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10-04《呼吸秋千》：“我们”是单数
描写饥饿天使时，我进入了一种迷恋的状态，似乎它不曾折磨我，而是拯救了我。因此我把“前言”划掉，在它上方写上“后记”二字。
——《笔记本》
“前言”变成了“后记”，但是被称为“我的宝贝”的笔记本上依然写下了第一章：第一句是：“你会理解我吗”，问号；最后一句是：“早晨洗完脸后，一颗水珠从头发上滑落，像一颗时间之珠，沿着鼻子滑落到嘴中，我最好长一副梯形胡须，这样城里的人就认不出我了。”从问号开始，被理解便成为了一种疑问，以“认不出我了”结尾，一颗水珠不是提醒我时间回来了，而是我被时间带走了，连同我希望长出的“一副梯形胡须”，于是在被带走的时间里城里人还是认出了我——从被理解的疑问到时间带走了一切，也许在“我的宝贝”里，我永远藏在那个不被发现也不必被发现的地方。
但是笔记本上没有写着“我在这里”，也不再写“那儿我曾去过”，写下的是“我离不开那里”——从这里又回到了那里，从曾经去过的那里变成了离不开的那里，那里是此地的那里，那里是此时的那里，那里就是我永远无法离开的“在场”。在场成为记录，在场也成为讲述，当故事中“前言”变“后记”，赫塔·米勒的小说中的《后记》却依然存在，写于2009年3月的后记不是自己的“在场”，而是关于母亲“离不开那里”的在场。赫塔·米勒交代了小说创作的背景：1944年夏天，苏联红军深入到了罗马尼亚境内，罗马尼亚独裁者安东内斯库被处死，罗马尼亚投降，之后又向一直为盟国的德国宣战，1945年1月，苏联向罗马尼亚政府索要生活在其境内的德国人，要他们为在战争中破坏的苏联建设出力，于是所有年纪在17到45岁的男人和女人被流放到苏联劳动营进行强制劳动。赫塔·米勒的母亲也成为其中的罪人，她在劳动营待了五年，从2001年开始，赫塔·米勒就开始记录村里以前流放者的访谈，其中被流放过的奥斯卡·帕斯提奥讲述了自己的经历，2006年帕斯提奥辞世，赫塔·米勒根据他的回忆独立完成了这部小说。
可以说，以母亲和帕斯提奥作为原型，以他们的经历和回忆为材料的这部小说，是一种再现，“后记”是身为后人的赫塔·米勒对小说创作背景的一次交代，站在当下的赫塔·米勒就是一个“后记”者，但是正如小说所说，笔记本原先写下的是“前言”，前言指向的是当下之前的历史，当母亲的经历变成小说中那个叫雷奥的“我”的故事，他将笔记本中的“前言”变成了“后记”，历史于是指向了当下，它以回望和回忆的方式构成了故事背后的历史，但是却以思考和反省的方式面对当下，甚至就如笔记本中的在场一样，“我离不开那里”，那里变成了此时此地的在场，于是，历史也变成了当下的在场，那个经历了所有的“我”也许就是赫塔·米勒自己。
我如何从后记进入前言，如何从这里走向那里，如何从记录变成经历？“我所有的东西都带在身边。”小说的第一句便是一个“在场”的证明，所有东西是属于我的东西，我把所有东西都带在身边，我和所有东西结合在一起，我其实也变成了所有物。当1945年1月15日凌晨三点钟，我被巡逻队带走，震惊的我从此进入到了历史之中，进入到“那里”，“罗马尼亚已在我们身后，俄罗斯的夜晚来临了。”一次离开仿佛是灾祸从天而降，而离开更是将我变成一件物从这个国家和这个家庭抽离，实际上，在场带来的物化更是我的一种生活状态，即使没有劳动营，我也活在国家和家庭的恐惧之中，这双重的毁灭是：国家把我当罪犯囚禁，家人把我当耻辱放逐。在这样取消身份的境遇中，祖母的一句话似乎变成了活下去的全部理由：“我知道你会回来的。”离开的最后结果是回来，流放的最后部分也是回来，那么身为如物一样的我，当回来而活着的时候，是不是会接触这双重的毁灭？是不是重新会变成一个我？
