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1-25《瓦格纳事件·尼采反瓦格纳》：我们是对跖人
我无法忍受模棱两可的东西；自从瓦格纳返回德国后，他一步一步地堕落到让我鄙视的地步——甚至堕落到反犹太主义……
——《我是如何摆脱瓦格纳的》
因为瓦格纳回到德国之后更加堕落了，因为瓦格纳变成了理想主义的说谎者，因为尼采无法忍受模棱两可的东西，因为尼采到了必须告别的紧急时刻……所有的因为都指向了唯一的结局：摆脱瓦格纳，从1976年夏天开始，尼采和瓦格纳“告别”，两年之后他们的友谊彻底结束，此时距离他们相识刚好十年。但是，对瓦格纳从认识到告别再到决裂，这十年对于尼采来说是“一段漫长的历史”：1868年11月8日，尼采在莱比锡认识了瓦格纳一家，1869年起在卢塞恩附近的特里布申，通过对瓦格纳的不断造访，两人的关系得到巩固和加强，在《来自音乐精神的悲剧的诞生》和《不合时宜的沉思》四篇文章中，尼采还断言他的哲学和美学立场和瓦格纳的作品具有一致性，而在1876年经历了拜罗伊特节庆演出之后，两人的关系出现了矛盾，这种矛盾延续到了1878年，并最终以决裂的方式结束。
10年的“漫长历史”对于尼采的决裂来说，一定是痛苦的，或者这就是“瓦格纳事件”具有的第一重含义，那就是关于两人从一致走向分道扬镳的事件，甚至在1888年12月15日，尼采写信给出版人瑙曼时说：“自从我在《瓦格纳事件》中写了一出小小的喜剧之后，现在严肃要发话：因为我们——瓦格纳和我——从根本上讲，共同经历了一个悲剧。”在这个意义上，“瓦格纳事件”也成为了“尼采事件”，事件也具有了和当初他们在艺术、哲学立场上相同的一致性，那么，他们共同经历了怎样的悲剧？尼采当初为什么会成为瓦格纳的追随者？最后为什么尼采会选择和瓦格纳彻底告别？——“瓦格纳事件”背后有怎样一个“尼采事件”？
《笑着说严肃的事……》，这是尼采论说“瓦格纳事件”的文章主题，这封“1888年5月都灵来信”用这个题目，表明了尼采的一种态度，他是在听了二十遍法国作曲家比才的《卡门》之后将瓦格纳的歌剧定义为“堕落”。尼采并不认同比才是伟大的天才，甚至在给富克斯的一封信中对自己对比才的评价进行了限定：“关于我就比才讲的话，您不能把它当真；就我本人来说，有千百次的机会，比才也不会在我的考虑之内。”但是比才和比才歌剧的存在，是作为“反瓦格纳的讥讽性反命题”而存在的，因为它们之间造成了“强烈的效果”：他认为比才歌剧的音乐是调皮的，精巧的，宿命的，它的流行是因为精美，因为丰富，因为精确，尼采认为自己羡慕比才，是因为他的音乐笔达了敏感性的勇气，“其幸福犹如金色的午后让我们感到舒畅！听着这样的音乐，我们极目眺望：我们何曾见到大海如此平静？ ”或者说，音乐让人们返回自然，在健康、快活、青春和德行中表达了自己，这符合尼采的审美主责：“美好的东西是轻松的，一切的神圣迈着轻盈的步子走来”。
正因为比才得音乐具有这样的特点，正因为比才把听众当成真正的聪明人，所以他成为了“反瓦格纳的讥讽性反命题”——“由此它成了瓦格纳的对立面。”这个对立面就是“最无礼的天才”，他的音乐和艺术就是堕落的，他让太多的人成为了他的追随者。瓦格纳的到底表现了怎样的堕落？尼采认为，他的歌剧是关于拯救的，追随者当然想从他那里得到拯救，拯救就意味着我们都是有罪的人，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再念叨“忠诚”“投入”“纯洁”中得到救赎，瓦格纳的《唐豪瑟》《漂泊的荷兰人》《昆德里》《罗恩格林》《工匠歌手》《伊索尔德》都是拯救的歌剧，那些有罪的犹太人、老女人、歇斯底里症患者以及“年迈的天神”都被拯救。拯救是对罪人的拯救，那么在尼采看来，瓦格纳用拯救的方式不是为了别的目的，而是为了在拯救中“逼入德行”。
这是瓦格纳歌剧的革命，它通往的是“神圣”之路，“礼貌地讲：对大众来说，哲学是不够的。他们还需要神圣。”而尼采认为，所谓的拯救和神圣就像歌德自问“笼罩在所有浪漫主义者上方的危险是什么”，得到的回答是：“在反刍道德和宗教的荒谬时窒息而死。”瓦格纳看似建造了通往神圣的通道，但实际上就是让众人在所谓德行之中窒息而亡。在这里，尼采看到了瓦格纳革命之船背后的东西，他的航行追求着最高的目标，但是却撞上了暗礁，船搁浅了，“暗礁是叔本华哲学；瓦格纳被紧紧卡在一种互相矛盾的世界观里。”他赋予了音乐乐观主义，但这无非是叔本华“丧德的乐观主义”，他把《指环》的故事译成了叔本华的语言，但是新世界和旧世界一样糟糕透顶——乐观主义变成了丧德的乐观主义，新世界和旧世界一起走向毁灭，这就是叔本华哲学和瓦格纳艺术中的虚无，这让叔本华和瓦格纳都换上了颓废的病，“瓦格纳要感谢叔本华的这个恩惠，是无法度量的。唯有颓废的哲学家才臣服于颓废的艺术家自身——”
