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8-06《流动的盛宴》：回忆是一种饥饿
可是巴黎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城市，而我们却很年轻，这里没有简单的事情，甚至连贫困、意外发了笔小财、月光、是与非，还有在月光下躺在你身边那人的呼与吸，这一切都不简单哪。
——《一个虚假的春天》
巴黎的羊倌从乳房鼓胀的黑奶羊里挤下奶给了捧着罐子的女人，然后赶着牧羊犬离去；巴黎的男人一早在护墙广场拐角处笛卡尔路上买一份报纸，然后爬上楼梯回家；或者得到昂吉安会有一场赛马比赛的消息，即使那里扒手扎堆，但圈外人还是觉得那里适合自己……海明威就是看见羊倌把牛奶挤进罐子里，听着赶羊人远去的风笛声，然后在笛卡尔路买了一份赛马报，作为圈外人他也会在赛马的时候赌上一注——这就是海明威的巴黎生活。
那是他称之为“一个虚假的春天”，因为写作，因为赚钱，虚假的春天让海明威感到了生计的压力，但是这毕竟是一个春天，一个可以大口吸进清新空气的春天，一个可以跟着羊群继续往前的春天，一个在压力的生活中寻找愉快心情的春天，“春天来临时，即使仅仅是虚假的春天，除了找寻个去处能使人过得最快乐，就再没别的问题了。”而这也许就是巴黎真正的魅力所在，贫困或者富有，虚假或者真实，是与非，呼与吸，都不简单，也都是属于春天的巴黎，“给愉快心情制造障碍的永远是人，除非是极少数像春天本身一样美好的人。”在海明威看来，巴黎是古老的城市，但是那些制造愉快心情、在虚假的春天里把一切过得不简单的人是永远年轻的，所以年轻就会有快乐，年轻就会在巴黎发现“流动的盛宴”。
那时海明威的妻子哈德莉对海明威说的一句话是：“饥饿的种类很多。春天的时候就更多了。不过春天都已经过去了。回忆，这也算是一种饥饿吧。”当巴黎那个虚假的春天过去了好多年，甚至那段时光也也和巴黎一样古老，但是在饥饿的回忆中，它依然散发着魅力，它依然是“流动的盛宴”——流动的盛宴，就在于解决饥饿的问题。“假如你有幸能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那么此后一生中不论去到哪里，巴黎都会与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一个流动的盛宴。”1950年，海明威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这样说，流动的盛宴之所以成为巴黎的独特景观，就在于那里有过年轻时的记忆，就在于从虚假的春天里感受了最纯粹的味道，而记忆一旦成了回忆，就永远是年轻的幸福。
这种年轻的幸福是巴黎的人和事所具有的亮丽色彩。海明威的孙女玛丽·海明威介绍了这本书的写作过程：1958年夏季，海明威在古巴开始撰写这本书，从冬季的爱达荷州凯彻姆到第二年春天的西班牙，海明威一直在写作，直到1960年全部竣稿，之后海明威对全书做了修改，《流动的盛宴》最后成型。这是海明威对1921年至1926年在巴黎岁月的回忆，在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海明威在《序》中说书中有些已经是广为人知的事实，有些则不便公开，但不管如何，它们都成为了巴黎的一部分，成为了二十年代记忆中巴黎的一部分，成为了在饥饿中得到了“流动的盛宴”的一部分，而对于本书的风格，海明威认为如果有人将它看做一本小说也“未尝不可”，里面很多回忆中的细节，尤其是一大段一大段的对话，就是一种小说的写法，毕竟过去了近30年，海明威不可能将这些东西都还原为真实。但是海明威之所以爱回忆中加入了虚构的东西，在他看来正是因为巴黎这一“流动的盛宴”里需要更亮丽的东西，“即使作为一部虚构作品，它也总有可能使作为实事来写的事情显得稍稍清晰亮丽一些。”
