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3-05 《悲情城市》：谁听到了海妖的歌声
这是历史的结束，也是现实的开始：“一九四九年，日本投降。台湾脱离日本统治。”这是历史的开始，也是现实的结束：“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大陆易守。国民政府迁台定临时首都于台北。”开始是寂静而黑暗的夜，开始是昏黄的灯，结束也是寂静而黑暗的夜，结束也是昏黄的灯，158分32秒的故事里弥漫的是某种伤痛的轮回，在悲情城市里次第上演，而这一段历史深处的伤痕，是如此刻骨铭心，即使在40年后的侯孝贤身上，也是永远不肯结痂的痛。
当日本裕仁天皇投降诏书公告天下的时候，当日本战败投降的新闻在林家广播里响起的时候，时代似乎要展示的是一个清晰的段落，只是昏黄的灯光和女人疼痛的叫喊交织在一起，让宏大的历史变成了对于一个家族衰亡和新生的叙述。“林文雄在八斗事的女人生下一子，取名林光明。”这一段话承接在“台湾脱离日本统治”之后，这是痛苦之后生命的新生，但是对于孩子叫“林光明”的命名，对于伤痕处处的林家来说，是一种安慰，是一种寄托，是一种希望。林家的四兄弟在经历了战乱之后其实已经命运各异，本来开诊所的老二文森，战争期间被征到菲律宾当医生，至今生死未卜；老三文良，曾被征到上海当通译，战败后被以汉奸罪遭通缉，回到台湾，住进医院；而老四文清，八岁时因为从树上跌下致聋，现在在小镇上经营一家照相馆。命运叵测，身体之残，唯一安全的似乎只有老大林文雄，他经营着一家商行，生活似乎是安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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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演: 侯孝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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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天白日旗代替太阳旗，却不知道是太阳在下还是在上，对于他们来说，政权的转换更多是一种尴尬，一方面是回到祖国怀抱的惊喜，林老师和宽容他们高声唱着《流亡三部曲》，唱着九一八唱着松花江，另一方面，有着新生的迷惘，甚至对于未来只是恐惧和不安。国民政府接手台湾后，台湾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真正的问题是失业问题，许多台湾人没有工作，以后迟早要闹大乱。”这是要谈国事的知识分子的抱怨和害怕，而在当权者那里，许多政府部门都被有权力的人安排自己有关的亲戚、朋友，台湾行政长官陈仪对此的解释是：“因为受过日本奴役，所以要将那些奴化的人统统换掉。”但是面对官商勾结，腐败日盛的台湾来说，投降后依然是一个孤岛，依然是另一种奴役，甚至民众发出了“马关条约有没有问过我们台湾人愿不愿意？”的质问，抗战虽然打赢了，但是老百姓还是苦，正林文雄的愤怒：“我们本岛人最可怜，一下日本人，一下中国人，众人吃，众人骑，没人疼。”
对于林家人来说，这样的“可怜”的生存状态是怆然凄沥，甚至是陷害，是死亡。病愈出院的文良遇见上海旧相识“上海佬”，在诱惑面前走上黑道，卷入了“盗印日钞”、“私贩毒品”等活动。这些非法活动被文雄识破，他出面制止，不料上海佬勾结田寮帮，用检肃汉奸罪犯条例，陷害兄弟二人。文雄逃跑，而文良以“汉奸罪”再次被捕，文雄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向“上海佬”求助，在金钱公关下，过年之前文良终于被放了出来，但是由于在狱中受到非人待遇，出狱后文良又变成了白痴般的废人。而以“干你娘”为口头禅的文雄作为一家之长，终于也陷入了黑道的争斗中，而“上海佬”的那一枪后，粗壮的文雄倒下，这个家族彻底被推向了悲剧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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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悲情城市》电影海报 |
