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7-19《海德格尔导论》：以哲学的方式追问
他的哲学在何种程度上卷入了法西斯主义？
——《后期海德格尔》
在对海德格尔《存在时间》没有完成的第三篇进行“一瞥”之后，在对海德格尔思想“转向”进行阐述之后，在进入到“后期海德格尔”的经历梳理之后，理查德·波尔特的确以一种“导论”的方式引导进入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读者必须回到文本，自己做出判断。”这种让读者“自己做出判断”的方式意味着波尔特的退场，他想让读者从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之基本问题》这一文本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现象学之基本问题》结尾的最后几页是否完成了海德格尔根据时间来理解存在的计划？”但显然波尔特并没有退场，而且以更明显的方式提出了海德格尔本身存在的问题，他认为，海德格尔引入了一些新的术语，但并没有得出更多的结论，而且关于存在的统一性问题并没有得到说明，“而且很多其他同样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也悬而未决。”波尔特所谈及的“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并不仅仅是海德格尔的存在思想，而是海德格尔作为一个具体的人所带来的争议，那就是他的思想是不是被政治化了？他是不是那些支持希特勒的众多“革命保守派”的知识分子之一？或者说，就是这个长久以来在学术界、政治届让人困扰的问题：他的哲学在何种程度上卷入了法西斯主义？
波尔特既在退场中让读者在文本的思考中寻找答案，又以介入的方式提出了这个争议的问题，而不管如何，波尔特对海德格尔这一争议话题的提问就是一种追问，而追问是海德格尔对存在问题的思考方式，波尔特的追问是对海德格尔追问的一种响应——不仅第一章以“问题”为标题开始海德格尔的“导论”，还是对《存在与时间》这一著作“起点”的刻画是一个问题：“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或者最后的“结论”以一个“？”结束，追问意识贯穿在波尔特的这部著作中，正如海德格尔哲学所揭示的那样，“哲学家的任务就是提醒我们，什么是值得追问的。他也是这么做的。”值得追问的也许不是问题文本，甚至不是追问带来的答案，而是追问的过程，那么，波尔特的对海德格尔追问的追问是不是能对存在进行领会？存在会不会在追问中敞开？海德格尔充满争议的人生问题在追问中是否能理解生存？
《海德格尔导论》是对海德格尔的导论，它包括海德格尔的思想，包括《存在与时间》这一文本，更包括海德格尔的个人历史，仅仅是导论，波尔特并不打算着眼于海德格尔全部的哲学思想，他把主动权更多留给了读者，“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取代读者自己去深思哲学家的所思所想。”但是正如封面上的那把锤子一样，它不是尼采砸向传统形而上学并砸破一切规则的武器，而是海德格尔的一种“用具”，理解上手实体的用具，锤子的意义就是在使用中揭示其自身，而要让锤子揭示其自身，用具就是一种“导引”的方式。当然对于海德格尔思想来说，这把锤子所要瞄准的就是存在本身。波尔特在“问题”中就用这把锤子击中了海德格尔思想中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有存在而不是什么都没有？”这个问题在海德格尔1929年的论文《形而上学是什么？》中是一个结束的标志，但是在1935年的讲座《形而上学导论》中却是一个开头，在1929年结束又在1935年开始，这说明包括问题本身的追问在海德格尔的思想中是不断被提出、不断被探求以及不断被追问的。
“为什么有存在而不是什么都没有？”似乎是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是一个无意义的问题，波尔特却认为这是海德格尔具有深刻意义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提问：“为什么竟是存在者存在而无倒不在？”解读这个无意义的问题，波尔特认为意义就源自于这个“为什么”，因为“为什么”不是寻求原因，而是“一个庆祝的行为”，只有“庆祝”存在者存在的事实，才能问“存在”意味着什么？才能问是什么使得一个存在者被看作是一个存在者——而不是无？或者当我们把存在者理解为存在者，是基于什么？因为庆祝而使问题具有意义实际上这个问题所问的不再是存在者，而是存在本身了。那么，存在是什么意思？更进一步，我们的什么境况使得存在对我们有意义？
