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1-25《写作的零度》：成为语言的乌托邦
思想似乎在一片虚空中愉快地升起于装饰性字词之上，于是写作从这片虚空出发，越过了整个逐渐凝固的状态。
——《导言》
首先是用于表达的字词，然后将其进行装饰，由此出发超越字词本身的凝固状态，进入到一种写作当中：写作无疑是为字词寻找对象，写作的对象化正构成了一部“写作史”，首先是一种目光的对象，夏布多里昂通过对字句“轻微的沉积”发现了语言的快感，一种将写作和工具性功能分离的自恋现象，目光的对象只是在写作中将其看成是本身；然后是劳动的对象，福楼拜以劳动的价值观将文学变成对象，而形式成为了一种“制作”的项目，就像陶器或珠宝被加工一样；马拉美则通过将一切客观化的行为，完成了文学对象的“谋杀”，他破坏了语言，让文学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僵尸”。
从目光的对象，到劳动的对象，再到“谋杀”的对象，写作从虚空出发试图超越凝固的状态寻找文学，继而产生思想，但是“写作史”却并未真正构建起对象——在罗兰·巴尔特看来，只有将文学形式看成是对象构建起“形式-对象”，才能发展出一种独立于机制和装饰性字句的修辞学可能，“它使人入迷、困惑、陶醉，它有了一种‘重量‘’。”只有拥有这样的文学形式，文学才能成为一种“具有优先性的社会流通方式”，才能被看做是一种“自身一致、深刻和充满隐秘的语言”，才能使其既是一种梦幻又是一种威胁。“形式-对象”的构建就成为了对象的最后变体，它是一种“不在”，这就是巴尔特所定义的“写作的零度”，它是一种中性写作，在一切记号之中呈现出其纯粹性，而所谓的写作史也便成为了这样的历史：“这既不是语言的历史，也不是风格的历史，而只是文学记号的历史。”
然而，要真正理解巴尔特所提出的“写作的零度”，我们必须首先面对他提出的那个根本性问题：什么是写作？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则蕴含着对文学本质的深刻叩问。巴尔特拒绝将写作简单化为语言的自然流露或个人风格的自由表达，在他看来，写作恰恰存在于语言结构与个人风格之间的那个张力空间之中。语言结构在文学之内，而风格则几乎在文学之外，形象、叙述方式、词汇都是从作家的身体和经历中产生，逐渐成为其艺术规律机制的组成部分，风格不管多么精致，总含有某种粗糙的东西，它是一种无目的地的形式，是冲动性的而非意图性的产物，很像思想之垂直的和单一的维面。正是在语言结构的水平性与风格的垂直性之间，存在着表示另一种形式性现实的空间，这就是写作。在巴尔特看来，写作是一种历史性的协同行为，是被其社会性目标所转变了的文学语言，是束缚于人的意图中的形式，从而也是与历史的重大危机联系在一起的形式。他将写作置于仅在它之后才产生的文学设问的中心，从本质上说它成了形式的伦理，也即社会性场景的选择，作家就是在这个场景内来决定如何确立他的语言之“自然”的，但这个社会性场景绝不是一个实际消费的场所，问题并不在于由作家去选择他为其而写作的社会集团，他很清楚，除了发生革命以外，写作永远只可能是针对同一个社会的，写作因此成为一种含混的现实：一方面它产生于作家和其社会的接触，另一方面又通过一种悲剧性的逆转，使作家从这种社会目的性返回到他创作行为的工具性根源。
巴尔特对“写作”的定义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它是一种“有记忆的自由”，写作来自作家的一种意指性姿态，因此比文学中任何其他剖面更显著地被汇入历史之中，一位作家的各种可能的写作是在“历史”和“传统”的压力下被确立的，因此存在着一种写作史。但这种历史有其双重性：当一般历史提出或强加一种新的文学语言设问时，写作中却仍然充满着对其先前惯用法的记忆，因为语言从来也不是纯净的，字词具有一种神秘地延伸到新意指作用环境中去的第二记忆。写作正是一种自由和一种记忆之间的妥协物，它就是在选择的姿态中才是自由的，而在其延续过程中已经不再是自由的了。
