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3-05《半边天：中国记怀》：这是1973年的春天
“1973年春，我应邀率领首个美国妇女代表团访问了中国……”雪莉·麦克雷恩开场道，1973年是中国十年时期还没有结束的1973年，是中美关系还处在相对冰点的1973年，当雪莉率领美国代表团来中国访问，这是不是符合他们想象的中国？而在美国摄制组的镜头下，这样的中国是不是一个真实的中国？应邀而访问，是不是能够建立中美之间友谊的桥梁？
雪莉是这支美国妇女代表团的组织者，当时的她在演艺事业中已经如日中天，而关心社会运动的她也想打开一扇窗了解东方世界，可以说，身为代表团的领队，雪莉的身份并不是在政治意义上的，更多的是社会意义。除了她之外，代表团成员有来自得州的石油公司文员帕特·布兰森，来自密西西比的黑人活动家尤尼塔·布莱克威尔，南加州神职人员的女儿凯伦·布蒂利埃，还有大学教授、社会学家罗莎·玛琳，来自波士顿的共和党人、保守主义者玛格丽特·惠特曼，印第安纳瓦霍人宁那巴·克劳福德和心理学家菲利斯·科恩豪森，除此之外，还有包括导演兼摄影师克劳迪娅·韦尔在内的四名设置人员。可以看出，这个代表团的组成涵盖了不同种族、不同年龄和不同身份的女性代表，她们的身份和雪莉一样，更多体现在社会学意义上，也就是从美国女性的角度出发，了解中国这个东方大国的妇女现状。
但是这种社会性的访问团队，在1973年这个对于中国来说还是保守甚至封闭的时代，无疑会有一种错位，因为代表团是受邀而来中国访问的，这也就意味着一切的安排都是中国政府提供的，而这无疑就带有了政治性。在同时期又不同国家的摄制组被邀请来到中国，这其中就有伊文思和安东尼奥尼，他们的《愚公移山》和《中国》都是对上世纪70年代的一次影像记录，作品之所以在后来引起争议，也是不同拍摄诉求和成像视角所导致的——在三部纪录片里，都出现了从上海和平饭店俯瞰对面外滩江堤边晨练的镜头，这种“异曲同工”的表达是不是也是一种差异化的隐喻？当摄影机拍下晨练的百姓，这无疑是一种对中国民间的记录，是在社会学意义上的真实影像，但是晨练公园上矗立的是一块巨大的宣传画，这块宣传画又完全是政治意义的，当民间叙事和政治宣传结合在一起，这是中国的现实，却并非是他们想要的东方映像。
| 导演: 雪莉·麦克雷恩 / 克劳迪娅·韦尔 |
雪莉率领的代表团拍摄的这部纪录片似乎比伊文思和安东尼奥尼更为纯粹，但是在“应邀”之下，包括线路、拍摄点、对话者以及对话内容也都自由无法选择：该代表团4月20日抵达香港，然后通过香港来到第一站广州，之后去了上海、杭州、西安、沿岸和北京等地，和安排安东尼奥尼拍摄的线路基本一致；5月2日邓颖超在人民公园接见了她们，5月19日代表团回国，这两段行程都被刊载在当时的《人民日报》上；代表团的线路更多涉及城市，在乡村只有为数不多的参观和访问……可以看出，中国安排此行完全是出于政治考虑，希望她们对政治中国进行宣传。的确，纪录片作为一种历史文本，对那个时代来说有着“当下性”，比如在镜头里很多中国人的目光是新奇，雪莉送给孩子礼物，孩子则躲开了，在翻译的介绍中，当时1美元相当于2元人民币，而雪莉介绍说当时中国一个四口之家的月收入是48美元，饭菜20美分一份，医疗费每年1美元，孩子的学费每年则是2美元50分。
代表团所到之处，都受到了热情的接待，而访问中，中国提供给他们的信息也大都和政治有关，复旦大学的外语系学生说起自己的父母在旧社会死在苦难的枪下，而现在她的理想是成为一名人民教师，为四化建设出力；那些曾被裹脚的老人也控诉旧社会，而解放以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不再通过肉体的折磨讨好男人成为“理想妻子”，他们也成为了最后一代裹脚老人；在座谈会里，妇女同志谈到了和丈夫一起做家务体现了男女平等，导游翻译叶心如也现身说法说起了丈夫在家庭中的责任；在谈到艺术的功用时，很多正在制作工艺品的艺术家认为艺术应该为工农兵服务，应该体现集体主义，“艺术与政治不能分开。”而女人们谈到对另一半的选择，也完全一致认为政治觉悟是第一位的。
这当然是一个1973真实的中国，即使那些人被安排和访问团座谈，也体现了当时中国的真实生活，但是差异化并没有因为一切都是由官方安排而抹除，甚至差异本身就是真实性的表现。所以在代表团面对面和中国民众交流时，这种差异性就体现在不同观念的表达上。在上海的学校里，代表团问的是“孩子是不是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一个小女孩说起自己父亲有一次朝她凶，于是她说：“你为什么不好好教育我，给我提意见？”这可以看做是孩子和父母沟通的一次实践，也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在居委会座谈上，代表团提出了几个有些尖锐的问题，“如果夫妻要离婚，你们会怎么做？”大妈说先批评丈夫，然后再找妻子谈心，原则就是“说服他们”；之后的问题是：“假如女儿不想结婚不生孩子，该怎么办？”这个问题似乎在当时的中国很少出现，但其中有人回答是：“随她去吧。”这也算是当时比较开明的观点；后来提的问题似乎就触碰到了经验的未知领域，“有没有出现未婚先孕的情况？”“假如男女通奸怎么办？”居委会的人面面相觑，只能含糊地说“没有出现过”，有人还反问了她们：“在美国有这种情况吗？”雪莉笑了笑，也没有回答。
《半边天：中国记怀》电影海报
这些问题触及到了社会道德和伦理，在当时来说绝对是讨论的禁区，这就体现了在那个时代存在的巨大差异，而在这部纪录片里，一段最尴尬也是最真实的影像是关于中美关系的，在农村他们问正在吃饭的男孩长大的理想是什么，男孩没有犹豫回答说“要接革命的班，要当解放军”，然后问他为什么要当解放军，“打倒美帝国主义！”男孩回答，气氛一下子尴尬紧张起来，男孩当然知道他面前的就是来自美国的代表团，而他则把美帝国主义当成了敌人，之后的一个问题终于缓和了这种紧张气氛，“如果有机会去美国，你会去吗？”男孩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又提给了他的姐姐，女孩轻轻说了一句“愿意”，而对于中美友谊的话题，她也低声说了“愿意”。
中美关系从政治来说，当时的确是一个禁区，但是访问团具有民间性质，所以这个话题在“中美友谊”中得到了一些缓解，实际上在妇女交流层面，他们的访问也的确是为了更为久远的友谊，中国向他们打开了一扇门，访问团在去想象化中认识了另一个中国，在“向阳花”的歌声里，1973年的这个春天也的确慢慢显出了春意：纪录片在戛纳电影节和奥斯卡上放映，获得了1975年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提名，雪莉出版了自传《You Can Get There from Here》，记述了她在中国的见闻和感想，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雪莉是邓小平访问美国晚宴的主持人；玛格丽特·惠特曼的女儿梅格·惠特曼，曾经担任ebay公司CEO，她曾将业务拓展到中国；2000年中外合拍片《西洋镜》中，曾经的灯光师南希·施瑞博是摄影指导；尤尼塔·布莱克威尔后来频繁地访华，创办了一个促进中美民间交流的协会并运作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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