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7-18 《爱欲与文明》：在今天，为生命而战
在爱欲的实现中，从对一个人的肉体的爱到对其他人的肉体的爱，再到对美的作品和消遣的爱，最后到对美的知识的爱，乃是一个完整的上升路线。
——《第十章 性欲转变为爱欲》
生命的上升过程，必定是有一个在底端的存在，有一个原始的起点，或者叫性欲，它是关于人肉体的一种本能，是生命最初级的欲望，而从性欲到爱欲的过程，并非是直线向上、没有阻力的上升，而是充满着斗争，充满着矛盾，充满着压抑，充满着异化，但是作为最终的方向和目标，恰是对于这样一种压抑的反抗，才使得性本能发展出“力比多的合理性”，才使得在消除额外压抑之后，向着更高级的文明自由发展。马尔库塞制定的“路线图”似乎是乐观的、委婉的、积极的，似乎是在发达工业社会中的胜利召唤，似乎是对于技术统治的唯一道路，而这种从性欲到爱欲，甚至将死欲也变成爱欲的一种满足，这种完整而完满的上升，不仅“推动人们去塑造环境、改造自然，不仅是”解放了的而不是压抑着的生命本能“，而且也是“为政治而战”，是对于这个技术主义时代、集权主义时代的一种战斗号角，所以从心理学而哲学，从哲学而政治学，实际上是马尔库塞式的“曲线解放”，是对于“今天”的自由向往。
但是，这种乐观好而积极的解放，会不会也是一种乌托邦？会不会依旧只是一种幻想？会不会还是一种审美式的自慰？也就是说，建立在发达工业社会的文明的合理性会不会制造新的压抑，会不会形成新的倒退？马尔库塞针对现实原则对快乐原则的压抑，而提出了一个解放的途径：非压抑性升华，也就是说，在现阶段文明向可能达到的新阶段过渡中，会产生对于传统文化的颠倒，这种颠倒不仅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是一种解放，解放一直受到禁忌和压抑的本能，继而在冲动中得到升华，“在不失其爱欲能量时，将超越其直接的目标，而且通常还使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其环境之间的非爱欲甚至反爱欲关系爱欲化。”非爱欲和反爱欲的关系趋向于爱欲化，这就是一种曲折的上升过程，而它的反向则是“压抑型反升华”，就是用减少和削弱爱欲能量的方式释放性欲，也就是说，如何让性欲变成爱欲，让死欲纳入爱欲，这样的解放和满足，才可能是一种升华，一种向上的自由过程。
性欲和爱欲，当然是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中而来的观点，所以马尔库塞引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来建构一种社会学意义，就是在力比多的压抑下寻找一种合理性释放，促进更高形式的文明自由发展。性欲和肉体有关，它指向一种快乐，而爱欲则和生命有关，是一种生命本能，而且是一种“较大的生物本能”，建立在性欲基础之上，却也是超越了和器官有关的满足，不仅具有一种肉体之爱，还具有一种生命之美，一种愉悦的知识，一种自由的社会，一种主客体有机统一的生命意义，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它是“使生命体进人更大的统一体，从而延长生命并使之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的一种努力，而在马尔库塞看来，则是对于一种理想目标的实现：消除苦役，改造环境，征服疾病和衰老，建立安逸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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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B82·2150206·1150 |
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人的历史就是被压抑的历史，“文化不仅压制了人的社会生存，制了人的生物生存；不仅压制了人的一般方面，还压制了人的本能结构。”而另一方面，被压抑的本能在本质上也具有破坏力量，它无时不在追求一种为文化所不能给予的满足，“这是一种纯粹的、作为自在目的的满足”。实际上，这是和个体有关的本能斗争，“人的自由和幸福的命运受制于和取决于肉体和精神、自然和文明共同卷入的本能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早期阶段是性本能和自我本能之间的对抗，而在后期，则表现为生命本能和死亡本能的冲突，于是在生命的共同本性中，产生了两种对抗本能，自我本能被撕碎之后，通过性本能重新结合在一起，而生命本能则在反抗和推迟“向死亡的堕落”中，表现出本能需要中的爱欲和性本能的要求之间形成了新的张力。不管是性欲一元论，还是死亡一元论，其实都是片面的，都不能形成爱欲的完整力量。所以弗洛伊德转向对于本能的历史特性的解释中，也就是把本能置于人的概念中，也就是以本我、自我和超我为体系的精神分析之中。
