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6-22《洛阳伽蓝记》：俄然雾起，浮图遂隐
寺有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天平元年，迁都邺城，洛城余寺四百二十一所。
——《冯王寺》
京师洛阳东西二十里，南北五十里，十万九千余户，庙社宫室府曹之外，“方三百步为一里，里开四门，门置里正二人，吏四人，门士八人，合有二百二十里。”在这样的城市布局中，有寺一千三百六十七所，这是佛寺兴盛的标志，但是到了天平元年迁都邺城，洛阳城余寺只有四百二十一所，这便是佛事衰落的标记。从兴盛到衰落，期间所隔只有十六年，寺舍减损如此，其中到底是什么原因？
“冯王寺”在《洛阳伽蓝记》的最后一卷“城北”中，杨衒之对于同卷中禅虚寺的记录也是通过广场前后盛衰的鲜明对比来反映，“中朝时，宣武场在大夏门东北，今为光风园，苜蓿生焉。”短短一句话就表达了从盛到衰经历的历史变迁。放在最后一卷，杨衒之对这两个“伽蓝”的记载是客观的，他只是记叙而已，并没有发表任何观点，连感慨也去除了个人主义的印记。但是作为对上文五卷的最后总结，从冯王寺以及齐献武王寺、元领军寺、刘长秋寺、闲居寺、栖禅寺、嵩阳寺、道场寺、中顶寺、升道寺等最后的交代，却隐含着杨衒之对历史变迁隐含的态度，这种态度从《原序》的字里行间中可以得到解读。
“《三坟》、《五典》之说，九流百氏之言，并理在人区，而义兼天外。”他简述了佛教从西域到东土的传播、流传和发展过程，其中描写了佛教达到的繁盛状况：“于是招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摹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岂直木衣绨绣，土被朱紫而已哉！”从“项日感梦”开始，“阳门饰豪眉之象，夜台图绀发之形”，到晋室永嘉“皇魏受图，光宅嵩洛，笃信弥繁，法教愈盛”，王侯贵族“弃象马如脱屣”，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最后达到了“木衣绨绣，土被朱紫”的极致，有极致之盛，亦有极致之衰，“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最后京城的一千余寺“今日寥廓，钟声罕闻”，就像禅虚寺一样，“苜蓿生焉”。对于这样一种现状，当身为抚军司马的杨衒之在武定五年“重览洛阳”，不免心生感触，但是他依然没有明确表达自己的想法，一方面，他认为从盛到衰的原因是“永熙多难，皇舆迁邺，诸寺僧尼，亦与时徙”，这是历史变迁这一客观原因造成的，另一方面在重览洛阳之后写下这本《洛阳伽蓝记》也只是为了一种“记”，“恐后世无传，故撰斯记。”于是只记录“大伽蓝”，于是“以城内为始，次及城外，表列门名，以记远近”。
记的目的是为了传于后世，“余才非著述，多有遗漏，后之君子，详其阙焉。”但是这种看起来客观的记叙，杨衒之分明表达了自己的思想，“麦秀之感，非独殷墟；黍离之悲，信哉周室！”殷墟和和周室完全是一种以史为鉴的写法，面对重览的洛阳，何尝不是从“世谛俗事”中找到兴盛之道？所以杨衒之的记叙在繁盛和衰落这两个极端上着墨，却是希望从盛衰的变迁中挖掘深层的原因。从对伽蓝记录的文本来看，杨衒之的确客观展现了北魏时期的社会风貌，尤其书写了“伎乐之盛”，卷一“城内”记载了刘腾所立的长秋寺，每年的四月四日，寺内举行释迦牟尼像的行像活动，“四月四日，此像常出，辟邪、师子导引其前。吞刀吐火，腾骧一面；缘幢上索，诡谲不常。奇伎异服，冠于都市。像停之处，观者如堵，迭相践跃，常有死人。”景乐寺中“至于六斋，常设女乐，歌声绕梁，舞袖徐转，丝管寥亮，谐妙入神”，还有皇室的舞乐场面，汝南王元悦“召诸音乐，逞伎寺内”，各种散乐百戏的表演，使“士女观者，目乱睛迷”；城南的景明寺内“梵乐法音，聒动天地；百戏腾骧，所在骈比。”“城南”的高阳王元雍“出则鸣驺御道，文物成行，铙吹响发，笳声哀转。入则歌姬舞女，击筑吹笙，丝管迭奏，连宵尽日”，完全是锣鼓喧天、箫管竞奏的盛大美妙场景；城西法云寺出西阳门外四里御路南面的洛阳大市，市东有通商、达货二里，“里内之人，尽皆工巧、屠贩为生，资财巨万。”市南有调音、乐律二里，“里内之人，丝竹讴歌，天下妙伎出焉。”其中就有徐月华、田僧超、朝云三位演奏象的事迹，他们都是当时的演奏家，市西有延酤、治觞二里，“里内之人多酝酒为业。”市北有慈孝、奉终二里，“里内之人以卖棺椁为业，赁輀车为事。”还有阜财、金肆二里，“富人在焉。”