三连击甚至问题系列实际上可以归属在一起，这就是海德格尔的“存在问题”，这个存在问题表现出对“有存在而不是什么都没有”的惊异，就在于引出追问它所产生的意义以及如何给我们带来意义，所以波尔特回到海德格尔关于“存在问题”的问题，就体现了他的思想中的追问意识，“对海德格尔而言，提供存在问题的一个解答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唤起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追问，以及通过这个问题，我们得以直面我们自身历史的谜团”——追问本身就是一种习以为常的质疑，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质疑，对传统关于存在问题被理解为“在场形而上学”的质疑，所以沿着这个质疑的追问，波尔特导出了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的问题：“但如果存在不是在场，那么它会是什么？”
| 编号：B15·2250503·2301 |
《存在与时间》是一本未竟之作，这个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也以未完成的状态结束，也许存在本质上是神秘和自行隐匿的，也许海德格尔在在场中对“在场形而上学”的质疑就是不彻底的，但是波尔特认为海德格尔的追问提供了最重要的知道线索：我们自身的时间性使我们敏感于存在——海德格尔富有争议的人生不正是一种在自身的时间性中带来的敏感？而真正的意义或许就在背后“未曾说”和“未曾思”的部分，而这在波尔特看来才是“追问的追问”试图解开存在问题的最大意义之所在。这是波尔特在“导论”中提出的“问题”，而在解读《存在与时间》这一文本时，他更是返回到海德格尔的“起点”，从他的生活环境和性格的历史中寻找思想的根基，“我们必须考虑海德格尔的起点，以便去发现他的思想中哪些部分是有启发性的，哪些是有误导性的。”
这个起点包括海德格尔对乡村生活的依恋，乡村生活揭示了存在，也把它和城市生活隔绝开来，所以海德格尔怀疑机器生产、新闻报纸和自由民主；这个起点也包括他对“逻辑学”的重新理解，海德格尔一开始认为，逻辑学研究我们应该如何思维，以符合无时间性的有效性领域的原则，但是他后来否定了“有效性”的理论，认为理论命题疏远了人类境况，摒弃了前科学经验的丰富性，而前科学经验源始地对我们具有意义；这个起点就是他从第二胎的生命哲学和胡塞尔的现象学结合在一起而开创的，海德格尔的结论是：全部有效性的无时间领域的观念都是臆造的，“它与中世纪关于天使的思辨一样值得怀疑”；这个起点最后当然就通向了《存在与时间》，它以对从柏拉图以来视为理所当然的存在中走出来而进行“存在的意义是什么？”的追问而开始。
波尔特非常细致地解读了海德格尔追问中不断探及的存在：阐明“存在”是为了以某种意义涉及存在，这就是存在的意义，而存在不是某个特定的存在者，但是阐述存在必须先阐明我们自身存在的方式；海德格尔提出了“此在”，它是我们自身，而且是以新的方式构想我们自身，“此”对我们具有本质性，没有它我们将是完全的虚无，反之亦然；此在的存在是“在世界中存在”，它必须在此在的日常状态中进行考察，其存在就是“生存”；而“在……中”意味着栖居，“在世界中存在”则是一个意义的整体，当我依寓于世界中，也就意味着，“从根本上，我们不能，并且永远不可能彻底地脱离这个世界。”在世界中存在是一种意义的整体，它是共同体，这种共同体的存在是“共同存在”，我和其他人的存在是“共同存在”；人通常不是本真地生存，而是“人作为常人而生存”；此在在“在之中”的形态包括现身情态、领会、话语、沉沦，它构成了拥有过去、当前和将来、具有时间性和历史性的总体结构。而在“第二篇”中，波尔特认为海德格尔研究了与本真性相关的众多现象，包括死亡、良知以及决定，“本真的生存将照亮我们的时间性，然后海德格尔重新用时间性来解释日常状态。”
对于本真性，波尔特认为，海德格尔的文本透过晦涩和枯燥的术语能发现他对个体本真性的渴求，这种渴求表现在对时间性的阐述中，“时间不仅仅是我们观察事物流逝的媒介，也不仅仅是我们去完成我们任务的时机：因为时间是人类生存的核心，它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去承担的沉重的礼物，‘时间本身是任务’。”而实际上，当海德格尔用时间性来解释日常状态，它被波尔特引入了关于海德格尔争议话题的进口：当海德格尔用自己个人理想的“本真”生存来阐释此在，是不是源于他的个人偏好？是不是他要将这种偏好“冒充为对全体人类都有效的方式”？海德格尔说：“生存论分析的存在论真理是根据于源始的生存的真理成形的。”在这里波尔特认为海德格尔把特定的生活处境看成是理解此在存在的出发点，而这个特性的生活处境就是一种“本真地个人生活”，它比日常状态的生存更为深刻，更少欺骗性。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第一部第三篇和第二部都没有完成，仅仅是一种计划，按照计划，海德格尔所要讨论和解决的问题应该是存在本身是什么，这是从此在转向存在的一种过渡，但是未竟之作本身留下的就是一个疑问，在波尔特希望读者回到文本进行自我判断的同时，他以“后期海德格尔”的梳理方式回到了追问之中。