让人和物变得更为亮丽，无疑海明威想让三十年前巴黎的生活在回忆中变得更为温暖和浪漫，一切的平凡显得更为“不简单”。的确，这一段时光对于海明威来说即使不是刻骨铭心至少也是尤为特殊的。在海明威的笔下，巴黎是一个有故事的城市，虽然自己为了生计忙于写作，小说的发表又总是碰壁，但是在巴黎发生的故事似乎都充满了温情：他会选择和肮脏、吵闹的“票友咖啡馆”完全不一样的圣米歇尔广场上的一家咖啡馆，在温暖、洁净、气氛友好中点上一杯咖啡，然后开始写作，或者还能看见美丽的姑娘从身边经过，“我见到你了，美丽的姑娘，你现在属于我，不管你在等谁也不管我今后再也不会见到你，我想。你属于我，整个巴黎都属于我，而我则属于这个笔记本和这支铅笔。”或者到西尔维娅·比奇开设在奥德翁路12号上的莎士比亚公司借书部，取下两卷本的《猎人笔记》或D.H.劳伦斯的《儿子与情人》，在冬天的那只大火炉旁边看看书，还有漂亮的西尔维娅，“西尔维娅有一张生气勃勃、棱角分明的脸，一双褐色眼睛像小动物般灵活，像少女般欢欣。”如果不在咖啡馆或书店，可以沿着塞纳河行走，在那里发现码头上的旧书摊，或者结识几个钓鱼人，和他们聊聊天，也可以让他们看看自己买到的那些旧书；即使一个人在房间里，海明威也会在快写完小说或者天快黑时，喝上一杯从山区带来的樱桃酒，当做完一天的工作，会把笔记本放进抽屉，然后把吃剩的橘子放进衣兜，如果写作时感到难以下笔，“我便往火焰边缘挤捏橘子皮，观察汁水怎样使火焰毕剥作响，蹿出蓝幽幽的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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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巴黎对于海明威来说，更重要的是遇见一些人，发生一些事，因为只有人才可能给虚假的春天制造某种愉快。和妻子一起去拜访斯泰因小姐，斯泰因和海明威则说起写作的事，她说不喜欢单调乏味的修改文字的苦差事，她喜欢舍伍德·安德森并不是因为他是作家而是因为他是一个男人，“兴致勃勃地说他那双大眼睛长得漂亮、温暖，像是意大利人的，又说他和蔼可亲，很有魅力。”她憎恨将她的椅子整个儿坐得散架的埃兹拉·庞德……有一天下去，斯泰因竟教导海明威性方面的知识，她认为海明威在这方面所受的教育过于肤浅，尤其是对于同性恋的态度，斯泰因对此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主要的问题是男同性恋者干的事儿太下流，令人作呕，完事后他们连自己都觉得恶心。于是便酗酒，吸毒，以缓解恶劣的心情，但是他们厌恶这样的行为，所以不断地更换伴侣，却无法真正快乐起来。”当然，在海明威从加拿大回来住在乡村圣母院路的时候，斯泰因说起了“迷惘的一代”这个话题，“你们把什么都不放在眼里。你们喝酒喝到送命……”斯泰因显然不是讨厌这个名字和写作的态度，而是，“你们把什么都不放在眼里。你们喝酒喝到送命……”
对于“迷惘的一代”，海明威从斯泰因的苛责中也受到了启发，夜晚走近丁香园咖啡馆的时候，他看到了灯光打在了拿破仑时代内伊元帅的铜像上，“他的军刀刺向前方，铜像上树影斑驳，他孤身一人，连一个追随者都没有”，而回想那段历史，“滑铁卢一役他败得多么惨呀”，当拿破仑带着科兰古乘坐马车仓皇逃窜时，内伊却率领后卫部队且战且退，这是不是属于内伊的“迷惘”？遭遇滑铁卢的他们是不是也是“迷惘的一代”？“我想到历来的一代代人都是被什么弄得迷失与迷惘的，过去如此，今后亦将如此”——但是这所谓的“迷惘的一代”并不应该是自我的消沉，就像斯泰因小姐所说，“喝酒喝到送命”，所以在回家之后，海明威见到了妻子、而子和那只叫“F.噗斯”的小猫，看到他们坐在生着火的壁炉前，他心里骂着，斯泰因那套关于“迷惘的一代”的说法和轻易贴上的标签“全部见鬼去吧”，迷惘不是迷失，而是一种苦战的态度。
海明威在丁香园咖啡馆的诗人聚会时，遇到了福特·马多克斯·福特，这个“活像只会走路、穿着讲究、上下倒置的大啤酒桶”，说因为海明威是个有前途的青年作家才和他喝酒，“实际上是把你视为一个同行。”画家朱尔·帕散也经常在咖啡馆喝酒，两位年轻的模特陪着他，在海明威看来，帕散就像百老汇的滑稽演员，他在咖啡馆故意寻醉，而在1930年举办第一个个展前夕，帕散突然自缢身亡，回想起来，海明威说：“对于那些玩世不恭的人来说，他们的种子上却覆盖着更加优质的土壤和更富营养的肥料。”美国诗人和记者埃文·希普曼1924年到巴黎，和海明威相识，也是在丁香园咖啡馆，海明威问起这个指甲很脏但脸上泛出笑容的诗人，“我一直在琢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事儿，一个人文笔如此拙劣，拙劣得令人难以置信，怎么又能这样深深打动读者呢？”