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10-25《监狱里的图书馆》：神圣之处在于分享
这天晚上，我看到的那张字条，是某人扔弃的一封信，是某个悲惨的普拉斯在馆内留下的残言破语：亲爱的妈妈：我的生活是
——《书不是信箱》
没有结尾，没有落款，它悬搁在那里，这是没有完成言说的一段告白，这是一封不曾寄出的信，“我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是埋怨？是无奈？是悲泣？还是快乐？但是它一定是某个寄信人写下的，也一定有一个收信人，寄信人和收信人通过这封信被连接起来，这是属于他们私密的对话，但是当这封信变成没有穷尽的言说，变成无限空白的表达，是不是也是对人生的一种态度？
“这也是纪念监狱的一种方式。”阿维·施泰因贝格这样说，在监狱里信被叫做“风筝”，它从寄信人的手里放飞，它最终落到收信人的手中，就像风筝，两端永远被不同的手握着，就像图书馆那套《联邦判例汇编》丛书第57卷，它们是希勒和马尔斯·芭尔这段雨中鸳鸯表达暴风雨般爱情的信箱，他们不可能在狱中重逢，却通过这个特殊的信箱传递情感；就像十九岁初犯的斯蒂克斯，在信的结尾处总是写下：“下周我会再放一只风筝。”但是“风筝”却断了，那个想对妈妈讲述“我的生活”的犯人，没有写完这封信，或者即使他写完了信，将风筝发送了出去，也可能不会知道收信人是否收到，所以风筝放飞也好，断线也罢，对于监狱这个特殊的地方来说，“一封不曾寄出的信，写不尽无限空白，写不尽人生况味。”
图书馆作为监狱里的一个特殊存在，它就是为无法相见的人构筑起那个叫信箱的东西，就是让无法重逢的人放飞手中的风筝，但是当不曾寄出的信落在我这个图书管理员手上，这种“纪念监狱”的方式又意味着什么？监狱和图书馆，这两个处在不同语境下的词组合在一起，它带来的问题是：监狱里的图书馆到底有什么用？或者可以用另一种视角来思考：当犯人有了属于自己的图书馆，有了可以传递信息的信箱，有了倾诉情感的“风筝”，这是不是一种进步？监狱在过去是令人畏惧的罪恶象征，有铁门钉，有阴森的铁栏杆，有瞭望塔，有沉重的大门，这一切存在于霍桑笔下，但是当那些文字现在只是被存放在图书馆书架上，监狱已经变成了平淡无奇的建筑，甚至它默默融入了周围的环境，“从高速路上就能看见”，这是时代的进步带来的变化，但是监狱的本质是不是也由此被改变？
当阿维成为了监狱档案管理员之后，他去鹿岛参观了波士顿的古老监狱，这座古老建筑就是古代时代监狱的象征，“监狱和墓地，证明了乌托邦之虚妄，而鹿岛两者兼备。”这是新欧洲移民居住地以外的地方，被称为“法外之地”的这座监狱也是“魔鬼领地”，海盗、恶棍、罪犯、灾民和被流放者将这里变成了猖獗之地，也成为了被人遗忘的人间炼狱。阿维提到美国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就是在离岛最近的居民区长大，她并不是以遥望的方式看见这座人间炼狱，“风景不是大地，而是大地的尽头，如山峦般绵延起伏的大西洋波涛，冷冷的，咸咸的”，在她的诗歌《雪莉角》中，她描写了这座破败凋敝的监狱，它被“汹涌的海水”围困，被“肆虐的海浪”侵蚀，在“大海的冲刷下”一点一点被蚕食。普拉斯描写鹿岛的破败和可怕，也是对于自我命运如监狱般存在的书写，八岁那年父亲的猝死成为她人生的最大创伤，直到1959年她才有勇气和泰德·休斯去了温斯罗普的父亲墓地，在墓地她感到“受到了欺骗”，墓碑和墓碑都挨得很近，“仿佛死人们脸贴着脸，睡在救济院里”，她甚至希望“将他挖出来”，只为了证明活过的父亲“真的死了”。
那一次，他们被鹿岛监狱的狱警赶走，而四年之后普拉斯在厨房里用煤气自杀，她甚至把她和孩子们之间的门窗全部封死。普拉斯感受到了“冷冷的，咸咸的”大西洋波涛，感受到了墓地的丑陋和死亡，更感受到了如监狱一般的隔阂与孤独——丈夫的背叛或者是她走向死亡的催化剂，但是当她在日记中写道“他会离我多远呢？”的时候，更强烈的还是像死人们脸贴着脸的恐怖现实。这种现实也成为鹿岛的写照：它曾是人间炼狱，而现在它已经变成了土墩，变成了遗址，普拉斯感受到的“死人们脸贴着脸”的纪念方式何曾远离？阿维说，监鹿岛监狱已经没有了，但是那里却出现了一家豪华四星级酒店，酒店的名字叫“自由”，酒店的餐厅叫“囚室”，酒店的酒吧叫“不在场证明”，酒店保留了监狱的痕迹，但是它却将痛苦、暴力和心碎包装成了高档的庸俗艺术，这难道也是纪念监狱的一种方式？“一所监狱留下的遗迹，哪怕被成功地辨别出是监狱，也不能带来更加清晰的答案，反而加深了监狱存在的根本矛盾。”监狱的功能是对罪恶的“报复”？还是对善的回归？它是对犯人的改造？还是更为可怕的惩罚？
