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2-06《花边文学》：只好请汉字来做我们的牺牲

因为要推倒旧东西，就要着力，太着力，就要“做”，太“做”，便不但“生涩”，有时简直是“格格不吐”了，比早经古人“做”得圆熟了的旧东西还要坏。
    ——《做文章》

推倒旧东西，是为了建设新生活，在推倒和建设之间，是有一种叫做过渡的存在，过渡便是发展，而且是有机的发展，但是当推倒旧东西太过用力，则变成了“做”，太“做”的东西便成了“生涩”，成了“格格不吐”，既不能建设新生活，连旧有的味道也一概抹除了，甚至比起古人圆熟的东西也还要坏——这便有一个如何保留和如何加工的问题，而保留和加工则指向如何做文章的终极问题。

“朔尔”在《做文章》中引用了沈括《梦溪笔谈》里的一则文章，“穆张尝同造朝，待旦于东华门外，方论文次，适见有奔马，践死一犬，二人各记其事以较工拙。穆修曰：‘马逸，有黄犬，遇蹄而毙。’张景曰：‘有犬，死奔马之下。’”同一个事件被两个人同一时间看见，于是两人都做文章，一个是说马踏死了黄犬，一个则是犬死于奔马之下，两种作文，是叙述同一个事件，但是一个的重点在马，一个的重点在犬，不但主旨不一，而且都有些拙劣，还不如沈括在文章说得明白稳当：“有奔马，践死一犬。”两个人作为是要比较谁工谁拙，而这和当时的文体改革有关，““往岁士人，多尚对偶为文，穆修张景辈始为平文，当时谓之‘古文’。”他们是为了打破对偶成文的传统，而以“平文”或“古文”的方式作文，但是在拙涩的文章中，这“古文”倒也变成了太“做”的东西，变成了生涩甚至“格格不入”的文章。

“时文体新变”，就是要推倒旧东西，“朔尔”举例其实是为了指出当今的“生涩”风格，有一派是胡适为代表的，他认为古代是“言文不分”的，“我们研究古代文字，可以推知当战国的时候，中国的文体已不能与语体一致了。”也就是在他看来，战国以前的文体和语体是合一的，这种“言文不分”在现在看来，白话文也就是“古文”，而鲁迅当时是否定这种看法的，“我的臆测，是以为中国的言文，一向就并不一致的，大原因便是字难写，只好节省些。当时的口语的摘要，是古人的文；古代的口语的摘要，是后人的古文。”而在胡适之外，林语堂也有一个观点，那就是“白话的文言”，他在《一张字条的写法》中说，以“语录体”为“白话的文言”，是“天然的写法”，能够“达意”，这便是他所谓的“做文章”的方法，也是现代“古文”的方向。一个认为古者言文不分，“白话文”就是问题新变的“古文”，一个推崇“白话的文言”，用这种天然的写法“达意”——而在“朔尔”看来，似乎都变得拙涩，似乎都是一种太着力的做法，而真正要推倒旧东西，完成从白话文到“大众语”的发展，需要的是一种真正的建设，他引用了高尔基的说法，“大众语是毛胚，加了工的是文学。我想，这该是很中肯的指示了。”

从大众语变成文学，这不仅是一个推倒旧东西的过程，更在于解答了什么是真正的文学：新与旧，毛坯与加工，生涩和圆熟，需要处理好的是这几个关系，但是对于当时的鲁迅来说，这似乎还是一个国民性问题。以笔名“倪朔尔”发表的《运命》讽刺的是中国人的“穷人哲学”，电影《姊妹花》汇总穷老太婆对穷女儿说：“穷人终是穷人，你要忍耐些！”这便是宗汉所说的“穷人哲学”，这一种穷人哲学是对于运命的一种无奈，但是却变成了工具，“运命说之毫不足以治国平天下，是有明明白白的履历的。倘若还要用它来做工具，那中国的运命可真要‘穷’极无聊了。”也是电影，是外国电影，先是有洋侠客的勇敢，又有了野蛮人的陋劣，接着是洋小姐的曲线美，但是这还不够，有了几条腿之后又有了“一大从”，又有了“赤条条”，这就变成了“裸体运动大写真”，是人体美与健康美的表现，但是又把小童挡在了外面，因为他们不配看这些“美”——中国社会是“爸爸类”社会，在戏里只有“妈妈”献身“儿子”受谤，而到了紧要关头，便是“木兰从军”，推出“女人与小人”来搪塞，“吾国民其何以善其后欤？”而“韦士繇”更是以“洋服的没落”来抨击中国的“恢复古制”思想：因为中国人的人体是最能顺其自然的，“脖子最细，发明了砍头；膝关节能弯，发明了下跪；臀部多肉，又不致命，就发明了打屁股。”所以违反了自然的洋服，便要没落，“恢复古制罢，自黄帝以至宋明的衣裳，一时实难以明白；学戏台上的装束罢，蟒袍玉带，粉底皂靴，坐了摩托车吃番菜，实在也不免有些滑稽。所以改来改去，大约总还是袍子马褂牢稳。虽然也是外国服，但恐怕是不会脱下的了——这实在有些稀奇。”

