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10-25《没有她们的星球》：他将我连根拔起
映后交流环节，在德国寓所的导演法拉娜兹·沙里菲与现场进行了连线，一边是深夜的德国，一边则是初秋的杭州，是电影将东西不同的时空连接在一起，而一次对话更是将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共置：法拉娜兹坐在自己的房间里，这是一个私密的空间，它和创作、思考和休息有关，但是当她面对电脑，和电脑那端的我们相连，谈及电影，谈及伊朗，谈及女性，却像置身在这个分享的公共剧场里，而且她身后的那面墙上贴着的正是《没有她们的星球》的电影海报。于是，私人性的房间和公共空间的剧场，打破了两者之间的界限，在对话和分享中完成了一次“共见”，而这或者也是法拉娜兹拍摄这部纪录片的目的所在，“当我们与他们分享一段过往，私密的记忆便走入了公共场域。对遗忘的抵抗紧密贯穿着本片。历史与公众记忆不该被抹去，个体细碎日常与微观叙事的分享则变得愈加重要。”
纪录片海报上的英文名是“My Stolen Planet”，这是一个关于“我的”星球的故事，法拉娜兹通过记录书写了属于私人的影像历史：从1979年在医院出生的第一个镜头开始，她将摄影机对准自己的成长，对准一个小小的家：她拍下自己年幼时母亲拿着脱鞋拍打卫生间蟑螂的情形；她记录生日派对上和朋友载歌载舞的欢快场景；她拍摄母亲患上阿尔茨海默症后依然为家里人编织毛衣的动人场面；去德国之后，她和病床上的母亲视频对话，相隔两地彼此都说“很好”变成了一种善意的谎言；她回到伊朗之后再次离开，朋友为她打包好了行李，她拍摄了屋子的每个角落，似乎想要将这一切永久保存……这些记录构筑了法拉娜兹的私人生活，它具有的是保存个人记忆的目的，但是在拍摄过程中，法拉娜兹不断对群体进行了延伸，从“我的”星球变成了“她们”的星球：她从商店里购买陌生人拍摄的16毫米胶片，她收集了伊朗各地用手机拍摄的视频，她也从朋友那里得到了和他们生活有关的片段……从“我的”变成“她们”，从私人到集体，法拉娜兹将这些画面糅合在一起，既让他者的私密影像变成一种公共存在，也在两者的融合中完成一种共享。
纪录片就是私影像和公共影像的结合，如果说在这里私密的和公共的影像完成了一次“共见”，是双面人生的一次合一，但是在这个“没有她们的星球”，法拉娜兹却以另一种“背面”的方式构筑了完全对立的命运面向，这种对立的面向有两层含义，一是关涉个人生活，法拉娜兹作为一名女性，只有一出门就必须戴上头巾，也就是在公共场合中她必须和其他女人一样成为失去了选择的人，但是只要她回家，在高墙的院落里，她就会摘掉头巾，回到属于自己的家庭生活中，在这里她可以唱可以跳，可以欢笑可以哭泣，这是生活最真实的状态，也是属于女人应有的权利。正是这样的生活，让法拉娜兹和伊朗所有女性一样，生活在完全隔离、截然不同的星球里，它们是矛盾的存在，是对立的极端，而属于自由的家庭生活也在这样的反差中充满了危险，那场生日派对上他们不敢高声歌唱，只能关起灯然后轻声唱歌，因为外面会有经过的邻居，会有不怀好意的举报者，会有巡逻的警察——法拉娜兹镜头中的“外面”永远是下着雨雪的阴郁天气，而“里面”则充满了欢声笑语。
| 导演: 法拉赫娜兹·谢里菲 |
“从那以后，过往的一切都是有罪的，跳舞是有罪的，音乐是有罪的，女性的声音是有罪的。”这是自由和有罪生活呈现的双面人生，而对立的面向更在于“她们”和“他们”的斗争。法拉娜兹的私人出生就被打上了公共烙印，甚至是一种再也无法去除的国家历史的印记：她出生于1979年，那一年伊朗爆发了伊斯兰革命，亲西方的巴列维王朝被推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共和国实施了头巾强制政策和性别隔离政策，也就是从法拉娜兹出生起，“她们”就成为了“他们”的对立面——她们是出门必须佩戴头巾的伊朗女性，他们则是制定制度的统治者和立法者；她们失去了选择的自由，他们是强权的代表；她们想要用行动争取属于自己的自由，他们则用暴力对她们进行戕害；她们成为了越来越多的罪人，他们则变本加厉不断推行政策……她们和他们对立的伊朗现实，法拉娜兹的镜头记录下了她第一次参加演出时的影像，那名在舞台上载歌载舞的女性唱道：“他把我连根拔起……”这句歌词成为“没有她们的星球”的生动注解。
