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8-05《第三代》：只是奴隶在寻找主人
罗茨坐在那里，对着摄像机镜头：“我叫罗茨，今天是1949年2月29日，星期二，不是圣诞节的星期二，我为着人类的理想而奋斗……”面带着微笑，不断地重复，在装扮成小丑的“第三代”面前，他反而变成了一个真实、和善的人，甚至变成了一个高高在上的人道主义者，而拍摄录像的人，在墙上写字的人，以及收听信息的人，在小丑的世界里，是不是戴着不被摘除的面具？
脸上的微笑和面具，坐着和站着，以及说话和听到，构成了最后的对比性场景，作为电脑商人的罗茨在这样的场景里，反而变成了文化和哲学的输出者，他的言语，他的微笑，他的观点，通过摄像机，通过录像机，最后被制作成了电视节目，当然它会在更大范围里里被传播，在这样一种传播学意义中，罗茨便成为了一个源头，一种中心，而以这个落幕的结尾为呼应，开始的4分钟长镜头，便成为了一种社会存在的范本：远处是高楼和教堂，镜头慢慢拉近，是房间里正在播放的电视机，再往前，是关闭着的电脑，再往前，是椅子上睡着的某一个人，她的身上放着一台电话机，此时打出的字幕是：“柯达胶卷拍摄于1978年11月至1979年1月22日的西柏林”——随着电视里音乐节奏的变动，画面上的字幕也跟着一起跳动。
室内的场景其实是保持着静止状态，或者说，是里面的人变成了静止的物，连同外面的高楼和露出塔尖的教堂，都无声无息地存在着，而相反，电视机却在叙述着一个变动的故事，里面的人物，里面的声音，制造了行动和声响，它甚至取代场景中的静止，而成为另一种现实——包括电脑、电话机在内，它们构成了现代社会的技术性存在，在这样一种对比甚至取代中，人所接受的只是一种信号，一些信息，它在某种隔阂意义上成为这个时代的症候。而当4分多钟的长镜头结束，房间的门被打开，罗茨走了进来，对正在椅子上的苏姗娜说自己的飞机晚点了一个小时，苏姗娜告诉他警探科尼曾经打过电话来，在罗茨让苏姗娜回拨过去的时候，苏姗娜却以悄悄话的形式开始了另一种对话。
开头和结尾，构成了一种呼应，甚至成为了一个完全关于影像传输的闭合系统：结尾时面带微笑的罗茨录制下来的影像，是不是会在开头的电视节里变成节目？也就是说，开头和结尾构成的系统正是关于电视时代输入和输出的完整过程，从现实中的人到电视里的人，从电视节目到主宰现实的存在，那么，所谓的“第三代”是不是都在幕后变成了戴着面具的小丑？甚至，所有的观众都变成了被隔离在现实之外的存在，“柯达胶卷拍摄于1978年11月至1979年1月22日的西柏林”是对现实的说明，还是电视传递的信息？但是不管如何，它和罗茨所讲的“1949年2月29日”构成了时间的错位——电视制造了虚假的历史？还是历史可以被随意置换？还有远处的教堂和罗茨在电视镜头前说“不是圣诞节的星期二”，也都在言说中取消了宗教意义。
历史或者宗教，以及现实，都成为了异化的存在，在这个和电视、电脑、电话有关的场景中，成伪了一种幻影。但是法斯宾德并只是不满足于那个4分多钟含有隐喻意义的长镜头，接着他通过另外几组场景的组接，更是将人之存在变成了对历史、信仰和现实的怀疑：在作曲家爱瑞德的家里，伴随着小孩子的哭声，在俯视的镜头里，男人说，那个时候，人们读黑格尔或尼采等哲学家激进的书，有人说，人的存在还比不上一块石头重要，这非常愚蠢，生命价值远远胜过一块石头，尤其在战争年代，但是艾瑞克却说，那些激进的思想其实是消极，并且愤怒地质疑在一旁病态地活在回忆里的妈妈：“人们都找不出你今天还要活着的理由！”在讲课的课堂上，女教师科碧塔问起1848年革命的原因，镜头之外学生的声音说是法国自由民主派要求修改宪法，比如新闻自由，有人认为当时的人们希望法国统一，碧塔再问关于1848年法兰克福大教堂宪法会议的意义，学生则怀疑她的观点太保守，“难道战争是解决一切的根本吗？为什么那些政治当权者要保护即将要倒的政权？很奇怪你希望发动革命，一方面又担心人民的暴动。”碧塔问他，资产阶级的本质是什么，学生说：“是一个政权代替另一个政权，没有本质上的改变，你怎么不谈谈他们夺权之后对其他的国家又做了什么？这是这个旧制度存在的原因，他们不惜一切想要保住自己的政权……”
| 导演: 赖纳·维尔纳·法斯宾德 |
讨论中有着质疑，有着对立，有着对历史和政治的不同观点，但是这些观点对于现实来说，则是解构的。但其实不管是作为作曲家的艾瑞克还是作为教师的碧塔，他们一个是作为对现有秩序质疑的显现者而出现，一个则是作为隐秘者而存在——碧塔在课堂上就说不会表露自己的观点，即使认同学生的想法她也是作为教师遵守着现有教科书上的说法，但是他们却都共同相信一句话：“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这句尼采的经典话语成为他们行动的暗号，也正是这句话作为暗语，连同在唱片店里的奥古斯特，他们都成为了把生命哲学上升为行动指南的“第三代”——法斯宾德的观点是：1968欧洲学生运动的那一代是第一代，他们坚持理想主义，但也希望用革命的手段改变世界的秩序；巴德尔-迈因霍夫帮是第二代，他们以武装斗争开始了对现实的抗争，在暴力中希望建立新秩序，那么第三代到底是不是要在“生命意志”中实践新的革命？
