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8-18《红军与白军》：随机地生，偶然地死
或者是《Csillagosok, katonák》，或者是《The Red and the White》，不管是逗号还是and，都将红军、白军置于同一种位置上，他们是对立的存在，但是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没有高低之分，没有贵贱之别，更没有正义和非正义的区别，甚至在米克洛什·杨索的黑白影像中，连群体性意义的色彩学也被涂抹了，对于他们来说，命运从来没有选择，要么活下来，要么被杀死，而活下来和被杀死之间只有随机，只有偶然。
杨索自然将这一种生死之战放在具体的历史情景中：这是1919年俄国革命爆发之后的伏尔加河平原，作为旧势力的白军需要消灭新势力而崛起的红军，而红军当然也需要在击败白军中为自己赢得更多的阵地。但是对于对立双方来说，谁的胜面更大似乎永远是一个未知数，而杨索虽然把故事放置在具体的历史中，但是他只是展现历史的当下性，在迷局的战争中谁都不是能预见结局的一方，更不是从后来者的眼光来谈判“红军与白军”谁代表正义、谁追求自由——在伏尔加河的小镇上，当白军包围了城市，他们在军车上喊出的是：“邓尼金将军进军到巴斯金了，哥萨克人和布尔什维克在威拉克交战，科查克将军去伏尔加河，将给布尔什维克人一个措手不及……”这是对于战争动态的解读，但是紧接着的喊声便是对白军作战的定位：“这是和布尔什维克人的战斗，我们要为信仰和神圣而战，为俄国的自由和公正而战！”之后便是战士们高声喊出的“乌拉”。
为信仰和神圣而战，而自由和公正而战，如果从后来人的眼光来看，无疑会被认为这是红军的口号，但是在杨索的电影里，却变成了代表旧势力的白军所追求的目标，所以红军和白军，完全变成了并置关系：红军也许就是白军，白军也许也是红军，“红与白”的关系被抽离出政治叙事，甚至完全涂抹掉了具体的历史境遇，最后在红与白的对立中演变成关于命运的不可知论：谁杀了谁都是正常，谁胜了谁也不是意外——杨索对此的解说是：“在我进行创作时，最使我感兴趣和激动的是权力和镇压的问题以及人们与权力、人们与镇压的关系问题。我极为痛苦地断定：人们行使权力是为他人的利益，这种情况是极为罕见，或在实际上改变不存在的，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自由居然还获得了崇敬。”这其实也代表了杨索一直以来的创作观。
一开始3分多钟的长镜头，就凸显了这种势力与势力的相互关系：一队马队从河边经过，忽然响起了枪声，马匹倒地，有人开始下河逃离，但是当游过河跑向对面的时候，远处又出现了马队，他们朝着逃离者的方向而来，最终那人被抓住，骑马的长官问他来自哪里，那人回答说自己是匈牙利人，于是长官让他回到河里，等匈牙利人下河，长官就打死了他，然后离开，而河堤旁躲在草丛中的另一名战士钻了出来，趁着敌人远去渡过了河。在这个长镜头里，杨索几乎是用远景来叙事，远处的河流，再远处的平原，最远处的树林，无论是逃离的人还是骑马的人，都在这种广阔的视野中，这使得叙事具有了更大的空间度，但是这种空间形式的存在，也取消了人物的个体性意义，他是谁，他们是谁，似乎都失去了意义，在他们和他们对立的关系中，只有抓捕和被抓捕、射杀和反射杀之间的矛盾，甚至根本识别不了谁是红军谁是白军。
| 导演: 米克洛什·扬索 片长: 90 分钟 |
但是正是这种具有广度的空间存在，使得行动过程变得更为直观，也更凸显了关于命运的两种结果：先过了河的士兵被骑兵发现，最后被杀死在河中，而没有过河的士兵躲在草丛中，最后幸免于难——在这个长镜头中，在这个具有广度的空间里，只有生和死强烈的对比，在取消了具体个体叙事的情况下，人变成了一种类属：要么在战争中随机地活了下来，要么在战场中偶然地成为了被杀的人，生者和死者取代了红军与白军，成为和历史有关却又抛弃了“历史决定论”的一种叙事。当“红军和白军”被置换成了“生者和死者”，随机和偶然的命运便成为对历史、对战争的注解——谁也无法逃离这种宿命，谁都是在宿命中被赋予了使命。