而实际上，祖母的这句话并没有被我刻意记住，我也不知道它被我带到了劳改赢并伴随我，更不知道最后这句话会从预言变成现实，“这么句话能让人活下来。”对一句命运预言的“不知道”，也是对自我生死的不知道，更是对我之存在意义的不知道。来到遥远的苏联劳动营，并在劳动营里待上五年，“我离不开那里”到底有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赫塔·米勒从流放者的回忆中记叙了那五年经历的细节：他们吃的是一种叫“山菠菜”的事物，只有到了无法吃的时候，山菠菜才会显出真正的美丽来，“从不用挨饿的那天起，我简直就是在以生命本身为食。只要吃东西，我就会为食物的味道所囚禁。”大家的劳动主要是搬水泥，在搬水泥的时候，劳动营的管理者会骂我们是经济建设的害虫、法西斯、破坏分子和偷水泥的贼，所有人都为叫骂所侮辱，为水泥所捉弄，未供地所欺骗，我终于得了“水泥饼”，看到眼前的一切都变成了水泥，天空是水泥，雨水是水泥，铁皮碗是水泥，看门狗是水泥；劳动营的鞋子分为两种，橡皮套鞋是奢侈，木鞋是灾难，用麻布袋做的鞋面，用细细的皮袋子做鞋带，走路变成了一种折磨……
| 编号：C38·2230904·1996 |
在劳动营，每个人必须劳动，劳动就是把人当成工具，所以每个人都挣扎在饥饿的折磨中，戏称为“饥饿天使”，便是对命运的一种嘲讽，“饥饿天使睁着眼在一边走。它脚步踉跄地兜着小圈子，它在呼吸秋千上平衡好身体。它认得脑子中的思乡病，空气中的死胡同。”在偷偷得到一张集市通行证之后，我去了集市，带着饥饿去了集市，无疑中看到了一张十卢布的钞票，用这些前买了彻底打败饥饿的食物，但是它带来了更大的痛苦，我最后把一切都吐到了树上，又对于这些浪费的事物感到痛心，身体无法承受十卢布的食物，胃无法享用那一顿饭，因为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胃，已经变成了为饥饿之物。一铲子等于一克面包，这个等式是生命价值的体现，但是这个等式的后面更是人被物化的残酷现实，因为人是一个物，“饥饿是一个物”，所以实际上变成了人和饥饿之间物的争斗，像劳动得来的一克面包一样，等式永远是不平等的现实。人是一个物，是被编号的物，是数字代表的物，“工棚里，六十八张床、六十八个囚犯、六十八套棉制服、六十八顶帽子、六十八对裹脚布和六十八双鞋所产生的浑浊空气在蒸发。”
有着编号的我，有着名字的我，有着性别的我，当然内心还有尊严的我，最后变成了复数的“我们”，而且是被物化的复数，“六十八”是整齐划一的存在，相同的床，相同的制服，相同的鞋子，以及相同的饥饿，数字的后面就是一个看起来是复数却永远是单数的存在。而且更为残酷的是：死亡在发生，它不断地抽去了那些生命，让复数一减再减。第一个死亡的人其实是一个暗示，当那个夜晚被巡逻队带上卡车，我曾见过一个男人，他像演员一样向每个人鞠躬，并用高亢的声音重复：“你们都喜欢活着，对不对？”男人戴着徽章，他的行为和语言让人不适，所以那时大家都离他很远。但是，我对他有了深刻印象的男人，“在劳动营我一次也没有见过他。”他出现之后就消失了，消失就是死去，这个问大家“你们都喜欢活着”的人率先走向了活着的反面。
后来的死亡在劳动营里相继发生，工地上分成八个班，其中一个是由石灰妇女组成，“她们先要把装着石灰石的马车从马厩旁一个很陡的斜坡拉上去，然后再把它拉下去，拉到工地边的熟石灰池。”和我一起上车来到这里的特鲁迪·佩利坎是石灰妇女中的一个，但是那次她因为脚步踉跄而摔倒，车轮碾过她的脚趾，虽然没有死但是她的腿坏了，冬天就生出了蛆虫，从此以后她只能用脚后跟走路；在寂静的那天所有人都听到了喊叫“救命！救命！”或者是“我再也受不了了！”喊出声的是伊尔玛·普费佛，她的脸朝下趴在那里，砂浆吞噬了她的双臂，也许只有几秒钟，接着一下子覆盖住了她的腰；聋哑人米茨被两节车厢给压扁了；卡蒂·麦耶在水泥塔中被埋了；我所在工棚里第一个死去的人是机械师彼得·施尔，他喝了石煤烧酒中毒而死；卡特琳娜·塞德尔也没有死，她被称为“巡夜人”，因为她智力低下，她根本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只是每天在各个工棚值夜，“与你，她不热乎，也不拒斥。那些年，她仿佛劳动营里土生土长的家养动物，保持着一份自然的天性，不给人一种陌生的感觉。”