| 编号：C46·2250914·2358 |
但是不管变与不变，阿维唯一觉得有进步的只有一点：曾经的鹿岛监狱没有图书馆，而现在的波士顿监狱却拥有了一座图书馆，那么回到关于进步与否的问题：监狱图书馆到底有什么用？它真的代表着一种灵魂拯救意义上的进步？“不管你是重刑犯，还是短期关押者，你一定会走进监狱里的图书馆，惬意地徜徉在书架之间，呼吸着浓郁的书香。”但是对于很多囚犯来说，来图书馆不是为了看书，在属于他们的休闲场所里，他们只是给了自己放风的机会，或者东张西方，或者不自觉成为别人偷窥的对象，按照黑人狱警的说法，监狱图书馆“一点用也没有”，即使有像马尔科姆这样的重刑犯，他来这里读书是为了培养政治意识，像白毛这样的唯物主义者，读书则是为了研究如何使用更暴力的手段实施更残酷的犯罪活动。而阿维之所以成为图书管理员，也并非是为了拯救他人。作为一个公然违背犹太教义的犹太人，竟然在赎罪日喝得烂醉如泥，然后解开了一个大三女生高贵而神圣的文胸，从此他再也不被邀请去参加朋友的聚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仪式，只能通过自由撰稿或者帮别人写讣闻的的方式维持生计，“我既没有失业保险，也没有医疗保险，跟破产没两样。”
就是在这样几乎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阿维看到了一则波士顿监狱的招聘启事，于是他前去应聘，最后接到了人事部的电话，成为了监狱的图书管理员。对我来说，这不仅仅是让我摆脱“脱产”的工作，更是人生转向的开始，因为我从这里看到了实现一个疯狂而远大梦想的机会：“做一个图书馆馆员，佩戴着警察徽章，却散发着街头老大的气息，以书为械，既是书呆子，又是大坏蛋。”也就是说，我从此将拥有一个黑白通吃的复杂身份，“必将助我平步青云，跻身上流社会的各大酒会。”这就是我从这个工作获得的所谓成就感，它不也是改建成为酒店而散发的庸俗味道？而前任图书馆馆长阿马托是最炫的图书馆馆员，银灰色双排扣西装、一丝不苟的油头和闪闪发光的精致袖口，他就像是黑手党的老大，实际上他也是一个强调秩序和权力的“张扬的独裁者”。所以尽管监狱的形态发生了改变，监狱拥有了图书馆，但是它大风本质并没有改变，它就像是霍布斯笔下的“利维坦”，看起来不再有强大的中央集权，但是那里依然上演着“人人相互为敌的战争”，而这里的每个人都是孤独、贫困、龌龊、野蛮的短暂的存在，“书中描绘的那些人就聚在同一间房间里，就坐在我面前：孤侠、穷鬼、龌龊鬼、蛮女和矮冬瓜。”
监狱里上演着“人人相互为敌的战争”，每个犯人都处在孤独、贫困、龌龊、野蛮之中，但是当阿维成为图书管理员之后，却发现了图书馆存在的真正意义，那就是放飞“风筝”，让无法相见、无法重聚的人通过这一特殊形式对话，让他们成为被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寄信人和收信人。在小说中，阿维试图从监狱犯人的群像中寻找到放飞风筝特殊的人，但是对于群像的描写过于杂碎，很多人物只是被粗线条勾勒，却没有真正触及他们的世界，一种俯瞰式的描写让整部小说显得松散。而具体、细致推进情节的人物只有两个，一个是杰西卡，另一个则是楚尼。杰西卡是阿维作为女囚犯的创意老师上课时关注到的，她总是朝向窗口之外，我以为她对创意课不感兴趣，但其实她是通过这扇窗看见在篮球场上打球的克里斯，十八岁的克里斯不是别人，是她两岁时遗弃的儿子，“他们的人生际遇将他们带到这里，这个自我封闭的世界里，只隔着一扇窗户，就能看见彼此。”
