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2-12《四大圣哲》：为人类设下规范
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这些人的影响始于他们在世之时，是由他们作为活生生的人而非作为想象所散发出来的影响。
——《关于四大圣哲的一些说明》
苏格拉底、佛陀、孔子、耶稣，这是提出“轴线时代”概念的卡尔·雅斯贝尔斯所定义的“四大圣哲”，这其实是一种选择，雅斯贝尔斯也提供了其他选项，比如穆罕默德，比如毕达哥拉斯，比如摩西，比如老子，但是在选择这四人成为雅斯贝尔斯心目中的圣哲时，他说：“这四大圣哲合而观之，并不属于上述任何一人所代表的典型。”在他看来，四大圣哲所具有的意义是历史的，而这种历史是从人类存在的历史观点来把握的，或者说，四大圣哲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人类的存在，他们构成了普遍的历史性和普遍的人性，虽然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但又“维持了人性的完整面貌”，是关于人性彼此交流而相互体验的统一体。
雅斯贝尔斯的选择很明确，就是构建一种人类历史的整体性，这种整体性的构建就是让他们成为“活生生的人”。但是四大圣哲在历史意义上无疑是作为传说而存在的，甚至没有完全可靠的历史记载，“几乎流传下来的每一点事实都可以付诸历史的怀疑。”他们是否存在过成为最值得怀疑的事，尤其是宗教意义的佛陀和耶稣，他们就是存在于神话和传说中。这是雅斯贝尔斯首先提出来的一个问题，所以要将他们变成活生生的人而考察历史意义，就必须从神化的符号中解脱出来，完成对他们人化的还原，而从神化到人化，雅斯贝尔斯首先就提出了对历史的界定：在他看来，虽然对他们历史的记载充满了怀疑，但是当门徒记录他们的言行，描绘他们的画像，这些本身就构成了一种“真实的历史”，“每一时代的人都将这四大圣哲的行迹视为真实历史”，这些历史构成了文献之外的存在，它们变成了意象，意象又凝成具体的形象，在批判研究法中又变成了洞见，“这种洞见一旦产生，便显示出其前所未有的新意——它既不能被指证，也不能靠推理产生。”
批判是怀疑的批判，感情是传统的感情，它们鼓励去冒险，冒险就是为了“绘制一幅真实历史的图像”，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在世之时的影响就构成了活生生的事实，它不是理性的证据，“而是对一个人心灵而言令人信服的暗示。”由在世延伸到后世，之所以他们的影响不被断绝，就构成了“真实的历史”：“我们在实在论的目光下发现苏格拉底；耶稣在神圣的光晕中变得庄严可敬；佛陀在不可思议的、高度抽象的氛围中展示出一种典范；孔子在现世的浩然光明中清醒地走向前去。”雅斯贝尔斯就是在这种构建中完成了四大圣哲从神化到人化的过程——在“四大圣哲”的介绍中，雅斯贝尔斯总是要描绘每个人的“相貌”就是这种人化的证明。
“他是第一位有血有肉站在我们面前的希腊哲学家。根据记载，苏格拉底可谓其貌不扬：他两眼突出，短鼻厚唇，腰围粗巨，蹲在那里能够吃苦。”这是雅斯贝尔斯对“活生生”的苏格拉底的描绘，当然这种外观性的描绘是浅显的，苏格拉底的有血有肉更在于他真正提出了人化的重要概念：自我，并且他用他一生的行动实践了对自我的认识。苏格拉底像限制一样认为自己受到了召唤，但是它不是先知，“他的使命，只是与众人一起探讨，探讨那众人皆有的、‘自我’的真相。”苏格拉底认为，自我存在于属于“真”和“善”的知识中，在思考、质问、测试中，才能追随真理的指引真正成为自我，在苏格拉底那里，这种寻找自我的实践表现在他的思维方式中，更体现在他对死亡的态度和实践中。“凡是专务于群众演说的人对自己的生命是缺乏信心的，因此正直之士若想有片刻活于自己，最好还是与人个别交谈。这个论证可以再深一层来看。”他在《申辩篇》里提出了“我一向与人个别谈话”的主张，与个别交谈就是实现自我教育，就是在内在体悟中唤醒潜存的真我，“只有先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公民。”
