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1-11《在地狱阅览室里》：智利诗歌是一只狗
莫妮卡·马里斯坦：有人认为您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此您怎么看？
罗贝托·波拉尼奥：我很肯定，我不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同样，我也很肯定我这一代会有一名流浪汉似的家伙获得这个奖，而他在斯德哥尔摩发表获奖致辞的时候提都不会提我的名字。
访谈变成了预言，而且预言成真：罗贝托·波拉尼奥的确没有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这是波拉尼奥生前最后一次接受采访，按照规则，诺贝尔文学奖不会颁给已经去世的作家；在波拉尼奥之后，拉美文学的确又有人获得了此项殊荣，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获得了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也许略萨不是波拉尼奥所说的“一名流浪汉似的家伙”，但是略萨的确是拉美文学的代表，而且就是智利人；略萨在获奖感言中的确没有提及波拉尼奥，他说到了对自己文学创作产生影响的福楼拜、福克纳、马托莱尔、塞万提斯、狄更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康拉德、托马斯·曼、萨特、加缪、奥威尔、马尔罗、司汤达、波德莱尔、普鲁斯特、尤涅斯库、贝克特、巴岱伊、齐奥朗，说到了布莱希特的戏剧、英格玛·伯格曼的电影、约翰·维拉尔的国民剧院、让·路易斯·巴劳特的音乐厅、新浪潮和新小说、安德烈·马尔罗的演讲，也提到了博尔赫斯、奥克塔维奥·帕斯、科塔萨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富恩特斯、卡布列拉·因方特、鲁尔福、奥内蒂、卡彭铁尔、爱德华兹、多诺索等拉美作家，提到了雷蒙德·阿隆、让-弗朗索瓦·勒维尔、以赛亚·伯林和卡尔・波普尔等思想家，甚至还说到了自己的父亲、母亲、外公、外婆、姨妈和卢乔舅舅，但是却对波拉尼奥只字未提。
预言成真，活着的波拉尼奥见证了死后的世界，这才是波拉尼奥作出天才式预言的神奇之处，而这个他生前的最后一次访谈将生与死诡异地结合在一起，另一个诡异之处则是从拉美之外的目光透视拉美内部的现实——当时的波拉尼奥已经身患疾病，他住在西班牙的布拉内斯，希望接受肝脏移植，所以他在欧洲活着的状态望见了拉美文学，望见了死后的拉美文学，但是在生前的欧洲对死后的拉美作出预言，波拉尼奥并未对自己不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感到遗憾，也不会为“流浪汉似的家伙”获得奖项荣誉却并未在获奖致辞中提及自己感到不快，他对生命和文学似乎显得坦然，但是这种坦然的背后则是神伤。莫妮卡·马里斯坦问他是智利人、西班牙人还是墨西哥人，波拉尼奥肯定地回答说自己是拉丁美洲人，而对于智利文学，他的回答是“噩梦”，“做噩梦的人是智利诗人当中最愤愤不平、最晦暗不明的那位，大概也是最怯懦的那位：卡洛斯·佩索亚·贝利斯。”波拉尼奥认为卡洛斯·佩索亚·贝利斯留下的两首诗就可以被人铭记，所以他并没有死，“只是奄奄一息”，而且生命的最后一分钟格外漫长，之所以奄奄一息于不死的状态，代表的正是对智利诗歌神伤之后的希望，“在他身上，有我们每个人的影子。至少，有我们每个智利人的影子。”
