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8-06《本草纲目》：岂禁以医书觏哉
肤学之士，岂可恃一隅之见，而概指古今六合无穷变化之事物为迂怪耶？
——《第五十二卷 人部》
《本草纲目》的最后一卷，在介绍了“人部”三十五种之外，列出了“方民”和“人傀”两个部分，“方民”便是各地不同风俗之民，“横目二足，虽则皆同；而风土气习，自然不一。”不管是气候影响，还是饮食特点，还是习俗所致，都呈现一种多元性，李时珍将其集之，是为备用，“乃集方民，附于部末，以备医诊云。”如果“方民”是为“备医诊”，那么最后部分的“人傀”则是一种“附录”，“人傀”便是奇异之人，收集古书中记载的各地怪异人物，并非是“备医诊”，而是一种“博物志”的体现，“人之变化，有出常理之外者。亦司命之师所当知，博雅之士所当识。故撰为人傀，附之部末，以备多闻眚咎之征。”
虽说“以备多闻眚咎之征”，看起来也和医学有关，但是在这里李时珍阐述的是一种平常心态，他认为，天地之造化本来就无穷，人物之变化当然也遵循这个规律，“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则，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抟，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这反而是一种常态，而面对这种常态，李时珍讽刺的是那些肤学之士，往往容易一孔之见，如果以这样的目光来看待变化的世间万物，岂不是一种偏见，一种迂腐？怪异消解的是常则，却符合变化的规律，李时珍将其收录，并与“方民”，置于人部之末，的确显示了李时珍不一般的宽容态度，而其实整部《本草纲目》，就是体现了这样一种博物观。
王世贞在《<本草纲目>序》中回忆了李时珍拜访他的经过，“楚蕲阳李君东壁，一日过予弇山园谒予，留饮数日。”当时的李时珍已经编撰了《本草纲目》，拜访王世贞是为了“愿乞一言，以托不朽”。王世贞对李时珍本人的评价是：“睟然貌也，癯然身也，津津然谭议也，真北斗以南一人。”“北斗以南第一人”，是一个很高的评价，王世贞能做出如此评价，关键在于李时珍历经三十年，收集整理八百余家，三易其稿而写出了《本草纲目》，这个著述过程明显可以看出李时珍包罗万象的著述追求，“长耽典籍，若啖蔗饴。遂渔猎群书，搜罗百氏。凡子史经传、声韵农圃、医卜星相、乐府诸家，稍有得处，辄著数言。”因为古本《本草》有诸多舛缪差讹遗漏，所以李时珍“复者芟之，阙者缉之，讹者绳之”，终于在旧本基础上增药三百七十四中，分为一十六部完成五十二卷的《本草纲目》，“上自坟典，下及传奇，凡有相关，靡不备采。”这就是这本书具有的丰富性，但是丰富并不意味着庞杂，王世贞认为，李时珍著述“如入金谷之园，种色夺目；如登龙君之宫，宝藏悉陈；如对冰壶玉鉴，毛发可指数也”，而完成的这本书，“博而不繁，详而有要，综核究竟，直窥渊海。”他认为《本草纲目》“实性理之精微，格物之通典，帝王之秘箓，臣民之重宝也”，这样一本书，“兹岂禁以医书觏哉？”
是医书，但不仅仅是医书，立足于医学，却又超越医学，这就是《本草纲目》的博物所在。那么这本“性理之精微，格物之通典，帝王之秘箓，臣民之重宝”的书，到底具有怎样的意义？他的革新意义就在于书名，《本草纲目》可分为两部分，本草和纲目，本草为内容，纲目为体例。在《序例》中李时珍整理了“历代诸家本草”，从《神农本草经》开始，有梁陶弘景的《名医别录》，有《桐君采药录》，有《雷公药对》《李氏药录》《雷公炮炙论》等，其中大部分以“本草”命名，《唐本草》《药性本草》《食疗本草》《本草拾遗》《海药本草》《四声本草》《本草音义》《食性本草》《蜀本草》《开宝本草》《嘉祐补注本草》，不一而足，掌禹锡考察了“本草”之名，《神农本草经》传说为神农所作，但是并未见于经书，《汉书·艺文志》也没有收录，但是《帝王世纪》上说：“黄帝使岐伯尝味草木，定《本草经》，造医方以疗众疾。”所以，“本草”之名从黄帝开始，“盖上古圣贤，具生知之智，故能辨天下品物之性味，合世人疾病之所宜。后世贤智之士，从而和之，又增其品焉。”这就是“本草学”的开创，而按照韩保昇的说法，“药有玉石、草、木、虫、兽，而云‘本草’者，为诸药中草类最多也。”的确，不仅历代诸家本草收录“本草”最多，李时珍的这本《本草纲目》也是如此，“草部”共收录610种，分十类，“木部”则收录180种，分六类，两者相加占了所有药物大部，而且谷部、菜部、果部也属于大本草的概念，所以“本草学”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中药药物学”。
