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27 《干涸的夏天》：资源匮乏下的权力悲剧
兄弟之间终于用一支枪的方式站在对立面，站在水塘沟渠之上、手拿猎枪和手枪的是哥哥奥斯曼，从监狱里出来重新获得自由的是弟弟哈桑，这是两种力量的对抗，拥有武器、拥有水源，甚至占有哈桑之妻巴哈的奥斯曼是权力的代表，他把一切控制在自己手下，但是这种权力体系是脆弱的，甚至指向暴力，当哈桑终于进行反抗甚至报复的时候，那种存在于血缘里的兄弟关系终于被撕破，而所谓的伦理依存也变成了泡影。一方力图挽回自己的权力，一方则试图终结被欺骗的命运，无论是谁战胜了谁，都会走向一种破败的悲剧。
枪声响起，奥斯曼在打完子弹之后依然没有在这场兄弟争斗中获胜，而更胜一筹的哈桑终于把奥斯曼打到在水塘里，当奥斯曼被淹没在水里的时候，其实并非是哈桑武力的胜利，更是一种正义和善良的胜利，两个兄弟之间的争斗也变成了善与恶之间的较量，奥斯曼死去，他的尸体最终漂浮在水塘之上，而哈桑不仅打死了邪恶无耻的哥哥，更是将那一道阻止水流下泄灌溉的木板拆掉，水塘里的水终于冲破这一道闸门，流向下游渴望水源的村民，也终于将一种和谐和善意流向了这片土地。
而在这场争斗中，其实一定有牺牲者，长久以来的兄弟关系以哥哥死亡的方式而破解，这是一种伦理的牺牲，而在水塘下，曾经哈桑的妻子巴哈被奥斯曼开枪打伤，这是另一种伦理上的牺牲，当哈桑回到村子里听说自己的妻子成了哥哥的女人之后，对于他来说，是一种羞耻，但是巴哈被占有无非是一个没有权力的女子的无奈，哈桑对于抱着自己大腿哭喊着说“这不是我的错”的巴哈，给予了某种宽恕，而当最后杀死自己的哥哥的时候，他依旧抱起受伤的巴哈，对他说“再也不要离开我”，是一种救赎。而在整个悲剧发生之后，对于哈桑来说，一定会面临另一种法律的制裁，因为他杀死了自己的哥哥，就像曾经自己为奥斯曼顶罪一样，可能被重新投入监狱，可能失去刚得来的自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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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演: 麦顿·埃尔克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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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是一种道德力量，对于这个村子来说，客观存在的一切似乎都将这种和谐推向了解构的结局，这是一片靠天生活的土地，传统封建的农业社会里，最匮乏的是两种资源，一种是水，另一种则是性。而要拥有这两种资源，就必须拥有权力。奥斯曼和哈桑兄弟的这片农田有一个水塘，所以他们天生拥有这样的权力，“我们该去占领水源了。”对于奥斯曼来说，水源的存在依据的是优先使用权，“水源先流经我的土地，所以它是我的。”这是一种简单而暴力的逻辑，所以他要筑起闸门，不让那些水流出自己的领地，只允许自己灌溉够了，才在晚上流到别人的土地上。
这是一种占有，当水源变成土地的血液，也就意味着在这样占山为王的权力体系里，所有其他的土地都失去了存活下来的血液，所以矛盾凸显，村里人和奥斯曼形成了矛盾的两极。而要化解这样的矛盾，双方采取了四种方式，第一种是商量，希望大家共同拥有有限的水源，当然在占有的权力欲面前，这种方式注定是失败的；第二种是依靠更高的权力体系，一方面村里人找到村长，希望村长通过自己的权威化解矛盾，但是似乎在奥斯曼的蛮横面前，依然没有起到效果，于是他们走法律途径，村里人先聘请律师打官司，结果是法院判定村里人的要求是正当的，因为水资源是一种公共资源，双方都可以使用，所以那一道水闸被拆除了，但是奥斯曼不甘心，自己也找到了律师进行申诉，最后法院判定的结果却截然不同，因为水源在奥斯曼的土地上，所以他可以优先使用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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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涸的夏天》电影海报 |
