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2-23《小说的兴起》：我是在用现在时态写信
形式现实主义，事实上是一个笛福和理查逊确实予以承认的、通常是小说形式中固有的前提的叙述式体现：这个前提，或者说是基本常规，就是小说是人类经验的充分的、真实的记录。
——《第—章 现实主义和小说形式》
形式关涉的是人物，是情节，是结构，甚至是语言，缘何成为十八世纪出现“小说”这种新的文学样式的本质？为何可以区别于古代的散文虚构故事？当伊恩·P·瓦特用几乎是自创的“形式现实主义”这一术语来概括十八世纪以笛福、理查逊和菲尔丁为代表的作者写就的小说时，其重点并非在形式上，而是在现实主义上，这个从哲学演绎而来的流派对于瓦特来说，代表的是一种整体性存在，它体现的是人物个性化、环境特殊化、事件具体化，以及词语和现实的一致性，或者更具体来说，它以一套全新的叙述手法革新了小说创作，虽然“不涉及任何特定的文学教条或目的”，但是形式的独特性已经使小说成为小说，“而在其它文学样式中如此罕见，以至它可能会被认为是这种形式本身的象征。”
这是“小说赖以体现其详尽的生活观的叙事方法”，瓦特的这个说法至少点出了小说真正的本质，那就是对生活的叙事，这也就回答了十八世纪的这种文学样式为何区别于古代的散文虚构故事。所以对十八世纪的这些小说，在形式意义上，首先就需要对“小说”进行“行之有效的定义”，瓦特提出的几个问题是：“小说是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吗？如果我们象通常所做的那样，假定它如此，假定笛福、理查逊和菲尔丁为其肇始，那么它如何区别于古代的散文虚构故事呢？例如，它如何区别于古希腊的、或中世纪的、或十七世纪法国的那些散文虚构故事呢？这些差异为什么出现于彼时彼呢？”从词语上来定义，此前的小说叫fiction，含有虚构的意义，此后便被叫做novel——在词语的宽泛解释上，就已经具有了创新性，而十八世纪的这些小说在哪些方面具有创新的形式？
瓦特借用了十八世纪之后出现的“现实主义”这个术语来解读“小说”的特征，这个1835年才首次公开使用的术语来源于美术，特指勃朗特绘画中“人的真实”，之后被杜朗蒂主编的杂志《现实主义》1856年创刊号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学术语献诸公众。绘画中定义“现实主义”，它所反对的是新古典主义画派的“诗的理想”，所以，之后的逐渐被使用所反对的就是理想主义，而对于小说来说，“现实主义”也可以成为区别于先前虚构故事最明显的特征，“小说的现实主义并不在于它表现的是什么生活，而在于它用什么方法来表现生活。”
三位小说家出现在同一时代，当然不是因为天才的偶然性，而是出现了“文学和社会环境方面的有利条件”，而这个有利条件其实就是小说产生的背景，结合哲学上的“现实主义”，瓦特认为，现实主义的总体特征是批判性的、反传统的、革新的，“它的方法是由个体考察者对经验的详细情况予以研究，而考察者至少在观念上应该不为旧时的假想和传统的信念的本体影响”，而哲学现实主义的这些特征和小说形式上的与众不同具有相似之处：它拒绝普遍性的、类别性的、抽象性的观点，而用以具有特殊性、具体性和感性知觉的客观实体，也就是所谓的“现实”。
借用哲学和美学的形式主义，回到小说这一文学样式，现实主义特征其实显露无疑：它们的情节不再取自神话、历史和传说，笛福开始对自传体回忆录模式“完全屈服”；特殊人物开始演化那个由传统搭建起来的舞台，他们被置于一种新的文学全视图之中；专有名称首先得到充分确认，它们是每一个个体的人的特殊性的字面表达；时空环境从普遍性过渡到特殊性，从而使得理念也具有特殊性，“只有小说中的人物被置于某种特殊时空的背景之中，他们才能是个性化的。”具体而言，笛福小说展现了“一幅个人生活的画面”，理查逊的小说事件都被置于“一个前所未有的详细时间表里”，菲尔丁则探讨了时间问题，就像《沙米拉》这部作品中的人物对话所揭示的那样，“我听到他走进门来了。你瞧，我是在用现在时态写信呢，正象帕森·威廉说的那样。喏，他现在躺在我们俩中间了……”“现在时态写信”就是把环境的详细展示和事件的具体化呈现在同一时空里，它的真实性和特殊性改变了以前虚构故事中的含混、笼统状态，这也使得“小说是人类经验的充分的、真实的记录”的具体表达。