“本草”注解了此书的内容构成，而“纲目”则创新了体例，“标名为纲，列事为目”便是《本草纲目》的特色，也是这本书最大的贡献。《本草纲目》五十二卷一十六部六十类，遵循的就是这个纲目的体系，这也是当时最先进的药物分类法：一十六部为纲，六十类为目，这是最顶级的纲目，李时珍在“凡例”中说，“今各列为部，首以水、火，次之以土，水、火为万物之先，土为万物母也。次之以金石，从土也。次之以草、谷、菜、果、木，从微至巨也。次之以服器，从草、木也。次之以虫、鳞、介、禽、兽，终之以人，从贱至贵也。”从无机到有机，从低等到高等，最后以人部为终，体现的是一种进化论观点；其次，每一部之下、每一类之下亦有分类，比如水部，“盖水为万化之源，土为万物之母。饮资于水，食资于土。饮食者，人之命脉也，而营卫赖之。”水部所集之药物共四十三种，分为天水和地水两类，而天水又分为雨水、潦水、甘露、甘露蜜、明水、冬霜等十三种，雨水又详细分为立春雨水、梅雨水等，地水则分为流水、井泉水、节气水、醴泉、玉井水等三十种，还附有“诸水有毒”的相关知识，这是第二层次的纲目；每一药物下有不同的条目，“释名”是正名，“集解”是关于产地、形状、如何采取的知识，“气味”则是关于药性的，还有“主治”“发明”“附方”等条目，“或欲去方，是有体无用矣”，从药物名称、历史、产地、形状、鉴别、采集、加工、药性、功效、主治等各个方面，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系统。如“雨水”，“释名”中李时珍说：“地气升为云，天气降为雨，故人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它的气味则是：“咸，平，无毒。”具体而言，立春雨水“主治”：“夫妻各饮一杯，还房，当获时有子，神效。”其“发明”，李时珍则引用虞抟《医学正传》上的说法，“立春节雨水，其性始是春升生发之气，故可以煮中气不足、清气不升之药。古方妇人无子，是日夫妇各饮一杯，还房有孕，亦取其资始发育万物之义也。”再加上《本草纲目》绘制的相关图，形成了“纲目”的完备系统。
| 编号：W87·2220421·1831 |
体例上的药物分类法是《本草纲目》的突出贡献，体现的是“博而不繁，详而有要，综核究竟”的特点，而在内容上，更是体现了它的博学性，这种博学表现为辨证施治的哲理性和广博的知识性。《神农本草经》作为“本草”的发轫之作，其中贯穿的是天地人的儒家思想，它把药物分为上药、中药和下药三品，“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收录在《上经》中，“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以应人，无毒有毒，斟酌其宜。”收录在《中经》里，“下药一百二十五种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多毒，不可久服。”收录在《下经》中，上药、中药和下药，对应于天人地，对应于君臣佐使，就是儒家思想的体现，而“中药”之名或许也是出于此，养性以应人，所以需要在有毒无毒中“斟酌其宜”，便需要有一种辩证思想。
辩证就是“阴阳相配”，《神农本草经》上说：“有单行者，有相须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恶者，有相反者，有相杀者。凡此七情，合和视之。当用相须、相使者良，勿用相恶、相反者。若有毒宜制，可用相畏、相杀者；不尔，勿合用也。”它具体体现在“采药分六气岁物”中，“治病者，必明六化分治，五味、五色所生，五脏所宜，乃可言盈虚病生之绪。”天地之气，体现在司岁备物上，“非司岁物则气散，质同而异等也。气味有厚薄，性用有躁静，治保有多少，力化有浅深。上淫于下，所胜平之；外淫于内，所胜治之。”所以中药学有“大方、小方、缓方、急方、奇方、偶方、复方”的七方，“岐伯曰：气有多少，形有盛衰，治有缓急，方有大小。”有宣、通、补、泄、轻、重、涩、滑、燥、湿十种，称为“十剂”，“凡用药者，审而详之，则靡所遗失矣。”七方十剂就是对应于天地阴阳，“是以有形为味，无形为气。气为阳，味为阴。阳气出上窍，阴味出下窍。气化则精生，味化则形长。故地产养形，形不足者温之以气；天产养精，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它是体，也是用，“方不七，不足以尽方之变；剂不十，不足以尽剂之用。方不对证，非方也；剂不蠲疾，非剂也。”