从法云寺到洛阳大市，其实是从伽蓝到世谛俗事，杨衒之的所记就是真实反映了当时里坊制度和社会现实，“凡此十里，多诸工商货殖之民。千金比屋，层楼对出，重门启扇，阁道交通，迭相临望。金银锦绣，奴婢缇衣，五味八珍，仆隶毕口。”其实，杨衒之对伽蓝的记载展现了北魏时期的人物形象，尤其是北魏庶民和妇女形象，如寿阳公主的刚烈贞洁，“时尔朱世隆专权，遣取公主，至洛阳，世隆逼之。公主骂曰：‘胡狗，敢辱天王女乎！，世隆怒，遂缢杀之”。卷三的正觉寺记载道：“肃在江南之日，聘谢氏女为妻，及至京师，复尚公主。谢作五言诗以赠之。其诗曰：‘本为箔上蚕，今作机上丝。得路逐胜去，颇忆缠绵时。’公主代肃答谢云：‘针是贯线物，目中恒任丝。得帛缝新去，何能纳故时。’肃甚有愧谢之色，遂造正觉寺以憩之。”谢诗婉转，以“丝”谐“思”，唤夫旧爱，透过杨街之的文字，北魏妇女的生活状态以及情感世界被展现出来。另外，杨衒之还详细记载了当时的寺院布局和园林景观，皇家建立的佛寺布局规整，气象宏大，永宁寺为“熙平元年灵太后胡氏所立也”，瑶光寺“世宗宣武皇帝所立”，秦太上君寺“胡太后所立”，景明寺“宣武皇帝所立也”，报德寺“高祖孝文皇帝所立也”；贵族和官员所立的寺舍大都气势不凡，建造时往往有充足的财力物力支持；由民宅改建而成的寺院是“舍宅为寺”，如“平等寺，广平武穆王怀舍宅所立”，“高阳王寺，高阳王雍之宅也”，追先寺“侍中尚书令东平王略之宅”，开善寺“京兆人韦荚宅也”，所舍宅院也雕梁画栋、廊庑连绵，颇有气势。
| 编号：W53·2240411·2087 |
这些记录实践了杨衒之所言传于后世的意义，但是将《洛阳伽蓝记》按照城市布局分成五卷，却是杨衒之以地志为经、史事为纬的一种写法，“言时事，每杂以怪诞，发规谏，则显示神明，旁征博况”，这种写法本身就传递着杨衒之的观点，对于《洛阳伽蓝记》的写作意图，有不同的说法，清人吴若准认为，“慨念故都，伤心禾黍，假佛寺之名，志帝京之事。”唐释道宣《广弘明集》中也说道：“衒之见寺宇壮丽，损费金碧，王公相竞，侵渔百姓，乃撰《洛阳伽蓝记》，言不恤众庶也。”杨衒之以史为鉴的写法就是在针砭时事，其所批判的就是封建统治阶级奢靡生活和腐朽统治，而另一种观点认为，杨衒之是想通过对佛事的泛滥表达他呼吁恪守佛法教义的想法，最终为了重振佛教辉煌，《叙历代王臣滞惑解》记载杨衒之的做法最后是为了“佛法可遵，师徒无滥，则逃兵之徒，还归本役，国富兵多，天下幸甚”。
实际上，对佛寺之兴、佛事之盛以及其中之乱、变的记载，只是杨衒之的一种表象意义上的表达，在变迁展现的历史观中表达“志帝京之事”的现实批判——或者从盛到衰梳理出背后的原因和对现实的意义：是什么导致了伽蓝如废墟般的存在？有什么可以进行拯救？佛事和佛寺之兴衰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本身的“营造过度”，另一个则是外部的兵燹之灾，这两个原因从开篇的永宁寺得到解读。永宁寺由孝明帝生母灵太后胡氏所创立，它是洛阳伽蓝中规模巨大的代表，“中有九层浮图一所，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有金刹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还有金环辅首，“复有金环铺首，殚土木之功，穷造形之巧，佛事精妙，不可思议。绣柱金铺，骇人心目。”另外，还有容二十斛的金宝瓶，宝瓶下有承露金盘三十重，浮图四角有一百二十个金铎，五行金铃五千四百枚，除此之外，佛塔之北有佛殿，不同尺寸的金像、玉像共计21座，“作工奇巧，冠子当世。”还有僧房楼观一千余间，“雕梁粉壁，青坝绮疏凹，难得而言。”所以胡太后下诏命令中书舍人常景作寺庙碑文，其中写道：“须弥宝殿，兜率净宫，莫尚于斯也。”
