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2-23《理性之蚀》：必须通过否定之法
人类为征服自然而努力的历史同样也是人类征服“人”的历史。
——《自然的反叛》
这是被书写的双重历史，双重历史却在“征服”中具有了某种同一性：当人类从认识自然，将“自然概念”融入“自我”，再到最后的征服，这是人类对于“自然”和“自我”二元性的消解？这种消解是一种理性力量使然——或者说对自然的活动都归于自治的主体之下而具有了合理性？还是以一种手段压抑了“自然”？另一方面来说，当人类征服自然同时也意味着人类征服了“人”，“人”也在自我认识、自我融入和自我征服中被归于人类主体之下而成为客体，是不是也意味着主体自我的毁灭？是不是也像自然一样成为工具论的牺牲品？
双重历史就是双重被征服的历史，就是双重被主观化的历史，对“自然的反叛”的历史化处理在被征服和被主观化过程中，理性在哪里？合理性是不是理性能力的体现？马克斯·霍克海默其实回答了这个问题，一方面，人类自我和自然的关系中，当以“一团相当杂乱的混合之物”为表现的“自然”被纳入到人类关系之中而成为纯粹客体，自治的主体内容也被掏空了，“自然”成为了没有任何可命名之物的单纯名目，对于人类来说，这样的征服意味着“自然之舌已被带离”；而另一方面，“人”也成为人类征服的目标，人的“自我”就成为了一个抽象的自我，这种抽象的自我也被掏空了其他实质，和自然的关系变成了纯粹的专制关系——正是在“自然”和“自我”被掏空之后，这一个双重历史所反映的“适者生存”就变成了“形式化理性”的一个领域，理性“只是一种器官”。
霍克海默在这双重历史中提出的其实是这样一个命题：作为工业文化基础的合理性概念，本质上是不是一种理性？当人类以征服的方式改写了和自然的关系，将自然纳入主体世界，是对“自然的反叛”的一种合理性处理，那么这样的处理是不是理性的胜利？如果要阐述这个命题并做出回答，就必须定义理性。理性很明显体现的是人类的分类、推理和演绎的能力，作为思维机制的运作，理性当然区别于感性，但是理性观念是不是就是一种主观主义？霍克海默从理性的手段和目的的不同，将其分为两种，一种是主观理性，主观理性并不关乎具体的内容，它只关注程序是否适合实现的目的，而这个目的在主观意义上是理所当然的，也就是合乎理性的，它服务的是主体自我保存的利益，它体现的是一种计算概率的能力，即将正确手段和给定目标协调起来。在主观理性之外还存在着一种客观理性，客观理性将理性的存在视为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存在于人的头脑之中，更存在于客观世界中——人际关系、社会阶层和自然的各种表现中。客观理性并不排除主观理性，而是将主观理性视为“普遍合理性”中的有限表现，也就是努力使合乎理性的客观秩序和包含自我利益、自我保存的人类存在相契合——客观理性所专注的是概念，是“至善”的观念，是人类命运，是终极目标的实现方法。
所以，主观理性和客观理性并不是对立关系，理性同时具有主观维度和客观维度，它们都是在一种合乎理性的基础上，在普遍合理性上成为行动的能力。但是这或许是理性的一种理想主义，在社会的逐步发展中，在理性主义的嬗变中，理性出现了危机，那就是被主观化了，或者说理性的内容被逐步掏空只剩下了形式的外壳，这也意味着理性被形式化了，而主观化在霍克海默看来就是形式化，“理性已经将这些行为或者方式移交给相互冲突的利益去做出终极裁决，这些利益似乎已经主导了我们的世界。”理性变成了工具理性，而被抽空的正是理性的客观维度，于是当前的理性危机被霍克海默表述为：“在某种程度上思想要么根本上逐步丧失了去构想此种客观性的能力，或者干脆否定这种客观性，将其视为一种错觉。”
