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1-15《坠物之声》：我与死亡之间再没有任何人
玛雅又问：“爸爸就在那儿吗？”伊莱恩回答：“是的，爸爸在那儿。在大海的深处。飞机坠落，爸爸睡着了，然后时间干掉了他。”。
——《Ⅵ 向上，向上，向上》
“啪”的一声，一本书被合拢，发出如坠落一样的声音，在它倒下在桌子上的时候，完整地呈现出封面以及腰封上的赞誉：这是“首部获国籍都柏林文学奖的拉美小说”，这是“比《百年孤独》更现实，比《毒枭》更真实”的巨作，这是“全球30国读者热情捧读”的作品……声音是巨大的，就像在“向上，向上，向上”的指令下最终在艾尔迪卢比奥山坠落的那架航班发出的声音，就像从马格达莱纳河谷原先那座巴勃罗-埃斯科瓦尔动物园逃出来被375口径的子弹射中倒下的河马发出的声音，它们是带着皱纹的庞然大物合影，是一颗刚刚坠落的陨石，但其实，可能它们只是一只曾经飞翔而掉落的苍蝇发出的声音。
巨作是巨物般的存在，它在坠落和倒下时必然发出沉重的声音，但是它真的只是轻轻的“啪”了一下，甚至那只被放大而呈现出具体细节的苍蝇在封面上呈现出的是一种无声状态。极其讨厌于腰封的“盖棺定论”，它或者真的只是一个苍蝇的寓言——当里卡多·拉韦德从那个夜晚消失，“如果走远的话”成了他的谶语，那么这种坠落的声音则是无声的，它在里卡多的妻子伊莱恩那里就变成了“被时间干掉”的存在，飞机最终坠落于大海深处，消失于漫漫的时间之中，没有声响，没有波澜，在女儿玛雅的记忆以及生命中，都如同苍蝇一般轻坠而成为一个消失的谎言：里卡多之死被虚构了，“我跟母亲共同生活了十二年，就只我们两个，实际上是躲起来了。我被剥夺的不仅是爸爸，还有祖父祖母。”
里卡多之死为什么会成为一个虚构？为什么会是一个谎言？玛雅在十二年的欺骗中如何又要去寻找和重构所谓的父亲？一个当然是属于里卡多的历史，这个带着祖父荣光的姓的男人，家族历史就构成了一部飞行史，“都是因为那个故事，他才接受了祖父的邀约。都是因为那个故事，他才踏上了瓜依玛拉飞行俱乐部的跑道与这位老英雄一同飞行，从而感到自己活着，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真切地感到自己活着。他走在加拿大军刀战斗机之间，试图坐进驾驶室里（他的姓令一切畅通无阻），随后，（又是因为他的姓）飞行俱乐部中最好的教练在他身上倾注了超出他学费的时间：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便是圣安娜的故事。”圣安娜的故事是神圣的，飞行也成为一种神圣，如上帝一般俯瞰大地俯瞰人类，或者可以称之为“向上”式的远离。
但是“我们都是逃离者”，又将里卡多的命运推向了可能坠落的地方，他认识了埃莱娜·伊莱恩，在拉韦德加里，之后在第七大道相遇，两个刚在美国大使馆喊了一上午关于“尼克松是罪犯”之类的口号，又一起高唱了“停战，停战，停战”——相遇其实是里卡多刻意的追踪，他在CEUCA的门口等候她，他跟踪她几个小时，他在远处窥探——藏在写着“卡利=谋杀犯”“逃兵役光荣”和“我们又为什么在那儿？”的标语牌后面，终于最终他坐火车也抵达拉多拉达，坐汽车来到卡帕拉皮，终于他们“相遇”了，终于他们走在了一起。这是爱情？这又不纯粹是一种爱情，他们在波哥大参加反对越战的抗议机会，参加本地美国侨民的聚会，他们谈论“大都会”和“维京人”，他们唱起弗兰克·扎帕的歌：“在那里为何而活？有谁需要和平队？”
| 编号：C65·2210514·1754 |
爱情里都是政治，甚至政治成全了爱情，在抗议、示威和反战的爱情里，他们拥有过颜色如鲑鱼一样粉红的房子，拥有过恍如童年记忆的三年时光，当然对于里卡多来说，更重要的是为伊莱思建造别墅，最重要的是生下了他们的女儿玛雅——当里卡多想要一个孩子的时候，伊莱思问他的是：“你疯了吗？”在伊莱思看来，“因为生孩子是要钱的。因为我这种和平队的志愿者赚的钱就只能勉强过活。因为我必须得先完成志愿者任期。”这或许是他们最初的分歧，但是之后演变成了关于自我毁灭和逃避的法则。说疯了的伊莱思怀孕了，里卡多把全副精力都投注在她的身上，而飞机也完全变成了为了生活更好的毒品贩卖，“有人种它，迈克将它拿给我，我再用飞机运送，最后有人接收，就这么简单。我们把人们想要的东西拿给他们。”