对于这个家族的悲戚命运，文雄曾经有过解读，“为什么老二没有音讯，老三发疯病，老四耳聋，是不是母亲的坟风水有问题？”将这样的家庭衰亡征象理解为风水，理解为家族的宿命，或许也是一种无奈，但实际上是对于悲情城市在历史更迭中的无解和迷惘。而与文雄粗暴的愤怒相比，以林老师和宽容为代表的进步人士则是反抗的姿态，他们对光复后的国民党为政不廉极为愤慨，特别是爆发因查缉私烟而引发的“二·二八”事件之后，将这些进步人士的愤懑和反抗点燃，矿工医院里都是发生冲突而受伤的人，而广播里播发的则是陈仪对于事件的辩解，在这次事件中，国民政府虽然提出了“伤者治疗，死者抚恤”的温情政策，实际上是用“缓兵之计”大肆追捕进步人士，在滥杀无辜的现实面前，宽美护送哥哥回到四脚亭老家避难，但是却被父亲说成是“不孝子孙”，无奈之下，继续在山里成立抗政府的组织，他写给宽美和文清的信中说：“当我已死，我已属于祖国美丽的将来。”
这种隐姓埋名其实是新的战斗形式，是对于现实的另一种反抗，“美丽的将来”映衬着丑恶的现实，而对于文清来说，这种丑恶先前对于他，则是不闻不问，是遗世独立。他是一个聋子，在八岁那年从树上摔下来而使耳朵致残，那羊的叫声、唱戏的声音似乎只留在童年的记忆里，而对于惨痛的现实来说，失聪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保全自己的方式。他们在谈论着国事，而身为摄影师的文清却和宽美坐在角落里听一首德国的曲子。其实文清是听不到的，他与人交流只是将心里的想法写在纸上，而宽美也告诉他，在这首曲子里，莱茵河畔女妖有着美妙的声音，那些经过船只上的船员为她动听的声音所折服，但是正是因为这歌声，使所有的船只撞到礁石，最后船覆人亡。这个如塞壬一样的传说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现实，对耳聋的文清生活的一种隐喻，听到的或许是动听的美妙的歌声，但是这声音却是邪恶的，是灾祸的开始。
但是文清似乎不可能永远是聋者，一方面家族不断上演的悲剧使他成为这一段历史的见证者，另一方面，在林老师、宽容的进步思想影响下，他也受到了牵连，甚至身陷囹圄。“你们连聋子也不放过，还有没有天理？”这是林家老父亲对于那些当政者的质问，而在这样一个没有规则的现实里，文清似乎并不是聋子，是他们一定要让他听到那海妖的歌声，只不过在监狱里，邪恶的歌声变成了刺耳的枪声。
监狱里传来预警的喊声，“开庭”实际上是宣布枪决，开门，文清坐在门口，狱友起身，在镜头外穿衣做准备，然后与文清握手、拥抱，平静的表情，缓慢的动作，没有喧哗，没有抗争，其实这就是临死之前的告别，他们知道自己的归宿，知道自己最后的命运，最后关上门，隔绝了文清和他们的世界，也隔绝了胜者与死者的命运。一声枪响，又一声枪响，两颗子弹在寂静的空击中呼啸而过，而坐在监狱窗边的文清依然茫然，是的，他或许是听不见那刺耳而血腥的枪声，但是在他看来，死亡早就被听到了，那颗子弹仿佛是打在他的身上，打在他耳聋的现实里，依然嗡嗡作响。接着预警又是一声叫喊“林文清，开庭！”仿佛命运要将他和那些被枪杀的狱友联系在一起，只不过在这一声叫喊之后，是文清茫然地走出监狱的门，长长的过道，阴暗的过道，像是生命必经的那一段路，只是走完这过道，文清并没有被枪决，在长镜头之后是他回到家中，坐在墙边，和家里人一起吃着饭。
固定的镜头，缓慢的节奏，这平静的叙述后面是擦肩而过的死亡，但并不是释然，政治的惊涛骇浪对于一个身体残疾、活在无声世界里的人来说，也是一种折磨和痛苦，静默并不是逃避，不是无争，而是渺小个体的压抑，对于他们来说，死亡换来的不是痛苦，而是一种自由的信念，在出狱后文清寻找那些狱友的亲属，把他们的遗物交给他们，而他们写给家人的信里是这样的话：“生离祖国，死归祖国，死生天命，无想无念”，以及“你们要好好的活着”。而“死生天命”、“好好的活着”的喟叹更折射出在政治风波中个体的渺小和孱弱，而政治运动的惊涛骇浪终于也没有远离文清的生活，终于用一种更加刺痛的方式侵入了他的生活。
