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1-28 《文之悦》:他将臀部露给政治之父看

我自身是一个公共广场,一个露天市场;从我身上掠过的,是词,碎小的意群,微细的习语,没有句子是成形的,仿佛就有着这般语言的法则似的。
        ——《句子(Phrase)》

它早已经存在,它早已经成型,它早已经是文——四方形的文,205页的文,以及罗兰·巴特的文。可是在被打开,被翻阅的时候,是不是看见了被排列成序列的词语,是不是看见了词语之后的句子,是不是在释言之言中抵达阐释和评说?它能向前探寻到写作的状态吗?它能向后延伸到评论的终点吗?而站在这文的中间,是不是以一种向前和向后的方式开启语言的法则?

只是“本”而已,固定的本,被购买的本,被排列的本,被保存的本,以及被打开而阅读的本,本是文的一种堆积,一种容纳,一种唤醒,但只是我的本,我的文——无数个消费者购买的本,无数个读者阅读的本,所以便成为一个公共广场,一个露天市场,当那些词语,那些句子在本的世界里以46种方式“掠过”的时候,我的身体甚至也是闭合的,但是,巴特早就在句子里说过,“我们被抛给了句子”,词语在上面,句子在下面,释义在扩展,但是不管是词,还是意群,还是句子,都不是成形的,它们并不是用序列固着于意义,也并非用规则向我输送文,却是一种写作和阅读之间的冒险,引用自朱利叶·克莉斯特娃的命题则是:“凡业已完成了的语句均要冒成为意识形态之物的风险。”

业已完成的语句在本里,是作品,那是巴特的表达,“作品是件已完成且可计数的物品,它会占据一个有形的空间”,有形的空间只是以自己的方式成为一个公共广场,一个露天市场,一种语言法则,但文却是一种方法,它所要寻找的是一个读者,一个写作之后的读者,一个写作之后作者消失的读者,一个在写作之时根本没有产生的读者,所以并非仅仅是打开,就能让词语掠过身体,就能使句子成形,就能阅读并看见文,“作品可抓在手里,文则居于群体语言内。”如此,抓在手里的时候,是唤醒文的开始,是意指过程的开端,是体验的初始,“文惟在作用、生产中,方被感知到”,可是如何作用?如何生产?又如何感知?

已然存在之文并不是“生成之文”,所以让词语回归词语,让句子回归句子,在46个本的位置里等待从身上掠过,然后觅寻到开裂处,进入,生产,然后便是我的文,读者的文,以及评论者的文。那么什么是文?文是语言或者是语言之一种?它有作为独特元件的词语,有富于魔力的单子,有思想之工具或表述方法的个体语言,有合理而自足的计量单位的句子?巴特说,这只不过是语言的想象体,甚至语言的产生、写作都是对于个体语言的对译,而语言的缺失或否定也都被看做是“本源、自发且实际的力量”?语言的想象体自设了词语、句子等逻辑单位,使得语言固着于某一点上,所以它是定型的,可连接的,并能够终止的产物,因而是典型的意识形态之物。但是文作为一种语言,却没有语言的想象体,“文是语言科学不具其显见之普遍重要性者”,语言学典范具有实证科学的典型意义,它可以被容忍,也可以被拒绝,它在规则的世界里既被肯定也被否定,而文是一种群体语言在战争中安谧的时刻产生的,“靠着精疲力竭的步步劳作”,从自虚构和社会言语方式的战争中“脱身而出”。

编号:B83·2030630·0674
作者:(法)罗兰·巴特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02年6月第一版
定价:13.20元
页数:205页

所以,巴特阐述文的三个特点是,一是“文清洗掉一切释言之言”,文是它自身,没有解释,没有声音,没有科学,没有原因,没有惯例,它甚至从来都“隐于它所言着之后”;第二,文达到了自相矛盾的程度,“全然毁坏了它自身可推断行而知的范畴”,也就是取消了它的社会语言学的指物关系,取消了“文类”;第三,文的可能意义是“攻击整体语言本身的典范结构”,包括丰富的新词,合并词,翻译词在内的词汇,包括句法,也就是在文的攻击下,不复有符合逻辑的单位,不复有句子。