在对不同写作类型的具体分析中，巴尔特展现了他作为结构主义批评家的敏锐洞察力。在他看来，写作是一种轮廓分明的语言，它独立自足，表现出一种本质和一种隐秘性之威胁，它是一种反交流，它使人们不知所措。在政治写作中，语言的假托既是一种威胁又是一种颂扬，正是权势或斗争产生出那些最纯粹的写作类型，构成革命写作之身份的正是历史情境的这种特殊性，革命式写作是一种夸张的姿态，它本身就足以延续日常生活的框架，今日显得浮夸不实的东西当时却被看成实实在在，具有通货膨胀一切迹象的这种写作，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写作，它的语言不会更难以令人置信，但也更加不像是虚假之物，“革命的写作像是革命传说的隐得来希，它使人民震怖，并强制推行着公民的流血祭礼。”他同样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式的写作，对这种写作来说，形式的封闭既非来自修辞学夸张，也非来自某种叙述技巧，而是来自一种像技术词汇一样专门的功能性词汇，马克思主义式写作从根源上说表现为一种知识的语言，它的写作是单义性的，因为它注定要维持一种“自然”之内在一致性。巴尔特指出，思想式的写作是不稳定的，它们仍然是文学的，就其具有软弱无力特征而言；而只有迷恋于道义承担时它们才是政治性的，所以，思想式写作也只能形成一种"类文学"，后者不再敢于说出自己的名字。
小说的写作在巴尔特的分析中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向，因为小说和历史同时具有的这种叙事形式，在小说写作中简单过去时就是一种历史叙事，在简单过去时背后永远隐藏着一个造物主、上帝或叙事者，当人们在叙述一个世界时，它就不是不可说明的，它的每一事件都只是相关于情境的，而过去时态正是这样一种运作性记号，叙事者按照它把现实的进裂归结为一个细簿而单纯的动词，没有浓密度、没有大小、没有展开，其唯一作用在于尽可能快速地把一种原因和一种目的结合起来。小说中的简单过去时既有用途又令人不能容忍，它是一种明显的谎言，它描绘了一种似真性的领域，这种似真性在它把可能性显示为虚假性的时间中，揭示了这种可能性。正是由于这种方法，二十世纪取得胜利的资产阶级，才能把它本身的价值看作具有普遍性，并将其道德的各种名字推广到该社会内彼此性质迥异的各个部分上去。这正是小说写作的神话机制，它们在其直接的意图性之上又添加上另一种教义，添加上另一种教育性内容。
| 编号：B83·2251221·2410 |
在写作中的第三人称现象中，巴尔特也看到了这种含混功能。他提到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一部小说，其中一切新颖之处在于通过小说的第一人称来掩饰谋杀者，读者试图在情节中的一切“他”出现的地方追索谋杀者，而谋杀者“他”却隐藏在“我”之中，阿加莎·克里斯蒂清楚地知道，在小说中一般来说“我”是旁观者，而“他”是演员，因此第三人称正像简单过去时一样专供小说艺术调遣，并为其消费者提供一种可信的、却又不断显示其虚假性的“虚构保证”，就其实现了一种既更富文学性又更欠缺存在性的状态而言，“他”是对“我”的胜利，然而这种胜利不断地受到损害，“他”的文学性惯习必然导致人物的贫乏化，但又时时刻刻经受着一种意外的浓密内容的危险。巴尔特认为，小说中的简单过去时和第三人称，不是什么别的而是这样一种关键性的姿态，“作家利用此姿态手指着自己所戴的假面具。”全部文学意味着，“"我一面向前走，一面手指着自己的假面具”。
那么，有没有诗的写作呢？巴尔特认为，不是从波德莱尔而是从兰波开始，诗成为一种无可归约、不具传承的性质，它不再是属性而是实体，因此它能安然地放弃记号，因为它独立自足，无须向外显示其身份。诗的语言和散文的语言彼此有足够大的区别，以至于能摆脱表示二者之间差异性的记号本身了，现代诗中，关系仅仅是字词的一种延伸，字词变成了“家宅”，它像一粒种子似的被植入虽被理解而并不存在的功能之诗律学中，现代诗的每个字词下面都潜伏着一种地质学式的存在层次，在其中聚集着名字的全部内涵，却不再有散文和古典诗中所有的那类被选择的内涵了。当语言功能的消隐使世界的各种联系晦暗不明之时，客体在话语中占据了一种被提高的位置，巴尔特认为，“现代诗是一种客观的诗。”在现代主义中不存在诗的人本主义，这些直立性的话语是一种充满震怖性的话语，它不使人和其他人发生联系，而是使人和自然中最非人性的意象发生联系：天空、地狱、神圣、孩子、疯狂、纯物质，等等。当诗的语言只根据本身结构的效果来对自然进行彻底的质询时，即不诉诸话语的内容，也不触及一种意识形态的沉淀来讨论自然时，就不再有写作了，此时只存在风格，人借助风格而随机应变，并不需通过历史的或社交性的任何形象而直接地面对着客观世界。