白军喊出了“乌拉”，似乎是胜利在握；但是在那座教堂里，红军却抓住了白军战俘，长官安拉斯·弗克特对想要回匈牙利的红军战士说：“俄国革命会带给我们希望，和政府军作战，俄国人会帮助我们的。”国际红军战士会得到苏联红军的帮助，所以他们也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于是安拉斯·弗克特让两名战俘脱光了衣服向河边跑去，这是给他们回家的机会；但是当安拉斯·弗克特回到教堂，喊着士兵的时候却没有人应答，他走上二楼，转身眼中出现的是不安的眼神，镜头之外到底存在着什么？安拉斯·弗克特用跳楼自杀的方式回应着自己的不安，之后走进镜头的是白军的长官和士兵，于是教堂变成了白军的指挥部，也变成了他们的屠杀场。
他们挑选出了4个人，这种挑选没有任何条件，完全是随机的，然后白军长官让其中一个人离开，刚跑出没几步，后面的长官便举枪打死了他；又叫出第二个，问他懂不懂俄语，那人似乎懂俄语，于是又把他叫了回来；第三个、第四个都没有跑开，就被后面的枪打中——四个人，谁会死谁会活下来，他们自己不知道，连白军也从来没有提供答案，所以生和死都成为了随机；被抓来的红军俘虏被关在一起，白军给他们15分钟离开的时间，但是必须让他们脱下军装，于是赤裸着上身的红军战士开始逃离，但是他们面前的是高大的篱笆，最上面则是尖刺的竹片，15分钟时间到了，没能逃出去的红军战俘被枪决，只有15分钟内从反方向逃离的人才获得了一丝机会，于是白军又开始了对逃离的红军的追杀。
《红军与白军》电影海报
在那所中立的战地医院里，这种随机性的生死之战趋于白热化：白军占据主动，他们拥有战马，拥有武器，他们包围了医院，有一个红军战士躲在草垛里，但是他很快被发现了，长官问他是哪里人，红军战士说自己是匈牙利人，是国际红军战士，白军于是将他推到水里，然后用尖尖的竹竿将他插死；白军要这里的护士将红军和白军分开，不合作的护士当然也难逃惩罚，当那些被发现的红军被白军打死，下一刻又传来枪声，白军上尉塔克潘诺夫倒地，原来是红军支援部队来了，而实际上那批红军支援部队刚遭受白军飞机的袭击，伤亡惨重，但是他们组成的纵队突袭了这个医院，于是，红军取代了白军成为医院的主宰者；红军集合部队，原先的白军有人投降了他们，但是以上校凯德洛夫为首的近卫军奥伦堡军团却拒绝加入红军，于是他们的结局可想而知；红军再次组织起纵队，向着伏尔加河畔的白军进攻，他们高唱着“祖国的孩子们”的歌声，齐刷刷地走向白军，在开抢中第一排白军应声倒地，但是当红军继续前行时，枪声响起，他们又倒在了白军的枪口下……
从教堂到医院，从河边到树林，这里呈现出多种势力角逐的复杂关系，这里有政府军的白军，有国际战士组成的红军，有近卫军，有哥萨克人组成的兵团，他们都属于各自不同的利益集团，所以“红军与白军”并非是单一矛盾的体现：哥萨克少尉进入村子后，竟然让女人脱光了衣服，然后交给下面的士兵，而村里的男人不由分说被他们枪毙，当白军赶到，中尉格拉祖诺夫立即下达了判决书：哥萨克少尉犯强暴平民罪被处以死刑，于是枪声中哥萨克少尉倒地；在医院里，红军和白军被分开，白军上尉塔克潘诺夫去问近卫军上校凯德洛夫，完全是一副长官的气派，但是凯德洛夫似乎并不屈服于白军的势力，而在红军到来之后，凯德洛夫又拒绝加入红军——所以，不管是红军还是白军，不管是哥萨克军队还是近卫军，各方的角力过程凸显的也是矛盾的关系，而在这种矛盾中，生与死也并非是必然的产物，刚刚的杀戮者很可能就会变成被杀的人，刚出于下方的势力也很可能一下子扭转局面。
这是一个势力和势力之间的关系性叙事，个体退位到一种远景般的存在，除了上尉、少尉、上校、中尉等长官有具体的名字，其他的战士都是无名者，取消了个体的命名，他们就是一种类的存在，而当他们在镜头里成为广阔天地的运动者，仿佛被安放在一个逃不出边界的游戏里，是生是死一目了然。在随机地生的世界里，在偶然地死的命运里，谁都不是主宰者，谁都不是胜利者，当然谁也不代表正义和自由、信仰和神圣，在杨索解构的叙事中，形而上学的战争已经不存在了，经典的善恶论也从没有产生，红军与白军的历史决定论也走向了不可知——当最后那名死里逃生的红军战士在麦地里找到队友死去的战刀，紧握着拿到胸前的时候，他的目光里是看到了希望的坚定？还是陷在命运无法破解困境中的迷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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