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4-19《蛇蛋》：那条毒蛇已经成型
他们是麻木的人，他们是冷漠的人，“他们”组成的集合在街上如机械般的行走，迷离的目光中不含有前进的方向。这是电影的片头，当伯格曼用慢镜头的方式叙事，仿佛一切都将沉入死亡之中。但是当字幕出现，背景音乐变得欢快，似乎消除了“他们”朽木般的存在状态，接着又是人群，又是字幕，在反复和交叠中，静与动、快与慢构成了强烈的对比，在这种对比中，疑惑的是：“他们”将从活着走向死亡，还是从死亡走向新生？
片头的对位，在片尾旁白的交代中似乎回答了这个问题：亚伯被送上了火车，“之后再没有人见过他。”被送上火车，是在检察官鲍尔的帮助下进入了霍林格的杂技团，这是一种新生，找到工作，找到归宿，对于流浪在德国柏林的亚伯来说，人生至少在阶段性中画上了句号。但是这种新生的安排最后却以“再没有人见过他”而变成了一种悬疑，他的消失，是不是一种被动的失踪还是主动的隐匿？一个流浪异地的人上了火车，一个生活糟糕的人再也不见了，命运被推向了同样的矛盾中：他是从活着走向死亡还是从死亡走向新生？
片头的“他们”，片尾的“他”，第三人称的复数，第三人称的单数，一起制造了死亡还是新生的悬案，而这种悬案的另一个隐喻是：个体已经湮没在群体中，或者，在那如机械般行走的人群中，就有一个叫亚伯的人，而那些面无表情、目光迷离的人也是“亚伯们”。当个体变成了群体的一部分，当群体就是无数个亚伯，伯格曼制造的故事其实已经不是为了制造悬疑，他在凸显时代背景的创作中，似乎又在抹除特定的时代，而将一切的恶归结于更具普遍意义的层面上，那就是人性。在亚伯离开柏林之前，他闯入了已经具有357年的圣·安娜医院，发现了医院内部的那个秘密：医院最深处是一件工作室，工作室从事的是最怪异的人体实验，当那个无法忍受孩子的母亲杀死了啼哭的孩子，当无法移动自己的手和腿的男人选择了自杀，当被注射了毒药塔纳新的政治系学生用极端的方式终结了自己，实验的目的已经很明确了，医生汉斯对亚伯说：“这是一个证实人是丑陋的实验，10年后一场真正的革命将会到来，新社会建立在人性潜力和现实之上。”
实验是为了验证人性的丑陋，母亲杀死孩子，无法自理的男人杀死了自己，政治系学生饱尝了痛苦之后选择自杀，这些都证明了人性在“无法忍受”的情况下会走向恶，不管是自杀还是谋杀，都无法逃离这一种恶。但是之所以开展这个实验，汉斯的说法是为了建立新的社会，只有在消灭了低劣的情况下，人才可能克服这种弱点，才能远离恶。但是这个实验本身就存在着悖论，一方面，人性的恶就是那条在蛇蛋里的蛇，“就像是毒蛇的蛋，通过薄薄的蛋壳，你可以清楚看到那条成形了的蛇。”也就是说，毒蛇已经成型，蛇蛋具有的可预见性的意义已经消解，或者说，人之恶并不是因为在逼仄、颓败、无可逃避和无法忍受的情况下才会爆发出来，相反，这是一种已经存在的原罪；另一方面，实验的最终目的是建立新的社会，新社会需要建立在人性潜力和现实之上，但是作为实验对象的那些人，却毫无例外地走向了死亡，为了不死而让他们的死，这是不是另一种残忍？
| 导演: 英格玛·伯格曼 |
实验意义已经存在一个巨大的问号，和亚伯最终新生和消失一样，成为个体命运无法分割的两面。而在阐释人性的堕落这个主题中，伯格曼第一次确立了时代背景，“故事发生在柏林，1923年11月3日，星期六晚上。”这是故事的开头，当亚伯坐上火车离开，则是1923年11月11日——从故事发生到亚伯离开，正好是七天，这似乎也隐含着关于上帝造人的时间，但是在伯格曼的叙事中，这七天的故事完全是外部叙事型的，从而将人性的恶变成了一种时间、地点和人物具象化的存在。1923年的柏林，通货膨胀严重，一包烟需要40亿马克；1923年的柏林，失业成为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亚伯原来在马戏团里，但是现在他没有了工作身无分文，而街上到处是排队领取救济物质的人；1923年是人人感到恐惧的时代，报纸上的标题是：“恐怖时刻马上就要来临了。”1923年的柏林，也是身为犹太人的亚伯感觉到死亡迫近的时代，他在街上看到清扫街道的犹太人，拿着棍子的警察对手无寸铁的他们下了狠手，检察官鲍尔认为当时发生的七期谋杀案都在亚伯的住处附近，于是对他进行了询问，而其中的原因只有一点：亚伯就是一个犹太人；当然，1923年的柏林，更是笼罩在死亡和暴力中，女孩艾弗被溺水致死，亚伯说“很像我爸爸”的男人被注射了毒液死去，玛利亚上吊死了，留下了是两个孩子和一封信……上演的七个谋杀案，似乎也对应于“七宗罪”。
