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7-19《苏格拉底之死》：我们应该献一只公鸡给神
现在是我们上路的时候了，我将去死，而你们将活着：可是，我们中间究竟谁有比较幸福的远景，那就是除主神之外谁都不知道的事了。
——《申辩篇》
面对美雷特斯、阿尼图斯和吕孔三个雅典公民的公诉，面对“苏格拉底是社会上一个危险人物”的罪名，面对“他犯了腐化年轻人的心灵；他不信国家所承认的神，而只信他自己杜撰的神”的罪状，公元前三九九年的苏格拉底站在法庭上进行了辩护，当最后被判决“有罪”，苏格拉底甚至自己反提了处罚方法，那就是死刑，因为在他看来，这是“严格地符合正义的、合适的处罚”——不是坐牢，也不是罚款，更不是反对他的人期望的放逐。选择死亡是因为“无论是今生或死后，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损害一个好人”，死亡消灭了一个人，而死者对任何东西都没有了意识，而另一个方面，相信灵魂不灭的苏格拉底认为式是一个“没有梦的睡眠”，是“一种绝妙的受益”，于是，他让自己上路，走向了死亡，而对于究竟谁有比较幸福的远景，苏格拉底认为，这是“除了主神之外谁都不知道的事了”。
苏格拉底是以一种赴死的态度接受处罚，当死亡只是灵魂的迁移，当死亡要面对的是主神，所以死不令人害怕，不让人悲痛，“我很清楚，我的时间已到，与其继续留在世上，不如死去并且从我的各种纷扰中解脱出来。”柏拉图的四篇文章构成了“苏格拉底之死”这一个事件，从苏格拉底在法庭外面“在行动中”的《欧绪弗洛篇》，到在法庭上的《申辩篇》，从在监狱里的《克里托篇》到最后一次谈话的《斐多篇》，苏格拉底一步步走向死亡，但是在这个死亡过程中，申辩篇其实是比较特殊的，因为他从自我辩护到自我反提处罚方法，再到最后演讲时接受并“美化”死亡，这其中有一个巨大的转变：苏格拉底为自己申辩，就是要指出三个雅典人对自己的公诉是虚构的，就是要指出法庭对自己的审判是错误的，或者说这样的审判是不公正的，但是在判决有罪之后，在判定死刑之后，苏格拉底却又勇敢地面对死亡，把死刑看成是一种正义的、合适的处罚，这似乎就是一种矛盾：既然要申辩，就认为审判是非正义的；既然把死亡看成是一种解脱，说明死亡是不应逃避的——苏格拉底的这种看似矛盾的态度到底有没有一种统一性？
不妨先撇开《申辩篇》，不管是在死亡判决之前的《欧绪弗洛篇》，还是在死刑判定之后的《克里托篇》和《斐多篇》，其实苏格拉底都在围绕着一个主题，那就是关于他的罪状：是不是腐化了年轻人的心灵？是不是亵渎了国家所承认的神而只相信自己杜撰的神？或者说，苏格拉底到底在人和神的关系中处在怎样的位置？他在去往法庭的路上遇到了预言家和宗教专家欧绪弗洛，两个人的对话主要是为了界定虔敬和不虔敬的意义——虔敬还是不虔敬，都指向了人对神的态度和行为。当时的欧绪弗洛也是要去控告一个人，那个人是他的父亲，他控告自己的父亲犯了杀人罪：欧绪弗洛的父亲在纳克系斯岛上耕种的时候，一个做工的人喝醉了，对仆人发脾气并且用刀把仆人杀了，于是欧绪弗洛的父亲把那人的手脚绑了起来，丢进了一条沟里。
欧绪弗洛控告父亲犯了杀人罪遭到了反对，因为有人认为他的父亲没有杀害那个工人，而且即使杀了那个人，也是因为那人本身就是杀人犯，但是关键点不在这里，而是欧绪弗洛作为一个儿子，竟然控告自己的父亲是杀人犯，这便被看成是一种不虔敬的行为。这让欧绪弗洛极为不满，他认为，“他们对神圣法中关于虔敬和不虔敬的立场的了解真拙劣啊。”在他看来，这种拙劣就表现为为众神订了一条规矩，又为自己订了一条规矩，因为欧绪弗洛认为，当人们说宙斯是所有神里最好、最公正的神，但是又承认宙斯曾把自己的父亲用手铐脚镣铐过——宙斯的父亲曾不公正地把他其他几个儿子都吃掉了，而他父亲又曾用相似理由把他自己的父亲阉割过，如此，欧绪弗洛表达了一种不满，在他看来，“一个人必须不容忍一个有不虔敬行为的人，不管他可能是谁。”
