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7-27《如何带着三文鱼旅行》:要把读者视为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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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一些有效的可操作原则,还有道德标准:要说实话。当然了,说出真相有不同的方式,也要讲究方法。
        ——《如何做艺术品目录》

给艺术品做目录的是艺术评论家,简称PDC,如何给艺术展做目录?一是有可操作性原则,二是有道德标准,而这两个标准都需要“说实话”,说实话就是要说出真相、抵达真相,但是在最后抵达真相的这条道路上,也有很多方法。翁贝托·埃科没有谈及“讲究方法”的具体内容,却在之后说到了PDC在制作目录的时候,既要保持自己的尊严,也要维护和艺术家的友谊,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含糊其辞是写展品目录的核心。”于是矛盾产生了:做目录在可操作性原则和道德标准之下需要说实话,但是在保持自己的尊严与维护和艺术家的友谊面前又需要“含糊其辞”,说实话是抵达真理,含糊其辞却在消解真理——看起来矛盾,实际上埃科运用的是反讽的修辞。

反讽就是把基于尊严和友谊的“含糊其辞”代替了具有可操作性原则和道德准则的“说实话”,就是在“讲究方法”中让说出真相不要说出。为什么要反讽?这是PDG的特殊角色决定的,在埃科看来,文学评论家对小说作出好评可以让小说畅销,影评人即使批判一部色情喜剧片,也可以让电影票房飙升,戏剧评论家的评论可以让戏剧家身价倍增,所以艺术评论家为艺术家做目录,效果当然也是明显的——即使以含糊其辞的方式作出艺术品目录,这样的效果也不会有丝毫影响,而这是不是意味着“含糊其辞”就是一条真理?所以在反讽里,最后的真理被颠覆了,甚至被偷换了概念,之所以发生这一切,是因为小说的成败不取决于小说家,艺术展的得失也不取决于艺术家,是评论家主宰了市场,主宰了受众。

“如何做艺术品目录”,篇名的重点也许不在于艺术品,不在于做艺术品目录,而在于“如何”,而“如何”也构成了埃科这本书的关键词,在收录的48篇文章中,无一例外都是从“如何”开启的方法论,这是一本生活指南的书?这是一本问题解答的书?“如何”无疑指向的是一种日常生活的方法论,但是当埃科以反讽、幽默、解构的方式对“如何”作出回答,在“讲究方法”中说出真相,却意味着对普遍真相的讽刺、批判和揭露。《如何演好印第安人》是收录的第一篇文章,埃科以一个“局外人”的视角观察美国电影拍摄和制作,给如何在美国电影中露脸为“有上进心的印第安年轻人”提供了指南,他将美国西部片拍摄的情景氛围“进攻前”“袭击马车”“袭击落单的农场主或车队”“袭击堡垒”和“其他情况”,事无巨细地指出了扮演“西部印第安人”需要解决 的几个“如何”问题:比如在袭击马车时,一定要从后面跟上来,从侧面靠近,为的是“让对手能打到你”;骑的北美野马笔拉车的速度更快,所以要及时拉住缰绳,“不要跑到马车前面”;而且要单独行动,单枪匹马拦下马车后,要跳到上面去,“方便车夫打到你”,并且要在摔下去时被车碾过;不要和很多人一起拦截马车,否则车夫会很快投降,“你们就没戏演了”……

各个部分都是对“如何”的回答,而所有的回答都是为了一个目的:有戏可演,演好西部片中的印第安人角色,这样就可以缓解印第安人的低就业率问题。埃科的确是在为解决有上进心的印第安年轻人就业问题,但是当选择在美国西部片中“本色”出演,实际上暗含着对美国电影的某种“投靠”,而当美国电影决定了印第安人的前途,印第安演员就必须屈尊,就必须被打,就必须用自己的身体付出努力,“美国电影”成为一个统治性的符号,“印第安人”成为一个奴化的象征,“如何”提供的讽刺性指南无不表达着埃科的批判目光。转向意大利国内,在回忆自己补办失窃的驾照的文章“如何补办失窃的驾照”中,埃科发表了三点感想:之所以能在在两个月内拿到临时驾照,得益于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教育程度,三个城市的高官、六家国家机关和私人机构出面,还有日报和周刊的帮忙,这就形成了和我有关的特权,“如果我只是个小吃店老板或小职员,就只好去买一辆自行车了。”

