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28 《10½章世界史》:如何把灾难变成艺术
真说起来,我更认为爱情会使你不幸福:要么马上就不幸福,因为夫妻不合而陷入窘境,要么日后不幸福,等到蛀虫不声不响地啃咬了多少年之后,主教的宝座坍塌陷落。但是,你可以既这么认为,而又仍然坚持爱是我们的唯一希望。
——《插曲》
一本正经,以及奇思妙想;幸福爱情,以及无人回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数字排列成的序列里,对应着从第一页开始的页码,对应着从诺亚方舟到从古老的梦里醒来的现实,对应着从灾难拯救到物种灭绝的历史,可是那236页开始的《插曲》为什么像一只很大的甲虫,开始咬啮着洁白的纸页?为什么那个“我爱你”的爱情宣言,无法传递到大西洋彼岸?为什么奥登诗歌里的命题是从“必须”的相爱最后抵达的是死亡?
本来是完整的七天,以及和七有关的倍数,可是在星期三遇到的那个部落,就把一生中最伟大的一天变成了电报里的唯一的一个回答:“十五日,星期一回伦敦。请在此之前连人带东西搬出公寓。留下钥匙。结束了。”插曲总是以一种意外而另类的方式改变一本书的结构,星期三,十五日,每一种时间都和七无关,那么爱情似乎就必须和幸福无关,不断的信件写在书本插页之前,“亲爱的”的称呼出现在书本插页之前,生孩子的想法出现在书本插页之前,那么所有关于幸福的定义也都在236之前?可是从印第安部落到大西洋彼岸,一定比236页的书本隔着更远的距离,一个电话,再试一次,再试一次,得到的回答是“此号无人回答”,三次的沉默,以及像沉默一样的回绝,最后都变成了十五日的那个电报,只要有回答,那就证明在大西洋的另一端,在现实的另一端,甚至在236页的另一端,一定还有人在,那就意味着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之外一定会有另一个不结束的序列。
可是并不是那一端必须要有人回答,并不是在序列之外还有新的插曲,三次电报其实是回环之外打开的一个缺口,它允许有人承认错误,允许有人正视不幸福的爱情,允许有人在失望中保留希望,其实,每一次电话都有人接听,大西洋彼岸传来的声音是:“即使爱情令我们失望,尽管爱情令我们失望,因为爱情令我们失望,爱情仍是我们的唯一希望。”那么好了,为什么对于查利来说“一生中最伟大的一天”会在星期三发生?为什么五年的感情最后会留下钥匙而结束?查利用一封最传统的信件代替电话的时候,说到的是在印第安丛林中遇到的所谓冲突,这是克制和宽容的冲突,这是按法律条文办事和按法律精神办事的冲突,这是手段和目的的冲突,这是错误动机办好事和好的动机办坏事的冲突,每一种冲突都站在对立面,对站在矛盾方,就像和平和暴力,救赎和罪恶,共产主义和革命颠覆一样。但是查利说到的种种冲突,他似乎是想告诉大西洋彼岸那个叫皮帕的女人,可以用一种爱来化解,但是仅仅是信件,仅仅是可以像写到236页的爱情宣言一样,其实只是一个自然的序列,在里面却充满了欺骗。
| 编号:C38·2160220·1259 |
而爱情重要的不是去获得,去拥有,成为一个有纪念意义的幸福存在,就像历史,不是总写着传奇,总写着意义,总写着超越,总是在递增的数字序列里变成进步的阶梯,一四九二年那一年,哥伦布航海去探险,而一四九二年之后是一四九三年,一四九三年是不是更远的探险,是不是更有意义的航行?而其实,一四九三那一年,他漂洋过海回家转,也就是我们在一四九二年之后的一四九三年,不是看见新的希望,不是抵达新的目标,而是回到出发的地方,“让我们庆祝一四九三,而不是一四九二;庆祝回返,而不是发现。”于是历史变成了另一种称谓,就像236页开始的“插曲”,它不是程式,不是计划,不是运动,不是扩张,不是织锦挂毯的民主进程,不是相互关联的一连串事件,不是一个好故事接着另一个好故事,“我们是历史的解读者,历史的受害者,我们审视历史程式,为的是发现给人以希望的结论,找到前进的路径。”
