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6-22《赫拉巴尔之书》：上帝不会吹萨克斯
上帝只能用自己的语言跟自己讲话，因为没有谁能在上帝之上，如果真有，那么那个人将会成为上帝，或许直到现在，这件事都是如此滑稽。所以说，上帝的语言是自恋的语言（这是一种沉默的语言，嘘，切莫声张）。
——《忠诚篇》
但是，没有人能成为上帝，在上帝之上无人的情况下，上帝只能跟自己讲话，上帝只能说自恋的语言，上帝只能说沉默的语言。自恋和沉默是对自己而言的，是因为之上没有人，但是下面呢，有天使，有人类，当上帝派出天使，当上帝俯视人类，他一定在讲话，讲命令的语言，讲天使的语言，讲人类的语言，他也一定听得懂他们的语言：天使在交谈，人类在祈祷，所有的语言在上帝那里被统摄，可是，所有的语言都是为上帝而讲吗？
为上帝而讲的语言，或者可以将之命名为“忠诚”——第一篇便是《忠诚篇》：上帝派出两个天使，博拉日和叫“裘裘”的卡博尔，他们来到人间并化身为年轻男子，坐在一辆旧的“拉达”牌轿车里，在街上出现，然后寻找到一户人家，这幢“民宅”里有一对夫妇和三个孩子，男人是一位作家，女人名叫安娜。上帝在看着天使，天使在观察民宅，民宅里的作家正在写一本和赫拉巴尔有关的书，安娜成了“文学寡妇”——在上帝、天使和人类组成的体系中，自上而下的关系似乎是成立的，上帝也就在这种俯视下讲着不同的语言，听到不同的语言。
这个序列似乎就是一种等级，上帝的话不会让人感到吃惊，不会搅乱世界万物的安宁，天使不会讲上帝的语言，他们只会讲级别较低的人类寓言、动物语言、植物语言、水晶语言、分子语言、原子语言……所以很显然，这种序列是牢固的，是不变的，就像裘裘说的那样：“请你原谅，我的上帝，统治者的上帝，众神之神，众王之王，你的荣耀在世上代代相传，对你的赞颂在全世界传扬……知道吗，老板……机器在运转，创作者在休息……”上帝只讲自恋的语言的最高统治者，天使是他派到人间的机器，和旧“拉达”轿车一样在运转，而作为人类的作家，一个创作者正在休息——忠诚篇里的“忠诚”是不是就是对这种秩序的体现？
语言体系后面是等级体系，等级体系映射着社会秩序，当街上的人看到天使坐在轿车里，他们悄悄问“他们是谁？”，不断打听“也许他们是冲我来的”，但是最后在这样一种等级形成的“忠诚”世界里，原先每个人用无辜代替现实，用隐伏的敌意代替无辜，用恐惧代替敌意，但是当那辆旧拉达开走之后，人们终于让无辜代替了恐惧，这是“无产阶专政后期的温和变种”——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是上帝作为统治者的社会制度？是不是人们最后活在无辜中的忠诚生活？在这样一种温和变种的现实里，两个天使像秘密警察一样观察着作家家里的一切，似乎又回到了体现着“忠诚”的历史之中。
历史里发生了什么？历史是1988年的匈牙利事件，“藏在雷电之中的并不是人们经常咏叹的无穷无尽的天使暴行，而是历史的暴行。让我们长话短说，1988年的匈牙利并非笼罩在恐惧之中，而是处于难以预料的不测之中；未来的不测，现在的不测，过去的不测。”历史是1919年以来安娜和作家的父母、祖父母遭到国家政府的殴打，是1945年开始作家的母亲遭到的严酷威胁，“可以这么说，几乎分什么出身、信仰、理想和性别，这个国家屡遭殴打。”历史是1970年只有十九岁的安娜坠入了情网，却和作家的母亲的命运交织在一起，陌生人成为怪物，“在某种意义上，这些人把自己的母亲都视为陌生人。”历史是安娜最喜欢的歌手卡尔松在1945年得知纳粹集中营的存在，他写信给柏林的犹太拉比并毛遂自荐，说他将成为犹太人……