埃科通过自己的经历其实在揭露意大利的特权以及对特权的某种讨好,但是重点还在于意大利整个系统的问题:要想拿到正式驾照,“恐怕你得是法西斯银行家李乔·杰里本人才行。”很多驾照容易伪造,很多开车的人也没有自己的驾照,所以“这是集体违法”,而即使有驾照,现在外面的护套都没了,需要自己购买,里面的纸也是非常粗糙,这样的驾照就像是“含糊其辞”的结果,所以及时补办驾照需要特权,驾照整个系统都滥竽充数,“如何补办失窃的驾照”反映的是整个体系的问题,埃科在文章最后不无幽默地表示,“我想说:在这个驾照故事背后,可能有境外势力操控。”看似夸大其词,其实是对“含糊其辞”的讽刺,而在《如何做好财产清单》中,埃科也对财务制度提出了疑问。前几年在大学做系主任的时候需要做一份不动产目录,负责此事的办公室职员无法腾出时间来,想把这个工作外包给公司,但是公司要价很高,而且要花钱有一个要求:钱只能用在可以列入清单的资产上,也就是说“把做清单的费用列入清单”。埃科身为一个符号学家,当然感觉到这个要求不就是“普通集合的集合”的悖论?召集逻辑学教授开会,最后决定:做清单不是物品,而是成为一个行为,这样才能把清单的费用列入清单,但是当成为一个行为就会产生一个清单记录,这个清单记录就是物品,可以列入财产清单;于是又召集了生物学家讨论,把用过的卫生纸列入清单,但是生物学家认为这样人工成本极高;又召集了法律学专家以解决通过购买卫生纸列入财产清单的办法,最后得出结论,把卫生纸被放入了学院的洗手间里,如果卫生纸不见了,就可以报案财产清单中的物质被偷走了;但是麻烦接踵而至,每天都有人正常使用卫生纸,也就意味着每天都有财产清单上的物质被偷,每天都要报案,最后必然引起了警方的怀疑。

编号:E38·2260620·2516
作者:【意】翁贝托·埃科 著
出版: 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22年03月第一版
定价:62.00元当当27.00元
ISBN:9787532789023
页数:208页

一环扣这一环,每一环却又像是一个解不开的结,为了解决一个问题制造了更多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源头就是如何使得外包的钱合理化?“如何”的问题回到了钱,也就回到了支出体系的问题,“为了找到解决方案,我不得不动用那些知名学者和科学家,让他们放下对国家有用的研究,日复一日地浪费国家的金钱,浪费全体教职员工的时间,浪费电话费和贴了印花税的文件。”但是正因为这样才使得这个问题被解决了,按照要求被解决了,而且也是合法解决了,“一切都是按照法律程序进行的,没人会因为浪费了国家的钱而遭到起诉。”这最后一句话难道不是对官僚体制的讽刺?而对于这些问题,在这本书中埃科最天马行空的一篇文章是《如何过海关》,他虚构了杀死了众多情妇中一个的杀人犯,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遵循小时候受到的道德规范,“沉湎于肉欲的女人不值得同情”,另一个目的则是“感受完美犯罪带来的快感”——这两个动机本身就构成了一对矛盾,甚至成为一种分裂人格,而在处理这件事上,体制同样走向了某种矛盾式“分裂”。

杀了人之后,又将她碎尸,装进了鸭嘴兽皮箱里,然后坐卧铺去了巴黎;因为坐的是头等舱,海关对特权阶层没有为难,而为了避免毒瘾发作,我还随身携带了吗啡、可卡因等毒品;去了巴黎,可以随手把鸭嘴兽皮箱扔了,或者放在蓬皮杜艺术中心的扶手电梯上,或者放在里昂车站的保管处;或者在喝咖啡时放在悦读书店门口,不管怎样,都会神不知鬼不觉,因为在蓬皮杜艺术中心没有人会注意一只行李箱,在里昂火车站,成千上万的行李都滞留在那里,没人会去查,而在咖啡馆,行李一会儿就会被小偷拿走……回到意大利之后,尽管坐立难安,但还是决定去瑞士小城洛迦诺度假,为了防止有人认出自己,这次决定坐二等舱,穿的是鳄鱼T恤和牛仔裤。果然,在边境被海关盯上了,随身携带的行李也被翻了个遍,里面的过滤嘴香烟被发现了,海关判定这是走私行为,而且他们发现我的护照签证已经过期,还在我的括约肌里发现了来路不明的五十块瑞士法朗,“他们用一盏一千瓦的灯照着我进行审讯,还用湿毛巾抽打我,最后我被单独关押起来,捆在约束床上。”在这样的困境面前,我想到了一个计谋,声称自己是创建共济会的元老,又说在高速列车上装了炸弹,所以走私犯变成了政治犯,最后被关进了博罗梅埃群岛大饭店附属疗养中心的单人间,在这里有营养学家提供我的节食建议,有心理医生建议为解决我的厌食症把监禁改为软禁,最后我写了匿名信给放低法庭,暗示了法官之间有相互揭发的传统,还公开抨击了特蕾莎修女,指控她和左派激进分子关系密切……“一周之后我就可以回家了。”