在这里，雅斯贝尔斯认为，苏格拉底就是一个不断唤醒真我的实践者，这体现在他看见了自主人格，并在这种人格中发现了真正的自由：“探讨苏格拉底的意义在于：人必须认清自己的无知，并开始从事思想之旅。”无知之知，就是苏格拉底和自己对话中得到的启示，也是他用死亡实践的真理，“苏格拉底之死是一幅静穆庄严的画面，其中呈现出对于‘无知’不可言传的肯定。”他面对死亡没有恐惧，也没有悲伤，而是看成是一种“最大的好运”，在这里雅斯贝尔斯认为这就是苏格拉底成为的圣哲的原因：“苏格拉底立下了伟大的典范：面临哀恸，他能够解放灵魂，展现一派伟大而仁慈的安宁气象。”他不是谦逊而敬畏神的门徒，不是充满自信的理性论者，不是富有魔力的天才，不是预言人性的先知，不是政治阴谋家，更不是打着哲学家招牌从事夺权计划的人，而是以死亡完成了自我实践的“哲学烈士”。
| 编号：B82·2241119·2207 |
这就是雅斯贝尔斯对苏格拉底人化的过程，同样对于佛陀，雅斯贝尔斯介绍了他的成佛过程，并在“由正觉而得解脱”中发现了佛陀的自我——这种自我充分体现在佛陀的创立的教义中：他提出的四圣谛阐释了“存在的状态”，“无明、妄见、对外物的依附与执着，都是这种存在的本源；唯有完善的智慧使其解危脱困。”通过“十二因缘”之说解释了由无明到解脱的过程——为什么要去除我执？为什么要克服无明？雅斯贝尔斯认为，佛陀就是否认了自我的存在，因为思想无法达到真实的自我，身体不是自我，感觉不是自我，观念、名色也不是自我，认知和纯理也不是自我，一切的变化之流不是我的自我，“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只有将生命的流转与自我的幻影从虚妄提升到殊异的境界，无所谓“有”，也不存在“空”，即是“非有非非有”之界，这样才能只有彻底觉悟，才能进入“涅槃寂静”的境界。
这是佛陀的教义，它摆脱了形而上学的理论式探讨，而成为真正的解脱之道，佛陀提出的教义在雅斯贝尔斯看来就是成为活生生的存在者的证明，“他不仅关怀人类，也关怀一切有生命者——天界诸神与下界牲畜皆在内。他所寻获的解脱之道是为了全体众生的。”而这种解脱之道也成为宗教的一种“创新”：佛教是唯一没有暴力胁迫、残害异端、信仰法庭、巫术公审和宗教战争的世界性宗教，所以雅斯贝尔斯在佛陀的解脱之道中发现了宗教的方向，“哲学本身就是宗教活动。这一基本原则传承至今毫无改变：知识本身就是解脱与救赎。”而在孔子身上，则看到了身体力行具有的能动性力量：孔子的哲学是从旧有形式中表达了新的见解，规范了“君子”的理想人格，然后通过教育、沟通等观念形成了孔子的根本智慧，孔子事业上的失败也提供了值得深究的议题，而所有这一切也构成了这个东方伟大圣哲的活生生存在：他从未远离尘世而进行内省，他全力宣扬的是整体精神和整体之中个人的内在培育，他的思想指标是综合的人间团体，使人借以成其为人，他热爱世间的美、秩序、真和幸福。
和对佛陀的介绍不同，对于耶稣，雅斯贝尔斯从“人格”角度讲他进行了人化，“他不是拟订计划的社会改革者——因为他让世界一仍其旧，毕竟世界即将毁灭。他不是想要推翻旧邦、重建新国的政治领袖；他对当时发生的事件不置一词；他不曾设定新的礼仪，因为他也像初期基督徒一样，参加犹太教礼仪；他不曾给人施洗，也不建构任何组织、任何制度或任何教会。”那么，他是什么？雅斯贝尔斯从心理学角度来阐述耶稣的性格，“耶稣同时具备温和与刚强的双重性格，这种性格在他要求世人表现信德时所说的话中明白显示。”而在历史的角度上，他生活在接近希腊化时代罗马世界的边缘，在一个讲究理性、独尊权力的世界里，他的生命就是这个时代的错误，注定了他的失败，但是，“他是绝对的超越者，先于世界并且外于世界；他还是世界的创造者。”他是看透人心隐秘思想的判官，她是仁慈与宽恕的父亲，他是世界及人类产生关系时的意志，“他是生活的上帝，直接对每一个人讲话。”
