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8-18 《萨拉热窝谋杀案》：不用第一人称就好了

我爱过米拉。句号，另起一行。由此产生了一些后果。省略号。接下来是沉默。

句号之后是另起一行，另起一行是新的故事，当“我爱过米拉”变成了过去式，当贝尔格莱德成为过去式，为什么还要另起一行？而在这个已经结束的故事里，重又开始的文本到底会以何种方式呈现？最后是欲说还休的“省略号”？是接下去和米拉幸福在一起的爱情变成了担忧？是布兰科婚姻之外的情感又遭遇了变故？是离开贝尔格兰德的经历又发生了续曲？——甚至不是欲说还休，在一个文本完成六十年后，省略号不是意味着担忧，不是变故，也不是续曲，而是删除，“接下来是沉默”就是出版后的沉默：现代出版档案馆版本中删掉了这一句。

省略号，以及接下来的沉默，大约是乔治·佩雷克亲手写下的，但是当六十年后发表，却变成了被删掉的文字，这是不是另一种时间里的谋杀？死而不见，或者并不遗憾，但是当1956年乔治·佩雷克21岁写下的小说，在死后被出版时抹除了这一句话，是不是在时间里必须改变一种表达？不只是“接下来的沉默”永远在沉默中，当我在布兰科那里看到米拉的照片时，我想：“可以说，这次初遇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我想我已经认识了她。我想我已经爱上了她。我对她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她姓什么，但她已然成为某种期许。”当我在贝尔格兰德见到了米拉：“这是一个美丽的夜晚，晴朗，温热。我们久久地散步，不说话，为能够在一起而幸福，为能够在一起幸福而幸福，为能够在平静与沉默中相聚而幸福。”当我已经和米拉在一起，“我去了斯雷滕家里，跟他说很想第二天晚上邀请米拉和布兰科过来。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小把戏是对命运的篡改。”一切似乎都在六十年后变成了沉默，“我爱上了她”被删，“在一起而幸福”被删，“小把戏是对命运的篡改”被删，甚至那一段散步的文字最后甚至变成了关于评论的“哞”，所有这一切都在乔治·佩雷克身后发生了。

“哞”像是一声牛叫，在只一声而停止的叫声里，爱情甚至欲望都被嘲讽了，那么谋杀是不是也在这动物般的叫声里变成了一种和人性无关的死亡，“此书是佩雷克完成的最后一部未出版的作品。”克洛德·布热朗这样说，而在21岁创作这部小说的时候，乔治·佩雷克正在接受米歇尔·德·穆赞的精神分析治疗法，一年后“部分停滞”，在一年后参军成了伞兵，而在这过程中，他真的去了南斯拉夫，真的到了贝尔格兰德，甚至他曾经这样写道：“请注意，我的‘治愈’是从坐上去贝尔格莱德的火车那一天开始的。”去往贝尔格兰德，是为了征服那一个叫米尔卡的女人，但是那个夏天对于乔治·佩雷克来说，并不和小说中的“我”一样，和米拉“为能够在一起幸福而幸福”，他在写给雅克·莱德勒的一封信中说，“我差点得到了米卡尔”，持续六周的南斯拉夫之行以“差点得到”的方式结束，对于乔治·佩雷克来说，无疑是征服的失败，但是欲望的溃灭，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东西都毫无意义，就像自己在精神分析法下的治疗，“部分停滞”并非是完全的无效：“人可以被治愈吗？不，人们改变。”

所以在这个重在改变的故事里，那和爱情有关的幸福，和臆想有关的爱欲，和命运有关的把戏，都必须沉默，它其实指向了一个具体的在场：1914年的萨拉热窝，引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谋杀，阿尔贝·穆塞的《萨拉热窝谋杀案》一书是乔治·佩雷克曾经阅读的书籍，引题则是《历史悲剧》——当个人得失放在历史之中的时候，当命运小把戏变成悲剧的时候，乔治·佩雷克其实提供了一种更宏大的视野：为了征服米拉而最终策划的“萨拉谋杀案”，在悲剧式的结局中，其实和欲望无关，却和自由有关。

