经历被一本书所预言，也只有阅读才能让堂吉诃德做出违背故事设定路线的决定。阅读何为？阅读就是在发现自己被书写的同时成为逃离书写规则的人，而这就是卡洛斯·富恩特斯所说的“自己的史诗”，但是这样的史诗也不是真正的史诗，而是一种“现代小说”，真正发明现代小说的正是塞万提斯，“堂吉诃德身上那生发自阅读，在先前史诗的、单义的和明指的阅读壁龛中安全的古英雄般的完整性被废除”，废除的是阅读的信仰，是屈从于其中的阅读，是被作者所书写而完成的阅读。
而且，不光是桑丘和堂吉诃德被书写进不同的书里，被书之外的他们阅读，被他们所选择的道路摧毁，而且塞万提斯不也正是一个被写进书里的人物，不也是《堂吉诃德》这部现代小说的作者——是身为塞万提斯的作者书写了塞万提斯的人物？它被塞万提斯阅读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改变书写中被规定的路线？谁是那个废除了阅读信仰的史诗作者？哪个是摧毁了屈从的阅读的现代小说开创者？“塞万提斯发明了现代小说。”当富恩特斯在阅读层面定义现代小说的时候，就是认为，“那些小说使他成为首个现代英雄”，这种阅读发生在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一种疯狂的阅读信仰，堂吉诃德身体力行地陷入在对文本的唯一阅读中时，就是试图把阅读移植到含混和暧昧的现实中，只有这样他才能拥有一种游侠骑士和古代英雄的身份；第二个层面则是让堂吉诃德成为《堂吉诃德》书中语言的持有者，他不再是骑士小说的读者，而是成为了冒险活动的出演者，他在一次次失败中重建话语，然后在属于自己的话语世界中继续自己的事业；到了第三层次的阅读，堂吉诃德并不自知和疯狂阅读对峙的现实，现实中的不是阅读世界中的巨人而是风车。
三重阅读，对于堂吉诃德来说，是要屈从于一种意图，那就是阅读的东西必须和现实重合，“不带任何由文艺复兴引入的存在于信仰和理性之间的怀疑和动摇。”也许在最后选择去往巴塞罗那时，堂吉诃德已经开始了对阅读的背叛，而这种背叛也是对先前史诗的背叛，它进入的是自己的史诗，但是这不是真正的终点，终点在塞万提斯手中，他发明的现代小说直接完成了“阅读的批评”：被阅读并被迫阅读自己，被阅读他的作者同化去想象和创造“堂吉诃德”，“阅读的双重受害者，堂吉诃德，两次失去了理智：第一次，在他阅读时；第二次，当他被读时。”现代小说在阅读意义上对史诗的“背叛”就在于：他无须去证明古代英雄的存在，而必须证明自己的存在，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堂吉诃德的疯魔变成整个世界的疯魔，“当他阅读时，他模仿史诗英雄。而当他被阅读时，世界模仿他。”
富恩特斯从塞万提斯的文本引入了阅读的一个新层面，当堂吉诃德被阅读，世界模仿他的疯狂，但是堂吉诃德也在这个被堂吉诃德化的世界中丢失了自我存在的幻象，只有在现代小说的层面，堂吉诃德所失去的过去和他消除的未来之间才能寻找到一种平衡，也就是说，只有在现代小说的多重阅读中才能被给予自证，才能在破灭的幻象中才能拯救真实——这是对史诗的一次超越，更是对他人史诗之历史现实的阅读之后的创作，也由此，塞万提斯的文本构筑了从史诗到现代小说的嬗变的必有轨迹。引用帕斯在《弓与琴》中对小说的定义，“一个与自身斗争的社会之史诗”，什么是史诗？史诗具有的三大特征是预先的、单义的、明指的，综合起来就是：史诗与其所依存的现实秩序之间具有统一性，或者说，史诗就是对现实秩序的认同，富恩特斯将其解读为：“史诗将根本的突破、未知的起点、独创的期望、重写或是阅读的多样性排除于自身。”当突破、未知、独创以及重写和多元阅读排除在史诗之外，那么，“史诗是一个不可上诉的法庭。”