“这件事迟早是要合法的”，里卡多的愿望终于没能实现，在那个他应该回来的夜晚他没有出现，伊莱思迎来的是将军绿色背囊扔在地上“看上去就像一条死狗”的迈克·巴比里，他说是来看里卡多的，但是在那个传来阵阵吠声的夜晚，迈克告诉伊莱思的是：“如果走运的话”——里卡多被搁置在“走运”的可能里，命运成了一种假设。而这种可能和假设都成了必然：“他清清楚楚地知道，里卡多那晚不会回到埃莱娜别墅，早在一开始他就知道，早在骑着摩托车踏上去往伊莱恩·弗里茨家的路上，他就知道。事实上他原本就是为此而来：他要通知伊莱思。他原本就是为了告诉她，里卡多不会回来了。”里卡多没有回来，因为里卡多不会回来，他根本没有让塞斯纳及时起飞，也没有能及时逃掉，他穿过跑道冲进环绕四周的树林，身后是两名执法人员和三只德国牧羊犬，他们追赶着他，最终在距树林尽头三十米的地方将他捉拿。
不会回来的里卡多根本不可能走运，等待他的是二十年的牢狱生活。伊莱思或者早就知道了这个结局，从一开始他们就知道飞翔总会坠落，“因为我们都是逃离者”。为什么抗议？为什么示威？为什么反战？为什么加入和平队成为志愿者？在新婚的床上，伊莱思就抱怨哥伦比亚，“每一个公民都是政客，却没有一个政客愿意为公民做一点事。”而里卡多驾驶的那架飞机，也从最初英雄家族的传奇变成了运送毒品的罪恶，但是真正罪恶就是这个国家，它是暴力，它是谎言，它是阴谋，“它蔓延自那些卑微的人们，蔓延自他们卑微的怨恨与卑微的报复。”最可悲的是，“这暴力的参与者是集体的，是大写的：国家，联盟，军队，阵线。”
可以说，里卡多和伊莱恩都站在罪恶的对面，都在反抗着集体的暴力，但是大写的罪恶总是容易吞噬个体。而当他们生下了女儿玛雅，伊莱思告诉她的是：“爸爸被时间干掉了。”因为时间而坠落，坠落于大海深处，就像睡着了一样。这是不是一种无声的“坠物之声”，对于玛雅来说，父亲变成了一个被抽离的存在，一个无；而伊莱思也坠落了，她乘坐的航班发生了事故，坠落在艾尔迪卢比奥山——于是在双重的坠落中，玛雅成了一个孤儿，“我独自一人，我成了孤零零的一个，我与死亡之间已经再没有任何人。成为孤儿就是这样的吧：没有谁在你的前面，这条路上的下一个就是你自己了。”被死亡隔开，被坠落隔开，对于玛雅来说，二十岁终于离开了波哥大是她反而想要的那种孤独，“我受不了，我痛恨那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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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安·加夫列尔·巴斯克斯：暴力的参与者是集体 |
无论是里卡多还是伊莱思，其实都有着对于罪恶的波哥大痛恨的情绪，当玛雅在被死亡隔开而选择离开波哥大，这反倒变成了一种赓续。但是这种赓续是不彻底的，是矛盾的，甚至也是谎言一种——当里卡多过完了20年的狱中生活出来，当偶然遇见了身为律师的“我”，当两个人几乎成为知己，那一阵暴力的枪声让他在20年后真正坠落，“我”似乎变成了另一种对他精神的赓续，而当我在两年之后寻找关于里卡多的点滴，遇到的玛雅自然开始了“父亲”的重构——“重构我父亲的人生，搞清楚他到底是谁，这就是我如今设法去做的事。”为什么玛雅要去重构一个消失的父亲？重构的父亲真的能在她的生命中发出“坠物之声”？或者她为什么要在自己和死亡之间安排另一个同为虚构的“我”？
玛雅重构父亲，仅仅是为了解构死亡，因为死亡在自己出生时就已经降临，因为死亡让她成为孤独一人，因为死亡让她体会到了更多的暴力，直面死亡或者才能开启关于生命的旅程，而这和里卡多当初对动物的同情如出一辙，这是某种爱的证明。但是当从动物园里逃出来的河马被375口径的子弹射杀，当政府的暴力构成了大写的、集体的罪恶，当上升成为坠落的命运，所谓重构也变成了自我欺骗，也变成了虚构。所以在这样一个尴尬中，胡安·加夫列尔·巴斯克斯设置了一个“我”：我认识了出狱之后的里卡多，我和里卡多在台球房里成为知己，我知悉了里卡多内心的恐惧和爱，当然，我也和里卡多一起经历了死亡——当那晚的枪声响起，两个人一起在暴力的世界里坠落：“我的身体被抬到了半空，人们奋力将我举上车子的后厢，摆放在拉韦德的身边。我们仿佛一个影子紧挨着另一个影子，在车身上留下血迹，在那一刻暗淡的光线里，这摊血仿佛夜空一样黑。”