1917年的历史，1945年的历史，1970年的历史，1988年的历史，战争、陌生人、纳粹、暴力，殴打，这些词组成的历史和权力有关，“操纵人民的不是哲学，不是信仰，不是思想，不是智慧体系或经济需求，社会并非据此谋求它在世界上的位置，无论国家，还是个体，并非据此作出推论，并不按照所作出的推论进行设计，或者尝试着设计自己的生活——而是领会符号。”权力的符号变身为“指引方向”的标志，成为分田分地的界桩，成为悄然行驶在被乌血染黑的夜色里的汽车，成为“从一个殉难者到另一个殉难者”的死亡，上帝一定看见了，他也一定在用自己的语言说，天使也知道了自己的存在——即使现在化身为凡人，不了解历史背景，也不知道什么是警察、秘密警察、军人和消防队员，但是他们都知道制服和权力相关，都知道“任何地方都不是用爱统治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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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人类呢？“创作者在休息”，“作家就像一个吃饱饭的日托孩子，伸了个懒腰。”作家是听到口哨声问是谁在吹口哨的作家；作家是让孩子们抢答的作家：“每条桌腿上都有一个半裸的女子身体前倾，另外，每位女子身上一般都有两个乳房，那么在这个房间里总共该有多少个乳房？请你们不假思索地边即回答！”作家是写作进展艰难的作家，作家是审视陌生性的作家，但是他在休息，他一个字也没有写出来——写作的意义在哪里？“什么意思也没有。只意味着无聊的废话、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上帝的见证、社会的发展、凌于自然之上的规则和工会的图章。”作家说，生活的真相不是文学的真相，但是生活的真理是文学的真理。”但引以为耻，于是，作家伸了个懒腰，于是作家保持着桌面的内在秩序——像这个国家一样，像发生了许多事件的历史一样，在上帝、天使和人类组成的等级世界里，唯有忠诚，才是生活的真理。
所以在上帝说着自恋的语言，天使化身为秘密警察，作家是无名的作家的秩序里，“忠诚篇”是一种不需要再书写的小说，它的里面只有两样东西：恐惧与爱国精神，“修正：与其说是爱国精神，不如说是恐惧哺育了我们的历史。修正：我们的恐惧被称为爱国精神。这就是我们的历史。”但是，在上帝、天使和无名的作家之外，在忠诚的历史书之外，却有一个叫安娜的女人，一个女人几乎解构了这个有着等级秩序的“忠诚之书”：上帝喜欢弹力长筒丝袜，“既喜欢它们中的每一只，也对它们抱有泛泛的喜爱。”天使中的裘裘惊叹一声：“她的屁股可真漂亮。”而作为作家的妻子，“安娜过着文学寡妇的简单生活。”当一个女人总是吹着曾经让整个新奥尔良疯狂的瑞·C·萨托利乌斯的作品，吹着《你脸上古凯尔特人的忧伤和那两只优美的乳房》的布鲁斯，仿佛战斗的一幕上演了：“妇女们上街游行，愤懑而笑着翩翩起舞，好似投石器一般挥舞着摘下的乳罩。”当一个女人喜欢时间的流逝，“她喜欢事物的衰败景象，抬头望一眼阴暗的天空，她喜欢檐下排水管的残旧破裂，喜欢墙皮剥脱的斑驳纹理，有院门上厚重的铁锈。”这是不是对于历史的审视？当一个女人用屁股俘获了天使的心，“安娜也是一位天使的制造者，可以说她几乎就是。”而天使却变成了光明的奴隶、启蒙的掮客、幻想的附庸，以及光辉的苦力。