历史有的是时间,在时间里它会沿着自己的路径发现希望,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出发或者返回,甚至会以自己的理解看见对立矛盾,从而去寻找一种解决的办法,所以在插曲里的回答不是为了一种星期三宣称的伟大爱情,不是为了必须从一四九二年到一四九三年的进步,它只需要真实:“性爱讲究的是真实。你在黑暗中怎样偎依拥抱,决定了你怎样看待世界历史。就这么简单。”10½章世界史,插曲作为一个附加者却改变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序列,它不是“赘疣、畸变、正题之外的牵强附会”,而是像半个门牌的号码,像一半认可的房子,它以然是历史的全部真实。
性爱的真实,历史的真实,需要有回返的勇气,需要有插曲的注解,可是那么多人总是把一四九二年之后的历史叫做必须前进的一四九三年。“哥伦布航海去探险”的下一句总是被忘记的时候,她想到的是那一对驯鹿,成双成对的幸福夫妻,像进入方舟的动物。可是驯鹿属于圣诞老人,圣诞老人属于节日,节日属于幸福,这是一个关于进步的逻辑,可是那一对驯鹿吃了有放射性的地衣,放射性达到了四万两千贝克勒尔,终于那些驯鹿被有毒气的云团埋到了六英尺以下。事物是相关联的,一种是通向幸福的方舟,一种是通向死亡的深渊,所以在一四九二年之后,再次回到被改写的历史之前,那个关于幸福的想象就变成了一场性爱的梦,那两只猫终于怀孕了,终于在距离一四九二年遥远的现代成为幸运者,“第二天,在托雷斯海峡一个长满灌木丛的小岛上,凯思·费里斯醒来后发现琳达生产了。五只小小的玳瑁猫蜷缩在一起,娇弱无力,闭着眼睛,但却毫发无伤。”
和一四九二年有关,和航海有关,和幸运者有关,如果寻找这个历史源头的话,那种被想象而关联的幸福感就和七有关,就和诺亚方舟有关,就和人类的救赎有关。但是当所有关于真实的“插曲”被取消,历史终于变成了一个“偷渡客”:“我是个偷渡客,也存活下来,又逃离(离舟一点不比登舟容易),而且活得很好。”活着是历史的形态,而在这活着的偷渡客眼中,方舟的救赎意义完全被颠覆了,那个叫诺亚的人承担着把人类从灾难世界救出来的伟大使命,可是他却是一个嗜酒成性、歇斯底里的无赖,只是一个堕落的怪物,只是一个自命不凡的昏君,只是一个一丝不挂躺在那里的老人,而当灾难发生的之后,他把动物分成两个等级:洁净的和不洁净的。然后依次上船,那么那一对幸福的驯鹿呢?那不该被灭绝的物种呢?把动物区分为两个等级何尝不是一种冲突,而在这种带有上帝意志的冲突,使得“方舟可不是什么自然保护区,有时倒更像囚船”,而诺亚的真正目的就是:“方舟的使命:他想着在洪水退走后得有东西吃。”
诺亚方舟已经被写进人类的历史里,那是一种伟大的救赎,而当历史经过了偷渡客的改写,在经过了一四九二年般的遗忘之后,当人类终于开始探寻历史的源头,才终于发现那只不过是一种欺骗。一八三七年十一月,是在一四九二年之后,都柏林以外的那间正方形房子里,弗格森上校的女儿阿曼达读到了关于方舟的经文,但是也听到了头顶上甲虫发出的咔哒咔哒的声音,“这是报死窃蠹的求爱叫声,看在上帝的分上,孩子。就这么简单。”这是真实的现实,可是诵读经文的阿曼达却要去寻找方舟,寻找上帝创造世间万物的明证,弗格森说,自然也是神的创造物,所以更需要尊重,而那些像是木蠹的虫子发出的声音难道不是上帝的声音?但是阿曼达认为父亲只看到了危险、混乱和邪恶,她亲自前往亚洲地区的阿里古村,因为那里是诺亚方舟停靠过的地方,“但又是谁创造了水蒸气,谁创造了天?谁在所有的山岳中唯独让挪亚的山上每天都有云的光环熠熠生辉?”是上帝,但是那个古村根本没有方舟的遗迹,诺干年前这里发生了一场地震,所有的居民因此丧生,那么在方舟停靠的地方为什么还会有另一场灾难?为什么这座圣山之上还有大罪恶?