显然，塞万提斯站在这个史诗的法庭之外，但是他一定站在历史之中，而这种在历史之中又在史诗法庭之外的特殊姿势，在富恩特斯看来，就是西班牙现代小说之所以成为可能的原因，“这对理解塞万提斯尤为重要，因为他在反宗教改革的时代生活和写作，彼时正值中世纪正教所有的僵化被凸显甚至变得滑稽，其所有的荣誉业已消失殆尽。”首先是史诗，它是规则，是唯一阅读，是唯一写作，是对历史的书写，而塞万提斯就站在这个历史面前，富恩斯特将塞万提斯和《堂吉诃德》的相关历史背景定格在三个时间坐标里：1492年、1521年和1598年。1492年是西班牙历史上具有决定性的一年，这一年犹太人被驱逐出境，这一年格拉纳达沦陷，这一年内布里哈发表了《西班牙语语法》，可以说，1492年的历史意义就在于西班牙语在基督教-伊斯兰-犹太语背景下形成了一种多元性的文学尊严，这其中就产生了《塞莱斯蒂娜》这部杰作：这是一部无礼之作，这是一部反英雄的骑士小说，这是一部现代作品，更重要的是，它具有《堂吉诃德》多重阅读的雏形，“人物互相评论，相互琢磨，互相侧目，相互守护。”在富恩斯特看来，《塞莱斯蒂娜》中的塞莱斯蒂娜就是在“最确切的现实和最难以捉摸的魔法”之间穿梭的女人，这也使得小说中的人物表现为一种非史诗性质的“二重唱”，甚至是所有人在“齐声合唱”，“以这种方式，社会变革获得了意义——塞莱斯蒂娜是现代城市的喀耳刻——有一天。你将无法在镜中认出自己。”
《塞莱斯蒂娜》是对史诗进行上诉的一次先声，而1521年比利亚拉尔的卡斯蒂利亚公社起义失败是“西班牙或许也是欧洲的第一次现代革命”，这是一次呼唤民主的起义，这也是一次民主被击败之后西班牙开始殖民的开始，而且西班牙殖民者也以同样的方式击败了期望实现民主的殖民地，这是双重的民主溃败，“因此而来的是独立后西语美洲可怖的困境：我们去殖民化的斗争，可以这么说，一直都应是与殖民期的二次方斗争：我们终究曾是一个殖民地的殖民地，因为统治我们的宗主国很快就成为了欧洲的西印度。”紧接着在1598年的时候，西班牙国王费利佩二世“在埃斯科里亚尔那黑暗的宫殿、修道院和墓地里死于极度的痛苦和排泄物中”，君主死在荆棘王冠和骷髅、十字架共同构成的历史叙事之中，他留下的是自我毁灭的意志，是不断加剧的经济危机，是无敌战舰的灾难，是疯狂和疾病的种子。1492年、1521年和1598年是历史的三个坐标，属于那部预先的、单义的、明指的西班牙史诗，但也正是历史书写中的隐秘和伪装，使得西班牙文学和艺术从单一的史诗中长出了多元性的种子，塞万提斯将过去和当下融合，让行动和语言相遇，让史诗英雄堂吉诃德和现实主义流浪汉桑丘被书写、被阅读，从他人的史诗变成自我的史诗，最后变成现代小说，他的意义就在于：“作为塞万提斯，对击败了公社叛乱、特伦托宗教会议之后那个残缺不全的、封闭的、垂直的和教条主义的西班牙所持的基督单一意志说给予自己的回应。”
| 编号：E56·2250604·2310 |
富恩特斯认为塞万提斯发明的现代小说是对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调和并超越理性和信仰的绝对真理观念的一次复活，真理之二元性、表象之幻象和对疯狂的称颂，这属于“三大伊拉斯谟主题”，都在《堂吉诃德》中得到了体现，作为西班牙伊拉斯谟主义者的塞万提斯书写了自己的史诗，他运用的就是自己的语言，那是开场的语言，漂泊的语言，孤儿的语言，更是寻找的语言，疯狂的语言，可能的语言，“在文学中，一切皆可能。”一切皆有可能是一切皆可疑，一切皆可疑是因为万物皆失去了和谐，它是批判、质询、问询，它也是梦想、想象、渴望，甚至是一个关于新世界的乌托邦，那就是“爱与正义”，而这也正是为塞万提斯的现代小说提供背景的1492年、1521年和1598年在非史诗意义上得到的书写，“黄金时代之神话是其理想中心：一个博爱、平等和欢愉的乌托邦。乌托邦必须实现，不是在每次都迫使我们从头开始的虚无主义的风暴中，而是在来自过去的价值观与我们现下能够创造的价值观的融合中。”