具体而言，就有气味阴阳，“阳为气，阴为味。味归形，形归气，气归精，精归化，精食气，形食味，化生精，气生形。味伤形，气伤精，精化为气，气伤于味。”有五味宜忌，“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有标本阴阳，“以身论之，外为标，内为本；阳为标，阴为本。故六腑属阳为标，五脏属阴为本；脏腑在内为本，十二经络在外为标。而脏腑、阴阳、气血、经络，又各有标本焉。以病论之，先受为本，后传为标。故百病必先治其本，后治其标。”有升降浮沉，“药有升降浮沉化，生长收藏成，以配四时。”，有李东垣随证用药凡例、张子和汗吐下之法、陈藏器诸虚用药凡例等，无不贯穿着中药学的哲理思想。李时珍根据这些理论和实践整理出了相须、相使、相畏、相恶诸药：比如黄耆，“茯苓为之使。恶白鲜、龟甲。”人参，“茯苓、马蔺为之使。恶卤碱、溲疏。畏五灵脂。”又有“相反诸药凡三十六种”，比如河豚反煤炱、荆芥、防风、菊花、桔梗、甘草、乌头、附子；蜜反生葱；柿反蟹。还有服药食忌，甘草忌猪肉、菘菜、海菜；薄荷忌鳖肉；当归忌湿面；妊娠忌桂、桃仁、蜈蚣、麝香、蜥蜴、兔肉、蟹爪甲、犬肉、马肉、驴肉、羊肝、鲤鱼、鳅鳝、龟鳖、蟹、生姜、小蒜、雀肉、马刀；凡服药，不可杂食肥猪、犬肉、油腻羹鲙、腥臊陈臭诸物，不可多食生蒜、胡荽、生葱、诸果、诸滑滞之物，不可见死尸、产妇、淹秽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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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时珍：真北斗以南一人 |
《本草纲目》中体现的辨证施治使得中药学具有很强的哲理性，而《本草纲目》并非只是中药学专书，它涉及范围广泛，对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物理学、化学、农学等内容亦有很多记载。如在矿物学方面对石油的产地、性状作了详细记述；在化学方面，阐述了检验石胆真伪的方法；在物理学方面，从空气中的湿度变化，以推测雨量的大小；在农学方面，阐述采用嫁接技术，以改良果树品种的方法等。李时珍在书中更是通过对药物的释名、气味、发明等，进行了相关知识的探索与考证，阐明某些汉字的字形、读音，也载述一些少数民族和其他国家药名的读音和含义，还记载契丹族用羊皮、羊骨占卜和写字，吐番人用燕脂化妆等习俗，蒙古族裹于牛皮内治疗外伤方法等。比如石部的“慈石”，按照藏器的说法，“慈石取铁，如慈母之招子，故名。”慈石即磁石，李时珍说：“石之不慈者，不能引铁，谓之玄石，而《别录》复出玄石于后。”比如食盐，引用《尔雅》：“天生曰卤，人生曰盐。”引用《说文解字》：“盐，咸也。东方谓之斥，西方谓之卤，河东谓之咸。黄帝之臣宿沙氏，初煮海水为盐。《本经》大盐，即今解池颗盐也。《别录》重出食盐，今并为一。方士呼盐为海砂。”区别了不同种类，弘景补充说：“五味之中，惟此不可缺。西北方人食不耐咸，而多寿少病好颜色；东南方人食绝欲咸，而少寿多病，便是损人伤肺之效。然以浸鱼肉，则能经久不败，以沾布帛，则易致朽烂，所施各有所宜也。”而李时珍引用了《尚书》的说法：“《洪范》：水曰润下作咸。”比如当归，李时珍说：“当归本非芹类，特以花叶似芹，故得芹名。古人娶妻为嗣续也，当归调血又人要药，有思夫之意，故有当归之名”；荔枝，按照朱应《扶南记》上的说法：“此木结实时，枝弱而蒂牢，不可摘取，必以刀斧劙取其枝，故以为名。劙（音利）与劦同。”荔枝便是“劙枝”，而司马相如的《上林赋》中为“离支”，引用白居易的说法是：“若离本枝，一日色变，三日味变。则离支之名，又或取此义也。”还有甘蔗，李时珍引用野史的说法，“凡草皆正生嫡出，惟蔗侧种，根上庶出，故字从庶也。嵇含作竿蔗，谓其茎如竹竿也。”
