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4-19《本来我们应该跳舞》：我们要活着
那个外星人呢？
他说：对不起，这个事情很清楚。火当然会着，因为你们的星球上全是氧气。
——《48》
有一个思维实验：当一个外星人降落地球的时候，加利福尼亚发生了一场春季大火：当地人被疏散，他们怀里抱着宠物，他们面对自己花费了毕生心力的作品，他们眼里含着泪而肺里全部是烟；消防队整连整连出击，男人们在大火中牺牲，有的获得了勋章，而直升机还在往下喷水；在没有着火的地方，有人在抽烟结果被私刑处死；州长给民众打气；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上专家解读气候变化模型图，福克斯电视台播放着风和湿度的模型图……当一场大火造成了灾难，各方都围绕着火，大火成为了人们议论的话题，而关键的问题则是：火为什么一直不灭？
这是一个思维实验，却成为了现实中发生的真实事件？思维实验的出发点是什么？当人们无法解释为什么这场火一直不灭的时候，其实思维实验的实验性就凸显出来了，重要的不是火带来的灾难，而是这个实验设置的条件：一个外星人降落地球的时候，遇到了加利福尼亚的这场大火，而当一切都在围绕着这场火儿展开的时候，“那个外星人呢？”它被忘记了，被抛却了，成为了一个出现就消失的存在，而思维实验就是在以往和抛却之后再次回到了想象的出发点：是因为外星人降落地球导致了火灾？那么外星人在哪里？而回答这个问题又回到了思维之中：“火当然会着，因为你们的星球上全是氧气。”把地球称为“你们的星球”，这就是这个外星人说的话，不久那个外星人被思维实验又拽回来了，而且外星人也回答了这场大火的起因：地球上全都是氧气。
也许大火造成的灾难不是主要的，也许大火燃烧的起因并不重要，外星人降落地球、外星人做出回答、外星人指出了地球的问题才是最关键的——一种想象的起点的回归，似乎才是这个思维完成闭环的关键，在这个意义上，大火和外星人都成为了和思维实验有关的符号，而这个思维实验就是在大家坐在那里的时候想到的。五个人，离开了日常的生活和工作，离开了自己居住的城市，他们穿过马路，他们爬过山丘，他们来到村庄，他们看见废弃的车辆，他们发现了没有电线的电线杆，他们站在看不到对岸的湖边，他们的手机已经变成了放在兜里的一块黑屏，“呼吸。在山坡上走，呼吸，在雪地里走，呼吸。”他们只剩下了走和呼吸，他们越来越难以用语言表达，他们只是在决定谁取水、谁捡柴、谁生火、谁找到了死去的动物，而回答的则是我、你或者他——没有特定的名词，也没有属于自己的名字，“我们成了分散在多个身体里的意志，除了我们每个人携带在自己身体里的那一部分意志外，已经没有地方装其他东西。”
“我们要活着。”就像那场春季的大火一样，对于他们只剩下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来到这里？而这个问题就像思维实验一样，需要回到“外星人”这个起点，那么能不能再回到思维实验的起点、外星人的起点，从而回到出发的起点？但是很明显，海因茨·海勒似乎不是为了回答我们为什么会来的问题，不是将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变成了身后的存在，而是引用海纳·米勒的话：“我站在海边，对着激流涌浪喋喋不休，背后，是欧洲的废墟。”当我们出发，不是把日常生活放在了身后，而是让“欧洲的废墟”成为了我们的背景——这是关于欧洲危机的故事？这是对于欧洲末日的想象？这是对于生存寓言的揭示？那么，“那个外星人呢？”
“本来我们应该跳舞”，海勒的书名指向的是离开时的生活，它们是“本来”，是“应该”，是一切既定秩序之中的不变，是一切规则之中的正常，但是“本来”已经不再，“应该”已经不再，我们所要面对的是一个不再用“本来”和“应该”维系的世界，因为我们的身后是“欧洲的废墟”，这样小说就将过去和现在、本来和意外、应该和可能并置在一起，现在是以过去为背景的现在，意外是以“本来”为背景的意外，可能是以“应该”为背景的可能，它们都逐渐从“本来我们应该跳舞”中偏离、偏离，但是在身后的“欧洲的废墟”里，“本来我们应该跳舞”又成为了一种对欧洲的废墟进行解读甚至逃离的存在：当我们在晚上紧贴着站着，每个人轮转在中间和边上的轮换中，用彼此的脸侧望出去的时候，“我们紧贴在一起站着，几乎就像从前，在地铁里，在下班的晚高峰时。”