埃文的回答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混蛋，他写混蛋和圣徒最最出色。他笔下的圣徒特别了不起。是我们自己水平低，无法重读他的作品。”海明威对埃兹·庞德充满敬意，说他是一个对朋友永远忠诚的人，而且与人为善具有基督教精神，甚至如圣徒一般的存在，“他自己的作品，在路子对头的时候，是那么的完美，犯错误时也是那么的真诚，对自己的谬误是那么的执着，对人又是那么的和善，以至我一直都认为他是位圣徒般的人物。”海明威在埃兹拉的倡议下，为当时面临银行琐务的艾略特捐款，这是一个名为“才智之士”的组织，是庞德和富裕的美国女子纳塔莉·巴尼小姐共同创办的，后来，艾路特的《荒原》出版了，获得了《日晷》杂志的诗歌奖，还创办了《标准》刊物，“于是埃兹拉和我便再也无须为他操心了。”
在海明威对当时巴黎作家的回忆中，篇幅最长的是对司各特·菲兹杰拉德的回忆，他一开始就对菲兹杰拉德做了总体的评价：
他的才能是与生俱来的，正如蝴蝶翅膀上由彩色粉末构成的图案是浑然天成的一样。有一段时间他与蝴蝶一样对此毫无所知，也不清楚翅膀是何时遭到污损与涂抹的。后来，他才意识到翅膀的受损以及它们的构成，他学会了思考，但是却再也飞不起来了，因为对于飞的爱好已不复存在，他只能回忆当初曾是如何轻松飞翔的了。
初次见面菲兹杰拉德就开始演讲，海明威和邓克·查普林等人一起喝酒、听他演讲，菲兹杰拉德不会奉承人，他认为海明威还不是了不起的作家，当时只有海明威的妻子和少数朋友持有这样的共识，但是菲兹杰拉德单刀直入，这并没有让海明威生气，“我很高兴司各特也得出了同样的让人愉快的结论”。后来他们成为了朋友，在巴黎一起交流、喝酒，也在那里创作。海明威回忆的一件事是他们离开巴黎去往里昂的一次旅行，在中途的时候去了一家旅馆，菲兹杰拉德说自己健康不佳，他担心的不是自己会得肺充血死掉，而是妻子姗尔达和女儿谁来照顾，甚至托付海明威以后让姗尔达少喝酒，为女儿找一个英国家庭女教师。那时躺在床上的菲兹杰拉德真的想要死了，“司各特闭着眼睛躺在床上，缓慢地、小心翼翼地出气吸气，再配上他蜡白的脸色与完美俊俏的面容，简直就是一具十字军少年骑士的遗体了。”这种死亡的威胁也让海明威看清了人生的意义，“此时我开始厌烦起文学生涯来了，如果说此刻在过的就是文学生涯的话，而且我已经不惦念写作了，每当生命中的一天又给白白浪费掉，在这天行将结束时我总会感到死一般的寂寞。”菲兹杰拉德强烈要求海明威买温度计和阿司匹林，买来之后量体温服药，菲兹杰拉德却起奇迹般恢复了。
两个人算是“生死之交”了，但海明威对菲兹杰拉德的敬意全在于他的真实，“他有许多很好、很好的朋友，比我认识的任何一个人所能拥有的还要多。可是我自愿参加进这个行列，不管我是否能对他有所帮助。”另外一件事则是菲兹杰拉德对妻子的爱恋，这在姗尔达那里是一种妒忌之心，“姗尔达妒忌司各特的创作活动，随着我们对他们进一步熟悉，我们便能看出，这种妒忌成了一种常规。”而菲兹杰拉德对姗尔达的爱则充满了醋意，他偷偷告诉海明威姗尔达如何爱上那个法国军官的，还说起她和女子结交，语气中透露着妒忌，甚至，“在蒙马特尔的那些酒会上，他生怕自己会喝醉，也担心她会喝得晕过去。他们一直把喝晕过去当作是自我防卫的一个高招。”后来菲兹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创作完成，还被改编成戏剧上演，卖给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菲兹杰拉德一家的生活开始变得井然有序，而有一次姗尔达悄悄和海明威分享了一个秘密，“欧内斯特，你不认为埃尔·乔生比耶稣更加伟大吗？”埃尔·乔生是一位俄裔美国歌星，常抹黑了脸唱黑人歌曲，品位不高，但是姗尔达将他看做是比耶稣更伟大的人，海明威也许到死都不会将这个秘密告诉菲兹杰拉德，“这只不过是姗尔达让我共享的一个秘密，就像一头兀鹰会与一个人共享什么东西那样。但鹰类是不愿分食的。司各特再也没有写出什么好作品，一直到他明白姗尔达的确是疯了。”