编号：C11·2020903·0639 |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小说会在十八世纪的英国成为一种新的文学样式？或者说，小说产生本身具有怎样的时空特殊性？瓦特把这一时期的小说用“形式现实主义”这一术语来定义，其实已经深入到了产生的背景上，那就是历史主义的情境，在瓦特看来，读者大众的趣味变化和小说的兴起具有重要的联系，十八世纪，文化普及变得广泛，人们获得学习阅读的机会增多，很多人有了闲暇的时间，“这种智者和缺乏教育者、纯文学与宗教训诲之间的妥协，或许是十八世纪文学的最主要趋向，而且这种妥协在本世纪最著名的文学新事物中找到了较早的表现形式，这就是1709年《闲话报》和1711年《旁观者》的创立。”而《君子杂志》将家庭生活的实际资料进行改良，与娱乐相结合，也在小说中得到了体现。同时，书商为了迎合读者的口味降低了写作的格调，在某种程度上也推动了读者群的改变；另外，批评界也发生了变革，整个文学界正在变成“一个民主世界，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彻头彻尾的无政府状态”，它使得多元的批评出现……
读者大众的趣味变化，其实在深层原因上是中产阶级的强大的自信，但是小说成为这一种新形式并不仅仅是因为读者终端的需求，瓦特在考察笛福、理查逊和菲尔丁的小说时，结合他们作品中的形式革新，对当时的社会、文化、政治的变化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以《鲁滨孙漂流记》为例，瓦特将其解读为个人主义的滥觞，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小说所关注的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而这正是因为社会已经高度重视每一个人的价值，所以他们成为了严肃文学的主体，同时，普通人的信念和行为具有了多样性，小说才能在叙述中吸引普通读者的兴趣，而这个主体在笛福那里就是具有个人主义的普通人。
个人主义为什么出现？瓦特认为其中有两个最重要的原因，一个是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第二个则是新教的普及——这两个原因造就了一个新的时代，也发展了新的文学样式。在《鲁滨孙漂流记》中，鲁滨孙·克鲁梭无疑就会经济个人主义的化身，她本身即是一个自由自在的冒险家，他讨厌被社会束缚，他寻求利益最大化，也正是在这种个人主义驱使下，他才拥有了个人的灵活性，瓦特甚至认为鲁滨孙正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家原型，“享乐是服从于资本的，享受的个人是服从于攫取资本的个人的。”另外，鲁滨孙的冒险也基于这样一种现实：经济专门化成为可能。而在鲁滨孙的漂流过程中，清教个人主义也充分表现出来，而这种清教个人主义正体现了宗教的世俗化倾向。所以笛福在鲁滨孙身上所体现的个人主义使得这部小说改变了古典时期的书写模式，“现代人的视野主要被互不相干的特殊性、直接领悟的感觉和自主的个人所占据。”
笛福的另一部小说《摩尔·弗兰德斯》在瓦特看来，也是杰出的作品，主人公已不再是传统的流浪汉，她的犯罪就像鲁滨孙的旅行一样，“根源是经济个人主义这一原动力”，“看来，笛福在小说史上的重要性，是与他的叙述结构方式有着直接关系的，这一叙述结构方式体现了清教主义和根源于物质生产发展的世俗化趋势之间的斗争。同时也很明显的问题是，世俗的、经济的观点是支配性的合作者，正是这一点解释了通常被认为是小说兴起中第一个关键性人物的，为什么是笛福，而不是班场。”把笛福视作是小说兴起的关键人物，就在于他所表现的个人主义——经济个人主义和世俗个人主义的结合。但是瓦特认为笛福只是在对情节、人物和总体结构上具有创新性，但是在聚焦人际关系上，显然是不足的，而小说真正要成为一种文学样式，必须在整个结构中表现出和社会的共时性，“只有当小说家的目光集中在人物和人际关系上，并将其视为整个结构中的基本因素，而非仅仅视为增强所描述情节的逼真的次要工具时，只有当所有这一切都与支配性的道德意图相结合时，小说才能得到真正的确立。”
确立这个范式的是理查逊，在他的小说《帕美拉》中，他以“求婚”这个单线行动解决了情节问题，不进解决了人际关系中的结构问题，更在道德层面上奠定了小说的社会视野，“理查逊就能反映他的时代的实际生活，还能把一个私通事件扩展成一部比笛福的任何作品在容量上都大得多的小说。”用现实的方法表现情人关系，其中的日常生活问题、社会等级问题、观念冲突问题，都在帕美拉和B先生的故事中“负担起文学结构的整个重量”，同时，关于婚姻问题也折射出女性地位和男女道德关系等深层社会问题，“《帕美拉》中所表现的女性角色的概念，是两百年来我们的文明的一个根本特征。”