这种追问就在于围绕海德格尔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波尔特通过对海德格尔的日常生活时间性构成的“经历”来解读他和法西斯主义的关系：海德格尔是一个“渴望极端、厌恶平庸与厌恶安逸的人”，但是回到“起点”，他对乡下生活的依恋意味着他反对自由主义，他更不是纳粹主义者，波尔特认为，海德格尔所认为的“革命”是对于西方形而上学的特殊解释——而不是“私人纳粹主义”，相反，战争的灾难以及德国的溃败给海德格尔带来了创伤，他认为这是歌名运动自身的背叛，就像城市和技术世界一样，当它成为控制者的时候，存在本身也被遗忘了。
1949年海德格尔重新获得了教学资格，并在1951年至1952年期间开设了《什么叫思想？》的讲座，1955年至1956年他进行了最后一次讲座，后来海德格尔居住在弗莱堡家中，独处的他几乎拒绝了一切外来的活动，1976年海德格尔病逝，他最后一句话是“感谢”。海德格尔在安静中度过了他的晚年生活，对于自己的“生存”，海德格尔在去世前几天为全集写下的箴言似乎是一种回答：“道路，而非著作”，海德格尔认为，我们应该以多样的方式揭示出一种“在路上”，“在路上”就是对多重问题的发问，并在发问中唤醒争辩，而这一切都和著作的作者无关，“无关对作者意见的告知，也无关对作者日常的表明”。波尔特将这视为“后期海德格尔”或“海德格尔‖”的转变，它是一种转向：从著作转向道路，从作者转向问题，从此在转向存在，“此在必须领会存在以便成为此在，而存在除了与此在发生关联外就不能被给予。”
但是波尔特对于“在路上”的海德格尔，还是通过他后期的著作进行解读，在这之中对于那个争议问题的追问集中在两本神秘文本中，一本是1989年在海德格尔诞辰100周年才出版的《哲学论稿》，另一本就是被海德格尔称为《黑色笔记本》的哲学日记。波尔特将《哲学论稿》这部秘传的著作看成是“另一个开端”，因为海德格尔在这本书里更是晦涩地指向了“意义交响曲”：没有此在，没有存在，而是在标题中写道“从本有而来”，而在作品中，海德格尔使用的则是用Seyn“存有”代替了Sein“存在”，对于这个“意义交响曲”，海德格尔在书中的钥匙就是：“存有作为本有而本质地现身”。按照波尔特的理解，存有本身不是一个存在者，在研究和观察之前，存在者已经给我们带来了意义，“存在必然已经在运作中了。”所以存有不是一个实体，它有自身的发生的方式，也是给予我们其自身的方式，这个自身的方式就是本有，所以海德格尔说“存有作为本有而本质地现身”这句话，波尔特认为存有就是一个在“此”中敞开的事件，他让存在者能够向此在通达：“存在者给我们带来意义，是因为一个历史性的发生要求我们，反过来，我们也可以在某些稀有的、根本性时刻创建我们自身的历史性事件。当我们与现存的无蔽样式进行争执，并且与事物的光辉与神秘相照面时，历史中的伟大时刻就得以发生。”
如果说《哲学论稿》依然是海德格尔对于“存在与时间”的一种思想意义的追问，那么《黑色笔记本》则变成了自我的一种私密性记录，这本在2014年菜面世的神秘哲学日记通过第一人称单数的“我”书写了一个个体的“在场”：在1933年的日记中，海德格尔写道他是在违背“内心深处的声音”中接受了弗莱堡大学的职务；在任期结束时，海德格尔感到不为人理解的痛苦，但是他发誓要站在“秘密的精神德国”最前沿；他表达了对法西斯主义感到不安，反对纳粹意识形态中的生物主义和粗糙的民族概念，反对自我中心的民族主义，他认为纳粹主义本质是技术性的，“‘技术’永远无法被民族一政治的世界观所掌握。一个已经在本质上是仆人的人永远不可能成为主人。”
在战后的态度上，海德格尔有过“海德格尔的沉默”，也有过“海德格尔的恐惧”，波尔特分析了对海德格尔政治行为进行解释的七种类型，虽然他条目式地解读了不同观点，尽管他认为战后的解释有某种懦弱和自我欺骗，是《存在与时间》中的非本真存在，尽管在海德格尔的恐惧中看见了我们失去对存在的敞开性的困境，“我们将对神秘、历史转变的可能性，以及作为某种值得去追问的东西的存在完全无动于衷。”但是波尔特还是宽容地认为，海德格尔对于大屠杀的沉默和恐惧有更深层次的解释，对于追问的追问恰恰正是一种“让存在”的态度，“阅读任何哲学家的最富有成果的方式是与哲学家的思想争辩。”与哲学家的争辩，对哲学家的追问，其实在波尔特看来，是一个“哲学”作为存在的本质问题，它不是对存在者进行僵硬解释的世界观，而是一种对存在发问的活动，它是对司空见怪问题的追问，是对存在的追问，是对追问的追问，就像海德格尔在《从莱布尼茨出发的逻辑学的形而上学始基》中的那句话：“哲学的有限性不在于它遭受到了限制并不能再继续前行，而在于它通过其核心问题之简单性而隐藏着一笔财富，向来都一再要求重新使之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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