不管是哲理化的思想，还是知识性的内容，“靡不备采”的《本草纲目》的确是一部百科全书，大大超出了本草学、中药学的范围，但是或许正式这种博物的观念，李时珍最后收录了“方人”和“人傀”，并以一种宽容的态度对待怪异之物，而在药物药食上，这种博物观似乎让李时珍走向了一种“万物皆可入药”的泛药物化的误区。在草木菜谷、鸟兽虫鱼之外，十六部中比较特殊的是两个部，一个是“服器部”，另一个则是最后的“人部”。服器部主要收录的是服帛和器物两类，服帛主要是金娟布等服装，器物则是日常生活中的器具，服帛和器物组成的服器部，其实也是和人有关，它们在大类上也可归属于人部——为什么和人相关的物也可以成为药？在服器部中，李时珍说：“敝帷敝盖，圣人不遗，木屑竹头，贤者注意，无弃物也。中流之壶拯溺，雪窖之毡救危，无微贱也。服帛器物，虽属尾琐，而仓猝值用，亦奏奇功，岂可藐视而漫不经神耶？”在他看来，很多被忽视的东西其实也有其功用，带着不藐视的态度，李时珍整理了七十九种服器类“药物”。
如果说锦、绢、布等其原料本身来自本草，药用意义或者就隐含其中，锦的“主治”是：“烧灰，主失血、下血、血崩、金疮出血，小儿脐疮湿肿。”绢中的黄丝绢的主治是：“煮汁服，止消渴，产妇脬损，洗痘疮溃烂。烧灰，止血痢、下血、吐血、血崩。”白布可以治口唇紧小，青布可解小儿寒热丹毒、灸疮止血、熏虎狼咬疮，甚至“止霍乱”……但是李时珍还收录的汗衫、病人衣、孝子衫、衣袋、头巾则慢慢走向了一种迷信，比如汗衫主治的是：“卒中忤恶鬼气，卒倒不知人，逆冷，口鼻出清血，或胸胁腹内绞急切痛，如鬼击之状，不可按摩，或吐血衄血。用久垢汗衫烧灰，百沸汤或酒服二钱。男用女，女用男。中衬衣亦可。”病人衣可以治瘟疫，“取初病人衣服，于甑上蒸过，则一家不染。”衣袋可以主治妇人难产即日月未至而产……更进一步，李时珍还收罗了主治脚气的“灵床下鞋”，主治尸疰、石蛔的“死人枕席”；在“器物”中则收录了主治邪疟的“历日”，辟邪止疟的锤馗，“小儿阴被蚯蚓呵肿，令妇人以筒吹其肿处，即消”的吹火筒，“鬼打卒得，取二三寸烧末，水服”的刀鞘，还有蒲扇、尿痛等等。
而在“人部”，更是无物不可入药，李时珍认为《神农本草经》中只收录了人体的“发髲”一种——发髲，按照许慎《说文》的说法：“大人曰髡，小儿曰剃。”所以发髲，“乃剪髢下发也；乱发，乃梳栉下发也。”《本经》中说它“五癃关格不通，利小便水道，疗小儿惊，大人痓。仍自还神化”，《别录》上则说：“合鸡子黄煎之，消为水，疗小儿惊热百病。”但是在《神农本草》之后，后世方伎之士把人体的骨、肉、胆、血都称为药，李时珍认为这样“不仁”，所以收录于《本草纲目》中“人部”的药物有一个标准，那就是：“惟无害于义者，则详述之。其惨忍邪秽者则略之，仍辟断于各条之下。”这是在仁义之下的整理和收录，但其实，收录的三十五种还是让人感到明显的不适。除了“发髲”之外，收录的人体相关物有头垢，“疗噎疾，酸浆煎膏用之，立愈。又治劳复。”有耳塞，即耳垢，“蛇、虫、蜈蚣螫者，涂之良。”有人屎，“时行大热狂走，解诸毒，捣末，沸汤沃服之。”有人尿，“明目益声，润肌肤，利大肠，推陈致新，去咳嗽肺痿，鬼气痙病。停久者，服之佳。恐冷，则和热汤服。”还有妇人月水、人血、人精、人汗、眼泪、阴毛、人骨、更有人的天灵盖……
万物为药，这是对物之药理的穷尽挖掘，体现了一种“靡不备采”的态度，是一种博物的做法，但是服器之物，人体之物真的能有药效？李时珍或者只是整理，只是收录，但是这关涉的是患者的生命，泛药物化是不是走向了一种误区？甚至变成了一种迷信？《人部》收录了“人魄”，李时珍说，“此是缢死人，其下有物如麸炭，即时掘取便得，稍迟则深人矣。不掘则必有再缢之祸。盖人受阴阳二气，合成形体。魂魄聚则生，散则死。死则魂升于天，魄降于地。魄属阴，其精沉沦人地，化为此物；亦犹星陨为石，虎死目光坠地化为白石，人血人地为磷为碧之意也。”这一段描述完全是神秘主义，但是“人魄”的主治却完全是可操作性的：“镇心，安神魄，定惊怖颠狂，磨水服之。”用完全神秘之物来医治具体疾病，这难道不是对辩证思想的一种背叛？也许破解的是“肤学之士，岂可恃一隅之见”，但也成了另一种偏见，甚至可能变成了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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