他的一个关键点在于合法性，也就是说，“杀人者的杀人究竟是合法还是不合法”。听到欧绪弗洛控告自己的父亲是杀人犯，苏格拉底也是大为吃惊，他问欧绪弗洛控告的理由是什么？审判的理由又是什么？其实苏格拉底想要探讨的是到底什么是虔敬，什么是不虔敬？欧绪弗洛一开始就指出了虔敬和不虔敬的标准：“我说虔敬就存在于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控诉一个做错事的人，不管是杀了人，盗窃了神物，或任何其他类似的恶行，也不管这做错事的人恰好是你的爸爸，你的妈妈，或任何其他人；而不控诉这样的人就是不虔敬。”根据欧绪弗洛的说法，控告父亲犯了杀人罪，就是一个虔敬的行为，苏格拉底以此联系到信神的虔敬，欧绪弗洛告诉他，“能够让众神赞成的，就是虔敬，不能让众神赞成的，就是不虔敬。”
按照这个逻辑，苏格拉底开始和欧绪弗洛展开了对话，首先，既然是让神喜爱的人或行为是虔敬，让神怀恨的行为或人是一种不虔敬，那么很明显，虔敬是不虔敬的直接对立面，但是众神是有分歧的，甚至彼此还有敌意，那么让哪个神喜爱才是虔敬？或者说，同样的东西既可能是虔敬也可能不是虔敬。而后苏格拉底又对虔敬本身提出了问题：“虔敬的事是因为先已经是虔敬的事了，所以众神都爱它，还是因为众神爱了它，它才成为虔敬的事？”苏格拉底用“被搬运的物”和“搬运”的行为，“被统管的人”和“统管”的行为，“被看到的物”和“观看”来举出这种差异，这里就有一个人做出行为的原因问题，“所以被管的东西之成为被管，是因为有人管他，而一个被看到的东西之所以被看到，是因为有人看它？”这样的逻辑意味着，“—件物之所以被爱它的人爱了，并不是由于它是—个爱的对象。它之所以是—个爱的对象，是由于它被爱了。”
结合到虔敬和不虔敬的界定，那就意味着一件物是虔敬的，它才被爱，而不是因为它被爱了，所以才成为虔敬的物，也就是说原因是它本身的东西，虔敬也是本身的原因，那么这里就有了分歧，一开始虔敬是指蒙神爱的东西，而现在虔敬是自身的原因，也就是说它们不是同一种东西：当虔敬是蒙神爱的东西，意味着一物之所以可爱是因为它被爱了，而当虔敬是虔敬自身的东西，意味着一物之被爱是因为它可爱——虔敬是本质还是只是一种属性？欧绪弗洛认为虔敬是一种道德的公正，就是服侍众神，苏格拉底便问他，服侍是不是为了对方的好处？欧绪弗洛说，“那是一种奴隶对主人般的服侍。”苏格拉底的理解那就是，“虔敬就是一种向众神要求及给予众神的学问了。”这里便有了一个转向，虔敬本来是人付出行为蒙神爱，但是当虔敬成为了对主人的服侍而要获得一种给予的时候，虔敬不是不是变成了一种索求？“虔敬看来就是众神与人们之间的一种相互贸易的技巧罢了。”在苏格拉底看来，虔敬的行为变成了人和神之间“贸易的技巧”，甚至就是一种交易，尽管欧绪弗洛一再生成，虔敬就是讨众神高兴的东西，就是他们最爱好的东西，但是这种有用性本身就带有工具的属性，它也不再是蒙神爱的东西，在苏格拉底的质问下，欧绪弗洛只好说因为有紧急的约会而匆匆告别。
| 编号：B31·2200521·1657 |
在这篇对话中，欧绪弗洛之所以没有结束对话而匆匆离开，就是因为犯了定义的错误，当他说父亲是杀人犯而引用了宙斯的例子，就是犯了“从被下了定义的词里面引用了一个特殊的例子”的错误，宙斯和特殊的例子，自己父亲“杀人”也是特殊的例子，而当苏格拉底问他虔敬和不虔敬的标准时，欧绪弗洛说：“能够让众神赞成的，就是虔敬，不能让众神赞成的，就是不虔敬。”又从特殊性变成了一般性，而苏格拉底不断深入是想得到关于虔敬的理念，也就是柏拉图所说的“相”，“虔敬是不是在每一个行为中都是自我同一，同理，不虔敬是不是在每一种情况中都是虔敬的反面，可是自我一致的；换句话说，每一个被认为是不虔敬的东西，就它的不虔敬性而言，是不是有一个单独的、固定的特点？”一个是从特殊到一般的例子所做的定义，一个是指向单独和固定的理念，所以对于虔敬的分歧便产生了是不是“众神与人们之间的一种相互贸易的技巧”的疑问。