死亡和饥饿有关，和劳动有关，当然在我们的复数变成单数的生存中，死亡也是物化的一个表现，当人死去，第一个发现死尸的人会趁着尸体还没有僵硬就剥下衣裤，拿走枕头下的面包，“拿光他的东西就是我们的哀悼方式。”嘲讽的背后是对死亡的一种冷漠，更是对生者的一次戏谑，就像律师保罗·加斯特从他的妻子海德伦饭盘里偷汤，“因为他的饥饿别无他法”，因为他对她的死无法负责，因为她对自己再也站不起来无法负责——没有人与人之间的责任，没有自己该付的责任，也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些原因和后果虽然只围绕着一件大衣，但它们却是赤裸裸的事实，这也不是它们的错。”一碗汤或者一件大衣，就是原因也是结果，活着和死去也都变成了生命的偶然，“此乃事物之道：因为个人无法对什么负责，所以没人能对什么负责。”
如果说这些遭遇体现的是国家对劳动营罪人的惩罚，那么，人变成单数的鼓励和丧失尊严的命运，还有家人的排斥，它构成了双重的灾难。我想到过“乡愁”，但是当自己被拋弃，“在我头脑中，家里不会有人，只有些物件。”甚至只是自己对曾经吃饱过的地方的一种饥渴之感，悲伤于我，冷酷于我，绝望于我，“荒原与世界的关系是隐伏，月亮与世界的关系是照亮，土狗与世界的关系是逃逸，杂草与世界的关系是飘荡。而我与世界的关系，是吃。”在劳动营收到的一封信，是家里写来的，里面有一张孩子的照片，一行字是他的名字：罗伯特，之后是他的生日。孩子是新出生的孩子，是关于生命的注解，而一张照片寄给我，那背后的意思是：“死在你待的地方吧，我无所谓了，家里还能省出些空间。”我被人代替了，那个人是我的兄弟，实际上是另一个我，而真正的我早就被他们替换了，虽然活着，但也许在劳动营里只是身体还活着，“在你的身体里，有多少东西正崩塌，又有多少在重建。”
五年的劳动营生活，总结出来的是五点：“一铲子=一克面包”是生存的等式，也是饥饿的证明；“零点不能言说”是沉默的仪式，是对说话的取消；“拯救交换是那边的来客。”替换是永远的命题，一个人要得到自由就意味着一个人成为囚犯；“营地中的‘我们’是单数。”我们是我，我没有主体的权利；最后一点是：“广度进入深度。”五年，六十八个囚犯，756的编号，都是广度的呈现，最后都变成了关于生和死的人性命题，但是这个深度又必须在被不是复数的我们中取消了深度。但是当五年走向了终结，当回到曾经的“这里”，我又成为了不在场的人，像一个物件，在没有围墙的生活中机械般的行走：“钟摆晃动着，在家具之间，仿佛用铲子把我们的时间抛来拋去，从衣柜抛到窗口，从桌子拋到沙发，从烤箱抛到丝绒沙发椅，从白天拋到黑夜。墙上滴答作响的是我的呼吸秋千，胸膛里是我的心铲。我很想念它。”
但是它却让祖母的那句话变成了现实，“回来”是一个及物动词，但是最后的回来却依然是流浪，祖母问：“你回来了。”我会说：“我回来了。”和出门时一样，她问：“你走了。”我会说：“我走了。”我成了一个“无动于衷的人”，只有那个叫罗伯特的人，被母亲牵着手，被母亲喂着汤。我去找了工作，我开始上班，我去读了夜校，我还认识了艾玛，而且还和艾玛结了婚。但是这一切并没有改变什么，后来持续十一年的婚姻结束了，“艾玛后来再婚了。我没再结婚。只是滥交。”生活打开了门，和家人重聚，和女人结婚，进入工厂，但是一切都被打上了劳动营的烙印，在一铲子=一克面包的生存中，在“零点不能言说”的沉默中，在“拯救交换是那边的来客”的替换中，在“我们是单数”的孤立中，在“广度进入深度”的恐惧中，五年之后是五年之中的复写，我没有留在那里，我没有生活在这里，我也不是曾经去过哪里，是“我离不开那里”：那里是“我那高傲的卑微”，是“我那暗里抱怨的恐惧”，是“我那迟疑的仓促”，是“我那倔强的屈从”，是“我那笨手笨脚的机会主义”，最后我发现了桌板之下的葡萄干，于是在饥饿天使的再度光临中，我和它跳舞，我吃掉了它，“然后，我的心里涌起一种辽远的感觉。”
没有前言，后记便是前言；我离不开那里，我现在还在那里；母亲的遭遇变成了回忆，我的经历依然在重复——赫塔·米勒也变成了“我”，在另一个劳动营里，在另一种流放中，在永远的“那儿”感受到了“呼吸秋千”：“它爬进我脑子里，把我推进强迫症的魔力中，因为我惧怕自由。”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044]
文以类聚
随机而读
暂无留言，快抢沙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