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2-24《乌克兰拖拉机简史》：谁将成为孩子的父亲
小时候，我希望自己的父亲是个英雄。我以他的坟墓逃亡为耻，以他飞往德国为耻。我希望自己的母亲是个罗曼蒂克的女英雄。我希望他们的故事由英雄救美构成。现在，作为一个成年人，我看到他们不是英雄。他们活了下来，就这样。
——《两段旅程》
“希望”的故事根植在“小时候”的“以为”里，于是一种英雄情结和英雄救美的浪漫构建了故事的原型，但是当长大成为一个成年人，故事的原型被解构了，英雄不再是英雄，经历变成了耻辱，甚至生活只是简单地“活了下来”。希望和现实，小时候和成年，英雄事迹和耻辱经历，以及最后活了下来，变成了“两段旅程”，这两段旅程对应着“战争宝宝”薇拉和“和平宝宝”我，对应着被隐匿的历史和女权中展露人性的现实，也对应着故事的经历者和倾听者，但是，谁揭开了历史的本来面目，谁又让我变成了“对潜伏在人类心灵深处的黑暗一无所知”？
历史就等于黑暗？一无所知所以会误读？但是“两段旅程”是湮没却也是开启，“这是我们的旅途。乌克兰到英国。”已经八十四岁的父亲马耶夫斯基比划着，这是他对于历史的描述，里面有着战争中的逃亡，有着权力的压制，有着婚姻的谎言，甚至真的有“从坟地里溜出来的死鬼”的耻辱，但是当马耶夫斯基比划着从历史上走过的这段旅程之后，也逆向叙说着下一条旅程：从英国回到乌克兰，“同样的旅途，不同的方向。”那时，已经和他离婚的瓦伦蒂娜生下了不知道谁是父亲的孩子，那时候，她的“智慧丈夫”杜波夫带着自己的爱人离开了，那时候马耶夫斯基把关于拖拉机的“第十七项专利”送给了他，是拖拉机的刀杆，“也许这东西能重振乌克兰的拖拉机业。”从英国回到乌克兰，是杜波夫和瓦伦蒂娜新生活开始的方向，是逆向历史逃亡的方向，也是重新寻找希望的方向，活着而有希望，就像马耶夫斯基的感慨：“她是个美丽的女人，但也许我不曾让她快乐。也许跟杜波夫一起生活她会更幸福。杜波夫是个好人。在乌克兰，也许他会富裕起来。”
从乌克兰到英国，又从英国回到乌克兰，两段旅程，构成了历史和未来，而在中间的现实，又如何将被误读的英雄故事还原成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在中间的现在，又如何把历史的真相变成对未来的希望？无论是更久远父母之间的“英雄救美”的虚构，还是薇拉对于德拉钦西集中营那段历史的隐藏，或者是两年前当母亲去世之后对于遗产的不公正处置，父母之间的矛盾，父女之间的隔阂，以及姐妹之间的争斗，似乎都变成了前一段旅程中隐匿的过去，这是一种“前历史”的叙述，里面有父亲的故事版本，有母亲和薇拉的故事版本，于我来说，只不过是无法抵达真相的听者，它像乌克兰已经发生的历史一样，永远在真实的叙事之外，当“两通电话和一场葬礼”发生的时候，众多矛盾纠葛在一起，“前历史”便慢慢揭开了它无法隐藏的真相。
第一通电话，父亲马耶夫斯基告诉我，他将与一个离过婚的谣言迷人的乌克兰金发美女坠入爱河。一个是八十四岁的老头，一个是三十六岁的女人，他们如何便有了爱情？一通电话就像是“毛茸茸的粉红色炸弹”，在生活中骤然爆炸，“搅得浑水四溢，将许多久沉于记忆泥沼下的淤泥翻上水面，狠狠地踹了我们家族幽灵的屁股一脚。”这是无关年龄的欲望呈现？马耶夫斯基在电话里说起他的女神瓦伦蒂娜，便是将她形容为维纳斯：“波提切利的出水的维纳斯。金色的头发，迷人的眼睛，上等的乳房。你是不看不知道啊。”对于女儿来说，我第一反应便是：“好你个叛徒！你个好色的老畜生！”对这种所谓欲望之上的爱情的鄙视，不仅仅在于年龄的悬殊，而在于自己的母亲去世仅仅两年，尸骨未寒，却让一个有着硕大乳房的女神“坐在他的膝头上，听任他抚弄她的乳房”，这无疑是一种背叛和亵渎。