本我追求快乐原则，自我改造本我，以适应外部现实，而超我则依赖知觉，带有某种负罪感，如何在本我、自我和超我中建立一种新的人格概念？这种新的人格概念如何解释本能的历史特性，而在历史特性下的本能如何超越性欲和死亡，在操作原则下变成爱欲？马尔库塞借用了弗洛伊德的两个关键词：额外压抑和操作原则，额外压抑就是使人类在文明中永久生存下去而对本能所做的必要“变更”，而操作原则则是现实原则的一种现行的历史形式。弗洛伊德的历史操作原则，就是恢复本能的历时性，展开其自身的内容。这是一种本能的“本体论”，所以从压抑个体的起源、从压抑文明的起源、文明的辩证法和哲学的插曲等方面发现本能的额外压抑，建立它的操作原则。
压抑个体的起源，是因为普遍存在的缺乏，“使它不按照个体的需要分配而是作集体的分配；组织人们获取满足需要的物品也不是为了最好地满足个体日益发展的需要。”而因为缺乏，而使在分配的过程中，个体被暴力的方式以及权力的使用而被组织起来，最明显的例子当然是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在这样的结构中，性欲不仅在质上，而且在量上被限制，这是对生育功能的屈从，有机体的“自发原则”变成了一种特定的暂时功能，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一夫一妻制是文明的标志，它去除了野蛮和肉体的无休止欲望，所以性欲和文明的冲突被一种叫做“统治”的外力所协调，当统治变得越来越合理，对社会劳动的控制也越来越规模化，而这个时候就可能出现一种对抗性社会的原则产生，也就是操作原则，人类的有机体本来追求的力比多的主客体统一的自由，但是当身心抛弃了这样的自由，变成了异化劳动的工具，那么在这样的压抑下，就发展了性反常行为，性反常行为具有排他性，它排除了生育的性行为，实际上是打断了父亲统治的链条，阻止那个象征意义的“父亲”的再现。
而在个体压抑的起源之外，则是压抑性文明的起源，这是属系发生的条件，婴儿的持久依赖性、奥狄帕斯情结、前生殖器性欲，都属于人这个属。当心理学撕去了意识形态的面纱而讨论人格的构造时，个体消解了，自主个体观变成了和属系有关的历史选择，就像对于幼儿的心理结构分析一样，属系的分析也前进到史前史，在弗洛伊德看来，在人类属系的前端，有一个传统永存的思想，也就是说原始部落的弑父行为是属系走向文明的原因，是构成人类史前史的前提。父性的统治，是一种权力，也是现实原则的必然性，而当父亲被兄弟宗族所杀而成为新的组织原则的时候，属系必然伴随着负罪感，而这种负罪感越强烈，对于文明的构建也将更为有力，弗洛伊德认为，他在以杀害摩西为开端的犹太教史中发现了弑父、父亲的“回归”和赎罪的线索。“经过千百个世纪的漫长历程，人类肯定忘记了曾经有过一个原始的父亲……忘记了他所交上的命运……因而，什么意义上说，能对传统产生疑问呢？”弗洛伊德在《摩西一神教》中这样发问，当快乐原则转变为操作原则，当垄断统治变成教育，甚至当个体心理学向集体的属系心理学迈进的时候，问题其实变成了：怎样才能理解被压抑物的历史回归？
压抑导致了文明，负罪感增强了文明的进步，这看起来是对于本能的一种悖论，自我克制使得爱欲开始了文化工作，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又需要加强防卫，也即增加了负罪感，所以为了抵御负罪感，弗洛伊德认为，要加强性本性，因为惟有强大的爱欲才能有效地“约束”破坏本能，“一般地说，我们的文明是以本能的遏制为基础的”。但是在马尔库塞看来，这样的观点有些失真，“并非所有工作都会导致非性欲化、都是不快的、都是克制性的。”而另外，文化推行的种种抑制也影响来自死亡本能的攻击性和破坏性冲动。实际上，在这样一个异化的世界上，爱欲的解放已经成为一种致命的破坏力量，“必将全盘否定支配着压抑性现实的原则。”这是关于文明的辩证法中的暗流，而在哲学的世界里，对人类和自然环境的理性改造似乎正在成为主流，而其实，这种改造已经使得自我变成了一个攻击性的、好战的主体，他的目标是为了控制客体，在这个过程中，甚至发生了目标和手段的异位：异化劳动时间占用了个人需要时间，从而也规定了需要本身。“逻各斯表现为统治的逻辑。”在这个逻辑下，人和自然必须在服从的理性下遵从逻各斯的命令。