考察理性的发展历史，霍克海默认为，当理性从宗教总剥离，它已经预示着客观的特性大大弱化，反之形式化的程度不断提高，而到了启蒙时代，当一切都要在理性法庭上进行审判，启蒙所击杀的不是宗教蒙昧主义，而是形而上学，甚至就是理性自身的客观概念。理性变成了工具，这就意味着理性的放弃了“自治”而追逐“自利”，意味着理性屈服于“它治”被社会进程控制，它之中的理念就完全变成了物品，变成了机器，所谓的公正、平等、幸福、宽容完全失去了它们的智识根基，而更大的危机在于，理性的形式化也意味着它与“人性”的内涵相割裂。这就是霍克海姆所说的理性“物化”，当理性完全被置于主观化和形式化的工具世界里，艺术品就变成了商品，艺术也和真理、宗教、政治切割开来，与之相关的客观理性、权威宗教、形而上学而功能也都被物化机制所取代，“物化是一个可以追溯到组织化社会的开端，以及使用工具之开端的过程。”
| 编号：B82·2250103·2223 |
很明显，霍克海默将理性的主观化和形式化看做是走向物化危机的开始，而物化危机就是工具理性的开端，他的指向就是作为工业社会基础的“合理性”，在他看来，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人类的视野得到了拓展，“合理化”进程也在加快，但是作为个体的自主性、想象能力、判断能力却在削弱，技术实施的进步带来的是非人化的过程，“人”的观念就这样面临着被废除的危险，也就是说，所谓的合理性其实正在将理性的本质消灭，而和理性正是因为理性而被人们所拥护的——这似乎走向了一种悖论，那么是合理性本身除了问题，还是理性自身走向了危险？霍克海默认为，当理性抹杀了客观性而变成纯粹的工具，这和欧洲的“反-哲学”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所谓的“反-哲学”精神其实就是科学精神，就是用“概率的真理”代替“真理的逻辑”，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实用主义，“这一哲学的核心观点就是，一个理念、一个概念或者一种理论其实就是一种行动的方案或者计划，除此以外别无他物，因此，真理也不过意味着这种理念的成功。”
实用主义的这个观念意味着将科学“实体化”，更是将思想未能解决的工作转借到科学手中，它们把工具“科学”视为进步的标志，要让哲学去适应科学而不是相反，也就是说，哲学思想变成了科学“管理式婢女”，成为“世界的统治者”的一部分。霍克海默列举了实用主义的三篇论辩文章：悉尼·胡克主张，当前的文化温基源于“对科学方法丧失信心”，他谴责那些形而上学者沉迷在不证自明、直观、神启之中而不去做科学研究；杜威抨击“反-自然主义者”，在他看来他们“阻止科学完成其使命及完成其建设性的潜能”；而欧内斯特·奈格尔则探讨了“恶意的哲学”，他驳斥了形而上学者提出的否定自然科学的逻辑可以成为道德态度的智识根基。一方面霍克海默认为，实用主义的这三篇文章是对威权主义毫不妥协地反对，“他们值得人们给予最大的敬意。”但是他们又将哲学看成是科学的分类和形式化，这就是理性工具化的证明，它剥夺了理性本有的作用。。
霍克海默还指出了对理性客观化弱化的另一派观点，那就是新托马斯主义，新托马斯主义把真理、德行和现实想混同，一样将理性推向了主观主义的窠臼，一样让主体去适应所谓的现实，也就是让理性成为一种专制。所以，分析这两派的观点，霍克海默认为，他们都用他律取代了理性本身固有的自律特性：“其中一个趋向于去用简化方法论的自动运作去取代自律理性，另一个则是通过某个教条的权威去取代自律理性。”理性被主观化、形式化意味着被物化，意味着科学变成了屈从于现存时间的要求而成为一种堕落，更意味着“真理仲裁者”被剥夺了抵抗桎梏的智识手段而沦为完全的工具。这种理性的工具化危机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和自然的关系中，自然不再是通过超越和调和和人类建立关系，而是在压抑中变成了人类统治和征服的世界，而其中的工具就是理性，就是理性的支配原则，“支配原则已经成为万物为之而牺牲的偶像。”
