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8-07《审判》：法的门前站着一个观众
除了你，没有人允许进去，别人不可能进去，这道门只为你打开，而现在，我将要关上它。
曾经门是打开的，曾经可以从打开的门进入，但是现在门被关上了。这是守卫对在法的门前的乡下人说的。门关上，漫画也关上了，旁白也关上了，甚至，卡夫卡小说《审判》也关上了。
这是奥逊·威尔斯1962年的电影《审判》，当这部118分钟的电影成为奥逊·威尔斯的代表作，意味着只属于电影的那扇门在关闭中打开了。威尔斯引用了卡夫卡小说《审判》中K和神父的对话，揭示了“法的门前站着一个守门人”的寓言，这是解读小说《审判》的一把钥匙。但是现在它属于电影的开篇，也就是在某种意义上关闭了小说之门。根据卡夫卡的小说改编——编剧栏里还标注着弗兰茨·卡夫卡的名字，但是很明显，电影叙事和文字叙事属于完全不同的世界，想要通过卡夫卡的小说理解威尔斯的电影，或者想通过威尔斯的电影深入卡夫卡的小说，都是一种错觉，当威尔斯完成了电影，《审判》就只属于威尔斯的叙事，那扇门关上或者打开都属于一部1962年的电影、一部118分钟的电影、一部带着强烈威尔斯风格的电影。
这或者是解读电影的一个关键，漫画和旁白甚至只是最初的过渡，当守门人说完这句话，卡夫卡的小说就被完全合上了，那么，站在法的门前就只剩下了一个观众。而实际上，这个“审判”的寓言里，站在法门前的自始至终也只有一个人：法的门前站着一个守卫，乡下人请求进入法之门，因为他听说法之门向所有人开放，但是守卫却告诉他：“未经我的许可不要试图进入，我很强大，然而我也是守卫中最弱的一个，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有更强大的守卫。”在守卫的禁令面前，乡下人只好在门口等，但是他一直等到年老，临死之前也都没有能够进入法之门，“所有人都想了解法之门，为什么这些年来除了我之外没有别人来求见？”于是守卫说了那句最经典的话，这句话就成为了打开法之门甚至法本身的钥匙。
看起来，在法之门之外的只有乡下人，他一直等到死都没有能进入法之门，按照守卫的说法，乡下人被挡在门外才是唯一的意义，因为法之门只为他而存在，无法进入才彰显了法之门的存在，这像一个悖论，所以这是一个“梦的逻辑”；但是，乡下人从乡下而来，如果他知道无法进入，那么他也可以选择离开，所以乡下人反而是自由的，法之门进入或不进入都不能改变他可以离开的自由。但是守门人却不一样了，他必须在法的门口，即使在乡下人等待而老去、死去，守门人还是在门口，即使乡下人拥有自由而离开，他也必须在门口，也就是说，这道门不是为乡下人而设立的，更像是为守门人而设立的，守门人为法而存在，为法的门而存在，“他毕竟是法的仆人，也就是说，他属于法”，在只为法而存在的意义上，守门人才是真正的乡下人，而在最后的结局上，乡下人死去，门失去了意义，这也是守门人之死，这个寓言真正的悖论就在于：守门人才是乡下人，只有死去法的体系才有意义，而一旦关上法之门，守门人也就失去了意义。
不是乡下人无法进入真正的法之门，是守门人永远无法真正进入体系之内，这就是整部电影关于荒谬性的设定，之所以荒谬，因为它就是一个梦，而电影一开始，约瑟夫·K刚刚醒来，他就是从梦中醒来，醒来他便成为了那个乡下人，实际上他也是守门人。威尔斯就是在这样的悖论逻辑上建立了叙事，当警察进来告诉他被逮捕了，K就像是在做另一个梦，他的疑问是：我犯了什么罪？谁指控我？继而对警察的身份提出了疑问：“你们是警察吗？”从梦中醒来又进入到另一个荒诞之梦，梦和梦之间的界限在哪里？这界限其实就是法之门：分开法的外面和法的里面的那道门在哪里？如果回到那个寓言，乡下人要进入法之门，他想要干什么？法之门里面到底有什么？没有答案，所以实际上在寓言里，这个界限就被取消了，当进入到没有分界线的门口，乡下人、守门人或者K都会问同样的问题：法之门到底意味着什么？
| 导演: 奥逊·威尔斯 |
因为取消了那道必然的界限，这个寓言就走向了一种虚无：K问自己犯了什么罪，K想要知道谁指控了自己，都变成了没有答案的问题，也变成了没有原因的事实，那么这种取消意味着另两种东西的取消：进入法之门，有时候是因为你犯了罪，但有时候是你需要申诉、辩护甚至救赎，所以当原因取消，那么就意味着申诉、辩护和救赎的可能性被取消了，也就是你必然是一个有罪的人，有罪和无罪的可能性变成了有罪的必然性；既然是诉讼是审判，那么在K是被告的情况下，就应该有原告，但是在K被审判的整个过程中，都没有出现原告，反而他看见了和他一样在法庭办公室外等待的许多被告，被告是一种复数，原告却缺席，审判需要被告和原告在场并处于同一地位的场景就被取消了——在申诉、辩护甚至救赎被取消、原告永远缺席的状态下，“审判”就变成了一种单且不可更改的状态：嫌疑人有罪，他就是罪犯。