现实原则取代了快乐原则，现行劳动社会组织产生的统治和异化，又压抑了本能，如果把现实原则的操作原则视为一种必然，把这样的文明发展看成是一种趋向，那么作为反社会和非社会的性欲，就成为一种破坏者，要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非压抑性原则则是一种空想，“必须认真考虑逐渐取消控制本能发展的历史可能性，甚至必要性——只有这样，文明才能发展到更高的自由阶段。”也就是说，马尔库塞希望在对弗洛伊德的本能的历史选择进行重新解释，以找到内在的非压抑性可能。所以在现存现实原则的历史局限观点之下，马尔库塞从幻想、审美、俄耳浦斯和那喀索斯形象中寻找超越现实的原则，寻找从爱欲的生命本能意义。
在弗洛伊德理论中，与现实原则对立的心理力量的主要表现是降入无意识，并在无意识中发生作用。而幻想就是“把无意识的最深层次与意识的最高产物相联系，把梦想与现实相联系”，就是保存了被压抑的集体记忆个个体记忆，就是保存了被禁忌的自由形象，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幻想防御了正常的性欲，却实现了“爱欲的现实”，也就是让生命本能在无压抑的现实中得到满足，在弗洛伊德看来，这是一种“伟大的拒绝”，是一种美好的乌托邦。而马尔库塞却认为，幻想在本质上一种艺术式的反抗，是一种对于被压抑形象的回归，这是一种机遇，一种非压抑性的现实原则的出现就将改变而不是破坏劳动的社会组织，“因为爱欲的解放可以创造新的、持久的工作关系。”在“生产率”这样一个概念中，操作原则如果超出机构的控制范围，如果人不屈从于自己的劳动，那么生产率就会失去其压抑力量，从而促进个体需要的自由发展。
而在俄耳浦斯和那喀索斯形象的构建中，也起到了反文化压抑的意义，他们是同性恋形象和自恋形象，是在文化英雄之外的存在，所以他们代表着快乐和实现，“它们的声音是歌唱而不是命令；它们的姿态是供给和接受；它们的行为是创造和平和废除劳动；它们的解放是从使人与神、人与自然结合起来的时间中的解放。”于是他们的形象调和了爱欲和死欲的关系，甚至在“伟大的拒绝”中解放分离状态，创造新的没有压抑的秩序：“他的语言是歌声，他的工作是消遣。那喀索斯的生命是美，他的存在是沉思。”而审美意义，也在加强感性中反抗理性，反抗压抑性统治，甚至，这种感性的反抗慢慢接近了马尔库塞所倡导的“非压抑性升华”。
幻想、自恋、快乐和审美，种种超越现实的原则，就是为了消除额外压抑，让力比多在合理性发展中走向更高形式的文明和自由，这就是一种改造，“即把它从限于生殖器至上的性欲改造成对整个人格的爱欲化。”实际上，马尔库塞认为，操作原则所要求的忠贞、规矩、纯洁和繁殖并不一定是属于文明的东西，而前历史的本能欲望也并不一定意味着倒退，而是一种自我升华的开始，“对本能的发展来说，这种倒退就意味着从以生殖作为目的的性欲向‘从身体的某些区域获取快乐’的性欲的倒退。”本能需要扩大，从现实到历史，从性欲到爱欲，而在这个扩大过程中，爱欲也就具有了非压抑性的升华，也就有了文化的建设力量。而这种升华的前提是：“对巨大工业设施和高度专门化的社会劳动分工的合理组织，对具有巨大破坏作用的能力的充分利用以及广大民众的通力合作。”
这是马尔库塞建立的社会范式，也就是当劳动时间变成自由时间，当自由王国变成了消遣王国，“个体的机能在得到这样的解放以后，就将产生新的实现形式和发现世界的形式，而这些形式又会转而改变必然王国、改变生存斗争。”性欲转变为爱欲，生命本能必须发展自己的感性秩序，而理性就其为保护和丰富生命本能而理解和组织必然性而言，也变得感性化了。而在这种转变中，以涅槃原则为形式的死亡也在永恒意义上变成了一种解放，死亡本能的基本目标不是终止生命而是终止痛苦和消除张力，因为当“死亡同其他必然性一样，也可以变得很合理，即变得无痛苦”的时候，他们所爱的东西没有遭受痛苦和被人忘却，所以他们在生命实现后，可以在一个自己选择的时刻自取灭亡。所以，死亡本能也成为生命本能的一种，“生命越是接近于满足状态，生死冲突就越缓和。”而爱欲，在摆脱了这种种的额外压抑之后，也同化了死亡本能的目标，因为，“欢乐则希望永恒”。
让生命本能的爱欲变成文明的另一种动力，这是马尔库塞“新的出发点”，是在消除了“内心禁欲”之后的重建，而实际上，这样的改造和升华就是反对者现实的原则，反对社会的压抑，反对政治集权和奴役，“当代的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理想，是一个目标，“它能使人懂得作乐的科学，以使人在反抗死亡威胁的一贯斗争中，学会按照自己的生命本能，用社会财富来塑造自己的环境。”所以一切的生命本能，就是“政治本能”：“在今天，为生命而战，为爱欲而战，也就是为政治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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