从巴黎到贝尔格兰德，对于“我”来说，一定是一种改变，地理空间的变化在其次，一个人如何在被束缚中挣脱出来，这种人性之变才是重点。米拉只不过为这种变化找到了一个契合的通道，当在巴黎遇见准备博士论文的布兰科时，看到了作为情妇的米拉的照片，在照片中，我看见了一个很美的女人，她骄傲，透着一丝野性，很自然想到了曾经疯狂爱着的“那个叫玛丽什么的姑娘”。这是第一次见到米拉，她是从静态的文本里走进我的世界，这其实是第一次改变，看上去像是对“那个叫玛丽什么”的女孩的一种重复，“实际上我很清楚米拉一点都不像她，时至今日，我只是觉得她们有一些相似之处，但我一点也想不起来，而剩下的地方又那么不同……”

就这么轻易爱上，而且是疯狂地爱上，而爱上的唯一目的是得到：“我想认识她，想得到她，仿佛只要她人在巴黎，我就有权力得到她，哪怕布兰科在场也没关系。”而当米拉来到了巴黎，变化又出现了，和照片上完全不同，有着野性和冷酷，但更多的是单纯，“极为单纯，特别平静和温柔。”而且在初次见面的时候，她似乎并不爱布兰科，这似乎又给了我一种想象的空间，布兰科是一个自以为是的人，他的野心让他想成为耶稣一样的人，甚至要改变社会，“他向我保证，他将以方济各会社会主义理论家和倡导者的身份留名青史，那是避免共产主义体制治安混乱或者官僚主义的唯一途径，因此也是真正实现共产主义的唯一途径。”

编号：C38·2171020·1424 作者：【法】乔治·佩雷克 著 出版：南京大学出版社 版本：2017年07月第1版  定价：32.00元亚马逊18.30元 ISBN：9787305185502 页数：167页

一个温柔、平静和单纯的女人，一个充满了野心的男人，他们的爱在何处找到共同点？也正是这个疑问，终于使得米拉离开之后，我踏上了去往南斯拉夫之路，去寻找米拉？或者去征服米拉？她写来的信里说没有一天不想我，但是失望的旅途似乎注定这是一场糟糕的会面，没有来火车站的米拉叫斯雷腾来接我，而且到达四天后一直没有见面，这又是一种变化，“我需要见您”和“我没有一天不在想您”难道是一句谎言？而我的目的很明确，“毕竞，我来南斯拉夫是为了跟米拉睡觉的，不是吗？”

我的目的恨单一，正是为种种变化之产生创造了条件，也为我的命运变成小把戏设定了方向。四天之后见面，米拉却只是和我成为朋友，因为她说她爱着布兰科，当我做这一切为她时，他甚至说希望做这些事情的是布兰科，“我说了这么多，做了这么多，坐享其成的却是布兰科！”实际上，布兰科已经成为了一种影子，横亘在我和米拉之间，“她把我想象成了他，她想见到他，而我的在场正好满足了这种欲望。”这当然是另一种变化，当米拉提出要和从萨拉热窝来的布兰科相处几天，我又成为了不在场的人，在烟酒的麻醉中，我甚至想用毒品来忘记米拉，“完蛋了。游戏已经结束：米拉再也不会属于我了。”我在他们经过的地方等候，看到的却是他们挽着胳膊走远，我在他们住的地方监视，最后看到的却是他们搂抱在一起。写给米拉的信最后也以理智的方式化成了灰烬。

“只有在贝尔格莱德，我才被判了死刑：只有在伦敦，我才会迷失，迷失在因为不再有任何意义而结束的孤独中。”其实无论是伦敦还是贝尔格兰德，我都是不在场的，但是当布兰科离开之后，米拉却又和我在一起了，三天的隔阂之后重新开始了改变，而正是这一次机会，我又萌发了征服的欲望，并且最终得到了米拉的身体。仅此而已？“我爱过米拉”之后是句号，句号之后是“另起一行”，另起一行之后“省略号”，而省略号之后更是“接下来是沉默”的删除。

那时，沉默的是布兰科，被删的也是布兰科，他在坐火车离开时说了一句：“你不知道我有多爱她。”是带着遗憾，也是带着无奈，而对于米拉来说，她之所以选择我而放弃布兰科，是因为她“一直拒绝激烈的、短暂的、不确定的感情”。但是我作为一个未成年人，有什么资格，有什么责任能够接受这种爱？也只不过是欲望，是身体，“单纯的欲望之后，还有那么多责任要承担。我忧伤地想到，我在巴黎时的雄心壮志与我的态度可能产生的后果并不相称。”在房间里，在肉体的占有之后，“我的故事到此为止”看上去可以画上一个句号：“这就是未来幸福的缩影：结婚，生一群孩子，重回故乡，签订停战约定，叛徒去世，演奏胜利进行曲，父子和解，异教徒改宗，谜团解开，写完最后一个字……”