这是第一通电话给我带来的巨大刺激，这种刺激里隐含着某种恶心和唾弃，而第二通电话里，马耶夫斯基却说到了一个更刺激的信息：“告诉我，娜杰日达，你觉得一个八十四岁的男人还能生小孩吗？”听到父亲这样的疑问，对于我来说，是比第一通电话更让人恶心，“我父亲与这娘儿们性交的念头让我大倒胃口。”按照律师的说法，如果婚姻维持在五年以上，或者有一个婚生孩子，那么，“成功的机会就达达增加”。什么成功的机会？谁会在“抚弄乳房”的生活中成功？或者说，在法律意义上，谁想要“成功”？无疑是瓦伦蒂娜，作为一个乌克兰女人，她远嫁给一个移民到英国的八十四岁老头来说，用自己的身体，无非是为了获得一种英国身份。所以，第二通电话的现实意义是在制造让瓦伦蒂娜“成功”的机会，但是，这真的是一种交易的开始？
两通电话之后，对于我来说，思维习惯性地回到两年前母亲的那场葬礼，葬礼之前是死亡，死亡之前是弥留，为什么当母亲躺在医院的床上时，父亲会因悲伤而精神恍惚？为什么当母亲立下遗嘱，父亲会变成一个被隔离的局外人？“有一件事情她十分肯定——遗产没有爸爸的份儿。”而且在母亲还没有逝世之前，趁我不在，姐姐维拉拟了一份遗嘱附件，把钱平均分配给了三个外孙女，而我只有一个女儿，也就是在这份看似公平的附件里，其实隐含着姐妹之间的矛盾，更让我诧异的是，母亲还签了字，邻居还充当了证人。当父亲没有遗产的份儿，当我被姐姐不公正对待，似乎一切都走向了解体，“我们这个背井离乡的小家庭，长久以来都是依靠我母亲的爱和甜菜根汤才凝聚起来的，现在已经开始分崩离析。”
一场葬礼，让父亲被隔离在外，让我和姐姐两年没有说话，而两通电话，却因为“一个共同的敌人”将我们团结在了一起。“共同的敌人”无疑是瓦伦蒂娜，她想要从这场婚姻中获利是必然的，不仅自己想要成为一个和英国公民，而且还要把自己原来的孩子放在剑桥学习，“她想在西方为自己和儿子创造新生活，一种美好的生活：工作清闲，薪水优厚，汽车拉风——绝非拉达或斯柯达，儿子接受良好的教育——一定得是牛津剑桥，其他一概不考虑。”而这便是瓦伦蒂娜两天旅程中的一条：从乌克兰到英国，而曾经走过这条路的马耶夫斯基却从这个完全走向现实的故事里看见了自我的拯救力量，“他解释说，他是她最后的希望，是她逃脱迫害、贫困和卖淫的唯一机会。”
在我看来建立在年老色欲之上的所谓爱情和婚姻俨然成了一种救赎，这无疑是更刺激的事，而其实，这才是马耶夫斯基第二通电话想要“生小孩”的真正意义，与一个有着“波提切利乳房”的金发美女生孩子，是一种生理意义上的可能，它解救了一个可能被迫害，可能被陷入贫困，甚至可能被迫卖淫的乌克兰女人，让她在和自己生完孩子之后享有英国人的一切权利，但是在这个表象背后，八十四岁的父亲的另一个“孩子”，则是自己希望写完的一本书，一本关于乌克拉拖拉机发展的书，一本写满屈辱、悲剧和希望的“拖拉机简史”——重新发现被隐藏的历史，重新让历史出来说话，这才是一个经历了许多遭遇的老人想要的一个真正的文本之子。