“他将我连根拔起”，拔起是暴力，是毁灭，对于“她们”来说，则是一种没有自由、没有尊严甚至失去生命的星球生活，它指向了一种彻底的无，这种无的表现就是头巾遮住了身为“她们”本应拥有的自由：在头巾强制政策实施之后，伊朗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抗活动，一张黑白照片记录了“她们”对自由争取的集体影像，法拉娜兹就是从这张照片开始，深入“她们”的记忆，构筑了关于公共性的历史影像。在这些影像中，法拉娜兹一方面记录了她们积极抗争的过程，但是另一方面又在“他们”连根拔起中走向悲剧：有人因为拒绝戴头巾而被“他们”逮捕，有人因为在街上反对制度而被迫害，有人进入了不被允许的足球场而遭到拘禁……甚至在公共汽车上，有女人摘掉了那块黑色头巾，同车另一名戴着头巾的女性对其进行了指责和谩骂，最后双方发生了冲突，而这一事件的最后结果是那名摘掉头巾的女性被当局毒打，之后住进了医院，不久便离开了人世。
《没有她们的星球》电影海报
当“她们”的一切自由都被“他们”定义为有罪，唯一无罪的就只有遗忘，但是刻在记忆之中的暴力和戕害真的可以被抹除？法拉娜兹在这里在再一次返回到私人影像中，母亲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这是失忆的疾病，她也许在失忆中记不得孩子的名字，不认得回家的路，忘记了刚才在做的事，但是她面对家人总是面带微笑，会给每个人编织毛衣，会在视频通话中用“我很好”来宽慰挂念她的亲人。母亲是失忆的，母亲在遗忘，但是她的遗忘又呈现了记住的一面，而当“他们”说遗忘是无罪的，恰恰是一种对“她们”来说不可饶恕的罪，因为遗忘意味着妥协，意味着放弃，意味着真正失去，意味着像那个在公交车上的女人一样，成为威权的帮凶，那对于“她们”来说，就只剩下最后的命运：彻底成为“没有她们的星球”。所以真正需要的是对抗遗忘，“就像一束被囚禁在黑暗里的光，她睁大双眼，死而无惧。”
为了不遗忘，他们在街上游行抗议不公平的政策，为了不遗忘，他们用舞蹈为失去生命的人祭奠，为了不遗忘，他们选择了离开……而对于法拉娜兹来说，为了不遗忘，她用影像记录，也记录影像，这些影像构成了伊朗真实的现实，既是关于“他们”的暴力，也是关于“她们”的自由，即是私人性的个人成长史，也是宏大的国家历史，既是“没有她们的星球”的现实，也是她们重构属于她们星球的希望……2022年秋天，法拉娜兹在“女性，生命，自由”运动爆发后离开伊朗，母亲去世了，珍贵的资料都被搜走了，对于她来说，离开是一种不舍，是一种无奈，“我把伊朗的家还回去了”，她就像是那个被连根拔起的人。但是当她离开，“一切好像又回到了那一年”，那就是照片中摘掉头巾的七岁自己，永远带着微笑，返回七岁就是意味着拥有属于自己的星球，更重要的是，她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她们”的故事，而那些出现在纪录片中的朋友，也对自己成为影像的一部分而自豪，因为那也是被看见的机会，也是对遗忘的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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