在这个充满了恐怖的1923年，更是各种政治势力角逐的时代，布尔什维克、希特勒、德国民主人士，都被卷入其中，每个人都看不到希望，当然每个人都感觉到随处可见的恶。这是一个复杂而混乱的时代，伯格曼用大量的叙事展现这个时代本身，外部叙事无疑架构起了这个毒蛇成型的故事。而亚伯本身也是混乱的符号，这个来自美国的杂技团成员，辗转来到了柏林，他听不懂德语，马戏团又解散了，没有工作的他又遭遇了兄弟马科斯的自杀，当他回到租住的地方，开门发现马科斯自爆了脑袋，血溅满了墙壁。亚伯陷入在这个充满恐惧的城市，而他自己其实也是恶的一个源头：他去找马科斯已经离婚的妻子曼妮拉，在曼妮拉那里暂居，曼妮拉照顾他，但是因为沉醉于酒精，酗酒的他拿走了曼妮拉的积蓄，在生病的曼妮拉再三询问中，亚伯依然不承认自己偷了钱；最后在曼妮拉陷入最后困境时，他甚至离他而去，他去酒吧买醉，又砸掉了面包店的玻璃，在醉醺醺逃回家之后，才发现曼妮拉已经倒在地上死去，血从她的嘴角留下来——曼妮拉是在绝望中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在她给与他帮助的情况下，亚伯却扮演了冷漠的角色。
《蛇蛋》电影海报
这是身处1923年柏林的亚伯亲历和事实的恶，他无疑是这个时代的一部分，无疑湮没于恶的人群之中。但是在这个外部叙事之外，伯格曼还是想把恶引向内心世界，如果亚伯是一个执迷不悟的存在，那么曼妮拉身上还有未泯灭的爱。在圣·安娜医院的档案中，这个关于人性实验的谜团被解开，汉斯告诉了亚伯真相，对于亚伯来说，最难以接受的是这样一个事实：马科斯的死是自杀，但是他自杀的原因就在于他也是实验的对象，而且是因为对这个实验感兴趣而主动选择成为试验品，那爆头的一枪便是实验的成果。不仅如此，曼妮拉也赞同这一实验，也就是说，马科斯的死是曼妮拉“帮助”下才实现的。所以曼妮拉在亚伯面前说自己有负罪感，她对亚伯的关心也是为了减轻自己的内疚感，这种负罪感才是一种人性的表现，才是向内的自我审视。
但是在曼妮拉的自我审视中，她无可避免地成为实验者，她的病或者就是恐惧本身，“恐惧就像鹅卵石上不断蒸发的水汽，甚至可以闻到那刺鼻的气味……感觉就像一阵痉挛。”所以她才会偷偷去教堂，在牧师面前说出自己压抑已久的话，而牧师让她忏悔是一种人性的回归，“我们离上帝遥不可及，我们在呼吁寻求帮助，也许他并无法听到，所以我们必须互相帮助，互相给予上帝没有赐予的原谅，我请求你原谅我的冷漠。”但是上帝面前求得原谅，人性中的爱并没有回来，相反在外部的倾轧中，在亚伯的冷漠和自私中，她还是无法脱离实验，无法逃离宿命，死亡成为她最后的归宿，而这个实验的实验更是让人看见了罪恶，因为蛇蛋里毒蛇已经成型，它是恐惧，它是仇恨，它是堕落，它是再没有自我的异化。
外部关于时代的叙事，内部关于人性的审视，伯格曼似乎在两个维度里反思了人类的罪恶，但是这种反思以悬疑的方式被呈现出来，还是显得潦草，“我幻想自己可以运用一个未成气候的情况，迫不及待的派遣自己的创造力前来救援，以为他是万能的……”伯格曼如此解读这部在他创作生涯中的特殊电影，而这一切也源于他生存环境的特殊：电影剧本刚完成，伯格曼便受到了逃税的指控，于是他远走德国，在那里完成了电影的拍摄，这就是他所谓“迫不及待的派遣”，就是他所说的“未成气候”的现实，最终如亚伯最后的离开一样，看上去是奔着新生的希望而去，实际上是走向了消失的命运，在人性的恶面前，没有新生，只有宿命，“之后再没有人见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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