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3-28《第二性》：要由人来建立自由的领域
做女人多么不幸啊！然而，做女人最大的不幸，说到底，是不了解这是一种不幸。
——克尔恺郭尔
克尔凯郭尔，一个男人，一生没有结婚；西蒙娜·德·波伏娃，一个女人，一生没有结婚——当一个作者引用另一个作者的句子，是不是消弭了男女之间性别的固有界限？是不是在不走进婚姻世界的共同经历中达成了某种共识？一定是一种认同，而仅仅是认同，如何在女性自我世界里找到女人不幸的本质？当波伏娃以女性的立场写作这一本书，是不是以一种主体性的态度来否定“他者”的存在？当波伏娃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能不能撼动早就写好的那一部历史和事实？当波伏娃用不结婚、不生孩子的选择实践着女性主义的宣言，能不能改变女性的整体命运？
一连串的问题，一系列的疑惑，并非是一个男性读者的质疑，其实，当波伏娃、第二性组成关键词挑战男性世界体系的时候，本身就构成了一种颠覆意义，更在超越文本的社会学意义上提供了一个视角，只是在根深蒂固的男人主体世界里，一种态度，一份报告，一部作品，其实是有限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波伏娃的宣言本身就是一种对抗——当对抗的目标是男人，是男人的特权，是男人的制度，是男人的历史，甚至是男人的神话，是不是就预设了一个男性中心，像逻各斯主义一样，越是对抗，反而越是凸显了这种中心意识，甚至越是巩固了这种主体世界，那么，所谓的自由，所谓的独立，只能是男性背景之下的有限平等。
波伏娃似乎已开始也意识到了这种担心：“长时间以来我犹豫不定，是否写一本关于女人的书。这个主题，尤其对女人来说，是不快的，而且不是全新的。”她的犹豫不定在于人类是男性的，米什莱说：“女人，相对的存在……”亚里士多德说：“女性之为女性，是由于缺乏某些品质……”邦达说：“没有男人，女人不能独立思想。”太多的观点是从相对男人而言来界定女人；而波伏娃的担心更在于当女人提出关于女人的主题，就很容易陷入一种自我欣赏或者自我鄙弃的禁闭世界，就像为了目标而进行的对抗，是建立在目标既有现实的基础之上的；而波伏娃的犹豫还在于现实意义上，女人甚至已经被异化而失去了女性气质，不再是“永恒女性”，“女人在人类中仅仅是‘女人’这个词随意指定的那一部分人”？
但是，即使女人的职责不足以界定女人，即使拒绝以“永恒女性”去解释女人，即使世间存在女人是一种暂时现象，波伏娃依然消除了疑虑，提出了一个最本质的问题：“什么是女人？”可以是启蒙哲学下的女人，可以是唯理论中的女人，可以用唯名论来界定女人，但是波伏娃一开始就站在男人世界的对面——不是对抗，而是平等：“我们以什么身份提出问题？男人是法官和当事人，女人也是。”“也是”就不再是一种有了目标之后的攻击，而是趋向于平等的对话，所以他拒绝高等、低等和相等这些模糊的改变，拒绝以个体的幸福为衡量的标准而选择以自由去界定机遇，她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将女人放在一种整体中，作为一种自主的自由，而不是“在男人逼迫她自认为他者的世界中展露自己和自我选择”，也就是说，女人拒绝成为客体，拒绝被推向内在性，拒绝成为他者。
| 编号：B83·2180624·1484 |
“女人的悲剧，就是这两者之间的冲突：总是作为本质确立自我的主体的基本要求与将她构成非本质的处境的要求。”所以，要拒绝走向悲剧，就必须取消两者的冲突，就必须找出女人已经形成的那种“屈从”：一方面从女人的命运出发，从生物学、精神分析学、历史唯物主义等观点中找出“女性实在”的形成，另一方面考察历史过程中女人如何成为他者，男性如何创造女性神话作为主体的对象，在从实际体现中，发现女人的成长、处境中如何活在一种禁闭世界里，“这样我们才能明白，女人竭力摆脱至今给她们划定的范围，尽力参与到人类的共在中遇到怎样的问题。”