塞万提斯不是站在史诗的法庭之上，而是现代小说的土地之上，“塞万提斯试图弥合新旧世界之间的鸿沟。”并且是在对中世纪僵化和压迫性的否定中肯定了爱和正义在现代世界中的意义，它就是一种阅读，非作者强加的，而是通过诸多作者的多样性阅读而流动的，现代小说对史诗的解构就在于：“不再有悲剧或史诗，因为不再有可恢复的先祖秩序或在其规则中存在的唯一宇宙，有的将是检验多重现实的多层面的阅读。”而实际上这不仅仅是书写完成之后交给读者的多重阅读，当塞万提斯写作了“塞万提斯”，现代小说是不是在写作意义上也构成了“齐声合唱”的姿态？“这是塞万提斯的最后一个问题：谁写书，谁看书？堂吉诃德的作者是谁？某个塞万提斯？”4月23日世界读书日，纪念的是塞万提斯或者莎士比亚，而且他们在同一天逝去，富恩特斯从爱德华多·利萨尔德那里获得了一种作者和读者的合一游戏：
塞万提斯的牢狱之灾、债务和战役都是杜撰，只为能让其扮作莎土比亚，在英格兰撰写戏剧。与此同时，戏剧演员莎士比亚，千面男人，伊丽莎白女王的朗·钱尼，在西班牙写下《堂吉诃德》。实际死亡时间与杜撰出的同时死亡的日期之间的误差使得塞万提斯的幽灵能及时赶往伦敦，于莎士比亚的身体中再次死亡。
游戏也许只是想象的游戏，但是富恩特斯从这个游戏中解读出关于作者的命名：他们都是一本已经打开却是未竟之书的作者，他们是荷马、维吉尔、但丁，他们是莎士比亚、塞万提斯，他们是卡夫卡、博尔赫斯、刘易斯·卡罗尔，“是所有书的同一个作家，是一位漂泊不定、号称能讲多种语言的杂家。”而那本打开却未竟的书是“所有人的书，每个人的书”，这就是富恩特斯“此即人人”的书，而这本“Here Comes Everybody”的书也就成了乔伊斯《芬尼根守灵夜》中善变的做梦人H.C.壹耳微蚵，当芬尼根从梯子上掉落而摔死，当他为自己守灵，他是自己也是别人，而他所梦见的书就是一种“完整的写作”。塞万提斯发明了现代小说的多重阅读，而乔伊斯则完成了现代小说的多重写作，它们在语言的终点也在语言的源头，“这些开启和闭合了从十七世纪到今天的小说之环的作品的开篇词超越了冲突，因为它们在其书页中安放了对创作的批评。”
不管是阅读还是写作，也不管是塞万提斯还是乔伊斯，富恩特斯的引证只为寻找旧秩序的毁灭和新秩序的新生象征之物，那就是语言，“诗人诞生自其行为：写诗之后。诗创造其作者，就像创造其读者一样。塞万提斯，所有人的阅读。乔伊斯，所有人的写作。”但是“此即人人”的阅读方式和写作方式上的革命绝不是单纯的语言，而是一种辩证法，富恩斯特在文集扉页上引用的是卡莱尔·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中的一段话：“形成整体和形成统一体的过程、矛盾的统一体及其生成，都隶属于辩证的整体。唯有通过当事方之间的相互作用才能构成整体。”这个整体和西班牙文学有关，也和西班牙历史、社会有关，当然更和西班牙的殖民有关，所以辩证法所不仅和西班牙与自身的关系有关，也和西班牙和“我们”的关系有关：西班牙是慷慨的父亲，它带来了丰富的遗产，西班牙也是残忍的父亲，它制造了殖民统治，所以从史诗到现代小说，在墨西哥的这片土地上，“此即人人”的阅读或写作就是构建一种整体的辩证法：“墨西哥，一旦重新找回自己，终将重识其西班牙的遗产，并以将父亲从不解和仇恨中救赎出来的激情捍卫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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