两次审判，两种截然不同的判罚结果，其实也说明了法律层面上的矛盾。在第二种解决方式失败之后，双方又开始了第三种对话方式，而这种方式其实是走向了暴力，先是村子里的人不服他的蛮横，用猎枪射杀了奥斯曼的狗，接着又在夜晚偷偷炸掉了那道木闸，而在村民武力对抗的情况下，奥斯曼带着哈桑也拿起了猎枪，追逐这些破坏者，这个原本宁静的存在，夜晚响起了枪声，这是一种暴力的对抗，而最终的结果是一个村民被奥斯曼用猎枪打死，也最终导致哈桑顶替哥哥入了监狱。在哈桑入狱之后，村里人和奥斯曼还有第四种解决方案，那就是用钱购买水，“有钱一切好说。”奥斯曼最终答应村民的请求，以商品的方式将水卖给了村民。
水源之争，通过四种方式最终得到了看似合理的解决，而其实，不管是最初的道德体系，还是之后的法律体系、暴力体系，以及最后的市场体系，其实都是脆弱的，甚至都无法改变矛盾的固有属性，而这种矛盾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资源的匮乏，对于这片土地来说，村民们的收成都依靠老天，但是在干涸的夏季，水资源就成为最宝贵的资源，在稀缺的状态下，自然衍化为一种占有的权力，而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一种传统的封建思想，在哈桑和巴哈结婚的时候，奥斯曼就对他们说，要多生孩子，五个，或者十个，多生孩子意味着有更多的劳动力，意味着对于土地有更多的占有力量，而其实，这种占有力量又加剧了资源的配给，最终使得土地资源也像水资源一样出现匮乏。
而在这片土地上，还有两一种匮乏的资源，那就是性资源。哈桑和巴哈是青梅竹马的一对，他们突破父母“在秋收之后”结婚的约束，以自由的方式拥有了自己的幸福，这是和谐幸福的一对，但是巴哈的存在也打破了兄弟之间的一种稳定结构，当哈桑和巴哈在房间里亲昵的时候，最难受的是孤身一人的奥斯曼，所以他靠在门上，通过那木门的缝隙偷窥，这是一种观者的满足，而在现实中，却慢慢变成了饥渴，像水一样，这种稀缺无法满足所有人的需求，所以在奥斯曼觊觎的目光中，他利用哈桑对自己的遵从性格，要求哈桑为自己定罪，“你还年轻，在狱中几年之后还可以出来，而我进去之后，所有的财产都会没有。”本来是奥斯曼用猎枪打死了邻居，最终反而是哈桑被判入狱八年。
这八年，其实对于奥斯曼来说，是占有巴哈的最好机会。一方面他继续在两个人生活的屋子里以偷窥的方式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另一方面他又在寻找占有巴哈的合理性，哈桑写来的信他看过之后都撕掉了，也断绝给他提供资金帮助，甚至当哈桑被转入另外的监狱时，奥斯曼也没有告诉巴哈，而那张报纸上报道有人在监狱里被杀，奥斯曼又张冠李戴把这个悲痛的消息告诉了巴哈，使得巴哈终于在悲痛欲绝中失去了最后等待的希望。在起初，奥斯曼陷于伦理的原因，一直以偷窥的方式满足自己的欲望，虽然没有身体的占有，但实际上却是淫欲的罪恶，而当巴哈彻底丧失了信心，他的权力欲望终于得以实现。
其实，在水资源、性资源匮乏的现实里，代表权力的奥斯曼是一种占有者，而占有的意义最后变成了一种恶，如果说村里人是一种中间力量，他们身上既有善，也有恶，那么在恶的对面就必然有一种真正善的力量，那就是以哈桑和巴哈为代表的和谐主义者，在奥斯曼拦着水源的时候，哈桑就表示，自己只不过是听哥哥的话，但是他不是自愿的，也就是他希望和村里人一样享用着有限的水资源，而在哥哥和村里人的对立中，他也和巴哈几次拆掉了水闸，将水放到下游，他的解释是：“我也有一半的处置权。”而当哈桑入狱，巴哈也曾经拆掉了木闸，她的解释也是一样：“我是哈桑的妻子，我也有水资源的一半处置权。”
一半的处置权，是从恶的世界里分化出善，但是当恶终于以权力统治的方式毁灭善的时候，善的力量也会在报复中反击恶，兄弟之间的最后争斗就是善与恶之间的较量，实际上也是权力和反权力之间的永恒之战，最后以伦理的覆灭为代价，以亲情的牺牲为结果，是一种匮乏资源下的权力悲剧，却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公平与和谐，也演绎了善战胜恶的终极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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