波拉尼奥面对着死亡，他也将“只是奄奄一息”，也将把生命的最后一分钟过得格外漫长，所以当莫妮卡·马里斯坦问他生病之后改变了什么，波拉尼奥说什么都没有改变，而且，“我早就知道自己是要死的人”，这是对死亡的坦然；而另一方面，当莫妮卡·马里斯坦问他这个世界还有救吗，波拉尼奥的回答是：“这个世界还活着，任何活着的事物都没得救，这就是我们的宿命。”因为活着所以不会得救，所以活着的状态就是永远不被拯救的世界，波拉尼奥将此归为宿命；而另一方面，宿命也必定在“奄奄一息”中让最后一分钟过得比一生都要长，波拉尼奥还活着，还在阅读，还在写作，还在看电影，“只要我还活着，这面旗帜就绝不会倒下。”活着面对着死亡，也只有活着才能面对死亡，而面对死亡又必须回归到活着的希望之中，波拉尼奥所谓的宿命在另一个意义上则变成了辩证世界里的希望。
所谓向死而生，代表的就是一种对生命的坦然，而这就是“历经此生”的意义。莫妮卡·马里斯坦在访谈之前对波拉尼奥的经历进行了介绍：他曾经以背包客的身份走遍拉丁美洲，在皮诺切特政权的尖牙下逃过一劫；曾经去过墨西哥，遇见了法兰本多·马蒂的支持者，他们在萨尔瓦多杀害了罗克·达尔顿；曾在加泰罗尼亚的一处露营地当守夜人，在欧洲售卖人造宝石首饰；在五十岁那年，改变了拉美文学的发展方向，“他突然就这么做了，没有征求任何人的同意。”对于人生的经历，波拉尼奥曾经在《荒野侦探》获得罗慕洛·加列戈斯奖时，在演讲中作出了“自画像”：波拉尼奥出生于1953年，这一年斯大林和狄兰·托马斯逝世；1968年离开智利前往墨西哥，1973年，20岁的波拉尼奥回到智利参加革命，但是被掀起政变的军队关押了8天，在被关押的体育馆里，看到了配有狄兰·托马斯的杂志，那天晚上他还梦见了斯大林和狄兰·托马斯在墨西哥城的酒吧里，“威尔士诗人喝的是威士忌，苏联领导人喝的是伏特加。”
他谈到了自己的出生，谈到了离开，谈到了革命，他说自己曾在智利、墨西哥和西班牙生活过，曾从事过世界上几乎所有职业，但是“从二十多年前起我就在欧洲生活，但我唯一的国籍是智利，不过这也并不妨碍我深深感到自己是西班牙人或是拉丁美洲人。”这种“拉美情结”或者“智利感情”反应在他创作的作品中，他谈到自己的作品：1984年和安东尼·加西亚·波尔塔合著的《莫里森的门徒给乔伊斯狂热爱好者的建议》谈到了暴力，1993年的《溜冰场》谈到的是“一种转瞬即逝的、往往以悲惨结局收场的东西”，它就是美，《美洲纳粹文学》中表达的是悲惨与崇高，《遥远的星辰》则是探讨绝对的恶，《护身符》试着向读者呈现“颇具古希腊遗风的乌拉圭女性慷慨激昂的陈述”，《佩恩先生》重点在扑朔迷离的情节，而获奖的《荒野侦探》则是关于冒险的，“而冒险总是出人意料的。”波拉尼奥的出生、离开和革命都和拉美情结有关，都和祖国智利有关，它通过文学得以反应，但是这些文学实际上就是在讲述一场流亡。
| 编号：E58·2241021·2197 |
