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7-27《华盛顿邮报》：“新闻自由”在电影里
116分钟的电影充满了悬念，斯皮尔伯格以谍战的叙事风格还原了“真人真事”的“五角大楼泄密案”，是他历史传记系列的其中一部，和中文译名《华盛顿邮报》客观、冷静的风格不同，香港的“战云密报”和台湾的“邮报：密战”似乎更符合斯皮尔伯格在电影中表现的叙事风格，这就是一场报人和政府、真相和谎言、新闻自由和安全权限之间的博弈，也是揭秘和反揭秘的矛盾大爆发，而最后在新闻发布上的胜利、司法判决上的胜诉，反而落入了一种大团圆的俗套之中。
而实际上最触动神经、最颠覆认知的是最后《华盛顿邮报》工作人员接到法官的电话，以“代言人”的身份向所有邮报工作人员传递关于新闻媒体何为的一句话：“开国元勋们给予媒体自由所必要的保护制度，是为了让媒体在我们的民主政体中发挥重要作用。媒体应该为被统治者服务，而不是为统治者服务。”这是一种翻译，而观影的电影最后翻译的字幕则是：“新闻媒体是为人民发声的，而不是政府的喉舌。”在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普遍真理的传播体系中，这句话恰恰是：新闻媒体是政府的喉舌。从教科书般的定性到电影最后的定义，完全是一种颠覆。这当然是不同制度下新闻观的不同，而真正体现新闻媒体价值的既不是前者也不是后者，它从来不是为某一个阶级或阶层服务，而是为新闻本身服务，这个新闻本身就是新闻事实——而且是客观事实，也就是事实真相。
所以很明显，当斯皮尔伯格最后说出媒体的作为，当观影者被这句电影台词深深触动，两者其实都犯了一个逻辑错误：如果新闻媒体的职责是报道事实、还原真相，那么它根本不存在为人民服务还是成为政府喉舌的定义，因为无论为谁站队，都是一种偏颇，甚至偏执：如果政府是为了掩盖真相，政府喉舌就是历史的罪人；如果为人民服务，小写的人民制造了极端，编织了谎言，为被统治阶级发声也变成了同谋，所以新闻需要的是不偏不倚，需要的是价值真实。斯皮尔伯格所犯的错误也许就是将“被统治者”当成了真相的唯一主体，它主动站在统治者的对立面，所以统治者就是在编造谎言，就是在掩盖真相，就是在抹杀真实。
| 导演: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
但是如果放到电影本身的历史和语境下，这句话就不是普遍公理，而是准确揭示了电影主题，但是纵观电影的起承转合，这里似乎还存在一个逻辑问题：斯皮尔伯格的这部电影聚焦的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五角大楼文件”事件，为什么叙事的主体是《华盛顿邮报》而不是《纽约时报》？1971年，一名国防部官员将美国政府卷入越南战争的机密文件通过《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媒体曝光，而在文件公开之前，美国国防部曾试图阻挠文件的曝光并以失败告终，“五角大楼文件”事件标志着尼克松领导的联邦政府名誉扫地，随后的“水门事件”更是直接导致了尼克松政府的垮台，这起美国历史上的著名事件和国防部的《越南档案：五角大楼的研究追溯》这一份研究报告有关，完整报告历数了过去30年白宫如何在越战上撒谎，如何操纵越南普选，如何欺骗国人参加越南战争，如何造成大量士兵死亡，从杜鲁门到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直到尼克松，总统都在撒谎，政府都在误导人民，而按照电影中当时研究团队的代表人物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说法，这份报告是为后人看的，但是却被一名叫丹的记者得到，于是揭开了这起美国历史上的最大政府丑闻。