幸福的缩影就是结束战争，就是消灭争夺，就是完成和解，就是“写完最后一个字”，但是这种种种的变化真的能变成一种平静的生活？布兰科发来信件说要见我，那一刻我却没有想着米拉，我去了萨拉热窝，布兰科还是劝我放弃米拉。这似乎是一个“另起一行”的故事，在左右摇摆中我似乎已经把米拉想象成另外一个人，但是不管如何，被欲望束缚了手脚的我，是担负不起责任的，也是无力消除争夺的，所以最后，“一些非常卑鄙的事情慢慢渗入了我的脑海。”那就是利用布兰科的妻子安娜，“安娜，布兰科的妻子，他的合法配偶，被嘲弄，被讥笑，被抛弃了，安娜被激怒了，变得极为激动，她所怀有的希望一直遭受着质疑。”

这便是萨拉热窝谋杀案的另一个版本，在这场被我称作是“完美的罪行”的计划里，其实并非是我一意而为之，安娜甚至早就想到了，“我不想说服他，我要杀了他。”敌人是布兰科，是另一个男人。当谋杀变成了安娜的计划，我又在哪里？在故意躲避还是推卸责任？“我们四人围坐桌边，在欧洲宾馆，在萨拉热窝，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我想吸一支茨冈烟。”谋杀将要开始，死亡将要到来，但是在这计划实施之后，我会是“另起一行”的人？实际上之所以选择这个谋杀，在于在一种纷争中必须以如此决绝的方式得到解决，在萨拉热窝这个欧洲的火药桶，谋杀早就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所以我也把谋杀看成是最重要的变化——它将改变整个格局，“就其进展而言，这场谋杀是古往今来最为奇怪的事件之一；就其意义而言，它是古往今来最伟大、最壮美、最高尚的事件之一，它是历史成为史诗的罕见时刻之一，是虚弱悲惨的个体登上伟大与崇高之峰的独特奇遇之一。它不是平庸的事件，不是卑劣的罪行，而是悲壮的事件，令人振奋的事件！”

这正是我对于1914年6月8日谋杀的一次定义，这是最伟大的谋杀，“对奥地利的恨，对塞尔维亚的爱，这就是永恒的密码。”当谋杀发生，战争被引爆，其实最后指向的是重新开始，是真正的“另起一行”：“这群谋杀大公的恐怖分子，他们代表的是反抗暴君的整个民族，是粉碎了人们所长久忍受的统治的革命性力量，是充满勇气、活力和活下去的欲望的年轻一代，他们一举推翻了阻止他们成长的最后障碍。”革命是为了自由，是为了成长，所以为1914年的谋杀叫好，就是为了让人们能够“自由地活下去”。而布兰科之死，当清除了最后的障碍，关于爱情的自由也会降临。

而其实，在为“萨拉热窝谋杀”的历史悲剧正名的时候，我所谓的自由甚至爱情，其实只不过是欲望而已，来到南斯拉夫就是为了和米拉上床，得到她的身体，“我无怨无悔。如果没有爱情甜蜜的忧愁，没有感情的激荡，这次假期会是什么样呢？我幸福地出发，我得到了想要的一切。我甚至做了一件善事，我向米拉证明了她不爱布兰科。这些不都是心满意足的理由吗？”而在这样的目的面前，我其实是虚伪的，是在欺骗，甚至只能把“我”这个第一人称取消：“最后一次供认，或许也是最后一次撒谎。然后一切都会被遗忘。但愿米拉、安娜和布兰科从未存在过！”在场只不过是一种想象，所以最后在另起一行之后只能是“省略号”，只能是沉默。那一声枪响，在萨拉热窝的天空中听到了吗？变化引起的种种使得精神分析治疗成功了吗？“我爱过米拉”会成为全部吗？

23点一刻，辛普伦东方快车准时离开贝尔格莱德。驶过几公里后，太阳升起，萨格勒布落在了后面。快到中午时，经过斯洛文尼亚全境后，列车到达了边境城市塞扎纳。

那最后被删的一句是：“只见一片美妙的区域，地平线不断后退，种满松树的山丘铺展在眼前，消失在视野中，”——没有句号，也没有省略号，只有没有抵达目的地的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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