里卡多真正在坠落中死去，而我被那颗子弹击穿了腹部，损坏了神经与肌腱，嵌入了胯骨，在差点打中脊柱而捡回一条命的非死亡中，胡安·加夫列尔·巴斯克斯让我变成了另一个里卡多。一方面，虽然里卡多死了，彻底消失，但是我也身受重伤，这是一种痛苦的延续，而这种坠落和痛苦折射的正是波哥大的暴力，“就在拉韦德被枪击的同一个晚上，另有十六起凶杀案在这座城市的不同角落，以不同的方式发生了。”我和里卡多都是暴力的见证者也是亲历者；里卡多有一个“她是我一切”的妻子伊莱思和女儿玛雅，而我也有妻子奥拉和之后出生的女儿莱蒂西亚，我和里卡多都希望在罪恶中感受爱的力量——所以我和里卡多甚至是“一模一样”的人，里卡多空出的位置自然安排了一个“我”，我患上了“广场恐惧症”，“恐惧是我这一辈的波哥大人最为常见的症状。”我回到了两年前事发地寻找里卡多的线索，而玛雅接受我的来访，并将从信件里得到的一切关于里卡多的资料进行了还原。
实际上在这个意义上，不是玛雅从“我”的故事里重构了父亲，而是“我”在玛雅的还原里逃离现实，这是一个明显的错位，因为对于玛雅来说，她如何努力，如何渴望，父亲里卡多已经消失，伊莱思也已经坠落，她只不过想要某种东西来填补自己孤零零的状态。但不是，“我”却变拥有了强烈的渴望，里卡多仿佛是一面镜子，一个寓言，让我从他的故事里选择一条完全逃避现实的道路。在枪杀案发生三年之后，奥拉认为我依旧无法从死亡的恐惧中走出，但其实，回到现场不是意味着寻找里卡多坠落的暴力，而是我想要从这里开始，终结所有的恐惧。当玛雅问我有没有孩子时，我做了否定的回答，“我没有。那应该很奇怪吧，有孩子的话。我也完全想不出来。”我这样做，是为了让奥拉和莱蒂西亚远离玛雅的故事，远离里卡多的真相，远离坠落的暴力，按照我的说法，“是在保护她们的单纯，确切地说，是为了使她们免受污染”——“我心想，就让它留在拉斯阿卡西亚斯，留在拉多拉达，留在马格达莱纳河谷，留在这片距离波哥大四小时车程的土地上吧，让它远离我的公寓，那儿有我的妻女正在守候，她们也许坐立难安，是了，也许脸上现出了忧虑的神情，然而她们是纯洁的，未被污染的，不为我们的国家这一段特殊的历史所束缚的。”
伊莱思对玛雅说：“爸爸被时间干掉了。”而我则让妻子和女儿活在我的谎言中，仅仅是在玛雅面前说谎就能让奥拉和莱蒂西亚远离暴力？仅仅是让他们不了解坠落的真相就能保护她们的单纯？甚至极为可笑的是，我竟然和厌倦了独自一人入睡的玛雅在一起——在某种意义上，我在玛雅面前就是另一个“父亲”，那条腹部的伤疤就是一个证明，当玛雅抚摸那条见证了父亲坠落的伤疤的确能回到重建父亲的世界里，但是当我吻着她，“与其说是为了吻她，不如说是为了令她闭上眼睛。”又有多少是一种虚伪？在以“父亲”的名义让她感受到爱的同时，又命名了另一种冠冕堂皇的爱：“确切地说，是我又有了一种另外的生活，同另外的人，而这另外的人此刻正在山的另一边等我，距离拉斯阿卡西亚斯四个小时，两千六百米的海拔……”而被爱统摄的一切，又在我的世界里命名为对不幸的对抗：
抑或尝试着说服她，坚称只有我们在一起才能更好地对抗这个世界的不幸，这个世界对于孤身上路的人实在太过危险重重，如若家中无人守候，迟迟不归时无人担忧，无人寻找，那我们又该如何自处？
“我”是安东尼奥，这个坠落故事里的第三人称，当胡安·加夫列尔·巴斯克斯将他变成第一人称的“我”，如上帝一样一切都变成了自我命名的旨意，何来对死亡的遗忘？何来对记忆的修复？何来对单纯的保护？何来对暴力的对抗？一切都在坠落，飞机在坠落，生命在坠落，爱在坠落，没有声音，宛如一只苍蝇发出了无声的“坠物之声”：“他们就快要死了，什么都做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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