另一个关系则是人类和个体的关系。理性的作用是人类进行自我保存，或者说在理性之下个体在自我中得到保存，在这里，个体就是具有意识的个体，就是具有“个体性”的个体，它是一个微观宇宙，呼应着不可改变的社会和自然等级制度，当个体成为自然中的主体，客观理性也开始向着主观理性转化，尤其在个人主义时期，个体性最为完全地附属于自我保存的理性，自我的观念摆脱了形而上学而成为一种纯粹的个人物质利益的综合体。但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个体反而衰落了，共同体的利益渗透到个体之中，并侵扰他们的思想，甚至垄断他们的行动，这也就意味着在技术世界里，个体处在崇拜工业、技术和民族性的时代，个体性反而表现在那些流行文化的膨胀的名人、那些循规蹈矩的显贵身上，或者说，个体性普遍衰败了，取而代之的是“形式化理性”的自动机——而这就是现代社会存在的普遍理性危机，“那种认为传统哲学珍视个体 、珍视理性的幻想——也就是认定个体和理性之永恒的幻想——正在烟消云散。”
“哲学的任务就是把他们的所作所为翻译成将要被听到的语言，即便他们的有限的声音已经被暴政压制。”这是1944春季霍克海默在哥伦比亚大学所做的公共讲座上将的话，离开德国来到美国的霍克海默当然将这种“个体性”衰落带来的危机更指向了纳粹，理性的工具化、对“自然”的支配，个体的衰落，这些都被霍克海默视为“当前困境”，而他所做的讲座目的是将这一困境和“人类未来前景的具体难题联系在一起”，或者就是在危机中寻找出路，而这就是哲学思考的意义所在。但是身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代领导人，霍克海默给予了哲学当代使命，那就是自然和精神的统一、主体和客体的统一——在理性之中，则是主观理性和客观理性的统一：主观理性需要在可能陷入不负责任中调整自己，以适应主体和客体的异化、物化的社会过程，而客观理性则要避免存在屈服于偶然性、盲目风险 之下的努力。
调和矛盾，是哲学的任务，但是在霍克海默那里，这种任务就体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精神，“哲学的任务并不是去顽固地扮演一方去反对另一方，而是要去促进相互批判，因而如果有可能的话，在智识的领域中去为二者在现实中的和解作出准备。”他引用康德的箴言“唯有批判的道路乃是敞开的”，认为主观理性和客观理性的二元对立是一种表象，它们并不是要瓦解另一个，而是向另一个复归，这种复归就是在批判下的复归，批判的方法论就是：“理性之病即是，它本就诞生于人类对统治自然的渴望之中，而疗救之方就在于对原始疾病自身本质的洞察，而不是取决于能否把最近出现的症状治好。”理性需要分析两者间裂痕的发展，消除二律背反的现实，将客观理性从主观理性的疯狂中拯救出来，在自我保存的观念中凸显“客观性”。在这里，霍克海默启用了“否定”的启蒙辩证法，否定是双重的，既否定对于普遍意识形态的绝对化主张，也否定对于现实自以为是的主张，“否定之法，亦即对于使人类受到极大伤害、阻碍人类自由发展的一切事物的谴责，建立在对于人的信心的基础之上。”
否定不是怀疑主义，否定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否定更是针对自我的行动，“否定之法”是谴责更是发扬，是批判更是建构，是理性之蚀，也是理性之用：“如果说通过启蒙和理智的进步，我们所指的是将人类从对于邪恶力量、恶魔和神话的盲目迷信中解放出来一一简而言之就是把人类从恐惧中解放出来，那么，对与现在所谓理性的谴责就是理性所能够给予的最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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