《乌克兰拖拉机简史》中这样写道：“富勒是个大好人，他把拖拉机视为一种工具，以此将劳苦大众从艰辛困苦、报酬低廉的劳役中解放出来，使他们能够欣赏精神生活之美。他夜以继日地埋头苦干，不断完善自己的计划。”这是乌克拉拖拉机的第一段历史，马耶夫斯基认真写完这一章，其实也在个人叙述和现实意义上重写了历史：这一段历史无疑指向了两种真相：前历史的真相和现实的真相。前历史里出场的第一个人物是我的外公奥切雷特，他曾经被沙皇授予过十字勋章，但是当沙皇和皇后死去之后，他便成为了逃亡在外的亡命之徒，而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之后，他既没有参加沙俄的白军，也没有加入苏维埃的红军，反而与发动了反叛的乌克兰民族共和军并肩作战，在他看来，这是一次机会，“既然俄国正值内讧，行将四分五裂，这也许是让乌克兰脱离帝国魔爪的有利时机。”但是这并没有成为真正的机会，他在基辅成为了击剑术的教官，但是在十月革命成功、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1930年在肃清运动还未开始的时候，他就在深夜的敲门声、孩子们的哭泣声中被捕了，之后被处决，而他的女儿，也就是我的母亲，虽然在1932-1933年乌克兰大饥荒中幸存下来，但是她也遭受了迫害，不仅从大学里被除名，从此也变成了“人民的公敌”的女儿。
| 编号：C39·2191018·1597 |
马耶夫斯基为什么会娶“人民的公敌”的女儿？1936年在卢斯克举行的婚礼没有金色穹顶，没有鲜花和钟声，也没有人流泪，在那个“有太多需要流泪的事情”的时代，一场婚礼的意义就是解救，按照薇拉的说法，母亲嫁给父亲，“是因为她需要一条出路”。需要一条出路的身份诉求覆盖在所谓的相爱故事之上，于是1936年的婚礼就是父亲对于劳苦大众的解救，而这个解救和八十一岁时对于三十六岁的瓦伦蒂娜的婚姻又何区别？而这两次解救却又无非是父亲所著那本书里拖拉机的作用一样，在早期，拖拉机的意义就是激昂劳苦大众从低廉的劳役中解放出来。在这个意义上，马耶夫斯基写作《乌克兰拖拉机简史》，就是在拖拉机的发展历史中寻找其本身的意义，它去除了工具属性，去除了交易本质，而成为一种阐述其真正作用的主体。
但是这只是“拖拉机简史”的第一步，1936年的婚礼如此，八十一岁时的爱情也是如此，当从这第一步开始，1936年的婚礼中的机会主义，八十一岁时的欲望成分，似乎都可以轻易解构所谓的救赎。那场没人流泪但“有太多需要流泪的事情”的时代上演的婚礼没有将他们的生活带向安逸，二十一岁时因为饥饿生活留下的“贮存和积蓄”的后遗症，1939年被戴上帽子的遭遇，都是母亲无法在婚姻中得到解救的证明，而父亲呢，似乎也没能从那个时代逃离，1937年从卢罕斯克回到基辅时，他感受到了整个国家弥漫着的“妄想症瘴气”，“妄想症从克里姆林宫紧闭的大门下渗了出来，麻痹了所有人的生活。”选择来到基辅的红色犁具厂，父亲似乎远离了妄想症，“红色犁具厂是个没有妄想症的地方。它依偎在第聂伯河一处弯曲的河岸的怀抱中，远离主要的政治中心，继续着自己那卑微谦下的工作：生产农用器具、建筑机器、锅炉和大桶。”但是当那场战争降临的时候，父亲又成为了“从坟地里溜出来的死鬼”：作为“不情愿的士兵”，他既不为祖国，也不为苏联人，而是开了小差钻进了犹太人墓园，“把沉重的骨头重新安置在自己身后，就栖身在那儿，与死人脸挨脸。”后来被德国士兵发现被带到了精神病院，一种说法是他用尖利的碎玻璃割了自己的喉咙，之后则被当成精神病人释放；另一种说法他去了西部上了德国人的火车，又因为自己是工程师，“他们给了他一份工作。然后他让人来接妈妈和我。”