苏格拉底在“我一向与人个别谈话”中发现自我，佛陀在“由正觉而得解脱”中去除我执达到解脱，孔子在“人借以成其为人”中展现智慧，耶稣则在对每一个人讲话中成为生活的上帝，雅斯贝尔斯通过从神化到人化的转变，绘制了四大圣哲的画像，构建了存在于历史中的“活生生的人”。但是，还原为活生生的人，并不是雅斯贝尔斯的目的，当他选择他们作为“四大圣哲”时，又必须从人化的他们完成一种神圣化的过程，而这种神圣化的过程是不是又返回去进行了神化？这或许是雅斯贝尔斯面临的最大问题，他们是真实的，是具体的，是人化的，但他们也必须是具有典范意义的，“这些伟人以其行为举止、人生体验与追求，为人类设下规范。”只有这样才能被视作“四大圣哲”，但是这种典范意义是不是又是一个变成传说的神化过程？
雅斯贝尔斯无疑将四大圣哲放在历史的维度里进行解读：苏格拉底的影响在于让人们寻找自由和真理，而不是执着于教条的宗派主义，“在阐明人性的潜能时，苏格拉底遇见了“另一位”(the Other)与他平等相处。”所以苏格拉底开创了哲学思想的可能，“若无苏格拉底的存在，今日一切哲学思想皆不可能，即便他只作为一个遥远的影像。一个人体验苏格拉底的方式，正是他的思想之基调。”佛陀将教义传给每个人、所有人，他照亮普世光亮的就是自觉的使命感，而这也是宗教哲学之要义，“佛教原初的哲学遗迹仍然可以辨认出来；最初体现在佛陀身上的精神光明，仍然映现在后期佛教的贤者身上。”孔子思想则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思想的主导力量，“从天子到王侯，谈论六经六艺，皆以他为准则。孔夫子可以说是至圣啊！”而耶稣的信仰本质就是自由，当他转化为基督，就是从一个人转变为信仰对象，从而成为了典范，“耶稣朝着这个地方走出一条路，世界万物无不黯然失色。以比喻来说，那儿是光与火；直接说来，那儿即是上帝与爱。”
所以站在历史的角度，雅斯贝尔斯从四大圣哲身上发现了其思想和行为对人类的典范意义，他总结为：在社会学角度来说，他们提供了不同阶层的生活方式；他们不属于先知，但是用自己独特的言说方式突破了习俗之见和纯理性的思想法则；他们通过个体的思想和行为表达了对人类的要求，而这就是关键的“转化”，“苏格拉底的转化通过思维方式的不断进化来实现；佛陀的转化来自禅定之中的觉悟，以及践行觉悟的生活方式；孔子的转化来自自强不息的教育过程，而他所谓的教育不仅仅是学习知识而已；耶稣的转化来自要求献身于上帝意志，完全忽略尘俗之事。”他们经历了苦难，都面对着死亡，都化解着仇恨，都超越了痛苦，都在静默中主张着“非知识”……“他们四人的共同之处是：原创性的特征，以及敢于冒险的生命。”也就是在这里，雅斯贝尔斯明确提出了，当他们成为了人类的典范，就意味着“提升到神化的程度”。
从传说中的神化到变成“活生生的人”的人化，再从典范的个体完成神化，雅斯贝尔斯并不把自己对他们神圣的命名看作是另一种传说，而是作为人类的整体来解读，“四位圣哲的生命核心，在于体验了人类的根本处境，并且明确了人类在世的使命。”不是一个整体，而是四种整体，但是相互呼应，“他们的共同点是：在他们身上，人类的经验与理想被发挥到最大限度。”这就是人类通向未来之途的典范，在敬畏和真诚中，在思想的触摸和真理的追寻中，“他们是高悬的灯，帮助我们找到方向，但却不是我们亦步亦趋的模仿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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