在分析了各种写作类型之后，巴尔特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了资产阶级写作，这一分析构成了《写作的零度》最为锐利的部分。当资产阶级写作在十七世纪时产生于直接围绕着权力追求的集团中，它借助独断论的决定而形成，并迅速地清除了由于民众自发的主观精神才得以建立的一切语法程序，这样一种写作，带着初次政治胜利所有的习惯性犬儒主义，首先表现为一种少数派的和特权的阶级的语言。而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的诞生，新形势把资产阶级抛入一种新的历史情势中，写作变得多样化了，从此以后每一种写作，精雕细琢的，民众主义的，中立的，口语的，都需要一种最初的行动，根据这种行动，作家接受或摒弃他的资产阶级条件。每种写作都是一种回答这种有关“现代形式”的俄尔菲式问题的尝试：即无文学的作家。百年以来，福楼拜、马拉美、兰波、龚古尔兄弟、超现实主义者、凯诺、萨特、布朗绍或加缪，都设想过或仍在设想着促使文学语言完整化、分裂化、或自然化的一些途径。每当作家在探索一套复杂字词时，所质疑的正是文学存在本身，现代主义显示于它的多种多样的写作之中，这也正是其本身历史日暮途穷之时。
写作将不是由于其用途，而是由于它将花费的劳动而被保全，于是一种"作家-艺匠"的形象开始形成了，他们封闭在一种传奇性界域内，就像室内的一名工匠似的，他加工、切削、磨光和镶嵌其形式，正像一名玉石匠根据材料以产生艺术，以便把个人的孤独和努力转化为规则时间内之劳动，写作的福楼拜化就成了对作家的一种普遍的救赎，在这里越能听其摆布而不事苛求，就会更越彻底地导致承认一种注定不可改变的生存情境。导源自福楼拜的“亚写作类”，现实主义的写作永远不可能使人信服，它注定了只是根据这样一种二元论的教条去进行描绘，这就是，为了"表现"一种像某一客体一样的惰性现实，永远只有单一一种最佳的形式可供选择，对此现实，作家除了运用其安排记号的艺术予以描绘以外别无他事可做了，巴尔特强调说：“法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实行着一种资产阶级现实主义的写作，肆意地对一切意图性的艺术记号进行机械的安排。”
这里就遇到了“写作”的出路问题，由于被剥夺了其他的战斗，作家具有一种足以证明其正义性的热情，那就是形式的创生：如果他放弃了一种新文学语言解放之目标，他可以至少重新回到古代语言，赋予它意图、典雅、光泽、古风，创造出一种丰富但已死去的语言，这就是巴尔特所说“写作的沉默”，它是作家陷入到“失写症”中。文学中这种令人震惊的瓦解现象告诉我们，对某些作家来说，最初和最后从文学神话中产生的语言，最终重新构成了它企图逃避的东西，并表明没有一种写作始终是革命的，而且一切形式的沉默，只能由于一种完全的沉默，才可避免欺诈性。“写作的沉默”之外，在脱离文学语言的同一种努力中还有另一种解决，即创造一种白色写作，它摆脱了特殊语言秩序中的一切束缚，如果写作当真是中性的，如果语言不是一种沉重的、不可制服的行为，而是达到了一种纯等式状态，它在面对着人的空白存在时仅只具有一种代数式的内涵，于是文学就被征服了，人的问题就平淡地被发现和敞开了，作家就永远地成为一个诚实的人。
在巴尔特看来，这就是“写作的扩增”，它迫使作家去进行选择，它使形式成为一种导引，并引发出了一门写作的伦理学，从此以后，在构成文学创作的各种因素上又添加上一个新的深刻因素——形式，形式在自身之上构成了一种附着于思想功能的机制，现代写作是一种独立的真实有机体，它在文学行为的四周成长，以一种与其意图不同的价值装饰着文学，并使后者不断地卷入一种双重的生存方式中去。此外还在本身也包含着历史的、不可穿透的记号和字词的内容之上，添加上另外一种折中的或补救的因素，因此在思想情境中混入了一种形式的附加命运，此形式往往是纷歧多变的，又永远是令人困惑的。在巴尔特看来，写作的含混性必定是：革命在它想要摧毁的东西之内获得它想具有的东西的形象，正如整个现代艺术一样，文学的写作既具有历史的异化又具有历史的梦想，在这个意义上，巴尔特提出，写作的扩增将建立一种全新的文学，当此文学仅是为了如下的目标才创新其语言之时：“文学应成为语言的乌托邦。”