两种说法，埋葬在历史里，最后也成为两个故事的版本：父亲的故事和母亲的故事，在两个版本里，父亲的遭遇不一样，母亲的经历不一样，在两个版本里，甚至薇拉的故事也走向了不同的方向，德拉钦西集中营的“偷香烟”事件到底是如何发生，到底是为了谁，到底是遭遇了什么，在父亲的缄默和薇拉的愤怒中，其实不光是父母之间，父女之间走向了割裂，也使得历史在错乱的叙事版本中呈现不同的样子——其实，无论是何种说法，在他们的内心深处，都有着对于历史的无奈和悲伤，都有着对于强权的抗争和逃离，所以，回到婚姻本身，回到解救本身，其实也只是一种“拖拉机”式的误读：它无法让人从被劳役的生活中解放出来，它只是一种工具，甚至在另一种意义上成为“战争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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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琳娜·柳薇卡：“和平宝宝”也看见了历史 |
如果从马耶夫斯基的《乌克兰拖拉机简史》这一写作的文本出发，这一段历史的曲折完全体现在“拖拉机”意义的转变中，一开始是一种解放劳役的工具，于是1936年的婚礼在没有哭泣中举行了；之后拖拉机扮演了“矛盾角色”，作为农业国家乌克兰用这些机械装置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当革命爆发，机械却成为恐怖的代名词，“1932年，乌克兰的全部收成被掠夺一空，全部运往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供应工厂里的无产阶级——否则革命如何继续进行？”和平技术转变成了战争武器；而当战争结束之后，拖拉机又变成了先进和进步的代表，刀刃重新装进了犁头，“饥饿的世界开始考虑如何才能喂养自己。”造福于人类的技术只有被心怀尊重地正确使用，才能带来希望；但是也正由于草率大意和过度使用，“它也把我们带到了毁灭的边缘”，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正是这一毁灭“振聋发聩”的例子。
从解放劳役者的工具到变成战争武器，从战后成为重新喂养自己的先进技术代表到过度使用成为毁灭者，拖拉机简史其实揭示了其工具属性之外的历史转变，而这种转变对应着我的家族的沉浮，但这只是一段“前历史”的曲折隐喻，当八十一岁的父亲重新面对有着“波提切利乳房”的瓦伦蒂娜，“后历史”似乎也在这一部“拖拉机简史”中演绎着：起初，父亲是要将一个乌克兰女人解救出来，这是拖拉机对于劳役生活的解放；瓦伦蒂娜“爱上”父亲之时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在薇拉和我的反对中，这一场婚姻慢慢演变成了战争，父亲在其中也成为受害者，被辱骂，被泼水，被讽刺，让他只能哀叹，只能咀嚼痛苦；而在他终于提出离婚之后，他又进入了战后时期，他渴望在拖拉机的技术之下“喂饱自己”——回到“心怀尊严的正确使用”的生活里，但是，他真的能如拖拉机一样，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真的能免除自身的孤独感？
实际上，马耶夫斯基的人生经历中，那段“从乌克兰到英国”的旅程就是自我历史的一部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我外公历史的重写：不抱有政治立场。也正因为此，才成为逃兵，才成为人民公敌，才带来历史的污名，而父亲成为妄想症患者，成为“从坟地里溜出来的死鬼”，成为“精神病”病人，都是为了不走向外公一样的命运，而最终成为英国公民之后，他才彻底告别了那段旅程，所以当瓦伦蒂娜出现在他面前，他提供给了她走同样旅程的机会，但是和拖拉机一样，当瓦伦蒂娜走向这段旅程的时候，实际上是一种利用，正如我对父亲的质问一样，“瓦伦蒂娜和她的丈夫过去都是党员。