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五）》：先王礼经，百世不易_『读·者』＠图书馆

2024-01-20《资治通鉴（五）》：先王礼经，百世不易

《资治通鉴》第五册记载了《魏纪一》至《晋纪十一》的历史事件，即起于公元220年庚子，尽于公元316年丙子。

【几平海内】

公元220年春正月，魏武王回到洛阳，庚子逝世，曹操尽管有称帝的野心，但终于没有废汉帝而自立，司马光认为这是曹操“犹畏名义而自抑也”。对于曹操这一生，司马光没有以“臣光曰”的方式作出评价，而是将曹操的功过放在历史的叙述之中，“王知人善察，难眩以伪。识拔奇才，不拘微贱，随能任使，皆获其用。与敌对陈，意思安闲，如不欲战然；及至决机乘胜，气势盈溢。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豪不与。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对之流涕，然终无所赦。雅性节俭，不好华丽。”曹操善于用人，曹操有勇有谋，曹操赏罚分明，曹操生活简朴，而这些优点归结到最后则是：“故能芟刈群雄，几平海内。”对于一个政治家和军事家来说，能够“几平海内”就是人生最大的功绩。

同样，《资治通鉴》对诸葛亮的评价也很高，在《魏纪四》中司马光引用《三国志》陈寿的评价：“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绅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雠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最后概括诸葛亮是“识治之良才”，可以与管仲、萧何并列。

但是和对曹操的正面评价不同，对于魏武帝的评价则多批评，在曹操死后，魏武帝曹丕本该居三年治丧，但是他却在人生最应哀痛的时候大摆宴席，“甲午，王次于谯，大飨六军及谯父老于邑东，设伎乐曰百戏，吏民上寿，日夕而罢。”由此，孙盛评论说，三年治丧，不管是天子还是庶人，都是应做到的事，虽然当世处于“三季之末，七雄之敝”，曹丕接受仿效汉文变异古制，“处莫重之哀而设飨宴之乐，居贻厥之始而堕王化之基”，甚至之后还接受汉朝皇帝的禅让，公开纳汉献帝的两个女儿为妃子，所以他最后得出结论说：“是以知王龄之不遐，卜世之期促也。”

预料魏朝将是一个短命王朝，这和“几平海内”的曹操形成了强烈对比。之后曹丕在群臣上表要顺天人之望时还“不许”，但到了十月乙卯，“汉帝告祠高庙，使行御史大夫张音持节奉玺绶诏册，禅位于魏。”曹丕“上三书辞让”，最后还是升坛受玺绶，即位改元。

【正闰之论】

在魏国正式称帝之后，汉中王刘备听说汉献帝已经遇害，于是举行丧礼，遵谥汉献帝为孝愍皇帝，而群臣也请求刘备称皇帝，但是其中的前部司马费诗上书认为，曹操父子篡夺帝位，殿下万里流亡，召集士卒领兵讨伐的目的就是要击败奸贼，而现在尚未完成这一使命却自称皇帝，“恐人心疑惑”，所以费诗坚决反对刘备称帝，但是刘备不悦，甚至将费诗降职，在这年的四月丙午，刘备在成都武担山之南登基称帝，“大赦，改元章武。以诸葛亮为丞相，许靖为司徒。”

刘备自称中山靖王之后，有着汉族的血统，所以他最后称帝也是为了继承汉统，但是费诗的一番话也不无道理。而对于此事，司马光发表了看法，他认为，“天生烝民，其势不能自治，必相与戴君以治之。”所以“君”便是“能禁暴除害以保全其生，赏善罚恶使不至于乱”，在这里他也区分了君和王和霸的区别，“是以三代之前，海内诸侯，何啻万国，有民人、社稷者，通谓之君。合万国而君之，立法度，班号令，而天下莫敢违者，乃谓之王。王德既衰，强大之国能帅诸侯以尊天子者，则谓之霸。”刘备称帝能不能称为君主？能不能成为王者？在这里，其实司马光抛出的是《资治通鉴》中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正统论，不管是君还是王还是霸，都是大一统的代表，或者都有一个是否天下统一的标准，而他的正统观就是以这为唯一标准，“臣愚诚不足以识前代之正闰，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

天之之名具有天之之实，就是要看他是不是能将天下大一统，所以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所标榜的就是：“夫统者，合于一之谓也。”但是在非统一的历史时期，什么才是正？什么才是闰？他论述说，所谓正与闰的理论从古至今都没有人真正搞清它的含义，所以司马光的正统观就有了更多的外延，那就是“相对正统”。“正闰之际，非所敢知，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正和闰必须按照“功业之实”的标准，比如在周、秦、汉、晋、隋、唐这些朝代，“皆尝混壹九州，传祚于后”，即使子孙后代软弱，甚至颠沛流离，但是仍继承着祖先的事业；即使有人争夺最高权力，那些人也都是他们以前的臣属，所以他们的关系依然是君臣，政权也没有改变，“故全用天子之制以临之”；还有一些是“莫能相壹，名号不异，本非君臣者”，对于他们，“皆以列国之制处之”；当天下分崩离析的时候，“不可无岁、时、月、日以识事之先后”……这是司马光对于历史三种不同形态的描述，用天子之制临之，当然是正统，用列国之制处之或者只是以识事之先后，就是把正和闰的区别放置在一边。