寻找诺亚方舟的除了阿曼达之外,还有斯派克·泰格勒,一四九二年之后的一九四三年,作为美国全国橄榄球联赛历史上最远一次传球者,斯派克·泰格勒实施的是一个叫阿勒的计划,“上帝叫我去找挪亚方舟。”这是在广岛原子弹爆炸前的两年,曾经参加过朝鲜战争,并且以一架F-86喷气机,阻止共产党的米格飞机飞过鸭绿江的斯派克·泰格勒开始了这个计划,而实际上精神病医生对他做出的检查报告表明:“斯派克有点失常,比臭虫还荒唐,像五十克拉的水果蛋糕那样疯癫。”像阿曼达听到咔哒咔哒的甲虫声音一样,斯派克·泰格勒也变成了战争年代的一只臭虫,在那座像是夫妻俩的大小阿勒山上,他们终于在山洞里发现了头盖骨,斯派克·泰格勒认定,这就是九百五十岁的诺亚的头盖骨,“在上帝眼里,他福分不浅。如果说,他的骨头强壮到能支撑他奔波了上千年,你总不会以为它们也按平常速度腐烂,对不对?”但是当斯派克·泰格勒把这块头盖骨带来检测,最后的结论是,头盖骨大约是一百五十年前后的遗骨,而它并不属于什么诺亚,它肯定属于一个女人。
上帝没有作出某种示意,阿曼达在圣山上看见了地震灾难留下的印记,斯派克·泰格勒在像夫妻俩的大小阿勒山上发现了一个女人的遗骨,那么诺亚在哪里?方舟在哪里?历史又在哪里?而那个“偷渡客”又逃向了哪里?“历史经常重演,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则是闹剧。”或许从三个简单的故事里,或许可以让这个历史变得更真实。一个故事是关于泰坦尼克号首次航行的二等舱乘客,据说他作为幸存者保存着一条毛毯,上面绣有救援轮船的船名,而其实,这件毛毯是假的,而这个八十多岁的幸存者也只是个异装骗子,但是当他在那部名为《冰海沉船》的电影里的时候,他仿佛又走进了历史,但是这历史一样成为一个骗局;另一个故事是一个叫詹姆斯·巴特利的水手在福克兰海域被一条巨头鲸吞吃,他的遭遇会让人联想到约拿,一个欺骗上帝的人,当上帝惩罚他时就是让他被鲸鱼吃掉,但是在被吃的那一瞬间,约拿忽然悔悟,他在鲸鱼肚子里向上帝祈祷了三天三夜,信誓旦旦往后一定唯命是从,于是上帝将他从鲸鱼肚子里放了出来,“因为巴特利就是现代的约拿。有一天,会发生一个水手从鲸鱼嘴巴里进,又从肚子里出的事情,连你都会相信。”第三个故事发生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从汉堡出发的圣路易斯号班轮驶载着的是纳粹国家的难民,但是当船满员无法载上更多的人员时,问题出现了,如何让这些人下船?何处下船?而其实正值大战时期,每个人的命运都可能会因为下船的地点不同而迥异,“他们的运气是好是坏取决于他们被分派到哪个国家”。
三个故事都和航行有关,都和灾难有关,都和历史有关,但是理解历史的方式不一样,一种是艺术地虚构,一种是神话的联想,一种是现实的偶然,而其实这三种对于历史的理解方法都不是真正的历史,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所谓的艺术,所以当历史经过了一四九二年的航行之后,他很可能进入到另一个领域。一八一六年六月十七日特内里费出发向塞内加尔进发的舰队,在绕过菲尼斯特雷角之后发生了海难,在海难中,有人幸存了下来,但是幸存者之间发生了叛乱,甚至出现了吃人肉的悲剧,“健康的和不健康的分开,就像把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分开一样。”但是这不是那条诺亚方舟,这里只有灾难,只有死亡,而那只落在风帆上的白蝴蝶像是一个趋向美好的象征,“这只平常无奇的蝴蝶是一个征兆,是来自天堂的信使,和挪亚的鸽子一样白。”最后这些幸存者在十三天之后被获救,这个被称为“上帝插手”的奇迹后来被描述在一幅名为《海难景象》的绘画作品中。海难是一段历史,而当这个被上帝插手的奇迹发生之后,那幅关于海难的绘画上却看不见那些惨烈的景象,作者籍里柯没有画梅杜萨号触礁,没有画拖绳扔掉、木筏被抛弃的瞬间,没有画夜里的叛乱,没有画迫不得已的吃人,没有画为达到自我保护目的而集体谋杀,升职也没有画蝴蝶的到来……没有画这些内容,籍里柯的原因是,他不会画有关政治性、象征性、戏剧性、震惊效果、刺激性、伤感性、记录性、非歧义性的内容。
