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6-13《论语言的起源》:它是心灵的喉舌

是各种各样的感情把为了生存而不得不互相分离的人聚集在一起的:使人发出第一次声音的原因,既不是饥,也不是渴,而是爱、恨、怜悯和愤怒等心情。
——《语言的发明不来自生活的需要,而首先是来自感情》
如果一个人饥饿了,口渴了,那么他想到的第一个需求就是外出寻找食物和水源,以满足最基本的生存,所以人类在原始状态下,为了解决生存问题,会分散开来,而分散也导致了人类成为地球上分布最广的物种,“必须这样做,人类才能四方分布,地球上才能到处有人;不这样做,人类就会成堆成堆地拥挤在地球的一个角落,而其他地方则荒无一人。”但是当人类以相反的方式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就超越了“第一需要”,超越了单纯的生存:因为感情需要而产生了语言,因为产生了语言而可以在人群中交流,因为交流而不再是对饥饿和口渴的基本满足,它衍化为爱、恨、怜悯和愤怒等人类情感。
从满足第一需要到超越生存,从相互分离到重新聚集,卢梭在论述“语言的起源”中,其实就分开了生活和感情,“可以肯定的是,使我们做出动作的,是由于生活的需要:而使我们非发出声音不可的,则是感情。”也把语言看做是对感情的需要,这也就凸显入了卢梭论述的核心词:感情。写于1956-1971年的《论语言的起源》,本来是《论人类社会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一个注释,“但因文字太长,作为该书的一个注释不甚合适,所以我把它删去了。”后来拉摩发表了一篇《对音乐的错误的论述》,对卢梭在《百科全书》中写到的《伴奏》《和弦》《半音阶》等词条提出了批评,拉摩还对卢梭演奏《风流的缪斯》进行了嘲讽,于是卢梭又把这篇文章进行了修改,这篇全题是《论语言的起源并旁及旋律与音乐的模仿》的文章回应拉摩的批评,但是卢梭认为自己“只懂一种语言”,对语言起源的论述并无发言权,所以并没有在生前对公众发表,在卢梭去世三年后,这本书才在日内瓦出版。
卢梭将它从《论人类社会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删除,卢梭对作品不甚满意而没有发表,《论语言的起源》一直处在隐秘的状态中,但是当这本书出版,它也成为了卢梭论述语言和音乐的关系、音律的美学问题的重要参考书,但是这本书最大的意义或许就在它作为《论人类社会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注释一下,是卢梭启蒙思想在语言问题上的一次阐述,而启蒙的一个重要面向就是重视人的感情交流,就是在爱、恨、怜悯和愤怒中发出声音。他在一开始就指出了语言的标志性意义,“会不会说话,这是人和动物之间的区别:说哪种语言,是不同的民族之间的区别。”作为人和动物的区别,语言既具有社会性,它是“社会的第一个人为的产物”,但同时具有自然性,它“的形式则完全是由自然原因形成的”。当人和人在一起,他就需要进行交流,就需要传递感情和想法,从自然的角度来说,对另一个人的感官产生作用可以使用动作,动作具有直接性和身体性,用动作交流,动作传递想法,这其实是一种自然语言,是身体语言。
“由于受胳臂长度的限制,不能触及远处的人”,身体语言、动作语言所获得知识太少,也受到太多限制,所以在直接性和身体性的动作之外,产生了声音,也只有在这里人类区别了动物,人类才走向了进步。所以卢梭在这里就区分了生活需要和感情需要:生活需要只需我们做出动作,在分散中解决食物和水源等生存问题,但是在通向进步之路上,人类不满足于生活需要,它就聚集,就需要沟通,就需要传达——所有这一切,都需要发出声音表达感情。这是卢梭对于人类文明的第一个分层:从分散到聚集,从生活需要到感情需要,从直接性的行动到传递的声音。而考察声音的产生,卢梭认为感情的表达首先是一种隐喻,由此诞生了象形语言,之后才赋予它名字,才有概念,才有在概念意义上的表达;同样,声音作为一种语言,起初是没有腔调的叫喊声,然后是简单的尖叫声和呻吟声,然后有了象声词,最后出现的是书写的文字。
| 编号:B36·2260420·2477 |
但是在这里,卢梭认为,书写文字的出现是由于生活需要的增加,是伴随着知识的增长,是为了解决现实中的问题,但是当语言发生了改变,思想也代替了情感,“它不再向心说话,而向头脑说话了。”书写的文字分为三种,第一种是通过画事物来书写,这些图形是有寓意的图形,是情绪化的语言,它适合原始人;第二种方法是用大家都认可的字表示声音和句子,这时的语言已经形成,人类也由共同的法律联合在一起,它适合野蛮人;第三种是把话语分成几个发音清晰或不清晰的音素,然后构成单词和音节,它适合的是文明人。这三种方法在语言的运用上代表的是三种人,它构成了一种叫做“进步”的东西,但是在卢梭看来,正是因为语言的意思越来越明确,它反而损害了内涵,它虽然没有改变字词,却改变了它的美,它的意思更准备,但是却失去了表现力。而反过来他回答了曾经怀疑过的问题:创作了《荷马史诗》的荷马根本不会写字:《荷马史诗》中出现了不同的方言,语言是不统一的;作品被人吟咏至今,证明它是由行吟诗人吟唱而流传下来的。