可以说，司马光将截然分开的正闰论放置一边，就是为了历史的叙述，“臣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他并不以《春秋》拔乱世反诸正为自己写史的目的，而是要找出“其功业之实”，所以在非大一统的时候，标准只有一个：“彼此均敌，无所抑扬，庶几不诬事实，近于至公。”在这里，“相对正统”就成为司马光思想的一种创举，在司马光之前，绝大多数史学家不是“正北僭南”，就是“僭南正北”，所谓“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司马光批评说，这是“皆私己之偏辞，非大公之通论”，在他看来，正和闰不是黑白分明的绝对概念，在同一个时期，既可以有两个比较正统的王朝存在，也可以出现一个王朝相对另一个王朝更为正统。汉末之三国，南北朝时期都是这样的正闰可以不分的时期，所以在写法上，司马光就直接指出，“据汉传于魏而晋受之，晋传于宋以至于陈而隋取之，唐传于梁以至于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齐、梁、陈、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年号，以纪诸国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

但是司马光的“相对正统”也只是一种叙述的需要，他的大一统观念还是精神的内核，虽然是为了“纪诸国之事”，没有尊卑之别，但是《资治通鉴》有魏纪而没有蜀纪、吴纪，有宋纪、齐纪、梁纪、陈纪而无北朝各国之纪，有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之纪而无十国之纪，司马光也说，这是因为“汉传于魏而晋受之，晋传于宋以至于陈而隋取之，唐传于梁以至于周而大宋承之”，受之、取之和承之的背后也给与了这些政权一种合法性。回到刘备称帝这一举动，司马光随后发表议论说：“昭烈之于汉，虽云中山靖王之后，而族属疏远，不能纪其世数名位，亦犹宋高祖称楚元王后，南唐烈祖称吴王恪后，是非难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晋元帝为比，使得绍汉氏之遗统也。”在这里他明确指出，刘备政权和汉朝的族属关系太疏远了，已经没有了什么所谓的名分和地位，更不要说继承了汉氏之“遗统”。对于刘备的“帝蜀”之说，司马光无疑是反对的，他将这一行为和南朝宋高祖刘裕自称是西汉楚元王的后代、南唐烈祖李昪自称是唐朝吴王李恪的后代联系起来，就是表达了一种明确的正闰之论。

【知人之道】

景初元年，魏明帝因为对于那些浮华之士深恶痛绝，为了考察百官之优劣，下诏让散骑常侍刘卲作考课法，刘卲以儒学、文吏、孝悌、从政四科，以家世、品状、道德、才能等选举，制定《都官考课法》七十二条，又作《说略》一篇，让百官讨论。这本是魏明帝考察官员的一种依据，但是由于过于繁琐，反对者多而没有施行，“议久之不决，事竟不行。”对此，司马光对此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而知人之道，圣贤所难也。”正因为“知人之道”具有很大的难度，所以很多时候真假难辨，“是故求之于毁誉，则爱憎竞进而善恶浑殽；考之于功状，则巧诈横生而真伪相冒。”

针对这一现象，司马光认为，制度的制定和实施，最重要的“本”就在于“至公至明”，“为人上者至公至明，则群下之能否焯然形于目中，无所复逃矣。”否则，就像考课之法一样，不公不明，最后反而会成为徇私、欺骗的凭借。司马光又从另外一个角度议论说，为什么在唐尧和虞舜时诸如考绩之法能够实行，而汉魏不行，最重要的原因是京房和刘卲“不得其本而奔趋其末故也”，为靠课而考课，为用人而用人，必将舍本逐末。

【百世不易】

关于居孝的礼制在《晋纪一》和《晋纪二》中再次被记载，也再次被讨论。泰始元年，晋文帝去世，臣民都遵守临时制定的法令，居丧三日，晋武帝在葬礼结束时出去丧服，但是他让然戴着百冠，吃着素食，“哀毁如居丧者。”尚书令裴秀上奏说，陛下已经除去了丧服现在又穿上，这样做于礼仪并没有依据，如果君王穿丧服而臣下不穿，心里也会感到不安。实际上裴秀的意思是既然除去了丧服，就不应该再穿上，于是晋武帝司马炎下诏说：“患情不能跂及耳，衣服何在！”心之哀并非需要哀服而表达出来，所以晋武帝也同意不穿丧服。

对此，中军将军羊祜提出异议，他对傅玄说：“三年之丧，虽贵遂服，礼也。”因为汉文帝将这种礼制废除了，而现在皇帝至孝，虽然除去了丧服，但仍实行丧礼，所以羊祜就此提出：“若因此复先王之法，不亦善乎！”恢复先王之法就是恢复礼制，但是傅玄却认为，“以日易月，已数百年，一旦复古，难行也。”傅玄所谓“难行”就是对恢复古制的提法持反对意见，羊祜退而求其次，他认为不要求天下人都遵从礼法，但是让皇帝再穿上丧服，不也是一种“复先王之法”的举动？傅玄对此还是反对，“主上不除而天下除之，此为但有父子，无复君臣也。”皇帝和天下不同步，在他看来就没有了君臣关系。