| 编号：B82·2241205·2212 |
如果说尼采和瓦格纳在“一个漫长的历史”中走向了决裂，是“瓦格纳事件”的第一层含义，那么颓废的罪恶就是“瓦格纳事件”的第二层含义——“事件”一词Fall可以在法律、医学、神学和思想史等意义中理解，所以在“瓦格纳事件”中，瓦格纳面对的是发生事件的“一个漫长的历史”，也是一个法庭，一项原罪，以及一个病例。在80年代，瓦格纳在巴黎获得了“瓦格纳主义”的称号，这个称号在尼采看来就是颓废，而且是欧洲颓废“最伟大的名字”，“人们把他捧上云端，以此向自己表示敬意。”颓废是一种罪，“一个典型的颓废者，以自己那腐败的鉴赏力，他觉得自己不可或缺，他能以此要求一种更高级别的鉴赏力，让他的腐败被当作法则，当作进步，当作完满得到承认。”当然瓦格纳将它变成了一种疾病，他让音乐患病，把艺术变成病态，这种病态就是痉挛的情绪激动，就是过分的敏感，就是不断要求更刺激的调味品的鉴赏力，种种歌剧成为了“病人的展览馆”，“这一切构成一幅病态的画面，这无可置疑。瓦格纳是一种神经症。”
瓦格纳的病症是在音乐中使用刺激疲惫的神经的手段，瓦格纳的病症是制造了艺术的衰败和艺术家衰败的图像，瓦格纳的病症是让演员不断发展说谎的才能——他自己就是“一名无可比拟的演员，最伟大的戏子，德国前所未有的最惊人的戏剧天才，我们出色的舞台表演大师”，而用病态的方式表演，瓦格纳就是尼采所说的“暴君”，“瓦格纳式那令人窒息的慷慨激昂，那种攫住他人不放的极端感情，那种引起恐惧的情状的延续，其瞬间已能将人扼死！”瓦格纳作为颓废者的病态，在尼采看来，真正得病的原因是缺少“自由意志”，就是把生命赶出了整体，“生命，那同样的生命力，生命的勃勃生机，被挤压进最小的构形，那残余的部分便乏于生命。”
的确，尼采并不只是针对瓦格纳的音乐，并不只是针对“瓦格纳事件”本身，他所批评的是瓦格纳背后的叔本华哲学，他所批判的是“瓦格纳事件”背后作为罪恶和病症的德国，那就是“服从和长腿”，用腿行军，用脚跳舞，德国人身上的恭顺风度变成了唯命是从，“服从和长腿”在瓦格纳的艺术舞台上演出，也在“帝国”崛起的时代演出——当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时，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被宣告为皇帝，就在同一年，瓦格纳选择拜罗伊特未节庆演出地，以普鲁士为准调整自己的方向，“瓦格纳的乐队指挥特别配得上这样一个时代。有那么一天，后人会带着胆怯的敬畏之情，称这个时代为战争的古典时代。”尼采在1876年看到了指挥者瓦格纳，看到了瓦格纳的堕落，所以他用最后的决裂表达了愤怒：“剧院不该支配艺术。演员不该成为针对本真的诱惑者。音乐不该成为说谎的艺术。”
但是对剧院、演员和音乐的愤怒并不是尼采真正的愤怒，他指向的是“瓦格纳事件”，指向“瓦格纳事件”的追随者，“追随瓦格纳，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在“附录”中他重复了五次这句话，无疑他对追随者的批评就是对“德国人”的批评，“戏剧是鉴赏力之事中民众崇拜的一种形式，戏剧是一种大众起义，一种反对美好鉴赏力的全民公决……”瓦格纳赢得了众人，但是却破坏了鉴赏力，这使得那些青年人成了“理想主义者”，成了被概念败坏的人，成为了笨蛋，成了堕落者：
瓦格纳和“其他人”之间的共同点是——我列举数端：组织能力的衰退；传统手段的滥用，缺少合乎目的、证明自身有效的能力；在模仿伟大形式中的弄虚作假行为，而想胜任这些形式，今天无人足够地强大，骄傲，自信，健康；细小事物中的过度活力；为了效果不惜一切；狡黠作为贫困化生命的表达形式；更多的神经代替肉体。
正是瓦格纳事件对当代德国人的侵害，尼采在《后记》中认为这是道德的沦落，他区别了两种道德价值，一种是基督教道德，瓦格纳音乐中的拯救、神圣、纯洁就是基督教道德的体现，但是基督教道德所谓的上帝、彼岸和自我否定都是否定词，而它们所否定的就是生命，而主人道德就是把生命和权力意志作为原则的象征语言，是将丰盈赠予事物，焕发光辉，美化对象，让世界变得明智。所以在两种道德的对立中，瓦格纳事件提供了“活体解剖”的功能，“从生理学角度看，我们是虚伪的……对现代灵魂的一个诊断——应该如何着手？”从拯救和神圣到虚无和颓废，再到生命不再居于整体之中，瓦格纳成为了德意志“服从和长腿”的帮凶，制造了“卑贱者的福音”和拯救之需求的相反教义，所以，“瓦格纳事件”的罪恶和病症已经跌落到了生命的谷底，“堕落是至上的，堕落是宿命。上帝也无法把音乐从这个定律中解救出。”