语言本身就是作战的地方,那么文可以说制造了冲突,产生了袭击,“个体语言的两次袭击之间,体的两类仪容之间,文之悦总是可能的,不是作为一种暂息,而是作为与其他群体语言相违牾——相隔离——的通道,犹如不同的生理机能的运用。”个体语言和群体语言,独特性和社会性,以及文与语言,在这样一种战争里,是不是在永不相融的过程中,才能打开那个进口,才能进入那个开裂处?上帝为什么要让巴别塔倒掉,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作乱一种统一的言语,如果取消统一意味着上帝的一次命名,那么关于文的开裂,就是让上帝死去,让人进入语言的多元体中,让文之悦变成语言的幸福状态,所以巴特说:“悦的文,乃是幸福怡然的巴别(Babel),通向成功的巴别。”

巴别塔是语言的多元状态,而不是语言的想象体,所以文之悦的状态是真实,是活生生的物本身,是超越了肯定与否定的绝对肯定,“一如培根的作伪者,它可道:毋辩,毋释。”它不是释言之言,它可以制造自相矛盾,它攻击语言的典范结构,所以在“顾左右而言他”里保持着文之悦,在独有的否定方式中成为一个肯定者。所以巴特的文必定是向着某种古典符号挑战的,从来,文的观念在历史上完全于社会制度相纠结,它是法规,是教会,是文学工作,是道德之物,是作为分担社会契约角色的书写物,“它强求我们对其遵守和尊重,然而作为交换,它突出群体语言的极宝贵的属性:安全。”所以,安全的文,是封闭的符号,它在能指和所指的世界里表达信息,实际上,这种对于信息的表达建立的是一个封闭的统一体,“它封闭作品,使之结束;以其文字来贯连,以其所指来铆合。”也就是它既是单一的肯定状态,也是单一的否定状态,它像上帝一样固定了意义,形成了命名,防止了摇曳。

而另一方面,巴特的文也区别于意识形态的语言,意识形态的语言是一种主导型的语言,它指向的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是主体和客体,而实际上,当语言具有了固定的主体性,具有了明确的客体性,当主导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也就变成了一种同义反复,取消了文的“阴暗部分”,因为这样的文是无生殖能力的,无生产性的,是不育之文。不育之文意味着意指过程的终结,意味着体验和感知的终结。而在政治事实里,这样的不育之文便是一种陈规旧套,直接产生着意识形态的主要形象。而在巴特看来,“文需要其阴影部分:此阴影部分便是一点儿意识形态,一点儿表现,一点儿主体:幽灵,布囊,踪迹,不可或缺的云:破坏须勾出其自身的明暗对比。”

一点儿的意识形态,一点儿的表现,一点儿的主体,组成的阴影部分,对于群体语言来说,恰是一种安谧状态,也便产生了真正的文,所以群体语言对抗中的个体语言,必是一种新物,是与意识形态的陈规旧套相异的醉:“面对此,新即是醉。”当巴特在阅读左拉、普鲁斯特、凡尔纳,以及《基督山伯爵》、《一位旅行者的回忆》的时候,他是进入到一种新之前的状态,是倒数第二的语言中,因为那些文和本已经在一连数小时的阅读中退居在新之后,所以它们没有随“绝对之新”一同到来,也就没有进入到醉的状态,而成为文之悦,但是在文之悦之前,那些陈规旧套,那些意识形态的主要形态,那些不育之文,却滥用了被命名的一切,滥用了规范,也取消了阴影,取消了新。

所以文之悦和文字醉都是一种边线的开裂处,“身体的最动欲之区不就是衣衫的开裂处么?”如何达到像身体一样的悦和醉?“如何达臻这般境界?唯有一途:偏离。”文通向幸福的巴别塔,文不是释言之言,文“毋辩,毋释”,文无主体和客体,那么当文可以满足、称心和愉悦的时候,它是稳固而协调的,它是悦;当它是迷失的时候,它是醉的,悦是指涉的是未感知的审美之物,而醉通常具有的是风格性质,是一种表达之乐;悦的文,是“欣快得以满足、充注、引发的文;源自,文化而不是与之背离的文,和阅读的适意经验密不可分的文”;而醉的文,则是“置于迷失之境的文,令人不适的文(或许已至某种厌烦的地步),动摇了读者之历史、文化、心理的定势,凿松了他的趣味、价值观、记忆的坚牢,它与语言的关系处于危机点上”。所以看起来文之悦和文之醉所对应的是“一个撕裂两次的主体”,但是正如巴特所指出的那样:“悦仅是一种轻微的醉么?醉只不过是极度的悦么?悦只是一种疲弱了的、已成陈迹的醉么——一种偏向调和类型的醉么?醉但为一种剧烈、直接(毫无中介)的悦么?如何回答(是或否),便依据于我们写作现代状态之历史的方式。因为倘若我说悦和醉之间只有程度的差异,则我也便是说历史是宁静有序的历史。”

