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10-25《和平主义者》：无法结束的暴力
芭芭拉的脸出现在最后，一张放大的脸，一张静止的脸，也是一种充满疑惑却无力解救的脸，和她面前所呈现的一切一样，所谓的罢工不会导向合法化的权利，所谓的爱情不会在最后成为胜利者，最后的生活也完全在救护车的啸叫中被解构了：芭芭拉看到了一切，经历了一切，也遭受了一切，甚至被异化为一个精神病患者，她手中的枪可以打死左翼分子，但是却无法保护自己，更不会带来最后的和平。
1970年的米克沃什·杨索似乎也经历了一切，遭受了一切，当他不再被允许在祖国匈牙利拍片，被剥夺了权利的他也在局势面前成为一个异见主义者，当他将摄影机搬到了意大利，启用安东尼奥尼的御用演员莫妮卡·维蒂和摄影师卡洛·迪·帕尔玛，是在用意大利的所谓革命来投射匈牙利的现状，当他对准意大利的左翼行动，似乎也在传递着自己对不分国界的所谓暴力革命的批判：电影取名《和平主义者》，但是在82分钟的电影里根本没有和平，也看不到和平的希望，甚至连罢工、示威游行的行动者也从来不提和平的意愿，他们反对暴力，他们又制造暴力，在左和右的政治阵营中，只有对立，只有斗争，也只有让人恐惧的暴力。
杨索的第一个镜头便是对这种革命政治的书写：一张脸是大胡子的脸，另一张脸是年轻人的脸，两张脸指代的是工人和学生，他们是反对者，他们是示威游行者，他们是罢工者，他们燃烧着激情，他们在争取自己的权利，但是两张脸被遮挡了，它们的前面是坚硬的头盔，而且戴头盔的人面对着摄影机。工人和学生面对着摄影机想要争取属于自己的权利，而头盔阻挡了他们，遮挡了他们，当然也在取消他们的诉求。在面对和背对构成的画面中，对立关系无法解除，而正是这种对立性的存在，一切的革命、一切的战斗、一切的诉求都会演变为暴力。
而实际上，暴力在杨索的电影中就是通过第三者面对和背对来体现的。如果说对立的双方指的是反抗者和统治者，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工人和老板，是极左和极右，那么它所代表的则是工人、学生和警察，在双方并不呈现为直接的反抗和镇压中，芭芭拉反而变成了暴力的连接者，而她的连接完全是从旁观而介入的。芭芭拉是电视台的记者，在罢工和示威游行的过程中，她拍摄画面，是一种工作的需要，但是自称是“清除社会障碍”的警察认为，所有的行动“都是给电视台看的”，也就是行动只是作秀，而很多人则认为，年轻人容易上当受骗，年轻人只关注物质世界，“他们没有上帝。”在芭芭拉拍摄的画面中，罢工者则喊出了“团结战斗”的口号，无疑芭芭拉拍摄是为了记录这些事件。不管在警察面前还是在罢工者面前，她都只是旁观者和记录者，但是这种旁观的第三方却注定在这个充满矛盾甚至对立的世界中从容走出。
| 导演: 米克洛什·扬索 |
谢尔盖是一名建筑学的学生，但是他从莫斯科坐飞机而来就是为了参与这场斗争，看上去他们需要争取到属于自己的权利，芭芭拉似乎也钟情于肯定他们行动的意义，还有曾经是抵抗英雄的卢波，被大家当成是革命的领袖，“他们从我们这里继续前进，他们没有错……”卢波为大家加油鼓劲。但是他们真的没有错？在芭芭拉准备离开的时候，谢尔盖、菲力波，还有穿着黑衣的安德里亚围着她，骂她是“来自工人阶级的肮脏记者”，然后拉她下车，然后将她的车推走，然后放火焚烧了她的车——在杨索标志性的长镜头里，场景从大街到树林，从芭芭拉出现到采访卢波，到谢尔盖、菲力波等人围着她转，最后放火焚烧她的汽车，杨索只是给了一个镜头，但是在摄影机大范围移动制造的场面调动中，不同的矛盾被呈现出来，而芭芭拉被不同势力围观最后无情卷入其中的命运也在长镜头中成为一种现实。