“流亡并不是失踪，而是让自己变小，是缓慢或急遽地将自己缩小到真实的高度，缩小到一个人实际的高度。”在波拉尼奥看来，一切文学都包含有流亡的成分，也是勇气的象征，或者在某种意义上，作家的使命就是流亡，“在大多数情况下，流亡是一个主动的决定。”没有人强迫你写作，但是选择写作就意味着主动踏入了这座迷宫，就意味着不得不写作，而这正是自己选择成为智利作家、拉美作家的原因所在，“几乎所有智利作家，在一生中的某个时刻，都曾踏上流亡的道路。”可以说，波拉尼奥活着而主动选择的行动，一是革命，二是流亡，三是写作，革命、流亡和写作由此构成了波拉尼奥冒险的“自画像”——是“活着的事物都没得救”的宿命，也是“这面旗帜就绝不会倒下”希望，是政变逃过一劫之后“从此再也没有回去过”的离开，也是“我唯一的国籍是智利”的归宿。
“哪个波拉尼奥”，这是这本书2018年出版时豪尔赫·博尔皮序言的题目，他认为，读者想要从中找到“单一意义上的波拉尼奥”是不可能实现的，它是十几个波拉尼奥混合而成的，“是彼此矛盾、面貌驳杂的波拉尼奥，活着的波拉尼奥和死去的波拉尼奥，尖刻的波拉尼奥和慷慨的波拉尼奥，犀利的波拉尼奥和沉思的波拉尼奥，捉迷藏的波拉尼奥和老人般好为人师的波拉尼奥，松鼠般的波拉尼奥和孟加拉虎般的波拉尼奥，智利人波拉尼奥和墨西哥人波拉尼奥（甚至是布拉内斯人波拉尼奥），总之，还是谨言慎行的波拉尼奥和句句如刀、一点就着的波拉尼奥。”1976年至2003年波拉尼奥所有非虚构作品的合集，勾勒了由几十个波拉尼奥组成的群像，但是波拉尼奥永远是一个波拉尼奥，一个由革命、流亡和写作构成的波拉尼奥，一个以活着的方式面对死亡的波拉尼奥，以及一个用奄奄一息的方式让最后一分钟长及一生的波拉尼奥。
波拉尼奥属于智利，智利是他流亡和写作的起点，也是他在离开和回来时共同演绎的革命之地，但是，“这个国家不适合我久留，我暗自思忖。”在《看不见出口的走廊》中波拉尼奥如此感慨，那是他在时隔二十五年后首次回到智利，在他看来，智利的街道没有改变，智利人的面孔还是老样子，但是自己已经不属于这里了，为什么？从文学的意义上波拉尼奥讽刺道：“在这里，我每天都在证实的一点是，所有人都在写作。”一个作家只要在末流出版社出版一部短篇小说集，在一家报纸或杂志登载广告，那么文学工作坊就会冒出来，年轻人则会蜂拥地“目睹那页白纸的秘密”。这一智利文学所呈现的现象在《智利诗歌与风霜雨雪》更明确地被描述，他说苏里塔创造了鸿篇巨作，但只不过是“火葬用的柴堆”；贡萨洛·米连写出了整个智利乃至拉丁美洲最坚韧、最清醒的诗歌，但是，“他不以国民诗人或为受压迫者发声的人自居”；胡安·路易斯·马丁内斯写过有关杜尚的简短解读，之后就不见了踪影；罗德里戈·利拉没有试图成为但丁，“而是想要成为小秃鹰孔多里多……”
他们代表着智利诗歌？他们是智利文学的象征？波拉尼奥犀利地指出，“智利诗歌是一只狗，现如今，这只狗又生活在风霜雨雪之中了。”不仅仅是苏里塔、贡萨洛·米连、胡安·路易斯·马丁内斯、罗德里戈·利拉，智利诗歌出现了很多“宠物美容店里的哈巴狗”。当波拉尼奥将智利诗歌比喻为“哈巴狗”，实际上正是对文学政治化的讨伐，他在《皮诺切特与漂流》中说到了政治，“从某种意义上讲，皮诺切特已经受到了审判。已经靠鲜血、怯懦和极坏的品位在历史上为自己争得了一个位置。”波拉尼奥差点死在皮诺切特的尖牙之下，所以对于这个独裁者和暴君，波拉尼奥在文字里对其进行了讽刺，而这种独裁更是对文学的毁灭，《论四处蔓延的“作家结交总统”病毒》中，波拉尼奥就针对文学和政治结盟进行了讽刺，“在智利，总统与作家间的友谊数不胜数。可以说，权力一直是智利作家的壮阳药。”在他看来，总统应该和真理、诚实、社会福利和言论自由交朋友，而作家则要和内心的魔鬼或天使、冒险、图书馆以及死去的人、孩子、被侮辱的人交朋友。