但是，当尼采不停地说：“追随瓦格纳，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他在1876年之前不也是追随者？当“尼采反瓦格纳”的时候，是一个追随者对“世上最无礼的天才”的反对，那么这个转折对于尼采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瓦格纳事件》是“一个音乐家的问题”，1888年12月的《尼采反瓦格纳》是从《人性的，太人性的》，《瞧这个人》和《狄奥尼索斯颂》这些文章中组合而成的，它的副标题则是“一个心理学家的笔记”，从音乐家的问题到心理学家的笔记，无疑是尼采从外部到自我的转向，他虽然批评拜罗伊特戏剧演出，批评叔本华的哲学，批评德意志的颓废和堕落，但是对于瓦格纳却又重回“事件”之中，“事件”是病例，那么当尼采当初成为瓦格纳的追随者时，他是不是也是一个病例？现在和瓦格纳决裂并批评瓦格纳，是不是也发现了自身的疾病？
一个漫长的历史，背后当然是友谊，是共同的观点，是亲和性，是“共同经历了一个悲剧”，所以在《尼采反瓦格纳》里，尼采对瓦格纳更多是尊敬甚至是敬佩，在《我敬佩的地方》中尼采认为，瓦格纳是所有微末事物的大师，“这儿有一位音乐家，能从受难的、受压迫和受折磨的灵魂王国中寻觅音符，赋予沉默之苦难以语言，在这方面比任何一位音乐家更出色。”瓦格纳深受苦难，他把苦难转化为对音乐的优势，尼采说：“我敬佩瓦格纳，在他把自己置身于音乐的所有事物中。”在苦难和压迫中寻找灵魂栖息之地，寻找艺术的表达，这就是尼采和瓦格纳同一性的体现，但是瓦格纳从苦难中寻觅音符，尼采一样在苦难中挣脱出来：成为瓦格纳的追随者如此，和瓦格纳决裂也是如此，这样更体现了尼采“摆脱”瓦格纳的意义所在，而这就是“瓦格纳事件”在尼采世界里最本质的呈现：作为一种病例，既是瓦格纳的病症，也是尼采的疾病，既是瓦格纳堕落的病症，也是尼采在瓦格纳的病症中发现自身病症并寻找生命和使命的意义所在。
这就是尼采所说的“对跖人”，对跖人是指地球直径两端的人，即脚心对着脚心的人，这个概念最初出现在19世纪英国中学地理教科书上，用来描述地球两端的人在地理位置上的对立关系，在尼采这里，“对跖人”的概念有两层含义，一方面瓦格纳和叔本华一样否定生命、诋毁生命，“由此他们是我的对跖人。”但是另一方面，“对跖人”的存在既构建了对立关系，也在对立中看见了那个出口。当1876年尼采终于决定和瓦格纳告别，他孑孓一人“浑身颤抖”，之后便病了，不止是病了而且还感到了厌倦：
出于对一切的不可抑制的失望，而原先我们现代人对这一切还留有热情；厌倦，由于对到处被挥霍的力量，工作，希望，青春和发情而感到的失望；厌倦，还因为对那些全部理想主义的谎言和良知的弱化反感，而这种弱化在这里再次战胜了一个最勇敢的人；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厌倦还源自对一种无情的猜忌的忧虑——从此刻起我被判定，要更深地不信任，更深地蔑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深地陷于孤独。
从厌倦到得病，瓦格纳是对立的标志，“因为除了里查德·瓦格纳，我别无他人……我永远地被判决为德国人……”更是自己前行的另一种动力，“就我看来，也是通向我自身的道路，——通向我的使命……”那就是爱，“爱命运，这是我最内在的天性”。所以尼采认为与健康相比，自己更应该感谢的是长久的疾病，“我感谢它给了我一种更高层次的健康，一种它无法扼杀的更强大的健康！我的哲学也要感谢它……”它是痛苦，也是改善，它是疾病，也使人深刻，它是瓦格纳式的颓废和堕落，也是自己摆脱后的再生，“对于欢乐有着一种更微妙的鉴赏力，对于所有的好东西拥有一个更细腻的舌头，有着更快活的感官，在欢乐中拥有第二次更危险的无辜，同时更孩子气，比以往狡猾百倍。”于是，“瓦格纳事件”真的变成了“尼采事件”，“对哲学家来说，瓦格纳事件是桩意外幸事，——容我告之，这篇论著受到这感激之情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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