的确，他们在现实中是困顿的人，是迷惘者，是找不到真正出路的人，这是一种被阻隔了通向外界之路的生活，科莱因被丈夫暴力殴打，弗朗茨找不到工作，英泽尔被药物损坏了身体只能通过毒品度日……实际上这些人所谓是第三代，根本没有思想，他们是被现实所改变，在无力挣脱的困境中，他们只有通过单纯的行动找到“生命意志”——而最后这种行动本身就变成了戏谑式的暴力，它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成为一种荒诞式闹剧，而闹剧又成为了现实困顿之一种，在渴望挣脱却又被无无情纳入中，其实他们身后的那个控制者才是真正的主人——或者是有着财富作为保障的电脑商人罗茨，或者是拥有权力制造了陷阱的警探科尼，金钱和权力，最终成为“生命意志”的控制者，于是他们就像是活在电视里的一代，只是工具而已。
《第三代》电影海报
“我需要钱”“我喜欢钱”，这些第三代的行动者都有着对于金钱的渴望，而金钱在这里不仅仅是他们行动的资本，也隐含着他们作为社会奴隶的存在角色，在第五部分中，打出的字幕是：“奴隶在寻找主人，他们我打扮得像狗一样独立，谁能满足我的愿望，我愿意牺牲一切，任何人看到我的第一眼，就会知道我是奴隶。”的确，看起来奴隶和主人之间存在着相互满足的平等性，但是这种平等新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想法，奴隶永远是奴隶，主人永远是主人，所以即使他们拿着枪，即使他们获取了假的名字和档案，即使他们抢劫了银行，在他们身后永远有更多的枪，更多的钱，更多的枪会制造更多的死亡，更多的钱会让他们成为更可怜的奴隶——在主人的世界里，他们永远是这个世界的他者，就像怀着种族歧视的那句引语：“所有土耳其人都是猪，他们散发着臭味，整天想着调情，德国应该将他们赶出去……”而这种歧视本身也是暴力，它的回击是：德国纳粹也是猪……
他们聚在秘密的房间里，他们制定行动计划，他们筹措资金，但是就像那个隐藏的活动地点一样，从秘密走向公开，是他们行动的最终目的，但是在被他者控制的世界里，他们其实根本无法走出去，或者说，但他们真正走出去也是变成自己的牺牲品。这其实带来了两种命运，在秘密房间里，奥古斯特引荐了有钱人鲍尔，当鲍尔加入这一组织后，他反倒变成了破坏他们规则的一个闯入者，他在碧塔的房间里就肆无忌惮地说：“我要和你睡觉。”在碧塔想要一“生命意志”的观点做出自己的选择时，鲍尔早就将她按到在床上，一种暴力在内部发生着；弗朗茨和伯纳德来找英泽尔，在找不到工作后弗朗茨和英泽尔睡在一起，而英泽尔毒瘾发作四处寻找他们两人身上的钱，最后英泽尔死了，那面大镜子里躺着死去的英泽尔，一种死亡在内部发生着。而在外向世界里，他们被世界拒绝，却又要向社会索取，奥古斯特把鲍尔引荐进来是为了得到钱，他装扮成女人勒索罗茨也是为了钱，但最后这些钱反而瓦解了他们自己，最后抢劫银行，在打死了科莱因的丈夫之后，他们其实也陷入了危机，包括鲍尔之死，弗朗茨之死，科莱因之死，也永远无法逃出主人的控制，就像警探科尼曾经说过的那样：“我最近做了个梦……梦见资本家捏造出恐怖主义是为了迫使政府更好地保护他们。”
充满了革命的激情，充满了对生命意志的崇拜，在被掌控的社会秩序中，他们依然是奴隶，不仅尼采的生命哲学无法解救他们，伯纳德所带的书体现的是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他们曾经讥笑这些思想，而沉浸在无政府主义思想中的伯纳德即使揭穿了科尼的阴谋，也无法改变第三代的命运，他只有在理论中陷入自我疯狂。所以不管是尼采的生命哲学，还是无政府主义，都在一种非理性意义上让他们陷入在谎言中，而法斯宾德的这部电影，在混杂的叙事中本身也成为非理性主义的代表，就像科尼和罗茨讨论一部叫《索娜》的电影，科尼说这是一部最好的电影，““一秒钟内有25次的欺骗，谎言才是最真实的事实。”而罗茨说，这是一部杂乱无章的电影——不管是欺骗是最好的叙事，还是杂乱中实现着自我毁灭，最后的第三代在失业、毒品、暴力和种族问题中，成为自我的牺牲品。
或者，正如开场和结尾所构筑的对应关系一样，问题和出路其实是同一的，它们都是因为在信仰、历史被解构的现实里，失去了存在的可能，失去了生命的意义，第三代不是恐怖分子，把他们变成奴隶的社会才是：“我们可以在该片中听到声音的恐怖主义，此片发生在我们今天居家的日常生活中，当今会有什么东西比来自电视、收音机、街上疲劳轰炸的声响、噪音、尖叫更为典型呢？我们无时无刻不处在声音的恐怖主义里，人们对其只有无行为能力的反抗，连按个键以恢复宁静的举手之劳也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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