而最大的改变是安娜竟然喜欢一个名叫赫拉巴尔的捷克作家，在作家丈夫伸着懒腰休息的时候，安娜却找到了另一本书，“安娜有时会梦见赫拉巴尔，而且梦见的次数越来越多？她对这事守口如瓶，想来这样的梦本来应该由她丈夫做（或许以另一种方式）。”梦见的赫拉巴尔被视为一个英雄，“一个流传很广的玩笑：身为一个匈牙利人，或者说，身为一个东欧人、中欧人、中东欧人是一种不幸。”赫拉巴尔说，“事实并非如此，不是不幸，而是悲剧，生在这里，就是一个悲剧，甚至比悲剧还要严重：是个喜剧。”这也是对历史的审视，对秩序的嘲讽，对制度的讽刺，于是，赫拉巴尔从每个角落窥视他们，于是，赫拉巴尔溶解到了他们体内——无名的作家想写一本赫拉巴尔的书，但却迟迟没有写，这是一种“忠诚”，安娜梦见了赫拉巴尔，在溶解到了体内的创造中开始写作，她便开始了“不忠”。
“我真想跟我丈夫一起抱着孩子，抱着一个真正的赫拉巴尔，毫不留恋地放弃信仰，迁到我们稍有反感的布拉格。在那里，只有我婆婆偷偷给我们定期寄去的生活费，能让我们回忆起从前那种奢华的生活，博胡米尔，为了您，我情愿抛弃那一切。”安娜怀孕了，却为将孩子看成是孕育而生的赫拉巴尔，于是她和赫拉巴尔说话，给他写信，谈及希望，说到理想，当然也讲到了爱。她称他“亲爱的”，她“幻想着信件在我们之间往来交错”，她期待着一起住在布达佩斯或布拉格，她想象着他们去海滨漫步；她有时候叫他“博胡米尔”，告诉他自己最隐秘的事，“博胡米尔。我说的麻烦是，我的月经该来没来。您不要吃惊。当然，您也不是一个喜欢大惊小怪的人。”有时称他“博兹克”，为他曾经遭遇的伤害鸣不平，“博兹克，在这个政治体制里生活四十年是什么滋味，咳……我想说的是：不好。当然，在这四十年里，模范们到处都在增肥长膘。”她有时则叫他“博兹”，谈到未来的一天，“总有一天，在一个普通的日子里，我会梳妆打扮，仿佛是去参加舞会。但我只是去厨房洗碗。”她还叫他“博胡什”，请求他进入到自己的梦中，“博胡什，我已经下定了决心。在我的梦里，您变成了我，我就这样对自己说，对您说，或者您对我说：您也做一次梦吧，求您了，您也在梦里梦见一次我，在梦里，您会看到，明天。那么就明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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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斯特哈兹·彼得：也可能上帝就是妖怪 |
“不忠”的安娜和亲爱的赫拉巴尔在一起，他们穿过历史，穿过布拉格，穿过四十年的政治体制生活，讨论着社会主义，“这一切都是逐步发生的，如同社会主义的全球性胜利，先是物体，后是狗、猫、鸽子和天鹅，最终是人类自己。”讨论着出现的改变，“我们修盖了顶楼，房子发生了变化，这幢老屋发生了改变，新辟出的蜿蜒小径，出乎意料的空间与寂静，周围的路径也发生了改变，新的角落出现了……”他们说起悲剧的社会，“许多天来，我们都生活在谎言里，我并没有扯谎，日子在扯谎，空间、空气和我哈出的气在扯谎，我的两道睫毛之间、我的两条大腿之间也在扯谎，我的诚实也在扯谎。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置身于一个更大谎言的强权之下。”他们当然也说到了所谓的“不忠”：“我们是河的子民，您也是，我也是。也许，这片海洋会不会是不忠的标志？胜败的标尺？人类正在跨进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陷阱？”而关于爱，自始至终成为一个主题，而这种对赫拉巴尔的爱，折射的是对丈夫的“不爱”：“不，我现在并不爱他，我一点儿也不爱他，我不爱他的程度早已超过了不爱的本身，包含的成分要比不爱更多。”