人体顺其自然导致洋服没落，这其实就衍生出两种向度：对外和对内。向内的要恢复古制，要顺身体之自然，要适合砍头、下跪、打屁股，要有“穷人哲学”，要用“女人与小人”来搪塞，于是有了对“此生或彼生”省力的赞叹，“学习文言固较寻常语言稍难，……而应用上之省力，则阅者作者以及印工皆较经济，若用耳不用目，固无须文言。若须用目则文言尚矣。因文言为语体之缩写，语言注重音义，而文言音义之外，尚有形可察。例如说：‘这一个学生或是那一个学生’，文言只须‘此生或彼生’即已明了，其省力为何如。”这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教授汪懋祖的说法，发对新文化运动鼓吹文言，是因为文言省力，但是“此生或彼生”是不是也可以解释为“这一个秀才或是那一个秀才（生员）”？或者是“这一世或是未来的别一世”？文言字是少了，但意思模糊了，“我们看文言文，往往不但不能增益我们的智识，并且须仗我们已有的智识，给它注解，补足。待到翻成精密的白话之后，这才算是懂得了。”还有那些学者，比如梁启超、胡适，对于清代的学术眉飞色舞，认为是前所未有的发达，不论是解经的打坐，还是小学、史论、考据，都达到了一个顶峰，而这种思想在“莫朕”看来，是完全可以算账的，“我每遇到学者谈起清代的学术时，总不免同时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些小事情，不提也好罢，但失去全国的土地，大家十足做了二百五十年奴隶，却换得这几页光荣的学术史，这买卖，究竟是赚了利，还是折了本呢？”这些人的思想其实是固化的尊孔崇儒，到了新朝，不是革新，而是“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的确，有些人的心是被征服了，“到现在，还在用兵燹，疠疫，水旱，风蝗，换取着孔庙重修，雷峰塔再建，男女同行犯忌，四库珍本发行这些大门面。”民族的心被征服，而且彻底征服，国民党广东舰队司令张之英等向广东省政府提议禁止男女同场游泳，“蚁民”黄维新还拟具了分别男女界限的五项办法，呈请国民党广东政治研究会采用：禁止男女同车；禁止酒楼茶肆男女同食；禁止旅客男女同住；禁止军民人等男女同行；禁止男女同演影片，并分男女游乐场所……“白道”在《奇怪》一文中说：“低能透顶的是还没有想到男女同吸着相通的空气，从这个男人的鼻孔里呼出来，又被那个女人从鼻孔里吸进去，淆乱乾坤，实在比海水只触着皮肤更为严重。”

甚而至于，防止男女同吸空气男女背着防毒面具更为妥当，既可以避免抛头露面，又兼防空演习，这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例子还有，比如东三省沦亡的时候处处在卖《推背图》，华北华南危急的时候上海出现了“碟仙”，所谓的科学在中国便证明了文化之高深，“风水，是合于地理学的，门阀，是合于优生学的，炼丹，是合于化学的，放风筝，是合于卫生学的。”当每一种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都像落入了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于是“公汗”在《偶感》中说：“此弊不去，中国是无药可救的。”中国不可救药，是因为把外面传来的新东西“中国化”了，这种中国化不是吸收，不是融合，而是排斥，而是拒绝——向内而拒外，便也是洋服没落而让身体顺其自然的愚民社会表现之一。

