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1-24《悬崖之上》：我在仰望英雄
片头字幕：“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扶植成立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十四年前，伪满哈尔滨特别警察厅特务科屠戮地下抗日组织及爱国人士，犯下滔天罪行。本故事发生在这片饱经风霜的土地上……”片尾字幕：“谨以此片献给心向黎明、舍生忘死的革命先辈们！”加上电影海报上醒目的“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张艺谋无疑以谍战片的方式再次构建起自己的英雄主义，英雄在战斗，英雄在行动，英雄迎来了黎明，“天亮了就好了。”最后周乙对着完成任务的小兰这样说，而这个“黎明”正是此次“乌特拉”行动计划的用意——“乌特拉”在俄语中的意思就是“黎明”，当“乌特拉”行动成功接上了揭露日本侵略者罪行的王子阳，当执行任务的王郁在丈夫张宪臣死后和两个沦落为叫花子的孩子团聚，当小兰在周乙的教诲下成长，周乙对小兰说：“你要活着，看到天亮。”张艺谋的英雄赞歌终于在血风腥雨中唱响。
但是英雄是如何炼成的？当他们面对敌人，面对叛徒，面对生与死，如何化解困难和危险，最终成为站在“悬崖之上”的人？悬崖之上当然是对于他们行动的危险性而言的，但是即使有坠落悬崖的危险，他们依然是那个在上面的英雄，于是这个英雄的范本提供给了人们瞻仰的机会。作为一个观众，对于如此主旋律的电影似乎也是以一种仰望的方式回味其中的英雄主义，但是很明显，张艺谋拍摄这部电影仅仅是为了讲好这个英雄传奇，在特工、特务组成的斗争中，密码、叛徒、间谍等元素的运用，都在制造故事的悬念，只不过当在细节上为了讲述这种传奇而进行了虚构，在细枝末节的体会中，无论是人物设置还是逻辑推进，无不避免地存在着疏漏之处——并非是经不起推敲，而是在可能性和不可能性没有必然分界的情况下，主题先行的叙事则显得热闹有余细节不足。
四位曾在苏联接受特训的共产党特工组成的任务小队，回国执行的是代号为“乌特拉”的秘密行动，但是在他们跳伞降落于茫茫雪海的时候，就置身于敌人布下的罗网之中。执行任务本身是一种危险，但是他们所面临的是新的危险——新的危险来自何处？那就是谢子荣的变节，这是计划被改变出现的最大变数，按照之后的交代，叛变的谢子荣出卖的是以下几个重要信息：四人小组所执行的是名为“乌特拉”的秘密行动；他们的接头暗号；特务科里有共产党的卧底，“而且是一个男的。”谢子荣保住了一条命，但是从他提供的信息来看，其实是不全面的，第一个信息包含的是“乌特拉”这个行动名称，具体是什么内容，谢子荣不清楚；第二个信息看起来作用最大，因为正是知道了接头暗号，4个人分成的两个小组先后落入特殊的手中；而第三个信息是之后特务科的高彬科长在怀疑周乙或者金志德可能是内奸时说的，他主要是为了观言察色，因为谢子荣说内奸是男性，这个信息的含金量太低，而且容易误判。
更为关键的是，谢子荣是怎么知道有内奸的？他连乌特拉的行动内容也不清楚，只知道暗号，说明他并没有掌握核心信息，如果他得到这个情报，必定会知道这个内奸到底是谁，因为这样才能减少损失，才能避免误判，所以当高彬说是谢子荣提供特务科有内奸的情报，可能只是谢子荣自己的猜测，或者是高彬在慢慢怀疑中自己提出的一个设想，以此对周乙或金志德留出一手。但是不管如何，当谢子荣叛变，整个计划完全被打乱，四个人分成了两组，为的是如果一组遇难，那么另一组可以接着去执行这个任务。这个分组的计划当然并不是盲目的，张宪臣无疑是四人小组的指挥者，他将自己的妻子王郁和楚良分成一组，自己则和楚良的恋人小兰一组，电影没有交代这样分组的原因，但是很明显，这种两两组合至少在局部是完整的，也就是说，每一组都有能力在另一组陷入危机甚至被害的情况下执行这个计划。
| 导演: 张艺谋 |
这就带来了问题。张宪臣和小兰在雪地里和“老冯”接上了头，但是训练有素的张宪臣提到了一个并不存在的同志“老夏”，老冯没有提出异议，于是他知道这些是特务，更知道了暗号被泄露意味着出现了叛徒，在干掉了老冯之后，他们重新坐上了去往哈尔滨的火车。而另一组并没有识破特务的身份，接头的是周乙、鲁明和金志德，当然那时候王郁和楚良并不知道他们是特务科的人，也不知道周乙是潜伏在特务科的内奸，当然也不知道一组已经被暴露了。但是在火车上他们相遇了，虽然没有打招呼，但是张宪臣需要将出现叛徒的信息告知给二组，他利用上洗手间的机会在玻璃上写下了符号，但是当王郁想要去洗手间时，谢子荣却抢先进去修改了信息。这里的一个问题是：按照高彬的计划，是想要通过二组引出一组，从而获得“乌特拉”计划的全部内容，也就是说，这里的一个潜在线索是：只有一组掌握着计划的全部内容，二组无法完成计划，二组是诱饵，而这个线索和前面又产生了矛盾。