连须弥山上的宝殿，兜率天上的净宫，都无法与之媲美，的确是北魏伽蓝的鼎盛之作，而对于这一代表性作品，杨衒之对太后当初“掘基至黄泉下，得金像三十躯”而造寺的做法，用了这样一句话：“太后以为信法之征，是以营造过度也。”这就指出了笃信佛教的太后权倾朝野的做法，而这种繁盛是权力之下所为，也注定了被毁的历史命运：建义元年的时候，太原王尔朱荣总领兵马驻扎在此，之后的武泰元年发动河阴之变，“杀北魏胡太后、少帝与百官两千余人，立孝庄帝，专断朝政。”河阴之变是北魏的悲剧，“十一日，宋车于芒山之北，河阴之野。十三日，召百官赴驾，至者尽诛之，王公卿士及诸朝臣死者二千余人。”而经历了河阴之变的洛阳城“洛中草草，犹自不安，死生相怨，人怀异虑。贵室豪家，弃宅竞窜；贫夫贱士，襁负争逃”之后的永安二年五月，北海王元颢复入洛，在此寺聚兵，永安三年，庄帝在明光殿亲手杀死了尔朱荣，但是，“逆贼尔朱兆囚庄帝于寺。”庄帝被囚禁与寺门楼上，十二月天寒地冻庄帝想要头巾保暖，尔朱兆拒绝了，之后庄帝被送到晋阳，最后被吊死在三级死里，庄帝在临死前最后礼拜佛，希望转世不再做国王，并留下了一首无言诗，当第二年的百官听到庄帝临死前所做的那首诗莫不悲恸，连百姓都掩面垂泪而泣。
从河阴之变到庄帝被囚直到最后被吊死，永宁寺见证了北魏朝廷的变迁，而这座曾经鼎盛一时的寺也走向了衰落：永熙三年二月，“浮图为火所烧”，羽林一千人救赴火所但无济于事，“火初从第八级中平旦大发，当时雷雨晦冥，杂下霰雪。百姓道俗，咸来观火，悲哀之声，振动京邑。时有三比丘，赴火而死。火经三月不灭。有火入地寻柱，周年犹有烟气。”永宁寺彻底被火所毁，而在那年的五月，有人从东莱郡来，他说海上之民看到了浮图在海之上，“光明照耀，俨然如新”，但是，“俄然雾起，浮图遂隐。”那年的七月，平阳王亲自率领六军驻扎河桥，以伐高欢，事不济，为斛斯椿所挟，出于长安，最后北魏分为东、西二国。可以说，从太后权倾朝野建立永宁寺到最后毁于战火预示北魏分裂，永宁寺多舛的命运就是北魏朝廷的命运，这种命运最后在“俄然雾起，浮图遂隐”中成为了一种征象：所有的烜赫，所有的鼎盛，所有的营造，到最后都是海市蜃楼。
佛事之兴盛都是一种幻象，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治理之道？在“永宁寺”这一卷中，杨衒之还针对尔朱兆的传说罕见地发表了议论，“昔光武受命，冰桥凝于滹水；昭烈中起，的卢踊于泥沟。皆理合于天，神衹所福，故能功济宇宙，大庇生民。”他认为只有合于天理的人才能得到神祗的赐福，而像尔朱兆这样凶德之人靠了兵力贼害国君，根本不会有冰桥凝于滹水、的卢踊于泥沟的传奇故事发生，使孟津之流浅可以涉水而渡，只不过是凭空所造——杨衒之引用《易》中的话“天道祸淫，鬼神福谦”，指出了从这一历史事件中得出的治理之道，那就是要“合于天理”。在这里杨衒之观点鲜明，很好地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观点。而在《洛阳伽蓝记》中，“杨衒之曰”的评论只有两处，另外一处在“宣忠寺”中。宣忠寺是侍中司州牧城阳王元徽用自己的府邸所建立的，它的命运也和北魏朝廷牵连在一起，永安中，北海王元颖进入洛阳篡位，孝庄帝北退，朝野万马齐喑，只有元徽旗帜鲜明，跟随庄帝，他许诺如果能重回洛阳就舍宅建寺，后来在尔朱荣的帮助下，庄帝恢复帝位，元徽也践行诺言，建造了这座宣忠寺。但是后来尔朱兆攻克洛阳吊死庄帝，元徽逃亡，最后被寇祖仁出卖而惨遭砍头，寇祖仁被元徽的阴魂托梦设计陷害，后来也被尔朱兆处死。