不爱丈夫而爱赫拉巴尔，这个“不忠”的安娜背弃的是政治，是体制，是权力，如果说“忠诚”体现的是一种历史的状态，那么“不忠”则是一种现实的态度，“决定由我来做。我既很自由，又受到牵制，这就是我的生存状态。”而在这种“不忠”出现之后，对长筒丝袜感兴趣的上帝，迷恋于屁股的天使，以及让其成为“文学寡妇”的作家，是不是也在历史和现实之外，将面对一种未来？忠诚篇之后是不忠篇，不忠篇之后是“第三篇”——第三篇必须被书写，但是谁来书写？从人类开始，作家想安娜，作家爱安娜，“必须把这个女人搞定。”他絮絮叨叨自言自语——开始爱安娜是不是意味着文本写作的终结，而转向生活之书的写作？天使呢？关于屁股的性感已经完全解构了他们坐在旧“拉达”轿车上的任务，他们的书写和女人有关；上帝也出场了，他看到了作家母亲掏出的填格拼字谜，上面是用纨绔味道的布达佩斯土话说的词条，波兰小面包车、曾是戴高乐的党派、法语里的“东德”、工会组织、红方土兵、教会的咒语、帅克军营的随军神父、原则、以色列航空公司、亚洲语言……这些词条是历史的书写，它们属于自恋的上帝，沉默的上帝，而现在，上帝不是想要成为作家，而是成为安娜的读者：他想要学吹萨克斯，“只是为了，为了能让这个女人高兴。”于是他召见了六翼天使的主管，于是他发下谕旨招募所有的萨克斯乐手，于是他和查理学吹萨克斯，“上帝虽然是万能的，可他有一样事不会做，他不会吹萨克斯。”而且，他也没有学会吹萨克斯。
上帝是万能的，万能的上帝必然会吹萨克斯，但是上帝不会吹萨克斯，于是这变成了一个悖论，就像罗素悖论一样，“据军规，军旅理发师只能为那些不能自理的人刮胡子，如果理发师自己想刮胡子，他本来能给自己刮，可是根据军规，他不可以给自己刮胡子，除非他丧失了自理能力，那时他才可以给自己刮胡子。”罗素悖论摧毁了数学的必然性，讽刺了不可救药的欧洲人，而在上帝的悖论中，万能的统治者也跌下了神座，上帝不再是上帝，它可能是妖怪；上帝不会写作，他甚至只是一个读者，“他什么作家也不是！能够记住一切的人从不写作，这种人不是妖怪，就是上帝，也可能上帝就是妖怪”而这也成了上帝的死亡，“因为故事的前提是时间，时间的前提是死亡，上帝首先要创造死亡，为了创造死亡，他创造了人类。这样说来，上帝是将人类作为死亡的附属物创造的。”
上帝是统治者，上帝是创造者，上帝也是另一个作家，一种映射，上帝也是无名的，也是伸着懒腰，也是不被女人爱，在历史的“忠诚”、现实的“不忠”而趋向于未来的“第三篇”里，上帝终于失去了统治，“他的一切努力都是白搭，就此而言，它所需要的并不是金钱，不是乐器，不是天赋，音乐的首要前提是时间。然而，永恒不是时间。无限不是全部。无休无止的抱怨开始了。”于是在那个看见了不幸和悲剧的赫拉巴尔出场之后，上帝开始真正的沉默：
赫拉巴尔：意思是说，上帝的恐惧。
上帝：沉默。
赫拉巴尔：意思是说，估计没有任何一个单词他还没有仔细琢磨过。
上帝：沉默。
像是赫拉巴尔对统治者的审判，而上帝在沉默中仿佛已经死去：上帝不会吹萨克斯，上帝不会写作，上帝迷恋长筒丝袜，上帝跨进了自设的陷阱，而和上帝合二为一的作家，在最后的沉默之后，终于说出了一个字：爱——“下回还是让我来关照爱吧。”只是这爱在自恋和沉默之后，在忠诚和不忠之后，在万能而无能的悖论之后，变成了一声叹息：
这个强大的、不同寻常的声音充斥了世界的每个角落，飘到了所有遥远的海湾和隐秘的缝隙，这个粗粝的、蹩脚的、缺天赋的、令人难以忍受的萨克斯的声音，与其说是音乐，不如说是喘息和絮叨，等于承认了自己的失败，哽咽的哭泣、哀伤的祈愿充满了整个造化的世界，这是小说里最后一个引人共鸣的词句，这是一个耸人听闻、无可救药、平庸低劣、令人震惊、效果糟糕的安抚之声，这是无能、唯一与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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