理查逊在《帕美拉》中用男女情爱故事编织了小说具有的社会结构，而在他的小说创作上，也在个人主义的具体情境中启动了“感伤主义”这一流派的流行，他谈论的是“头脑清楚的逃亡者”，他们是不同寻常的，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在展现中，从家庭生活进入到个人的隐秘世界，这就是理查逊的独特之处，“究竟是什么力量影响了理查逊，使他赋予了虚构故事这一表现主观和内心的倾向？”瓦特认为，承载这一功能的便是“书信”：书信是私人性的，又具有社会流通的特性，一方面理查逊描述的人物有着对于特殊环境的深深恐惧，就像《克拉丽莎》中的农村姑娘，她的堕落完全是“我对城市及它的那种方式一无所知”，所以展现其内心世界的时候，就是通过书信来表现她的恐惧；另一方面，书信本身的流通就反映了社会的变化，当时的英国邮递也发展已经在整个欧洲首屈一指，所以在小说中，书信揭秘了内心生活，也映照了社会变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小说完全建立在独特的个人经验和特殊的社会环境下，“使它成了对于具有现代意识的期望和抱负的一种主要的影响。”
在关照理查逊的小说创作中，瓦特认为在《克拉丽莎》中，他“创造了一种集叙述样式、情节、人物和道德主题于一体的文学结构”，书信揭示的内心世界和人物关系，沉闷而恐怖的环境营造、娴熟和细致的人物性格刻画，都体现了新的创造里，尤其是在《克拉丽莎》中，理查逊还解决了许多小说中的形式问题，“并以当时最高的道德和文学标准将一种新的形式引进到故事的叙述之中”，其中的无意识和死亡，具有现代小说的特征，具有极大的悲剧性，“克拉丽莎的悲剧似乎显然反映了清教主义精神的灵性及其惧怕情欲的综合的效果，这种效果遏止着性冲动的发展，不让其超乎于孤独癖和受虐狂的阶段。”也使得理查逊的小说在十八世纪成为一种文学样式的典范。
而对于菲尔丁，他的小说创作实践更多在时间意义上体现“史诗性”，这是对文学趣味日益增长的混乱状态采取的“严厉措施”，但这显然是一种新古典主义理论：史诗的情节具有一种逼真和奇异的独特性，“这对自相矛盾的伙伴得以愉快配合的方式，曾绞尽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批评家的脑汁”，而在菲尔丁那里，变成了一种创新。而在史诗理论之外，他成为小说家得益于《汤姆·琼斯》，瓦特认为，在《汤姆·琼斯》那里，菲尔丁明显已经突破了理查逊对个人苦难的描述，个人已经不再是被动者，而是成功地适应了社会，这使得不仅在情节上还在人的价值上实现了突破，“他把小说转变成了一种交际性的、实际上是友善的文学样式。”而最终也在叙述技巧之外具有革新意义：“一种对他小说中的人物及其活动产生了影响的关于人类事务的可靠的智慧。”
笛福小说中的个人主义，理查逊对结构的重视以及人物内心世界和社会道德之间的重构，菲尔丁的史诗性叙事和人物价值上的突破，都使得小说具有十八世纪特有的形式，一方面社会发展影响了小说的表达，另一方面小说这种文学样式又地体现了社会深刻的变化，显然小说之新绝非只是形式上的，更不仅仅是单一的现实主义，所以十八世纪的变革形成了一种整体性的风景，沂摩莱特、斯泰恩和范妮·伯尼等人的小说都超越了平庸，后继者们无论在技巧还是在社会背景的展现上，都呈现了一种延续性，虽然没有成为一种固定的流派，但是瓦特却将其命名为“文学运动”：“这个运动的成员具有许许多多的相似之处。”
即使笛福、理查逊和菲尔丁在叙事技巧上还存在着明显的弱点，但是在小说成为小说的独特性上，的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种和当时社会、文化、宗教共呼吸的命运就是进入到“我是在用现在时态写信”的状态中，所谓创作反映现实，也是让文本成为共时性的产物，所以站在历史主义的情境之中，瓦特对十八世纪的三位作家在小说中的独特贡献提供了两个价值坐标：
为创立在近两个世纪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学样式作出了主要贡献的明显的价值，以及另一种同样重大的价值，那种价值就在于他们本质上都是独立的创新者，他们的小说为这一样式提供了三个性鲜明的形象，从而对其后来传统的本质上的多样性作出了极为完整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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