在哥哥文雄葬礼之后，文清和宽荣的妹妹宽美成婚，婚礼在葬礼之后，两种仪式的交替传递着命运的无常，在林家，父亲已经老态，文雄被黑势力枪杀，文良变成一个只知道吃敬神的食物的废人，文清成了家里唯一的男人，而拜神拜祖先、跪拜叩首、夫妻对拜之后，并不是美满生活的开始，两个人相敬如宾，孩子阿谦出生，这也绝非是最终的幸福。那个夜晚送来的信又将他和整个家庭拉向未知的深渊，急促的敲门声之后，文清拿着信，依然没有大哭大喊，只是掩着面低下头，而正在给阿谦喂饭的宽美也没有失声痛哭，呆呆地坐着，而后悲伤地靠在文清的身上，哥哥之死，基地被查，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感知了发生的一切，也知道这个家、文清的命运会走向何处。平静里的悲伤更让人心痛，文清用自己手中的相机拍下了一家的合影，这完整的定格对于他来说是留下的最后怀念，三天之后，文清被捕，命运终于滑向了悲剧的深渊。
“阿谦已经长牙了，笑的神情很好，眼睛很像四叔。有空来家里走走，九份开始转冷了，芒花开了。满山白蒙蒙，像雪。”这是文清被捕至后，宽美写给文雄的女儿阿雪的信，信里是满满的哀愁，是在无常命运前面的叹息，而对于温柔、善良的宽美来说，对于未来还留存着最后的希望，这就是那个像“四叔”的阿谦，那个还在呀呀学语的孩子，他是文清生命的某种继续，又像是对他耳聋这种身体之残的超越。在这一个和政治有关的“悲情城市”里，宽美似乎一直是一个旁观者，她用她的日记记下了这一段历史，而这样的历史在她那里是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对于幸福的追求。“昭和二十年十一月初八，好天，有云，带着父亲写的介绍信，上山来金瓜石的矿工医院做事。哥哥教书没空，叫他的好朋友文清来接我。山上已经有秋天的凉意，沿路风景很好，想到日后能够每天看到这么美的景色，心里有一种幸福的感觉。”这是她初次来到旷工医院写下的日记，时间是日本天皇的纪年，而她看到的是这里的天，这里的云，这里的美景。林老师对她讲的那个日本少女自杀的故事，于她来说也是一种生命的精彩和美丽：“明治时期，一个日本少女在樱花盛开时，自飞瀑下一跃而下。她不是厌世，亦不是失志，是面对这么灿烂的青春，怕它一旦消失不知道如何是好，不如就跟樱花一般，在生命最美的时候，随风离枝。她的遗书，给当时的年轻人整个都振奋起来，当时正是明治维新，充满了热情与气概的年代……”
“同运的/樱花/尽管飞扬去吧/我随后就来/大家都一样。”这是一种诗意的人生，这是自由的生命。在和文清结婚，看着阿谦成长的时候，她写道：““今天下午，听到新年第一次春雷，声势很大，一阵又一阵，像要把山跟海都叫醒一般。”云天、樱花、春雷、芒花，这些自然界的事物对于她来说是纯净，是幸福，而她所追求的也就是这样一种生活，文清第一次被抓，对她来说”只要文清平平安安就好“，是的，这样一个女子，想要的就是平安，就是美好，就是一家人的幸福，但是这样的要求在那个时代，只能是一种奢望，一种无奈。
这是悲情的城市，这是悲情的时代，一个家族的悲剧隐含在那段惨痛的历史中，而在40年后，那个叫侯孝贤的台湾电影导演将这一处伤疤揭开，对于他来说，“台湾”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名词，也不是和政治斗争相关的敏感词汇，它是一种生存状态，是一种自由意识，是艰苦追寻中的觉醒，从“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台湾脱离日本统治”到“一九四九年国民政府迁台，定临时首都于台北”，开始和结束是四年的历史，而侯孝贤放弃和政治有关的纪年，采用公元纪年，这种时间的“去政治化”正是他心中的那种自由和独立，而那刻在历史深处的伤痕，成为永远的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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