但是如何向外呢？对梅兰芳的不同观点似乎也提供了这两种向度，张沛在《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中说，“梅兰芳不是生，是旦，不是皇家的供奉，是俗人的宠儿，这就使士大夫敢于下手了。”士大夫将梅兰芳从俗众中提出，又罩上了玻璃罩，坐起紫檀架子，还教他多数人听不懂的话，“凡有新编的剧本，都只为了梅兰芳，而且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梅兰芳。”梅兰芳游日游美，就是拿着玻璃罩搬出去搬回来，从前没有士大夫帮忙做的戏，虽然俗，甚至猥下，肮脏，但是泼辣有生气，但是等待化为“天女”，虽然高贵了，但是“从此死板板，矜持得可怜”——这便是士大夫把他变成了皇家的供奉，成了不死不活的象征。但是梅兰芳却要访苏了，而且《大晚报》上刊载文章说，“自彼邦艺术家见我国之书画作品深合象征派后，即忆及中国戏剧亦必采取象征主义。因拟……邀中国戏曲名家梅兰芳等前往奏艺。”梅兰芳既是发扬国光，也是采用象征主义的必然，“常庚”在《谁在没落？》中的质问是：苏俄正在盛行之象征主义是不是只是一种梦话？“半枝紫藤，一株松树，一个老虎，几匹麻雀，有些确乎是不像真的，但那是因为画不像的缘故，何尝‘象征’着别的什么呢？”而梅兰芳的京剧艺术也是象征主义？“脸谱和手势，是代数，何尝是象征。它除了白鼻梁表丑脚，花脸表强人，执鞭表骑马，推手表开门之外，那里还有什么说不出，做不出的深意义？”于是这样的新闻倒令人觉得是一种“象征主义作品”——“它象征着他们的艺术的消亡。”

梅兰芳被士大夫放在玻璃罩里，是让中国艺术变得“死板板”了，而去苏联发扬国光，又是一种“艺术的消亡”，那么，向内和向外，何以不死板不消亡？其实从梅兰芳事件中引出了更多的问题，施蛰存在《现代》杂志上说，“而且还要梅兰芳去演《贵妃醉酒》呢！”杜衡则说：“剧本鉴定的工作完毕，则不妨选几个最前进的戏先到莫斯科去宣传为梅兰芳先生‘转变’后的个人的创作。……因为照例，到苏联去的艺术家，是无论如何应该事先表示一点‘转变’的。”一种是不平的大叫，一种是转变的提议，但是张沛却说，梅兰芳倒是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人，也是“第三种人”；而且还以他“可会自己做了文章，却用别一个笔名，来称赞自己的做戏”来批评那些学会了“化名新法”的文人——“化名则不但可以变成别一个人，还可以化为一个‘社’。这个‘社’还能够选文，作论，说道只有某人的作品，‘行’，某人的创作，也‘行’。”比如《中国文艺年鉴》的“鸟瞰”中，既说苏汶“文艺自由论”行，也说杜衡在创作方面对现实主义文学“给了最大的供献”，而实际上苏汶就是杜衡，不仅他人被抹杀了，而且还假冒文章吹捧自己，苏汶甚至在《谈文人的假名》中曾说：“用笔名无可反对，但我希望除了万不得已之外，每人是用着固定的笔名为妥……”又说：“有一种是为的逃避文责，就近又有点卑劣了。”——似乎就指向了用不同化名的鲁迅，因为鲁迅在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一日致日本增田涉信中就曾说：“所谓‘文艺年鉴社’，实际并不存在，是现代书局的变名。写那篇《鸟瞰》的人是杜衡，一名苏汶……”

不仅化名被抨击，连鲁迅写作的“花边文学”也难逃被攻击的命运。“花边文学”是“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射给我的”青年战友廖沫沙的“立意”，一方面那些短评在报上登出来的时候周围饰以花边，二是花边也是银元的别名，“以见我的这些文章是为了稿费，其实并无足取。”用不同的笔名，还托了人去投稿，并用花边装饰，鲁迅说，“我的投稿，目的是在发表的，当然不给它见得有骨气”，但是当化名为“公汗”的鲁迅发表了《倒提》便引来了林默的批评，“从这般人或希望升为这般人的笔下产出来的就成了这篇‘花边文学’的杰作。但所可惜是不论这种文人，或这种文字，代西洋人如何辩护说教，中国人的不平，是不可免的。”而且林默还认为“花边体”的流传和拥护，对于建设“大众语”文学是不利的，“不论这种形式或内容，在大众的眼中，将有流传不下去的一天罢。”林默认为“花边文学”将有不能流传下去的一天，是因为不被大众所接受，是违背大众需求的，而大众所需要的无非是“大众语”文学——所以林默否定“花边文学”实际上还有一个重要的维度，那就是“花边文学”实在是代西洋人“辩护说教”。