元徽和寇祖仁，在杨衒之的笔下就是一正一反、一忠一奸的典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在记述宣忠寺时，杨衒之发表了议论，“崇善之家，必有余庆；积祸之门，殃所毕集。祖仁负恩反噬，贪货杀徽，徽即托梦增金马，假手于兆，还以毙之。使祖仁备经楚挞，穷其涂炭，虽魏其侯之笞田蚡，秦主之刺姚苌，以此论之，不能加也！”杨衒之的这句“崇善之家，必有余庆；积祸之门，殃所毕集”虽然有因果报应在里面，但是表达的依然是一种儒家思想。所以杨衒之表面上是对洛阳伽蓝的记述，实际上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儒家思想。佛寺之盛衰在他看来就像是在大海中的浮图，光耀而可见，起雾而隐没，所以兴盛不能长久，而政治治理也是如此，必须从那些虚幻之象中寻找治理之道。在《洛阳伽蓝记》中，杨衒之记载佛寺的时候，提到了很多“祥异之兆”，这些“祥异”具有宗教特色，但是其背后却是儒家思想。
杨衒之在“崇真寺”中描写了孝明帝时代发生在崇真寺和尚惠嶷身上的奇闻秩事，“崇真寺比丘惠嶷，死经七日还活，经阎罗王检阅，以错名放免。惠嶷具说过去之时，有五比丘同阅。”复活而回忆与阎罗王的对话，他提到了五位和尚与阎王争论：一位和尚据说是宝明寺的智圣，因为坚持坐禅、做苦行僧，获准升入天堂；一位是般若寺的道品，因为念诵四十卷《涅槃经》，也升入天堂；还有一个是融觉寺的昙谟最，他带领千人诵《涅槃经》、《华严经》，由于昙谟最只爱好讲经不会诵经，阎罗王认为讲解佛经只是粗俗的行为，昙谟最被送到了黑屋子；还有一位和尚是禅林寺的道弘，自称“教化过四代施主，并刻写一切经，塑造等身金佛像十尊”，阎罗王对他说：“和尚本身，一定要收心守法，志向在禅诵，不干预世间的事情，不做有所作为的事。你虽然造作佛经佛像，目的是要得他人财物；既得到财物，贪心就起来了；如果怀有贪心，便是三毒不除，具足烦恼。”于是吩咐下属，仍旧同昙谟最一样关入黑门；灵觉寺的宝真自述出家以前，曾经做过陇西太守，建造了灵觉寺，寺造成了就舍弃官位加入佛门，阎罗王认为他做太守的日子，背离王法，抢夺百姓的财产，而建造了这个佛寺，所以也把他交付下属，把他送入黑门。
杨衒之借惠嶷与阎罗王的对话，反映的是当时思想界对学佛修行的认识以及态度和意向，之所以提倡坐禅、苦行、诵经三事，就是为了纠正社会风尚中说理、讲经、造作经像之失。“平等寺”外的金佛像出现了三次悲泣流泪的现象，“此像面有悲容，两目垂泪，遍体皆湿，时人号曰佛汗。”这三次落泪，和尔朱荣诛戮百官、江淮子弟五千认被俘、尔朱兆擒庄帝帝崩于晋阳这三件事有关，所以祥异的背后是北魏政局的动荡，是一代帝王的悲剧，是一个朝代的倾圮，对此杨衒之以中书舍人卢景宣之口说道：“石立社移，上古有此，陛下何怪也？”异象既是北魏政事之递变的预兆，也是社稷崩危的警示。而杨衒之提出自己的政治见解隐含在“闻义理”中，闻义理是敦煌人宋云的住宅，宋云与惠生曾经远赴西域取经，杨衒之根据《惠生行记》、《道荣传》、《宋云家记》等诸多典籍汇总，记录了取经的过程，“神龟元年十一月冬，太后遣崇立寺比丘惠生向西域取经，凡得一百七十部，皆是大乘妙典。”
但是所谓取经并不只是取得了佛经，还有重要的儒家思想，当他们来到西域的乌场国时，看到那里“土地肥美，人物丰饶，五谷尽登，百果繁熟。夜闻钟声，遍满世界。土饶异花，冬夏相接，道俗采之，上佛供养。”这实在是佛国圣地，但是国王却问宋云：“彼国出圣人否？”于是宋云说起了周、孔、庄、老之德，说到了蓬莱山上银阙金堂的神仙圣人，说到了“管辂善卜，华陀治病，左慈方术”种种事，不想国王对他说：“若如卿言，即是佛国。我当命终，愿生彼国。”也就是说，真正的佛国不是“道俗采之，上佛供养”的地方，而是像宋云所说的那种圣地，而这样的圣地所具有的就是周、孔、庄、老之德——与其说宋云是去西域取经，不如说杨衒之让宋云带到西域的就是自己心目中的理想政治，就是“国富兵多”的大乘妙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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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前：【欧也·2024】空
顾后：【欧也·2024】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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