最有趣的还是关于“一个尺码大小的问题”，在姗尔达后来精神不佳甚至“崩溃”的时候，菲兹杰拉德邀请海明威去米肖餐厅共进午餐，他很郑重其事地说有一个“比世界上任何事情的意义都要重大”的问题要问海明威，而且要海明威“如实回答”，菲兹杰拉德喝了葡萄酒，他对海明威说：“你知道的，除了跟姗尔达，我从未跟任何别的女人睡过。”海明威如实回答：“不，我不知道。”菲兹杰拉德继续说：“珊尔达说，单凭我的身材，就不能让任何一个女人感到快乐，这就是让她心烦的根本原因。她说这是一个尺码大小的问题。自从她说了这样的话，我的感觉就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必须弄弄清楚。”当时的海明威“如实回答”说：“你完全正常，你没有问题。你一点儿毛病都没有。”而且海明威还从另一个角度解释说：“你从上面往下看自己，自然就像是缩短了。那么就去卢浮宫看看人体雕像，回来再对着镜子从侧面瞧瞧自己。”但是菲兹杰拉德还是不放心，他们甚至后来真的去看了雕像，看了之后菲兹杰拉德对于尺码大小还是耿耿于怀，于是海明威劝解说：“姗尔达疯了。你一点毛病也没有。对自己要有信心，做那个姑娘希望要做的事好了。姗尔达是存心想毁掉你。”
这更像是一个段子，但是无论发生在菲兹杰拉德身上还是和海明威的回忆有关，都显得真实，真实的背后也是他们友情的见证，更是巴黎那段时光的“亮丽”色彩。但是，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篇文章《巴黎永远与你同在》中，亮丽还是变得有些黯淡。海明威回忆了当时从加拿大去往巴黎的冬季之旅，那时儿子邦比出生之后，整个家庭变成了三口之家，生存的压力更大了。他们在奥地利的施伦斯进行了停留，在那个寒冷的季节，海明威不断创作和修改自己的《太阳照常升起》，在此期间，他和镇上的人打门球，目睹了一场雪崩，自己蓄起了胡子……后来终于离开了施伦斯，海明威去纽约安排了出版社，然后回到了巴黎，看见了在火车站迎接自己的妻子哈德莉和胖嘟嘟的邦比，这是一种原本幸福的相聚，在海明威的笔下，哈德莉依旧那么美，“她在微笑，阳光照在她那被雪与阳光晒黑的脸上，体态很美，她的头发在阳光下变成金红色，一个冬天使她的头发长了不少，不怎么整齐，但是很好看”，而海明威对她的爱也没有改变，“我爱她，我不爱任何别的人，我们单独度过了一段美好又奇妙的时光。”
在巴黎的岁月中，哈德莉一直是海明威坚强的后盾，他们一起去见朋友，一起在塞纳河畔散步，一起讨论写作，甚至很多时候哈德莉为海明威誊写著作，但是施伦斯之行却改变了这一切，海明威说他“不爱任何别的人”，但是，“等到暮春时节我们离开山区回到巴黎，另外的那段情缘重又开始了。”出现在海明威生活中的是“未婚的年轻女子”，“那就是说，有个未婚的年轻女子，以另一位已婚年轻女子新近结交的闺蜜的身份，搬过来与这对夫妻一起居住，接着便人不知鬼不觉地、天真无邪地，却是毫不留情地思谋着把别人的丈夫夺走。”他不仅把自己对婚姻的背叛说成是这个年轻女子的一个阴谋，而且把自己的问题归结为“倒霉”，“这位丈夫忙完工作有两位迷人的女子围在身边。其中之一是新鲜、奇异的，倘若他命中注定活该倒霉，他便会两个都爱。”离开巴黎又回到巴黎，另一段情缘开始了：1927年1月，海明威与哈德莉离婚，四个月后他与这位年轻女子，即时尚杂志女编辑波琳·法伊弗结婚。
海明威的第一次离婚和第二段婚姻，对于海明威来说也是人生的一个插曲，但是这依然是有着“流动的盛宴”的巴黎，依然是充满了亮丽色泽的巴黎，即使犯了错，依然构筑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巴黎永远不会有结束，每一个在此生活过的人都有着与别人不一样的记忆。”记忆中是橘子汁水在火炉中蹿出蓝幽幽的焰花，是清晨的羊倌将新鲜的羊奶挤进罐子，是虚假的春天那一瞬间的感动，记忆中更是斯泰因小姐谈起的性知识，西尔维娅推荐可以告别饥饿的饭店，菲兹杰拉德关于尺码的担心，以及“头发黑得像乌鸦的翅膀”的美丽姑娘，“这里所写的，仅仅是早年间我们非常贫穷又是极其快乐的那个阶段巴黎的样子。”即使有着一丝的黯淡，也是人生中“流动的盛宴”，而海明威之所以在1960年完成撰写和出版，也许他想以这最亮丽的回忆虚构青春和力量，“虽然巴黎永远是巴黎，当巴黎在起变化的时候，你自己也在变。”——一年之后，海明威把猎枪朝向了自己，结束了62岁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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