所以如果要聚焦这一泄密案，更具代表性的新闻媒体难道不是《纽约时报》吗？毕竟丹把这份报告的复印件也提供给了《纽约时报》，《纽约时报》将其中的一部分内容刊发出来，政府的谎言被戳穿，不仅在新闻界制造了大事件，在整个美国都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导致了席卷美国的反战示威游行，而联邦法官在总统的秘密授权中禁止《纽约时报》发表越战相关秘密文件，这也是美国历史上法院首次禁止报纸出版。《纽约时报》作为事件揭秘的第一个媒体，第一次戳穿了政府在越战上的谎言，引起了全国性的反战示威游行，更是在司法上让政府越界，造成了更大的丑闻。所以单就事件的历史性意义来说，《纽约时报》绝对是揭露真相的“先锋”，而如果只是再现“五角大楼文件泄密”事件，更具代表性的人物则是新闻记者丹，他才是事件的第一人，他是目睹了越战的记者，他是听闻了麦克纳马拉谎言的记者，他是冒着生命危险得到了研究报告的记者，他是将研究报告复印提供给《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作为第一人，他才是真正的英雄。
电影在开场时通过越南厚义省的前线见闻展现了丹成为揭秘第一人的动机，电影只是把《纽约时报》刊载研究报告新闻作为一种铺垫，最后的叙述主体则是围绕着《华盛顿邮报》而展开，所以问题是，为什么斯皮尔伯格没有选择把丹作为主角，也没有在《纽约时报》中体现新闻媒体的职责和担当？《华盛顿邮报》是步《纽约时报》之后尘，在《纽约时报》的揭秘已经造成全国性影响之后才主动介入，通过丹得到了研究的复印件，然后在自己的报纸上刊载更具体的细节，在这个意义上《华盛顿邮报》并无突出之处，如果说它和《纽约时报》真正的不同，在于《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形成同盟之后，这就不再是《纽约时报》单枪匹马和丑闻斗争的状态，之后美国其他报社都加入其中，在舆论场上形成了另一股力量，最后最高法院对此次泄密案的裁决以报社的胜诉为结果，这也标志着新闻媒体的职责担当赢得了官司，6:3的投票结果也给所谓的新闻自由和国安安全划清了界限，而这所体现的也正是美国三权分立的制度。
《华盛顿邮报》电影海报
所以单就新闻媒体在事件中展现的“史无前例”的开创性意义来说，《华盛顿邮报》比不上《纽约时报》，单就事件在美国历史中构筑的个人传奇来说，丹更是应该被还原、被挖掘的个体，但是斯皮尔伯格偏偏选择了《华盛顿邮报》，这并不是从新闻的开创性意义这一关键点来叙事，而完全是因为《华盛顿邮报》更符合电影需要的戏剧性冲突：《华盛顿邮报》当时亟需通过发行股票摆脱困境，进入证券交易所是他们战略的关键一步，梅姨扮演的凯瑟琳·格雷厄姆为了报业的发展，一直在筹划着这件事，而麦克纳马拉则是她的好友，可以说，和政府保持好关系是决定《华盛顿邮报》能否复兴的关键，但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纽约时报》的报道引起了强烈地震，对于《华盛顿邮报》来说，面临的选择就是：和《纽约时报》一样站在捍卫新闻媒体的职责和使命的位置上，和《纽约时报》成为同盟，甚至爆料更多真相？还是维持好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完成股票？电影就是围绕着这一选择展开叙事，它本身就构成了戏剧性张力：编辑本·布拉德利坚守自己的新闻立场，要把真相更深地挖出来，当得到线索之后，他认为这是“意外惊喜”，而拿到了报告的复印件之后，他更是把自己家变成了编辑室；凯瑟琳当然考虑更多的是报业的未来，在“历史性斗争”面前，她有过犹豫，有过担心，即使最后在电话中对本说出了“还是发表吧”的决定，也并非是坚定的，但是当她再次审视自杀的丈夫菲尔留下的这张报纸，一种责任感、事业心就超过了个体的情感纠葛，“这是我的公司”也排除了种种对短期利益的担心，将新闻自由上升到一种对政府丑闻的揭露，更是赋予了某种拯救的意义，真相不是叛国，而是拯救越战前线的士兵，拯救千万个家庭，甚至拯救美国。
新闻的自由之义就是：“捍卫出版权的唯一途径就是出版本身！”媒体的立身之本就是：““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由政府决定我们该发表什么的世界，我们的《华盛顿邮报》已经不复存在了。”正是《华盛顿邮报》高层表现出了内心斗争、生死抉择，才使得电影更具戏剧张力，才更符合斯皮尔伯格的预设，最终他将这种戏剧性张力变成了媒体的良知，变成了新闻的自由，变成了对被统治阶级发声的宣言，选择性叙事的背后也许也是电影需要站队的理由：电影应该为如何制造戏剧冲突服务，而不是为了还原历史真相本身服务。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3287]
文以类聚
随机而读
暂无留言，快抢沙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