智利文学如此，那么扩展到拉美文学呢？早在1923年波拉尼奥就加入了“尖锐主义”，“我不思考，我只撕咬。”这就是先锋艺术所必需的冒险，它发出的“尖锐主义宣言”是：“不恭敬、肯定、坚信不疑，策动普埃布拉的青年知识分子，策动未被昏昏欲睡的反动派污染的人，策动在非系统性人格化公众群情高昂时感到自己格格不入的人，使他们壮大尖锐主义的胜利队伍。”所以尖锐主义要在萨拉戈萨将军的塑像上拉屎，在堂费利佩·内里·卡斯蒂略身上拉屎，在“我们的同胞阿方索十三世”身上拉屎，在守住新诗歌的营垒中发扬冒险的英雄主义精神；而在与豪尔赫·亚历杭德罗·博卡内拉的对话中，波拉尼奥指出我们所要反对的是“拉丁美洲官方文学机构”下的年轻诗人，所以拉丁美洲诗歌需要革新，需要碰撞，更需要冒险，“神经的冒险，眼睑的冒险，道路的冒险，革命的冒险爱情的冒险。”在《关于文学、国家文学奖及写作这行的奇特慰藉》中，波拉尼奥依然犀利地批判拉丁美洲文坛，他讽刺伊莎贝尔·阿连德“勇敢”地对加西亚·马尔克斯进行模仿，所以即使作品糟糕也是鲜活的，“它虽然活不久，如同许多病人一样，但当下还是活着的。而且，奇迹总会发生。”他认为巴西作家保罗·柯艾略所说“巴西的语言”完全是一场骗局，“柯艾略的行文，无论从词汇运用的变化还是词汇的丰富程度上看，都乏善可陈。”
波拉尼奥故意提出“国家文学奖”的合适人选，实际上就是在讽刺这一奖项的政治干预，它是“黄金制成”的便壶，让文学变成了“一场混着鲜血、汗水、精液、泪滴的怪异的雨”，而归根结底无论是奖项还是写作本身都成为了权力的产物，“可以说，权力，任何权力，无论是由左派掌握还是右派掌握，如果由着它来，都只会奖赏那些为它效力的人。”在他看来，真正的作家只有一个祖国，那就是他的藏书室，劳动者的祖国是他的双手，而政客呢？“政客能够且应当怀乡，毕竟他们若是身在国外便很难大展拳脚。”在《末日文学遐想》中，波拉尼奥更是指出了文学的末日，“末日文学有理由存在，但如果世上只有末日文学，文学就完了。”而击败真正文学的东西就是“一种宏大得多、强悍得多的东西”，而最后胜出的则是如博尔赫斯所说，“是最忠实于表现感伤的乌合之众的那一派”。
对于文学真正的作为，波拉尼奥在《关于短篇小说写作艺术的几点建议》中书写了一份指南：一是方法论上的，“短篇小说永远不要写完一篇再写另一篇，如果一篇接一篇地写，坦率地讲，就会写来写去都是同一篇小说，一直到死。”三篇接三篇、五篇接五篇、九篇接九篇、十五篇接十五篇地写是最好的做法；二是对作家的评论，要读吕斯·博雷尔、儒勒·列那尔、马塞尔·施沃布的作品，尤其是博尔赫斯的作品，当然，“对于埃德加·爱伦·坡，我们所有人永远都读不够。”还有朗吉弩斯的《论崇高》、菲利普·西德尼的十四行诗、埃德加·李·马斯特斯的《匙河集》、恩里克·比拉-马塔斯的《消失的艺术》、哈维尔·马里亚斯的《她们沉睡时》，当然更要读契诃夫和雷蒙德·卡佛，“这二人中有一位是本世纪最杰出的短篇小说家。”不管是写作还是阅读，它们都构筑起了一座文学的图书馆，都以冒险的精神远离政治、权力，“假如要抢劫美洲戒备最森严的银行，我会带一帮诗人去。这场抢劫最后可能以灾难告终，但依然不失瑰丽。”在《最佳黑帮》中，波拉尼奥“策划”了这一次的冒险行动。
