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10-25《快乐河马与伤心孔雀》：我们如何对话
对话出现在最后的场景中：站在河岸的是高傲的孔雀，沉浸在水里的是河马族群，在观望和凝视之后，孔雀和河马展开了对话，问题是关于你们从哪里来，你们在这里干嘛，回答是这里就是我们的家，而最后对话就变成了孔雀的独思：“他们也是被囚禁的……”
对话变成了独思，是不是对于已经展开对话的取消？而当动物之间的对话变成了人所构建的寓言的一部分，那些对话是动物之间的对话，还是人类的一种设想？“21世纪去殖民化的寓言”，这是电影的副标题，这个副标题却传达出电影真正的主题，当副标题变成主题，当“快乐河马与伤心孔雀”的动物生活变成人类设定的主题，当动物寓言变成“21世纪去殖民化”的宏大主题，这是不是反其道却依然落入了人类中心主义？而在孔雀和河马对话之前，完全是人类的叙述：当一艘新世纪的轮船从港口启程，对于世界的探索就开始了，旧世纪被远远抛在了身后，新时代随着航程的开启而到来，在新与旧的交替中，殖民就是最明显的标志。
那艘船探索着新奇的世界，所有的新奇都组成了新世界的一部分，但是探索并不是止于对自然的扩展和深入，它的目的就是要获得原料生产出产品，这就是殖民：他们从原始部落中发现了特殊的树叶，这些树叶被捆起来运载到了船上占据了一头河马的位置，但是当树叶被运回，从树叶中提取出了有价值的成分，于是开厂加工生产，变成了成千上万头河马。从一头河马的位置到成千上万头河马的面积，这就是资本的力量，这就是殖民的成果，它是扩张，更是从自然到产品的改变。这种从树叶中提炼的物质就是古柯，它曾经是印第安人的“圣药”，当地人咀嚼含有古柯的树叶能够提神醒脑、消除疲劳、增加体力，还可以用来御寒、治病，能减轻胃痉挛、风湿、头痛等不适症状。但是当它被提炼，便成为了“生物碱”：在1855年到1860年期间，两位德国科学家从古柯中提炼出生物碱，他们将其命名，于是大名鼎鼎的可卡因诞生了。之后，古柯碱被广泛应用于药物、酒精饮料中，但好景不长，就在古柯风头正盛的时候，它的副作用也开始被人们所关注，因为有人服用古柯致死。
| 导演: 埃尔金·卡尔德隆·格瓦拉 / 约翰内斯·菲尔斯特 |
从生活在自然状态下的树叶到被提炼出的可卡因，从土著人的“圣药”到广泛应用于药物，从一只河马的位置到成千上百只河马的工厂，这就是殖民化。但是在殖民化成为近代人类的显著标志，如何去殖民化？孔雀最初来自印度，是如何在19世纪出现在柏林的一个岛屿上的？而河马又是如何在一个世纪后出现在哥伦比亚的河岸上的？孔雀和河马都是殖民化的产物，它们被迫迁往异乡见证了殖民的力量，当在这里“快乐而自由”的生活，它们也许并不知道这里并非是真正的家，就像伤心的孔雀里有白孔雀和绿孔雀，白孔雀是豢养的，蓝孔雀更为自由，而当它看见河马，当河马说自己就在快乐的家园里，孔雀却独思说它们其实也是被囚禁的，豢养和囚禁，伤心和快乐，这些都是殖民化的产物。所以当导演约翰内斯·菲尔斯特和埃尔金·卡尔德隆·格瓦拉将动物并置在一起，就是在殖民化中反思去殖民化的可能。
伤心的孔雀也许羡慕快乐的河马，快乐的河马从不会伤心，而伤心的孔雀认为河马也是被囚禁的，这就是殖民化内在的本质，所以去殖民化的意义在纪录片中更多是一种思考：“快乐河马与伤心孔雀”，去殖民化的首先一步就是去人类化，因为动物就是去政治性的存在，它们就是自然的一部分，无论是孔雀的伤心，还是河马的快乐都是动物最真实欲望的表现，在纪录片里，没有任何一个人出场，主角就是散步的孔雀，就是在河里怡然自得的河马；然后就是在动物的并置中，在欲望的呈现中，构筑一种对话的可能，这种对话不是孔雀和孔雀的对话，也不是河马和河马的对话，而是孔雀和河马跨物种的对话，而拍摄这部电影的导演在合作中也完成了一次对话：约翰内斯·菲尔斯特来自德国，埃尔金·卡尔德隆·格瓦拉来自哥伦比亚，拍摄这部纪录片就是他们进行跨文化的对话，“跨文化的交互组合增强了去殖民化讨论的深度和真实性，提供了多角度检视历史与社会权力结构的机会。”
在摄影机面前，伤心者和快乐者都是自由的，在摄影机面前，孔雀和河马都是无忧的，在摄影机面前，连囚禁和豢养也都没有了界限，但是所谓的融合，所谓的对话，依然是人类对于动物的想象，或者说，宏大主题的“21世纪去殖民化”的构想只是一个寓言，在人类不断的叙述中，在拟人化的对话中，寓言所表达的仅仅是“有趣”，它们真实却依然是动物，所以在生存的栖息地，摄影机永远没有走远，它们的自由被囚禁在画框里，它们的伤心和快乐也都是人类的表情。
《快乐河马与伤心孔雀》电影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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