长镜头容纳了不同的场景，容纳了不同的力量，也容纳了芭芭拉面对和背对的复杂关系，而杨索的长镜头更是在舞蹈般的出现和消失的演绎中增加了一种无法摆脱的困境感，而这种困境便是将芭芭拉从旁观者变成了暴力的见证和体验者。当那辆车被烧毁，芭芭拉只是在指责他们，她坐上了旁边的出租车，也是一种离开的努力。离开是不进入政治的漩涡，甚至杨索戏剧性地安排了芭芭拉和出租车司机一起喝咖啡的场景，司机说到了孩子的抚养，说到了糟糕的婚姻，谈话无疑和生活有关，而家庭生活又指向了社会层面存在的问题，也许这才是反对者想要争取的权利，才是合理甚至合法的目的，但是芭芭拉和出租车司机怎么会在一起喝着咖啡聊天？这一种脆弱的关系被轻易解构了，几个罢工者又一次围在她的身边，芭芭拉只好起身离开。在她进入一个旅馆的时候，发现后面窥探的是黑衣的陌生男子，她开始害怕，关上门拉上窗帘，依然无法消除她的恐惧，进来的服务员让她暂时忘掉了自己无法解脱的现实，所以她反而变成了为服务员服务的服务员，身份的调转戏剧性地发生，但是当服务员离去，剩下芭芭拉一个人，她又陷入到了恐惧之中。
《和平主义者》电影海报
长镜头里表现的是卷入，而空镜头则是一种现实的缺席，芭芭拉是在恐惧的时候离开了旅馆，在落地玻璃的门窗外面，没有芭芭拉的影子，没有那个黑衣人，也没有了服务员，后面出现的则是一辆警车，而当警察下车进入房间，缺席的状态似乎结束了，但是警察在芭芭拉报案之后检查房间，他们又从镜头画面中消失了，检查也变成了空镜头，这是警察作为所谓保护者身份的消失。在长镜头和空镜头制造的恐惧和缺席中，杨索更是制造了声音叙事来表达被卷入的恐慌。芭芭拉从汽车被焚毁之后，开始了和自己的对话，“别跟他们走……”但是另一个声音是：“他们是我的朋友。”这是无法分辨情况的矛盾，之后又出现了“妈妈”，芭芭拉想和母亲对话，却又变成了把自己当成“妈妈”，试图找到一种离开的方式；而在黑衣人出现之后，芭芭拉的自言自语变得更为疯狂，“你需要一个男人……”是无助中的呼喊；“他是一个白痴，是唯美主义者。”这是他面对服务员的独白，却也是一种发泄；“你会变成别人吗？”更是对自我存在的迷茫……
画面中没有对话，声音却构成了叙事，所以杨索也赋予了声音一种卷入的功能，在这个无奈、无助和恐惧的世界里，芭芭拉遭受的正是暴力本身，而卷入之后也让她看到了更多的暴力，在贝萨纳圆型大厅，女人们在销售汽车，“让我们见识一下时尚吧！”这像是一个和平的世界，但是那个黑人女孩却说：“我是一个被强奸的摩洛哥女孩……”而另一个女孩则表演对付人的空手道，这不是时尚世界，不是和平领地，这是对暴力控诉的世界，“模特都是抽象的，他们并不真实……”这无非是暴力制造者的谎言，“模特”当然是真实的，而且他们就是牺牲品。而芭芭拉为了寻求帮助和米歇尔在一起，她也爱上了他，但是米歇尔也是抗议者，只是在芭芭拉面前，他决定不再成为他们的一员，但是在抗议者看来，他是背叛者，所以最后他们杀死了他——包括在冲突中，卢波也遭人杀害，而抗议者喊出的是：“为了战斗，必须实施持续的暴力，我们一定会赢……”
终于，芭芭拉拿起了枪，朝着谢尔盖、菲力波等人射击，这是对暴力终结的一次努力，是自我拯救的一次行动，但是反抗者制造暴力，他们被杀死只是个体的死亡，大批的反抗者还在，极左的革命还在；更为可悲的是，这一幕就发生在警察局里，而警察也目睹了芭芭拉射杀暴力反抗者的过程，但是他们最后却要把芭芭拉带到精神病院去，“她的脑子不好使”，芭芭拉不是绝望，而是充满幻想地相信“米歇尔一定会被释放的”。没有了米歇尔，没有了爱情，没有了希望，救护车的声音传来，等待芭芭拉的是另一种疯癫的世界，而实际上，当她杀死了左翼分子，是发出了结束暴力的喊声，但是拿起枪的她，何尝不是在无法逃离的暴力世界里实施了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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