苏格拉底偶遇欧绪弗洛，并不是要探讨杀父之罪是不是虔敬的问题，而是指向对于众神的态度问题，因为苏格拉底去往法庭的路上，就是为了为自己辩护，而美雷特斯、阿尼图斯和吕孔三个雅典公民控告他是一个危险人物，给出的罪状就是：“他犯了腐化年轻人的心灵；他不信国家所承认的神，而只信他自己杜撰的神。”为此苏格拉底进行了辩护，“我必须服从法律，同时为我自己辩护。”在他看来，三个雅典公民之所以提出公诉，是因为苏格拉底不认为他们的行为是一种智慧，“我认为，促使他们写诗的动力，不是智慧，而是一种像你们在预言者和先知身上发现的本能或者灵感，这些预言者和先知能够发表他们所有的庄严神示而不知道一丝他们所说的话的意义。”苏格拉底认为，美雷特斯代表了诗人，阿尼图斯代表了专业人员和政治人物，而吕孔则代表了雄辩家，他们仅仅拥有工艺熟练方面的长处，就认为自己拥有了对所有事物的完美了解，“这种错误完全掩盖了他们的实际智慧。”而苏格拉底认为自己获得了名气，是一种智慧，人的智慧，而这种智慧意味着“为了一次性地确立神渝的真实性而承担的人生旅程”，也就是说，真正的智慧是主神的所有物，自己就是神谕的代言人。
但显然，苏格拉底的某种狂放并不是把自己上升到神的的高度，而是在他看来，“苏格拉底”是一个名字，“你们人类中最聪明的人，是像苏格拉底那样，能了解到（就智慧而论，人确实是毫无价值的）。”名字作为例子而打开人通往神的智慧之门，苏格拉底在这里也在阐明了智慧的理念。所以在申辩时，苏格拉底对罪状上的证词进行了辩护：如果说自己是全雅典唯一一个伤风败俗的人，说自己完全不信神，他质问美雷特斯的是：“你是在提议我跟全人类的共同信仰不同，不相信太阳和月亮是神吗？”苏格拉底认为自己是为主神服务的，花时间四处走动，说服年轻的和年老的，要把灵魂的最高幸福成为每个人所关心的对象，要让善成为一种真正的财富，甚至要让人远离政治，都是一种对于神的接近，都是在智慧中成为神谕的代言人，而不是捏造了神，而不是腐化了年轻人的心灵。
所以在申辩的最后，苏格拉底坚持自己的行为，“即使我必须死一百次，我也不会改变我的行为。”当然，这里便有了对于死亡的理解，在他看来，害怕死亡是一种错误，是对于权威的屈服，“我永远不会由于害怕死亡而错误地向权威屈服，而是会拒绝屈服，即使我因此而有生命危险。”也就是说，死亡在他看来，恰好是自己表明不同流合污的态度，是一种体现正义的立场——死亡从惩罚的方法变成了自我选择的行为，所以在这样一种转向中，苏格拉底开始了死亡信仰的命名，也开始了反提惩罚，“我之被判死罪，并不是由于缺乏论证，而是由于缺乏厚脸皮和无礼，以及我拒绝用一种能给你们极大快感的方式向你们说话。”在他看来，在法庭上就如在战争中一样，不应该逃避，而是勇敢地走向自己的死亡时刻。苏格拉底把死亡看成是对权威的挑战，看成是一种正义的选择，甚至看成是一种信仰，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在他看来，死亡只是肉体的死亡，只是一种解脱，“无论是今生或死后，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损害一个好人，而他的命运，对神来说，不会是一桩可以漠不关心的事。”而灵魂从一个地方迁移到了另一个地方，甚至那个地方就是神明所指明的方向。
因为雅典有提洛岛朝拜的节日活动，所以苏格拉底在被判死刑之后在监狱中被关了一个月，在他的狱中生活里，面对那个叫克里托的老人，面对他让苏格拉底在明天死刑处决之前逃离的建议，苏格拉底也拒绝了，他认为，“当身体已经被耗尽，同时健康已经被毁坏了，生命还值得维持下去么？”这个意思当然是指自己被法庭所污蔑，所以死亡成为他最好的归宿，而对于生命来说，“真正要紧的事情不在于活下去，而在于活得好。”所以当在法庭上反提了自己死刑的处罚，苏格拉底认为自己必须遵守诺言，而逃离意味着犯了更多的罪，尤其背信食言和违背良心的罪，“你将会对你自己以及你的朋友带来什么好处？很明显，被放逐、失去公民权、或财产被充公等等处分的危险也会波及到你的朋友。”所以当明天即将到来，当死刑即将执行，苏格拉底走向了自己的归宿：“让我们照着这条路走，因为主神已经指出了方向。”