而实际上,这种对于内容的抽取和改写,是对于历史的一种嘲讽,画作斩断了历史的锚链,而变成了艺术,“我们不只是想象那致命木筏上的凶残和悲惨;我们不只是变成受难者。他们变成了我们。画的秘诀在于其力量模式。”但是当灾难变成艺术,是不是历史必然要走的一种模式?而实际上,用艺术的方式来表现灾难,就是为了不让历史变成传说的历史,变成被篡改的历史,变成必须进步的历史,“灾难变成了艺术:说到底,本来就该如此。”
本该如此,就意味着圣山上只有发生过的地震,意味着大小阿勒山的遗骨属于一个女人,意味着泰坦尼克号首次航行的二等舱乘客不是幸存者,意味着被鲸鱼吞下去的水手在无法生还,意味着犹太难民在战争中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也意味着上帝从来不插手那一场海难,而艺术改写的历史里,只有那木蠹栖居其间的画框是真实的,所以在阿曼达抵达圣山而见证了地震的灾难之后,她发现迷失的是自己,就像从教堂的椅子上一头栽下去的主教。由于“那条像耶利哥城墙一般倒塌的座腿里木蠹积聚成灾”,所以主教跌下了圣坛台阶,摔得不省人事,此事发生在一五二零年,收藏在贝藏松市政档案馆的这场“宗教战争”是关于居民和木蠹之间的诉讼,主教被木蠹所蛀的凳子上掉落,所构成的是关于邪恶的罪,所以居民要求“极其紧迫地请求法庭铲除罪恶分子对吾辈的恣意骚扰”。木蠹何罪之有?木蠹作为一种生物,是不是上帝所造万物的一部分?“木蠹是上帝的造物,因此像人一样有资格生存;而且还应承认,正义应兼备宽容;我们提议,法庭令这些缴纳什一税如此拖沓的马米罗勒居民为上述小虫指定并留出另一块牧地,它们可在那儿安详地吃草,不再妨害圣米歇尔教堂;法庭有权命令小虫移至上述牧地,但这不影响上述各点。”这是出任昆虫代诉律师的申辩,而居民的答辩是:《圣经》根本没有提到木蠹登上或者走下挪亚宏伟的方舟,因为方舟不是用木头建造的吗?所以,“方舟上没有木蠹,木蠹是一种非自然和不完全的动物,洪水泛滥之时并不存在。”最后的判决是:“我们告诫前述木蠹这些面目可憎的害人虫,并命令它们七日之内离开贝藏松教区马米罗勒村的圣米歇尔教堂,并毫无延误或阻碍地移至由居民们为它们提供的牧地,以此作为其栖居地,再不许侵扰圣米歇尔教堂,违则处以谴责、诅咒乃至革除教籍。”
方舟不是用木头建造,没有木蠹,所以不是上帝要求诺亚拯救的生物,既不属于接近的吗,也不属于不洁净的,既不属于健康的,也不属于不健康的,当然,既不属于幸存者,也不属于偷渡客,而实际上,这种戏谑式的审讯和判决无非是把所谓的历史带向一种解构的边缘,主教栽倒,和阿曼达栽倒何尝不是一种对历史的误解?木蠹在那画框里才是真实的,而艺术对于想象的历史也在不停的解构,那么当一四九二年的故事以回返的方式找到了源头,也就完成了历史的寻找和发现,也就完成了对历史的书写,就像偷渡客在诺亚方舟上说的那样:“我们偷渡,幸存,逃脱——全没有和上帝或挪亚订什么靠不住的契约。我们自己干。”
自己干,就是一个撇除了神话意义的历史,就是回归到真实的历史,就是打乱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序列,就是安放了插曲而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就是从最古老的梦里醒来发现“葡萄干饼干里没放够葡萄干”,而最后的意义就是把在如梦境的历史中的“你们”叫做“我们”:“我们?哦,我们跟你们异常相似。实际上,我们本该是你们。或许我们就是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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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后: 《谁见他死去》:变革时代的牺牲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