女人是一个实在，这个实在首先是在生物学意义上的，当界定女人的时候，其实从一开始就走向了一种男性视角，“这很简单，喜欢简化公式的人这样说：女人是一个子宫、一个卵巢；她是雌的：这个词足以界定她。”“雌的”完全是生物学的界定，但是命名却是站在人类哲学的高度，当这种两性分科意义模糊，本身是物种相异个体的区分，就带上了某种指向性，“无生气的、不耐烦的、狡猾的、愚蠢的、不敏感的、淫荡的、凶狠的、卑下的，男人把一切雌性动物同时投射到女人身上。”黑格尔说，两性应该不同，一个是主动的，另一个是被动的，“因此，男人由于这种区别成为主动的本原，而女人是被动的本原，因为她处于未发展的统一体中。”为什么雄性的男人会变成主动？生物学变成了生理学：官能的发育使女人区别于男人，女人要怀孕，女人要生育——在所有哺乳动物中，女人变成了受到异化程度最高的群体，一方面她们激烈地抗拒这种异化，另一方面机体却对生殖职能的从属显得极为迫切，也正是这种矛盾，使得女人的异化程度不断加深，而这种加深的异化使女人的处境变成一个本质因素。
因为正是这个异化的身体，超越了生物学范畴，而变成了一种本体论的、经济的、社会的和心理的现象，从精神分析角度来说，男人自始至终只有一个生殖期，而女人却有两个，从童年到成年，正是这种变化的特点，在被当成男性客体之物的时候，她就越来越成为被体验的对象，也越来越失去自主性，按照阿德勒的观点：
至于女人，她的自卑情结采取女性身份羞耻地加以拒绝的形式：并非缺少阴茎，而是整个处境境引起这种情结；小女孩羡慕男性生殖器，只是把它作为男孩子所拥有特权的象征；父亲在家庭中占据的位置，男性普遍的优势，教育，一切都向她证实男性占优势的观念。后来，在发生性关系的过程中，性交将女人置于男人身下的姿势本身，是一种新的屈辱。她以性的抗议”做出反应；要么她寻求变得男性化，要么她以女性的武器同男人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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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娜·德·波伏娃：实践者的“他者” |
女人与自身分裂，接受她低下的命运，而正是这种自我定义，她“全盘接受做女人”的现实。而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女人命运的使然是一个历史现实，她是一个性伙伴，一个生儿育女这，一个性欲对象——一个他者的存在，就必须通过她，男人才寻找自己。而波伏娃正是从漫长的历史来考察女人的“他者”地位，考察根深蒂固的性别等级。从最开始的原始游牧时代开始，男人占有体力优势，他自然变成了统治的力量，即使有过母权制，但最后也过渡到了父权制，在这个阶段，女人的存在是作为一个神话存在的，她是大地，是母亲，是女人，而不是男人的同类，这种分野走向了私有制，而正是女人神话意义上的存在，她成为了“贬值”的符号，“女人的贬值代表人类史上一个必要的阶段，因为她不是从自己的积极价值中，而是从男人的弱点中获取威信；令人不安的自然神秘体现在她身上”。
这是女人异化的真正开始，从希腊时代到罗马时代，从基督教兴起到中世纪，女人一直处在“他者”的位置上，即使十二世纪地中海沿海产生了骑士爱情，让女性的命运得以改变；即使文艺复兴时个体自由得到了发展，也出现了一些女君王、女冒险家、女战士；即使法国大革命时出现了《女权宣言》，作为和《人权宣言》相抗衡的产物；甚至在十九世纪的改革运动中出现的平等和正义有利于女性，但是波伏娃对历史的鸟瞰中不无遗憾地指出，“整部妇女史是由男人写就的。”男人始终是女人世界里的主体，始终是制度的统治者和实施者，即使出现了所谓的女权主义，也只是男性政治家手中的一个工具，而女人有意识无意识地落入到这个主体世界里，“女人并非为其所是，而是作为男人所确定的那样认识自己和做出选择。”