《写作的零度》作为巴尔特结构主义的一份文学宣言，其针对性是十分明确的，巴尔特所针对的是萨特同时期发表的《什么是文学？》中提出的文学“介入道德”观。萨特主张文学应当干预社会、生活、政治，作家应当通过写作承担起社会责任，文学应当成为改变世界的工具，巴尔特对此提出了根本性的质疑，他反对文学对社会、生活、政治主张的直接干预，认为这种“介入”实际上是将文学降格为宣传工具，使写作沦为权势的附庸。这一对立开启了日后法国文学领域内存在主义与结构主义的长期对立。而自《写作的零度》开始，“写作”也成为了当代法国思想界文学理论的基本范畴，不再仅仅被视为表达思想的工具，而是具有自身独立价值的“形式伦理”。
巴尔特的“写作的零度”并非一种消极的逃避，而是一种积极的建构，它试图在语言的乌托邦中寻找一种超越阶级分裂和社会异化的可能性，巴尔特赋予“形式”一种文学对象的地位，当“形式附着于思想”，在他看来，这就是“语言的乌托邦”，也是从写作变成真正文学的最终目标。文学作为语言的乌托邦，“作为一种必然性，文学写作证明了语言的分裂，后者又是与阶级的分裂联系在一起的；作为一种自由，它就是这种分裂的良知和超越这种分裂的努力。”这种乌托邦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建立在对话语机制的深刻洞察之上，建立在对写作作为“有记忆的自由”的清醒认识之上。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文学是语言的乌托邦这一观点，巴尔特在《写作的零度》二十四年之后发表的《法兰西学院就职讲演》中有了更深入的阐释。在这篇讲演中，巴尔特借用了米歇尔·福柯的权力观，指出在文本之外形成一种力量，它以实践的方式带来激情的运动，构造权势运作的语言结构，并在“朝向记号”中形成符号学。文学的三种力量体现为具有现代性的“严格的符号学力量”——即科学、模仿、记号过程。无论文学宣称自己属于何种流派，它断然、绝对地是现实主义的，它就现实，它就是实在的闪现，文学使知识发生了变化，它既未专注于某一门知识，又未使其偶像化，它赋予知识以间接的地位，而这种间接性正是文学珍贵性之所在，从古代直到先锋派的探索活动，文学都与再现某种事物有关，这就是现实，但现实是无法再现的，而且因为人不断想用语言再现现实，于是就有了文学史。
最终的是文学的第三种力量，这种力量在于玩弄记号，而不是消除记号，它将记号置于一种语言机器里，在奴性语言结构的内部建立起各种各样真正的同形异质体，这就是巴尔特提出的“符号学”：符号学是一种充满激情的运动的一部分，它有关于理解或描述一个社会如何产生各种固定形式，即如何产生大量的人为制品，接着社会又将其作为内在的意义，即作为大量的自然产品，加以消费。符号学是产生于不能容忍“自我欺瞒”和标志一般道德性的“良心”之混合性存在，由权势运作的语言结构，这就是此最初符号学的对象，在各种小权势之和谐一致的整体中，文本似乎成为去权势化的标志本身，文本自身包含了无限逃避群体言语的力量，甚至当群体言语在文本中重新形成自己的时候。
从《写作的零度》到《法兰西学院就职讲演》，巴尔特的思想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转变，但他对“写作的零度”的坚守却从未改变，他始终认为，文学应当成为一种语言的乌托邦，在权势无处不在的语言结构中开辟一片自由的空间，这种自由不是通过否定语言来实现，而是通过玩弄记号、转移正轨、建立同形异质体来实现，文学不是信息的传递，不是道德的说教，不是政治的附庸，而是一种“有益的弄虚作假”，一种“辉煌的欺骗”，使我们得以在权势之外，在语言的永久革命的光辉灿烂之中，来理解语言结构。最终，巴尔特将文学理解为有关一种实践的踪迹的复杂字形记录，即写作的实践。在这里，巴尔特提出了文学主要关心的是“文本”，文本是构成作品的能指之织体，文本就是语言结构的外显部分，正是在语言结构内部，语言结构可能被抗拒和转移正轨。这种理解使巴尔特的“写作的零度”超越了单纯的文学理论，成为一种存在的方式，一种在语言的牢狱中寻找自由的方式，一种在权势的包围中保持诚实的方式，正如巴尔特所言，“文学应成为语言的乌托邦”——这不是一个可以最终抵达的目的地，而是一条永无止境的道路，一种永远处于“零度”状态的写作伦理，在形式的追求中见证历史的分裂，在语言的游戏中寻找超越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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