对智利文学的讽刺，对拉美文学的批评，对于已经离开智利甚至拉美的波拉尼奥来说，恰是一个流亡的生者对文学之死的批判，也成为“在地狱阅览室里”的一种景观：波拉尼奥在对莱奥波尔多·玛丽亚·帕内罗的作品进行分析后认为，“在地狱阅览室里”出现的是“身负守护职责的幽灵”，它们是真实存在本身，“真实存在，毫无挂碍，但即便如此依旧可能流露出堂皇奢华”。“地狱”和“阅览室”构成的是冒险和回归之间的关系，当地狱之门缓缓打开，谁是那个守护的幽灵？谁在表达真实本身？波拉尼奥曾经在墨西哥生活的时候学会了偷书，偷来的书主要是诗集，他用这些书构筑了流亡中的阅览室，“我从一名谨慎的读者变成了一名贪婪的读者，从一个偷书贼变成了抢书人。”但是这座阅览室也是一座“地狱阅览室”，书店的店主忽然吻了他一句：如果一位作者向一个被判死刑的人推荐自己的作品是否合情合理。一个判处了私刑的人还需要阅读吗？书店老板又接着说了一句：“我们所谈的是绝望的读者。”一个绝望的读者会读什么书？他们会喜欢什么书？波拉尼奥无法回答，“我走出书店来到街上，听见他在我身后说：谁敢尝试这样的壮举？”而这个问题也成为了他之后不断问自己的问题，绝望的人就在地狱阅览室里，绝望的人在地狱阅览室里感受到了另一种冒险，绝望的人看见了死亡也看见了自己奄奄一息中最漫长的一分钟。
十六岁的偷书记忆，十六岁的流亡起点，十六岁的绝望读者，“谁敢这么做？”这其实就成为了波拉尼奥一生都在寻找的答案，而革命、流亡和写作本身既是问题也是答案，但是当他在西班牙的布拉内斯过完了生命的最后时刻，那就仿佛是他的“地狱阅览室”。“我来到这座城市纯属偶然。那是许多年前的事情了。某个夏天，我来到洛斯皮诺斯区开店，然后就留了下来。”在布拉内斯，路过一处空空如也的公寓，波拉尼奥总是确信看见了一位朋友，“他正从一座1960年代落成的幽灵大楼中走出来，因尘肺病而苦不堪言，打扮得像东方三王。”在布拉内斯的冬日，波拉尼奥会看见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安赫尔·普拉内利斯的幻影，“那是一个兀自沉思、稍纵即逝的幻影。”在布拉内斯，总是会遇见游吟诗人，“生活在布拉内斯，并且知道在有阳光的日子里我们的游吟诗人会裹得严严实实地游荡在海滨步道上、穿行于城中小巷间，的确是一件乐事。”那里有“手中永远捧着一本书”的女读者，有“变成了在无人知晓之地探险的前哨站”的书店……
布拉内斯是革命之后的布拉内斯，是流亡中抵达的布拉内斯，是文学中被书写的布拉内斯，也是波拉尼奥从活着最后走向死亡的必经之地，智利在别处，拉美在别处，甚至欧洲也在别处：
一个象征之物，它讲述着我们孑然一身的处境，因为一切象征最终讲的都是我们孑然一身的处境和孤独的命运，但它也讲述着我们彼此依存的需求，因为但凡盛会就需要朋友、家人、邻居、异乡人、陌生人共同参与，在他们身上，我们能看到自己的倒影，能认出我们自己，或者辨认出世间奥秘的吉光片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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