| 编号：C39·2260317·2453 |
从前也是这样紧贴着，在下班高峰地铁的时候，从前和现在就这样具有了同一性，所以那些曾经发生的事，是不是背后也是欧洲的废墟？五个人是德吕加斯基、格鲁伯、福斯特、高尔达还有我，“我们把城市抛在身后，我们一起长大的城郊，那些高速公路立交，那些卖地毯、家具、家居建材的商店，那些工业区，工业区里的公司有安全闸门和保安，它们都有一个复杂的英文名字，都在搞计算机的什么东西。”被抛在身后的城市是高速公路，是商店，是工业区，是安全闸门和保安，是计算机，和地铁高峰时紧贴着一样，都是“本来”生活的写照，这样的生活并不是令人快乐的，德吕加斯基说起历史上的灾难都跟心理疾病有关，从对女巫实施火刑开始，一直到第三帝国为止，甚至到现在，那些神经病、精神病、歇斯底里患者都还在，“人类的新灾难叫慢性疲劳综合征，所有人都觉得太多了，太复杂了，太无所谓了，绝大多数人希望能不受打扰地看电视、睡觉。但那样也就不可能形成任何社会。”在他看来，每个人都是电子，“每个人都想要他没有的，想成为他不是的那个，加，减，黑，白。”
而那时的高尔达喝着咖啡向胡博先生和太太推荐养老金的方案，“我当然也可以给您讲解一下这种用于养老的最安全、利润最大的投资方式：水泥黄金。欧洲央行。”好包括五年之后可能不复存在的欧元，而高尔达介绍基金如何运作时说：“首先，这都是清一色的顶尖国家，顶尖的地理位置，顶尖的设备。”他还向他们提到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爆发“谁都不会在得到什么”，但是那些政客并不会犯愚蠢的错误。而我则是一名飞行员，航线是从毛里求斯到法兰克福，“关于他们我只知道两件事：他们跟我一起从毛里求斯起飞，他们想跟我一起在法兰克福降落。”起飞和降落就是起点和终点，或者终点和起点，在这个航线内飞行，要完成五十个步骤，五十次实际操作和一口气五天、每天十次的起飞联系，所以接受培训需要总共八百九十六次的实践，最后是和机上两百二十九人完成从毛里求斯到法兰克福或者从法兰克福到毛里求斯的飞行，只有完成五十个步骤之后飞行员才开启了自动驾驶系统，“我们已经到达了飞行高度。”
每个人都患上了疲劳综合征，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爆发购买基金也许是一个不错的主意，用数字建立起来的空中飞行可以确保万无一失……这就是我们身后的城市生活，它们是疾病，是养老，是数字，档把这一切都抛弃，是不是进入了安静、自我、自然的生活中？但是当城市生活在背后，当身后依然是欧洲的废墟，一切都没有被改变，身后就是欧洲的现代废墟，而面对的这片未知世界，在末日般的灾难中，走出去是不是就变成了一种奢望？海勒并置了“本来”的城市和现在的末日之境，他们的同一性关系就是关于人如何生存下去。思维实验是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的一种想象，“那个外星人呢？”的疑问不是在寻找解救者而是在发现制造者；裤兜里的手机仅仅被感知到一种存在，里面的号码、姓名、地址、个性化的响铃、照片、视频，都是一种静止的生活模式，“即便我们再也不能回到那个生活中去，能够有个摸得着而且能掏出来看看的念想也能让人感到心安。”这是和“本来”生活的空洞连接；大家一起回忆去少年活动中心偷去灭火器的事，想起喝了惨橙汁的伏特加，嗓门就大了，“一看到铁塔般的守门人，还有身形更为巨大的当地的摩托党，我们马上收声敛气，又矮了回去。”德吕加斯基还说到了德克萨斯的艺术家，他们挑选出收藏者，把自己最好的作品让他们收藏，但是艺术家是“超级极端的一元论者”，他们把原子看得比人高级，而所谓的艺术作品则是“做成阴茎形状的氰化钾胶囊”，艺术家是极端一元论者，是变性人；或者大家一起玩游戏：纸条上写着的名字，有杀人犯、独裁者和先知，当这些纸条被贴上每个人的额头，他们玩的游戏叫“我是谁？”而在游戏中的每个人都从同一个问题开始的：“我还活着吗？”