对克里托所讲述的生命意义或者是在现实层面来阐述的，而当“明天”如期而至时，苏格拉底在最后对话即“斐多篇”中，则阐述了关于灵魂不灭的观念。“在日落之前，一个人还能做什么？”这是苏格拉底在自己的生命如落日一样走向黑暗时，提出的一个问题。在他看来，自己作为哲学家，比常人更能坦然面对死亡，因为“哲人比其他人更大程度地把他的灵魂尽可能地从与身体的关联里解脱出来”，灵魂的存在意义，就是不理会身体，尽可能变得独立，因为只有尽可能避免和身体的接触，才能作最好的沉思。“只要我们活着，如果我们能尽可能地（除非它们是绝对必需）避免与身体的所有接触和关联，我们将继续跟知识靠得非常近；我们要净化我们自己，不让我们被身体的性能感染，直到主神自己给我们救助。”灵魂靠近知识，灵魂净化我们，所以哲人不怕死，而勇气也是属于有哲学气质的人。
而死亡只是肉体的死亡，当身体死去，灵魂便从身体里挣脱出来继续存在，而且灵魂的迁移是为了另一种生，那就是重生。在这里，苏格拉底把生和死放在对立关系里，就是为了证明“只要有相反的事物存在，它也会相应产生相反的事物”这样一种观点，当死亡是生命的反面，不是简单地从死亡中产生生命，而是以一种重生的方式让灵魂不灭，“重生是一个事实，生来自死也是一个事实，而死者的灵魂是存在的也是一个事实。”灵魂在装上人形之前就已经存在，它们独立于身体，同时拥有智慧，人在出生之前已经获得了知识，在出生的一刹那失去了知识，但是从后来藉着在能感觉到的物上面运用我们的感觉，知识会慢慢恢复，这种恢复，苏格拉底命名为“学习”，或者叫“回忆”，所以，不断靠近知识的灵魂是神性的、不死的，有智慧的。但是在场的米西亚斯和克贝却提出了问题，西米亚斯的问题是，生命是身体和灵魂结合的存在，是一种和谐，但是像乐器一样，如果乐器这个身体被毁了，音乐也就不会存在，所以灵魂是会被毁灭的；克贝的问题是，既然灵魂是不灭的，为什么几乎所有人面对死亡都会感到不安，都会害怕身体死亡之后灵魂也会被毁灭。
两个人的问题其实都指向了灵魂是不是必须依靠身体而存在，即使它可以转移，但是一种身体的毁灭似乎也带走了相关的一种灵魂。苏格拉底把灵魂当做是和身体在一起的和谐存在，这种和谐是一种“分有对偶性”的概念，就像一加一变成了二，是前面的一变成了二，还是后面的一变成了二，或者两个一都变成了二？“我发觉很难相信，当它们分开的时候，每一个都是一，两个也不是二。现在它们走在起了，而它们变为二的原因，仅仅是由它们的并立引起的联合。”也就是说，任何变成二的东西，都是分有这对偶性，任何变成一的东西，都必须分有单位元素，也就是分有了“相”，“肯定西米亚斯比较高大的真正理由，并不是因为他是西米亚斯，而是因为他偶然拥有的高度；倒转来讲，他比苏格拉底高大的理由，并不是因苏格拉底是苏格拉底，而是因为，跟西米亚斯的高度相比，苏格拉底有矮的属性。”
所以相是一种自身存在的属性，“相反面本身永远不能变为它本身的相反面——在我们体内的相反面不能，在真实世界里的相反面也不能。”“相反面永远不能成为它自己的相反面”这个普遍的原则用在灵魂意义上，就是：灵魂永远不会容纳陪伴着灵魂一起来的东西的相反面，所以灵魂不容纳死亡，所以灵魂是永生的，就像三不可能成为偶数，奇数也不可能成为偶数，火不能成为冷，在火中的热也不可能成为冷。在这样一种普遍原则中，苏格拉底做完了最后一次演讲，然后洗完了澡和儿子女人告别，然后接过了装有毒药的杯子，并且向地上洒了一点饮料用来祭神，最后一口把毒药喝完。
死亡在他身体里运行：他感觉自己的腿重了，他慢慢躺下来，他感觉自己的脚已经没有了感觉，当冷感扩展到腰部的时候，他把盖在脸上的遮盖物拿掉了，最后说了生命中的最后一句话：“克里托，我们应该献一只公鸡给阿斯克勒庇俄斯。务必要做到，别忘了。”阿斯克勒庇俄斯是医疗之神，苏格拉底临终的嘱托是为了向神表示感谢，一只公鸡献给神是为了解脱肉体的痛苦，然后当死亡降临到肉体上，合上眼睛的苏格拉底似乎在灵魂不灭的信念中，看见了幸福的远景，走向了主神指明的方向，“我们可以很公正地说，在所有我们认识的这一代人里面，他是最勇敢，同时也是最有智慧、最正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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