在这里就牵涉到这个寓言最核心的部分，法之门毕竟只是一个象征，真正难以进入的是法本身，而法作为一种规则，一种制度，一定有在其至上的存在，那么这个在法律之上的又是谁？当然法的背后就是一个权力系统，威尔斯对“权力”的展示其实变成了一种影像化的直观，K工作地方的有数百台打字机，坐在打字机前面的不停打字的打字员，打字机和打字员整齐划一，他们构成了体系化的一种景观，而这种景观的背后就是无处不在的权力，当权力永远存在于系统的背后，操纵着体系的运转，打字机和人合一，或者人也是打字机，那么这就是权力体系制造的异化。除了打字场景之外，看上去具有高度统一性外观的高楼、可以计算犯罪数据的巨大计算机、被一捆捆卷宗堆积起来的档案室，以及压抑的隧道、光影交错的通道，这些都是异化的景观呈现；在威尔斯制造的影像景观之外，那些看不到希望却在苦苦等待的被告们，身上挂着牌子像死刑犯的病态者、瘸腿而总是拖着沉重箱子的马里卡、躺在床上“患病”的律师哈勒斯、生有鸭子一样的璞说自己有生理缺陷的护士莱尼、在夜总会上班的比尔斯纳、像狗一样跪在哈勒斯面前的布洛克，以及被孩子们的目光监视着的画师蒂托雷利，也都是被异化的人。
这是一个被异化了的世界，这个异化的世界就在于权力统治了法，就在于审判变成了有罪的证明，而这个权力体系本身，并非仅仅是拥有审判权的那些人，初级法官、高级法官、没有权力的法官之外，还有律师，还有守卫，还有画师，他们手上都握着或大或小的权力，除此之外，甚至还有叔叔马克斯向K强调的家族荣誉，还有闯入进来的警察，他们都是这个体系的一部分，都是权力的代言人，在如此众多的权力面前，每个人都可能被异化，每个人都成了像守卫一样是法的仆人。而在这个取消了法的界限的权力世界里，它更可怕的地方是：被审判的人可能是审判的人。当K出现在那些被告面前的时候，那个声音低沉的老人却认为他是官员，所以向他申诉自己的冤屈，曾经K在审判时呵斥那些对自己审判的人是冠冕堂皇的官员，自己是无辜的被告，但是现在在众多的被告面前，他又被当成了审判被告的官员，这就是一种权力的泛化和异化。
《审判》电影海报
威尔斯提出了法的悖论，展现了权力带来的异化世界，但是这个“审判”的寓言还有更“威尔斯化”的一个主题，那便是比犯罪本身更普遍存在的“负罪感”，而这或许就是这个异化世界本质性的存在。K在醒来后被宣布逮捕，他疑问于自己犯了什么罪，谁提起了诉讼，这是一种巨大的质疑，但是在比尔斯纳回来之后，坐在她的房间里K告诉了她自己被捕了，然后说：“我没有犯罪，但有负罪感。”犯罪需要有百分之百确凿的证据，但是负罪感并不需要这些所谓的证据，它是内心的一种感觉，而这种内心的感觉在电影中泛化为一种普遍的存在，而这就是威尔斯鲨鱼的母题，“在这个扭曲、变态的世界上，没有人是无辜的。”当比尔斯纳听到这个消息，安静的她开始大声呵斥K，“不要将我拉下水。”然后让K滚，一个在夜总会上班的女人，她是不是被触发了负罪感？那些警察被关在小房间里，他们怀疑是K告状说他们贪污，他们相互之间指责甚至打斗，而封上口不是为了让K听不见而是让自己不再祸从口出，这是不是一种负罪感？女裁缝的丈夫是守卫，但是她告诉K自己可以帮助他，因为自己认识预审法官，而且一直在写报告的预审法官对自己感兴趣，这是不也是道德上的沉沦？当律师蒂托雷利说：“锁起来有时候比自由更安全。”K骂布洛克不是客户而是律师的一条狗，这里面是不是也有不道德甚至罪恶的东西？
甚至当最后K的所有罪都被证实，他被两个人拉向了行刑地采石场，那两个人退缩，拿着匕首又相互退让，最后又引爆了炸弹，是不是也是负罪感在作祟？“这是肮脏的把戏，全世界都疯了。”疯了的不是被审判而处罚的K，而是整个世界，这是一个噩梦缠绕的世界，一个永远被挡在法之门外的世界，一个处处是异化的世界，更是所有人都在道德沦丧、信仰迷失、法律缺失的负罪世界里挣扎，没有原告，所有人都成了被告，不被救赎，所有人都将被惩罚——这个异化、发疯和罪恶的世界，在K行刑之前，又出现了电影开头的漫画布景，当影子被投射在漫画上，这是不是变成了一个柏拉图式的洞穴寓言？所有人都是乡下人，所有人都是守门人，所有人都是无知的囚徒——在这个洞穴里，拯救大家不再是法官、律师，而是普遍真理的哲学家，但是哲学家在哪里？
这个问题是“法的门前站着一个观众”提出来的，当然摄影机后面、洞穴后面的威尔斯自信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这部电影根据卡夫卡小说改编，我饰演了律师并导演了电影，我是奥逊·威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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