杀人犯还活着？独裁者还活着？先知还活着？名字贴在额头是对于“我是谁”的发问，但是当“我还活着”成为唯一的问题，参与者也是在问自己是不是还活着？不管是“外星人”的思维实验还是“我是谁”的游戏，不管是数字有关的飞行生活，还是明哲保身的养老金和基金投资，不管是极端一元论的艺术家还是不再被唤醒的手机信息，这其实就是进入到了“欧洲的废墟”之中，“我还活着”不是游戏是对于末日的一次次发问，而海勒似乎给每个人都提供了走出去的可能，只有走出去才能说：“我还活着。”但是当我还活着成为唯一的答案，这种丧失了其他意义的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在不停地走和呼吸的地方，在总是村庄、田野和山丘的世界，在下雪的冰冷、下雨的泥泞中，谁能走出这个废墟？谁能保证自己活着？
在被打乱的69个章节中，也许我们所遇见的那些活着的人构成了一种希望，但是活着的人也是死去的人：一个女人，躺在枝条下面取暖，我们摸她的头，但是她没有叫喊、没有哭泣，也没有抽搐，甚至连眼睛都没有闭一下，只是听到了她的声音证明她还或者，“这个声音重复重复又重复”，当我想象她“抠在我前面那三个人肩膀上的手”时，她活着也只是我的想象；碰到的第二个活人是那个孩子，他坐在路边稍远的地方，他的后脑勺头发稀疏，他做着那些毫无意义的事，却无比专注和严肃，但是当他拿着烧焦的木棍去坍塌帐篷里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他的父母亲，他们躺在灌木丛中，脑袋已经被敲碎了。”第三个活着的人是一个乘客，“他就好像专为我们躺在马路中央，头枕在双肩包上，胳膊交叉着抱在胸前，衣服和脸上盖着一层薄薄的雪。”之后是山谷前的村庄，是村庄里停着的大巴，是大巴上下来的人，他们构成了一个群体，而这个群体也像死了一样，“他们靠在乡村公墓的围墙上，他们躺在围墙的里面，在腐烂的木头盒子里，压在沉重的石头下面，石头上刻着数字，很快就不会再有人知道那些数字的含义。”第四个活着的人，是在那个门开着的屋子里，他在睡觉，他的脸转向一边，然后他跳起来，冲下床，然后用肩膀撞向德吕加斯基的肚子，终于拿着铁锹的我和拿着斧头的德吕加斯基向着他砍下去，“等我们把最后一锹土撒在死者身上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
躺在枝条下取暖的女人，她活着，她用手指“抠”肩膀就是活着的证明，但是这是我们的想象；小男孩不断敲击，是他活着的证明，但是他也制造了父母的死亡；那些乘客躺在马路中央，但就像是躺在坟墓里；门开着的那个男人用一些列动作表明自己活着，但最后还是被砍死了……动词是活着的标志，但是动词也同时制造了死亡，而这是不是活着的唯一证明和宿命？而除了我们所遇见的那些人，海勒其实也安排了“我们”的死亡：福斯特的脚骨折了，他没法再走路了，他只能躺着，而我们无奈地离开了，“我们巴望着今天晚上不要太冷，不要冷到让他在黑暗中死去。”无法行走的福斯特此后再也没有出现；而德吕加斯基最后脸朝地趴着，“我在他身旁跪下，摸摸他的脖子。他已经没有什么热量了。”趴着只是想把身体的血更快地流出去而已……实际上，当我们只是在吃，只是在喝，只是沉默，只是漫步目的的行走，我们就已经死去了，活着的人在死去，活着的人将要死去，活着的人就是死去的人。
而这就是人类最后的命运，“经过几代之后，人类就能够作为一些享有平等地位的分子堆跟其他分子堆生活在一起，东西中的东西，他们很快就会成为长眼睛的树，或者长着头发、行动迟缓的柔软的石头。”没有艺术，没有游戏，没有回忆，没有本来应该跳舞的生活，没有“我是谁”的答案，当然也没有作为起点的“外星人”，身后是废墟，身前也是一片废墟，而当最后一个“我”离开了寒冷，离开了雨雪，离开了死的困境，“等到太阳升起，我将会吸进清冷、新鲜的空气，并且说：太阳。”一切似乎是希望，似乎是温暖，似乎是光明，但是人类的宿命就在于变成了一块沉默、没有思想、也感受不到温度的石头，“用不了几年，人们将无法从外部确定究竟是太阳制造了这个词，还是这个词制造了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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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后：绝望时，一只乌鸫在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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