杰西卡的目光其实就是风筝，她以母亲的愧疚和期盼作为“寄信人”，发送到其实并不认识她的克里斯，但是这一种单向的传递就像没有写完更没有寄出的信，所以我想要发挥图书馆的功能，让失散的母子相认，以此“重建母子情深”，而这才是真正纪念监狱的方法，“即使是在监禁的情况下，只要给囚犯一扇窗，视野就会更开阔。”杰西卡从铁窗望出去，操场的中心就是她构建的焦点，在这个焦点里，只有她的儿子——她十八岁的时候遗弃了儿子，在儿子十八岁的时候她望见了儿子，时间已经流逝了，但是她的目光重拾了这段时光，这对于她来说也许就是一种赎罪。但是阿维试图通过图书馆构建母子感情的计划并没有取得效果，因为克里斯根本不知道他的母亲在这里，也没有阅读杰西卡写的信。而且，之后的杰西卡因为无法戒毒，需要被转移到州监狱，在临走之前，杰西卡想要给克里斯留下最后一封信，在信中她会写下她的家人和自己的成长经历，她想要给他送上自己肖像的礼物，希望他从此记住那个叫“母亲”的人。但是直到杰西卡离开监狱，阿维都没有收到转交给克里斯的信，玛莎告诉阿维的是，在转狱前不久，杰西卡把一半的信撕了。而后来的情况更是走向了悲剧，杰西卡不到一个月后就因为吸毒过量死了。
克里斯没有受到母亲的信，杰西卡没有留给她自己的肖像，风筝终于断了线，但是，就像那些信箱里的信一样，没有写完，没有落款，没有寄出，但是，风筝总会被人牵在手里，牵着的风筝成为了象征，“也许画肖像这件事，并不是为了她儿子。或许，就和那反复出现的与儿子有关的梦一样，这是一个转瞬即逝的美好瞬间。”这也许是风筝最本质的意义，母与子天各一方，但是那根线曾攥在手上，这就是一种对话，一种打破隔阂的对话，一种重建情深的对话，“监狱里的图书馆”通过书和书的关系、信与信的交流，达到了人与人对话的目的，它所消解的就是“人人相互为敌的战争”和永远的孤独。杰西卡的故事以死亡终结，楚尼的故事同样是一场死亡，楚尼入狱之后想要重写自己未来，所以他在监狱图书馆钻研菜谱，并创造了属于他的第一批菜谱，但是在他出狱之后，却被人杀死在转角处，重写的未来变成了一场避之不及的扼杀，当阿维开车经过楚尼中弹的地方，他把汽车的里程表归零，然后想起了楚尼写给儿子充满了问号的诗：
你来自什么地方？
哪里有那样的地方？
“我住的地方，和楚尼中弹的街角，距离3.4英里。”这距离是生者与死者的距离，是自由和暴力的距离，也是楚尼无法逃离这场战争的距离，那些菜谱、那些诗歌其实也都变成了放飞的风筝，但是它却有收信人，那就是阿维，或者还有更多读到楚尼故事的人。而在这个意义上，监狱图书馆和风筝、信箱就具有了象征意义。阿维想起自己的叛逆人生，他回忆在中东政局动荡的时候，和几个犹太孩子不经意闯入了巴勒斯坦农民的地盘，遇到了几个农民的孩子，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就这样遇到了，那时有个叫摩西的孩子急中生智将一本书送给了巴勒斯坦的孩子，他们接过书之后露出了笑容，但是回来后却心有余悸，因为对于虔诚的犹太人来说，送书就是犯了大忌，“一本书只要带着上帝的名它就是神圣之物：每次合上它，或者不小心将它掉在地上时，都要亲吻它；当它破旧到难以修复时，要厚葬它。”而我们却将它送给了阿拉伯人——我们的敌人。
楚尼的死就是一种被“敌人”打死的死，而童年的这些回忆却开启了关于书的另一种意义，“为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民，亚伯拉罕创立了一个共同的宗教。那天，就在同一片土地上，就在某个洞穴边上，他的交战已久的两支后裔，搬出了他和真主的名讳，实现了真正的和平。”在阿维看来，这才是《圣经》的精神，不是亵渎圣物而是神圣之举，因为书的神圣之初就在于分享，不管是在民族和宗教纷争之中，还是在破坏社会的犯罪里，不管是在监狱里，还是在监狱外，“图书馆”让分享变得神圣，这种神圣去除了隔阂，消除了对立，即使没有直接对话，没有相互握手，但是当风筝真的放飞那一刻，触及灵魂的神圣性就已经建立起来，“我意识到了所有的白天的图书馆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是孤独者和边缘人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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