“她为了男人而存在”，成为了女人具体境况的写照，女人变成了男人所想象的女人，变成了被描绘的女人，而这便是事实之外的“神话”：“男人梦想在不安中得到宁静，梦想意识所存身的晦暗不明的充实。这个梦想的化身，正是女人；她是外在于男人的自然和与之过于相像的同类之间理想的媒介。”当女人被男人想象为女人，变成神话世界的女人，女人就表现为非本质，变成了不许互换的“绝对他者”——男人通过这个他者找到了“存在的充实”，通过客体变成了自在的主体，“生存者心中的那种缺失，积极地体现在女人身上人，正是通过她与之汇合，期待自我实现。”这种客体化在另一个意义上取消了女人的自主地位，取消了实在意义，当然更取消了平等性，就像克尔凯郭尔所说：“通过女人，”克尔恺郭尔写道，“理想性进入生命，没有她，男人会成为什么？许多男人依仗某个少女成为天才……但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因为与之结婚的少女而成为天才……”
但是这种神话的复杂性使得女性被异化得越来越严重，她是男人恐惧的投射，她是男人统治的物化，她是男人欲望的奴隶，于是，她变成了一个即是魔鬼又是天使的斯芬克司：
这就是为什么女人有双重的、骗人的面孔：她是男人所召唤的一切，又是他达不到的一切。她是慈善的自然和人类之间明智的中介；她是未被制服的自然对付一切智慧的诱惑。她在肉体上体现从善到恶一切精神价值及其反面；她是行动的实质和妨碍行动的东西，是男人对世界的掌握和他的失败；这样，她处于男人对他的存在的一切思索、他能给予这存在的一切表述的源头；然而，她千方百计要他离开自身，让他沉没到静默和死亡中。
女性神话是男性世纪的产物，是对他者的确定，“确立女人，就是确立绝对的他者，不需要相互性，罔顾经验，拒绝她是一个主体、一个同类。”神话已经渗透到女性的人格中，甚至形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在神话之外，当波伏娃通过“实践体验”考察女人的现实生活时，这种他者的存在也在“人的状况”里变成了一个几乎无法摆脱的事实，而在这里，波伏娃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观点：“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也就是说，女性是男性之外的第二性，她不是和男性一样的第一性，是一种从属，一种附加，一种非本质，一种被困于处境中的他者。
从童年开始，男性与女性之间存在的区别从来不是被视为在平等意义上的差别，“阉割情结”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对男性的羡慕，就是凸显了男性优势，而这种情结之产生就是通过“男人的眼睛”，使女人处在异化的位置上；而在少女阶段，“她的青春不知不觉地在等待中消耗。她等待着男人。”因为在这个阶段，男人的攻击性、权力意志、挑战的兴趣都超过了女人，女人越加被动地处在男人的对象位置上；而在性启蒙中，女人对于性满足不再是阴蒂阶段，而变成了阴道阶段，她是被插入的对象，是受精的目标，也就是说，她只有在男人的主动占有中才能感受到性启蒙，而男人的满足变成了一种自然结果；即使出现了女同性恋，似乎一方具有了男人的特点而本身为女人超越了自然属性，但是在波伏娃看来，“赋予同性恋女人以男性特征的，是由于她们不要男人而不得不承担的一整套责任，而并不是她们的性生活，相反，那把她们禁闭在女性世界里。”