公汗的《倒提》一文，是指出了在租界因为西洋的慈善家“怕看虐待动物”，所以凡是倒提着鸡鸭经过就要法办，“于是有几位华人便大鸣不平，以为西洋人优待动物，虐待华人，至于比不上鸡鸭。”公汗当然是反对几位华人的做法，在他看来，“倒提”并非是虐待华人，因为，“人能组织，能反抗，能为奴，也能为主，不肯努力，固然可以永沦为舆台，自由解放，便能够获得彼此的平等，那运命是并不一定终于送进厨房，做成大菜的。”反而是有些仁人义士，“不免总在想从天上或什么高处远处掉下一点恩典来”，甚至还比不上鸡鸭，“这就因为我们究竟是人，然而是没出息的人的缘故。”于是林默在《论“花边文学”》中倒过来讽刺公汗，“第一是西洋人并未把华人放在鸡鸭之下，自叹不如鸡鸭的人，是误解了西洋人。第二是受了西洋人这种优待，不应该再鸣不平。第三是他虽也正面的承认人是能反抗的，叫人反抗，但他实在是说明西洋人为尊重华人起见，这虐待倒不可少，而且大可进一步。第四，倘有人要不平，他能从‘古典’来证明这是华人没有出息。”由此把“花边文学”也看成是为了“代西洋人如何辩护说教”的买办文学，和中国大众需要的“大众语文学”格格不入。

关于大众语、大众语文学，当时的确是一个争论的焦点，怎样防止白话文变质，如何使白话文成为大众的工具，这是白话文运动以后出现的新问题，这不仅仅是涉及文体改革的问题，而是关涉理念，而这种理念就变成了“时文体新变”向内还是向外的问题。鲁迅当然反对回到文言的老路上，但是在欧化过程中，如何把握好一个吸收和兼容的度。在刘半农病故的时候，“康伯度”发表了《玩笑只当它玩笑》一文，他认为刘半农当时是《新青年》的同人，是文学革命的战士，但是在对于白话文欧化上，却是一个古人，尤其是欧化式的白话的伟大的“迎头痛击”者，刘半农在《中国文法通论》中说，“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这太老式了，不好！”，所以要欧化，或者是，“‘学而时习之，’子曰，‘不亦悦乎？’这好！”或者是“‘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子曰。”这都是欧化好的例子，但是，“‘子曰’终没有能欧化到‘曰子’！”当然刘半农是不赞成欧化了，因为欧化还可能将“子曰”变成“曰子”。但是康伯度认为“成了古人”的刘半农和顽固先生、市井无赖一样，看见青年穿洋服学外国话便冷笑，康伯度的观点是：“欧化文法的侵入中国白话中的大原因，并非因为好奇，乃是为了必要。”

正是这种欧化的必要性，马上引来的反驳，文公直给康伯度的信中说，欧式文化的风行是因为“必要”，那么中国话是不是要取消了？“中国人间应该说中国话，总是绝对的。而先生偏要说欧化文法是必要！毋怪大名是‘康伯度’，真十足加二的表现‘买办心理’了。”康伯度为此答文公直说，中国语法里加一点欧化，不是取消中国话，当然也不是受了帝国主义的指使，“我主张中国语法上有加些欧化的必要。这主张，是由事实而来的。”因为中国人要前进不能照老例，他说，文公直文中的“对于”、“欧化”、“取消”等词都不是中国话，都是欧化的词，“先生自己没有照镜子，无意中也证明了自己也正是用欧化语法，用鬼子名词的人”；除了回应文公直之外，康伯度也针对另一支讨伐白话的生力军林语堂进行了回应，林语堂讨伐的不是白话难懂，而是白话“鲁里鲁苏”，他认为返璞归真就需要“语录式”达意的“白话的文言”，康伯度嘲讽了一番林语堂的“幽默”论，“我曾经从生理学来证明过中国打屁股之合理：假使屁股是为了排泄或坐坐而生的罢，就不必这么大，脚底要小得远，不是足够支持全身了么？”在“中国没有幽默”中，白话的文言就如那被打的屁股一样，“我们现在早不吃人了，肉也用不着这么多。”

如何欧化，“仲度”在《汉字和拉丁化》中更是提出了“书法拉丁化”是“大众语”革新的最后一条路，比起提倡白话文，提倡大众语对于读书人其实更有难度，因为必须接受另一种文体，甚至于书写和读音的变化，“大众语文的音数比文言和白话繁，如果还是用方块字来写，不但费脑力，也很费工夫，连纸墨都不经济。”从字母、拼法到横行、作文，“书法拉丁化”甚至是一次让文人“牺牲”的做法，但是这牺牲却是必然的，“为了这方块的带病的遗产，我们的最大多数人，已经几千年做了文盲来殉难了，中国也弄到这模样，到别国已在人工造雨的时候，我们却还是拜蛇，迎神。”为汉字牺牲我们，是一种守旧，甚至于还是拜蛇迎神的“物”崇拜，而为我们牺牲汉字，则是对于工具的革新，对于文体的创造，对于带病遗产的疗救——“如果大家还要活下去，我想：是只好请汉字来做我们的牺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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