实际上,悦所指涉的可言说性,当作者和读者接纳了文字,他便是悦的主体,他就有权利和力量去表述它,而批评也总是谈到悦的文;而醉是一种销魂,他被它迷住,从不退出,甚至言说和批评在他看来都是一种空幻,所以在这样的状态中,便是文之醉,是失去知觉,是迷失在其中,甚至取消了主体的样态。但是,醉作为一种再现,它是悦的另一种状态,而它们可能“偏嗜的材料便是文化”——“在我们身上,除了我们的现在,文化便是一切。”

文之悦和文之醉有时候却是含混的,“我无法避免这类含混,因为我无法使‘悦’这词的诸多意义趋于纯一,我偶尔也不欲玩多义游戏”,取消区别也就是取消了词语的固着性和逻辑性,所以不如把悦和醉都看成是文本身的意义,是词语变成某物的例外,是对于旧语言的放弃,是另外的边线:“它在于使表面的政治之物非政治化,在于使表面的非政治之物政治化。——但有人不这样,瞧,他使必须被政治化之物政治化,这是至关紧要的。”所以不管是政治之物的非政治化,还是非政治之物的政治化,巴特显然已经用悦和醉的状态向着政治的语言开展:“我自说自话的语言,不是我的时代的语言;它自然地遭到意识形态迹象的蹂躪;如此,我就必须与这语言作斗争。我写作,因为我不想要我得到的词语:出于摆脱之因。”

如何摆脱困境?文之出现,文之悦,文之醉,当然是要成为写作的文,阅读的文,评论的文,以及有阴影部分的文,有生殖力的文,而巴特发现“源于政治的语言并不必然地是政治语言”的状态是“带着恐惧”,为什么要恐惧?如何恐惧?“恐惧源自无人知晓你所处的位置:了结诸种信仰,着手写作,写作乃是政治和醉的交合(而非连接)。”引用霍布斯的那句话则是:“生命的惟一激情乃是恐惧。”所以恐惧是一种醉,是一种迷失,是一种共有:“恐惧并不追逐写作,也不束缚、完成写作:而是以最顽执不变的矛盾状态,使共存-分离两者兼有。”所以在萨特看来,写作就是一种亦政治亦醉的交合和化融,就是“絮咿(Babil)”:“文的絮咿仅是语言的泡沫而已,受写作之纯粹需要的影响而形成。”

巴特给每一作者的箴言是:“癫狂我不会,正常我不屑,神经症我是。”所以写作是“语言之种种醉境的科学,语言之《欲经》”,而要达到写作之悦,写作之醉,必须让文“活泼”,冲决形容词的限制,承认生成是一切,便是“就是这样!”;必须让语言实现偏离和漂移,“超越了肯定与否定的绝对肯定”;必须“翻转”,对于合乎规范、妙语连珠、不施狡黠的方式讲述的文的一种颠覆……而当文生成,并不仅是作者意义上的,写作中的悦如何确保读者的悦,“我需去觅寻(需去‘钓住’他),尚不知他在何处。一个醉的空间便营造而出。我所必要者,非读者‘本人’,而是这空间:欲的辩证法的可能性,醉的无以预见的潜性:赌注尚未掷下,游戏仍可进行。”而在读者之后,还有评论的文,“我当使自己作此悦的观淫癖者:我偷窥他人之悦,我处于反常状态;于是,评论在我眼中成为一文,一小说,一裂开的外衣。”

作者的文、读者的文、评论的文,必须实现一种文际关系,“你写的文必须向我证明它欲与我交媾。”交媾是因为恋物,恋物而成为织物,所以只有在生动而未完成的文际关系内,那种关于文之悦甚至文之醉的恋物癖才得以实现,所以巴特说:“于无限之文外生存,绝不可能——无论此文是普鲁斯特抑或日报抑或荧屏:书创造了意义,意义创造了生命。”而所有关于文的意义,关于文的生命,在巴特看来,就是要“介入政治”进行战斗,当战斗与愉悦熔铸为一体,也就在亦政治亦醉的交媾状态中构建文际关系,而那时,狂放不羁的文,就是要将那开裂处的臀部展现给陈规旧套的政治之父看,展示给权威、不育、规范的意识形态看,让它将“这般语言须勉强咽下,不因恶心而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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