而对于女人来说，从童年、少女直到性启蒙等阶段，他者的位置不断得到强化，在“成为女人”之后，她们的处境就真的那以摆脱被控制的命运。婚姻是社会赋予女人的命运，但是她和男人从来不是在平等基础上构成了交换和订立契约的等级，女人是出嫁，是被动状态，男人是结婚娶妻，是主动作为，“她用他的姓；她与他的信仰结合在一起，融合到他的阶级、他的圈子；她属于他的家族，变成他的‘一半’。”而当她成为了母亲，似乎在孩子身上找到了平等的感觉，但是孩子只是一种“对等物”，“孩子是她献给男性的这个情妇的对等物，男性对她来说不是这种对等物；当然，没有准确的对等：一切关系都是独特的”；而当女人进入到社会生活之后，家庭成为一个禁锢的“内部世界”，即使女人走向社会她也是在服从既定秩序，也是在迎合男人，无论是衣着打扮，还是对社会的态度，她都无法逃离男性的目光，甚至在男人标准中构建自身世界，“她像一幅画、一座塑像，像舞台上的演员，一个类似因素，通过它，暗示出一个不在场的主体，这是她扮演的人物，而并不是她。”而普遍处于底层的妓女，靠出卖肉体生存，她们在某种意义上和已婚女人的处境是对称的，“在靠卖淫出卖自身的女人和通过婚姻出卖自身的女人之间，唯一的区别在于价格和契约的期限。”无非是一种服务，而且是对男性主体的服务；当女人从成熟走向老年，生理上又使得他们一下子失去了女性特点，封闭在女性职能中又丧失了自身特点，反而变成了一种双重的悲哀。
但是在这个女性命运的发展曲线里，却也出现了自恋的女人，出现了恋爱的女人，出现了虔信的女人，她们或者把爱给予自己，沉浸在自我世界里，把自我作为一个绝对的目的；或者在恋爱中保持和男人的平等，建立在两个自由的人互相承认的基础上，“一对情侣的每一方会互相感受到既是自我，又是对方；每一方都不会放弃超越性，也不会伤害自身；两者将一起揭示世界的价值和目的。”或者将自己的爱奉献给上帝，在自我选择的信仰中成为独立的人。波伏娃认为，他们正是因为受禁闭才想着把牢狱变成天堂，才想着把奴役变成自由，这是动人的努力，但是却是可笑的：自恋的女人沉浸在我我世界中，其实使自我畸形发展，尤其是和外部具体世界失去了真实的关系，甚至在她看来，自恋的女人和高级妓女一样，是完全从属于他人的；恋爱的女人找到了那个平等的自我，但其实，这个自我被发现也是通过男人的眼睛，她的恋爱之目的最终只是他者的现实，“开初定义为将自恋神化的爱情，在往往导致自残的忠诚这种苦涩欢乐中完成。”而虔信的女人，当她确立了上帝，其实这个上帝是以丈夫的形象显现的，“这个万物之主出现在光轮之中，以一身白色和俊美令人眼花缭乱；他让女人穿上结婚礼服，戴上花冠，牵着她的手，答应给她升上天堂的荣耀。”她甚至通过摧残自己的肉体，主动地致力于使自己虚无化。如此，这个主体依然是不存在的。
所以综合以上，波伏娃认为女人要走向解放，就必须成为独立的女人，成为一个女人的事实：“女性的魅力要求超越性贬为内在性，只作为肉体灵敏的颤动而出现；必须成为一个自发奉献的猎物：知识女性知道她献出自己，知道她是一个意识、一个主体；一个人不能随意地扼杀自己的目光，把自己的眼睛改变成一片天空或一片水坑；一个人不能阻止身体趋向于世界的冲动，把身体变成暗中颤动的有生命的雕像。”她可以在经济上和男人平起平坐，在自由上可以和男人拥有相同权力，在性爱上，可以把自己当成唯一的主体，甚至在征服中“他让她享受”；她可以成为文学家、艺术家，在创造的世界里确定自身，赋予生活以意义。
“独立的女人”是波伏娃最后指明的解放之路，仅仅一章的篇幅并非是波伏娃的重点，而在对于独立的阐述中，其实也是模糊的，所以在“结语”中，她又再次将独立、自由的概念延伸到社会层面，试图在制度上进行变革，试图在观念上给予平等，试图在社会环境中创造主体地位，但是她依然显得信心不足，“改变法律、体制、风俗、舆论和一切社会环境，是否足以让男女真正一样平等呢？”或者作为女人，波伏娃也感觉到了难以逃脱怀疑论者的观点：“女人将总是女人。”所以一个女人，一个女性作者，一个女性主义者，一个女权的实践者，也只能在“第二性”的现实面前，作出略显苍白的宣言：
正是在既定世界中，要由人来建立自由的领域；为了取得这最高一级的胜利，男女超越他们的自然差异，毫不含糊地确认他们的友爱关系，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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