而如果二组也可以提供计划的全部内容，高彬根本不必让他们成为诱惑，陷入到更复杂的暗战之中，他完全可以从安插在二组身边的特务身上得到信息，或者更极端的做法是将王郁和楚良严刑拷打，一种是文，一种是武，双管齐下比孤注一掷要抓住张宪臣和小兰要方便得多。但是他没有这么做，即使之后抓住了张宪臣，用迷幻剂注射在被严刑拷打了张宪臣身上，也只是为了得到小兰在哪里的信息，这样就意味着四人小组只有小兰才是最关键的人物，无疑这又是一个矛盾。小兰主要的职责是翻译密码，那本《梅兰芳游美记》是密码本，那些数字通过这本密码本才能形成完整的信息，楚良身上有一本，张宪臣去商务书店冒险购买的也是这本书，似乎小兰只有通过这本书才能获得王子阳的信息，但是，这本书始终没有出现在小兰手上，楚良的那本一直在他身上，直到楚良吞下有毒药物他也没有和小兰相见，而张宪臣拿到了那本书，但是在寻找自己孩子的过程中，被特务小孟所开的车撞到最终落入了特务的手中，直到他被执行死刑，也没有将书交到小兰手上；还有一本在周乙手上，这本书成了周乙嫁祸金志德让他变成“内奸”的工具，他也没有将书送到小兰手中。
《悬崖之上》电影海报
小兰没有得到任何一本密码本，在这个关键缺失的情况下，自从她发现房间被监视之后，就没有回去过，在亚细亚影城买了三张电影票几乎是她最后的行动，按照计划，这是约定见面的时间：周二四六的首尾场次里，随便挑一场打勾，然后两人在4天后的同一场次见面。打勾是周乙所为，当经历了激烈的枪战，当楚良和张宪臣都英雄牺牲，最后在剧院里坐在小兰身边的则是周乙，于是这个“乌特拉”计划圆满完成，王子阳被接走，揭露日本细菌战的罪行成为可能——这是一个草草收尾的结局，在没有密码本的情况下小兰是如何获得信息的？她一个人处在特务的严密监视下为什么安然无恙？她又是如何找到最重要的王子阳的？这一切都没有交代，而这才是整个“乌特拉”最重要的部分，也就是说，张艺谋缺省了真正主线的交代，而在二组如何脱身上大费笔墨——或者只有在二组逐渐知道真相的叙事中，“悬崖之上”的周乙才会成为关键人物。
但那是这无疑是避重就轻，当然在逻辑上也存在着诸多问题。从人物塑造上来看，张艺谋就是将他们放在“为了英雄而英雄”的框架里，张宪臣的机智、楚良的果敢、王郁的细心、小兰的聪明，就是人物的预设，而在敌人内部周旋的周乙，更是集合了特工所有的优点，甚至就是天花板，他后来对小兰讲的是：“他们英勇战斗，把最后一颗子弹给了自己。”而且“我都在现场”见证了这一种传奇。但是这些英雄的传奇，其实建立在一个简单的逻辑中，那就是特务的弱智。张宪臣一开始就能识破所谓的“老冯”就是特务，因为他提到了向他买枪的“老夏”，老冯没有思考就说：“不要找他，我这里有。”根本没有老夏这个人，所以老冯就是假冒的，这一细节表现了张宪臣临危不乱、头脑清晰的特点，但是另一个方面来说，老冯太没有职业素养了，当他听到张宪臣说起“老夏”，在并不知道老夏是谁的情况下，怎么可以贸然进行否定或肯定的回答？干特务当然需要经过训练，这是最基本的逻辑，如果老冯也一样机智，他完全可以用模棱两可的回答避免被张宪臣抓住把柄。
在火车上，张宪臣在洗手间里画了符号告诉二组出现了叛徒，谢子荣抢先一步修改了符号，使得王郁没有见到张宪臣向她传递的信号，但是王郁用过分析认为，张宪臣不可能冒着危险写下的是一个根本没有用的信号，所以也推断出计划出现了变化有了新的危险。而这从侧面放映了谢子荣的大意，他修改后的符号是：一切顺利——如果他不是这么写，而是写上“有小危险，但行动继续”，想来王郁会警惕起来，也根本不可能怀疑信息被修改。还有金志德，他最后被高彬怀疑是真正的内鬼，完全是一次背锅，在周乙和他监视亚细亚影城的时候，周乙先出去在电影海报的9.15场次中打了一个勾，这是一个约会的情报，之后金志德也出去，他发现了这个勾，周乙其实有些担心金志德会怀疑自己，当金志德回来，周乙故意问他看到了什么，金志德说什么也没有看到，周乙“明知故犯”，拿出钢笔说自己在上面打了一个勾，而且说“我是共产党员”，但其实这是周乙的一个计谋，他接着说，如果我是共产党员，你没有发现任何信息，这说明你不具备一个特务的品质，周乙便开始对他进行“教育”，金志德显得愧疚，而对于打勾这件事以及周乙所说的共产党员也看作是一次对自己的考验，而之后周乙让张宪臣开金志德的车，周乙又在金志德的车上塞进了《梅兰芳游美记》，都是嫁祸于金志德的方法，最后金志德成为了内奸，死在了特务自己的子弹下，自然周乙得以脱身，继续在特务科卧底。
还有小孟，还有鲁明，甚至还有高彬，其实在整个过程中，都分辨不清现象与本质，分辨不清敌我，当最后“乌特拉”计划成功实施，高彬竟然说：“我想让内鬼自己跳出来。”反乌特拉的特务工作失败了，“让内鬼自己跳出来”或许还有更精彩的谍战，但是在共产党即将迎来黎明，在“悬崖之上”成为一种对英雄主义的仰望时，这或者也只是一种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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