臣下对是不是该恢复古制有所议论，但是晋武帝的态度反倒开始明确起来，戊辰，群臣上奏请求晋武帝更换正常的服饰和膳食，但是晋武帝下诏说，每当感念先帝的时候，朕都不能完成丧服之礼，为此感到很沉痛，所以他决定：“朕本诸生家，传礼来久，何至一旦便易此情于所天！相从已多，可试省孔子答宰我之言，无事纷纭也！”晋武帝认为，身为儒家之人，礼法传习日久，一时间无法改变生者对逝者的感情，所以最后决定疏食素服度过三年。

“疏素终三年”是晋武帝对于礼制的一种态度和行动，司马光对此评论说：“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此先王礼经，百世不易者也。”服丧三年，从天子到平民百姓，都必须遵守，这是先王礼经所规定的，是“百世不易者也”。正是司马光心中将礼制看成是“百世不易”的规定，所以他认为汉文帝改变古制是一种“绝父子之恩，亏君臣之义”的败坏行为，而后世的帝王也无法专一于哀悼先生的感情，竟没有人对此进行改正，现在晋武帝能够这样做，“可谓不世之贤君”，由此也可以看出，裴秀、傅玄等人只是平庸之辈，“固陋庸臣，习常玩故，而不能将顺其美，惜哉！”

很明显，司马光对于礼制持一种“百世不易”的观点，这是一种彻底的复古主义，它的这个观点在《晋纪二》元皇后去世之后关于丧礼的讨论中再次得到彰显。泰始十年元皇后被葬于峻阳陵，晋武帝和群臣“除丧即吉”，博士陈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现在实行的汉代暂时制定的丧礼制度，所以太子应当穿着丧服一直到守丧期满。此时的尚书杜预则认为，古代的天子、诸侯守丧三年，是穿着丧服，等到丧礼结束便除去丧服，但是他们“谅暗以居，心丧终制”，也就是说，他们在形式上除丧，但是还在服心丧，所以杜预反问：“子之于礼，存诸内而已；礼非玉帛之谓，丧岂衰麻之谓乎！”所谓礼制，重要的是在内心里，那些瑞玉缣帛和衰麻丧服都只是一种形式，所以杜预建议太子在哭剔之后，除去丧服，“而以谅暗终三年。”

杜预的反对意见似乎也引起了把礼制看成是“百世不易”的司马光的不满，所以他在“臣光曰”中说：“规矩主于方圆，然庸工无规矩则方圆不可得而制也；衰麻主于哀戚，然庸人无衰麻则哀戚不可得而勉也。”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丧服就表达不出悲哀伤悼的心情，司马光认为杜预看上去很有说服力，但只是附会了古文中的说法，而真正诚实的是陈逵，这也很明确表达出司马光复古主义思想：丧服不除，古礼不变。

【民风国势】

《资治通鉴》第五册有魏纪和晋纪，而在这一册中，魏之覆灭和西晋之终结，看上去像是某种宿命的循环。《魏纪六】中的景初二年春，司马懿到来面见魏明帝，明帝拉着他的手说：“吾以后事属君，君与曹爽辅少子。死乃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见，无所复恨矣！”说完之后召来齐王曹芳、秦王曹询拜见司马懿，甚至让曹芳上前抱住司马懿的司马懿的脖颈，就在这一天，曹芳被立为太子，魏明帝去世，“帝沉毅明敏，任心而行，料简功能，屏绝浮伪。行师动众，论决大事，谋臣将相，咸服帝之大略。”但是这样一个帝王去世，也暗示着曹魏覆灭已经不远，孙盛由此议论说：“然不思建德垂风，不固维城之基，至使大权偏据，社稷无卫，悲夫！”恩德和风范所失，是明帝走向衰落的原因，也是曹魏走向覆灭的根源。

明帝在逝世之前，将曹芳以及魏国事业都托付给了司马懿，司马懿从此也大权在手，加速了曹魏的覆灭，这一种“可悲”的场景在西晋的末年也发生了。建兴元年春，晋怀帝落在了汉主刘聪手上，刘聪在光极殿宴请群臣，他让晋怀帝身穿青衣巡行酌酒，庾珉、王隽等人不胜悲愤，因此而放声大哭，一代君王竟受此侮辱，何不让人臣悲痛？而刘聪此后更是杀了庾珉、王隽等原晋朝的大臣十多人，晋怀帝也遇害。对此荀崧评价说：“怀帝天姿清劭，少著英猷，若遇承平，足为守文佳主。”但是在这样的乱世，即使没有周幽王和周厉王的罪孽，也成为流亡之途。但是这并非是西晋的终结，三年之后的建兴四年，西晋政权正式宣告终结，对于这一灭亡的一天，《资治通鉴》是这样记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