他们有权有势，安逸富足。他们在共产主义体制下过得好好的。她要逃离的不是共产主义，而是资本主义。你是赞成资本主义的，不是吗？”其中的误解，是被扭曲的历史重新书写而造成的，所以最后归为一点，是否这种利益式的解救是不是会是成为“带到了毁灭的边缘”的现实？或者这个问题是：从乌克兰到英国，会不会只是对于西方所谓文明的虚构？瓦伦蒂娜想要获得英国身份，是为了得到“工作清闲，薪水优厚，汽车拉风”的生活，是为了让“儿子接受良好的教育”，所以会用自己三十六岁的身体靠近八十一岁的老头，所以会炫耀“波提切利的乳房”，大喊：“男人喜欢奶子。你爸喜欢奶子。”——以及黄色橡胶手套、婴儿监听器，都无法成为一辆真正的拖拉机，甚至也无法给父亲一种“红色犁具厂”的安定感。
所以这一段旅程注定是意淫的，注定是虚构的，注定是政治妄想症之后的自我妄想症，瓦伦蒂娜的生活其实可能走向的是拖拉机“带到了毁灭的边缘”的那一步，正像她怀孕之后，大家的疑问是：谁是孩子的父亲？是暧昧的鲍勃·特纳，还是曾经的丈夫杜波夫，或者是在第二通电话里问起我的父亲，但是，一种“谁是父亲”的疑问也隐喻地指向了旅程的终点：是把“正掌握在罪犯和黑帮手中”的祖国乌克兰当成自己的“父亲”，还是可以有富足生活的英国当成自己的“父亲”？一种国家的归属感，其实是身份的认同感：是做用“波提切利乳房”作为交易品的英国人，还是重新寻找生活意义的乌克兰人？所以最后的关键是；“谁是孩子的父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将成为孩子的父亲。”
杜波夫就是“孩子的父亲”的样本，他还一直爱着瓦伦蒂娜，希望回到真正的爱情生活里，同时他也接纳瓦伦蒂娜的孩子，而且他也在父亲的书里读懂了乌克兰拖拉机历史，而这一切似乎又开始书写拖拉机简史的最后一部，当他们要告别去往另一段从英国到乌克兰的旅程时，父亲给了杜波夫关于拖拉机的第十七项专利，是拖拉机的刀杆，“也许这东西能重振乌克兰的拖拉机业。”重振拖拉机业，是拖拉机的未来命运，也是像瓦伦蒂娜、杜波夫这一代乌克兰人的人生命运，同时也是经历了那段历史的马耶夫斯基面对现实的选择：从前的割裂，从前的隔阂，从前的争斗，其实都可以化解，就像我的女儿安娜所期望的那样，“我们想我们大家在一起，像个平常的家庭——我们在一起，爱丽丝、莱克希和我。”没有什么战争宝宝和和平宝宝的区别，没有遗产所指定的继承人是否公平问题，活着，而继续活着，像拖拉机的第十七项专利，指向的就是未来的希望——我和薇拉，“已经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亲密关系，它不是基于交谈，而是基于实践——我们学会了如何成为伙伴。”而八十一岁的马耶夫斯基，脱去了所有衣服，“将他那枯萎的、高龄的、愉快的赤裸身体转向我们。”
他将这个仪式命名为“向太阳敬礼”，当1936年的婚礼已远，当1941年的坟墓已远，当战争和妄想症已远，当英雄主义的虚构已远，向太阳致敬是为了背向黑暗，背向屈辱，背向战争，背向权力，然后如一辆奔波在乌克兰大地上的拖拉机，“一种造福于人类的技术都必须被心怀尊重地正确使用。拖拉机就是最好不过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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