卢梭证明荷马不会写字,并不是要证明《荷马史诗》只不过使用荒谬的故事拼凑而成,“它是一篇没多大意义的文字”,实际上他指向的是把口头文学的《荷马史诗》编辑成了被书写的《荷马史诗》,他“认为这是荷马诗作的辑录者们不经过多方考证而擅加己意编纂的”,也就是说,让本是吟唱的语言变成了书写的语言,让本来具有内涵、美和表现力的语言变成了明确的语言,“一个国家的人民愈是爱读书,文化水准愈高,方言便消失得愈多,最后便只剩下不读书不识字的一般老百姓才说的鄙俗的土语。”而这就是卢梭看到的问题所在,就像“现今的音韵学”一样,固定了重音,固定了曲调,也就失去了真正的音韵之美——所谓文明和进步,在语言的表现上越是讲究语法和逻辑,就越失去表现力,就越使得语言听起来单调无味。在分析了“南方语言的形成”和“北方语言的形成”的差别之后,卢梭再次强调语言在发展中的损害,最重要的是纯真的感情慢慢消失了,“最初的语言,不产生于生活的需要,而是快乐的心情引发的,是父辈传下来的,而人们一旦有了新的需要,使每一个人都只顾一己之私,心里只有自己,则他们欢快的声调必将随着引发他们的感情的消失而消失。”而真正互相需要的语言是感情的语言,在感情中建立的群体才能用语言解决问题,“人们的第一句话不是‘爱我’,而是‘帮助我’。”
针对拉摩对他的批评,卢梭论述了语言中的特殊形式——音乐,音乐就是基于感情的产物,而且感情也是诗和歌共同的来源。音乐中的旋律就像是绘画中的图像,“是什么东西使绘画成为一种模仿的艺术?是绘画的风格;是什么东西使音乐成为一种模仿的艺术?是旋律。”而和声则是一种约定的美,“在不熟谙此种声调的耳朵听起来是怎么也不悦耳的,必须长时间听惯了,才能感觉到和领略到它的美。”在这里他回击了拉摩所说一个没有经过训练的人也能在听到高音部时联想到对应的低音部的说法,“这是音乐家的一种偏见,是早已被经验否定了的。”在指出音乐家的偏见之后,卢梭再次回到感情的维度,“旋律的声音不单单是以声音影响我们,而且还作为我们情感的征象影响我们。”回到感情维度的意义就在于:最活跃的感觉是通过精神的感受而产生的。他区别了纯粹肉体得到的感受和精神感受,只有精神感受才能对心灵产生力量,才能产生愉悦,才能发现生命的美,才能有交流的艺术,“声音一传到你的耳朵,它就向你宣告有一个和你一样的人与你同在;我们可以说它是心灵的喉舌。
声音是心灵的喉舌,它开启了进入精神世界的大门,而正是这个把心灵活动说成是物质的时代,人们拒绝承认感觉的精神因素,而在所谓哲学的理性中进行审美,在这里卢梭批评了拉摩滥用和声损害了音乐的本质,“他们愈是强调纯物理的影响,他们便愈是使它远离它的源头,使它失去它原始的力量。”但更重要的是,卢梭阐述了音乐面临的蜕化,当语言日渐完善,它在规则的制约下失去了美,它在调式的固定中失去了魅力:
现在,旋律已被人遗忘;音乐家们把他们的全部精力都用去研究和声学;一切都转向于这个新事物,自然音阶和各种调式全都有了新面孔,各个音部都按和声的序列进行,并美其名曰“旋律”。在这种新的旋律中已经见不到它的母亲的身影了:我们的音乐体系就是这样逐渐变成了和声型的体系,在这种情况下,歌调的唱法变了样,音乐几乎失去了它的全部魅力,就不令人感到奇怪了。
而所谓的规则和调式,就是“哲学和推理方法”,甚至就是所谓的理性,“自从希腊到处都有诡辩学家和哲学家以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著名的诗人和音乐家了。”与其说卢梭在论述“语言的起源”,不如说在批评哲学的起源对语言表现的戕害,批评理性对感情交流的奴役,这才是精神文明造成的恶果,才是人类面临的灾害,语言在起源处被抽离了感情和精神,也就使得人类反而在进步中变成了野蛮人:“野蛮人像潮水似地侵入欧洲,欧洲遭到了愚昧无知的人的奴役,既失去了它的科学,也失去了它的艺术,失去了推动这两者前进的万能工具——和谐的语言。”而这一点也正是卢梭作为启蒙主义者对理性的反思,对理性的祛魅,小小的一本《论语演的起源》也成为卢梭向现代理性发难的一次真正的“注释”。而在最后一章《语言与政府行政的关系》中,卢梭更是以振聋发聩的方式指出了政府强力下语言的变异:政府用权力强迫人,将人聚集起来教训他们,用官腔训斥他们,所以不需要能说会道的人,所以不需要口才,所以不需要人民的语言,甚至不需要语言,而这就走向了一种奴隶的语言:
我认为,凡是不能让聚集在广场上的人民听懂的语言,都是奴隶的语言:要想使一个国家的人民既保持自由,又要求他们讲这种语言,那是不可能的。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3968]
思前:论“补水”作为一种策略
顾后:夕阳下的桑巴“独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