《如何过海关》虚构了杀人犯杀死了情妇,丢弃了装尸块的行李,之所以没有被海关抓获,是因为头等舱的特权,是因为警察无法顾及成千上万的问题,而去瑞士不再做头等舱,虽然被海关查获,但是把自己伪装成政治犯,反而揭露了更多问题,不出一周就平安回家了。这是埃科设计的一次“完美犯罪”,之所以一个品性如此恶劣、对社会如此危险的杀人犯逃避法律的制裁,实现完美犯罪,就是因为这个漏洞百出的政治体系、司法体系和社会认知体系,做头等舱就是特权,很多社会问题无人过问,政治犯天生免责,这样东西成为完美犯罪的加持力量。如果这一系列文章是对制度本身的批评,是对官僚的反讽,那么更多文章则是对社会问题本身的讽刺和揭露,《如何带着三文鱼旅行》和《如何过海关》看起来有相似之处,但是批评点完全不同:这应该是埃科真实经历的事,他在斯德哥尔摩购买了一条熏三文鱼,卖鱼的人建议在旅行中把鱼冷藏起来,于是在酒店里埃科找到了冰箱,然后把冰箱里的东西都塞进了抽屉里,三文鱼需要冷藏的问题解决了。但是第二天旅行归来,发现三文鱼被放到了桌子上,冰箱里又被各种各样的高级美酒、食品占据,埃科告诉清洁人员,冰箱里的东西不是被自己消费了,而是拿出来放进了三文鱼,而清洁人员说必须通知中央电脑,通过电脑解决问题。

但是埃科没有做这一步,当他要离开去结账的时候,发现账单上是天文数字,那些冰箱里的东西都被计入了埃科消费账单里,饮料“简直足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资助给所有贫血儿童喝”,其他食品“足够让《极乐大餐》里四个主人公的验尸官呕吐”,而前台服务员告诉埃科,“电脑上显示的就是这样。”带着三文鱼旅行,问题就出在把冰箱里的物品清理塞进了需要冷藏的三文鱼,而物品被拿出来之后就算作被消费了,这里的一个症结就是:电脑,电脑不面对前因后果,电脑不知道三文鱼和物品的调换,电脑也不理睬我的意图,电脑只知道冰箱提供的消费物品有还是无,电脑只计算消费和不消费的数字,在清洁人员不懂英语无法交流的情况下,这个时代是不是要用电脑语言进行人机对话才可以解决三文鱼问题?清洁人员不会说英语就是取消了人与人的交流,就是把一切变成了人和机器之间的对话,而这不正是这个科技时代带来的最大问题?

《如何购买飞机上的小玩意儿》中,埃科列举了飞机上推销的“自动喷雾器”“全知觉毯”“呼噜停止器”‘心率指示器”“自然除虱器”“香料自动投放器”等小玩意儿,他讽刺道:“文明才是最有意思的,正如大家所知,文明用于修正自然。自然是难以对付的敌人,文明让人做事省力省时。”实际上不是文明修正了自然,不是解救了身体,而是相反,是以另一种方式奴役了人;《如何把电报扔到垃圾箱》中,埃科认为以前人们都怀着激动的心情拆开电报,它里面很可能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事,但是现在,“即使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人们也会发电报。”《如何摆脱传真机》说到了传真机带来的方便,也带来了烦恼,“所有科学技术都遵守一条定律:革命性新发明一旦得到普及,就变得没法用了。”科学技术有民主倾向,会带来便利,“但只有富人用得起时,才行得通。当穷人也开始使用这些科技产品,就会出现问题。”《如何无视时间》则批评钟表的功能化和游戏化带来对时间本身的无视,“所有这些钟表,就像现在的信息产业,提供了太多信息,结果等于什么都没说。”

《如何避免传染病》里针对“异性恋行为确实会致癌”的说法,埃科更反讽地指出:“异性恋行为还会致命。就连小孩都知道,异性恋行为会产生繁衍,越多人出生,就会有越多人死去。”《如何吃冰激凌》批评了消费主义的盛行,《如何面对一张熟悉的面孔》则指出了大众媒体的神话错乱了真实和虚构,《如何避免谈论足球》则反讽了球迷极端沙文主义的危害,《如何解释私人藏书》对平庸、没有创造力的社会提出了质疑,《如何使用省略号》则以黑色幽默的笔调认为:“意大利是建立在省略号基础上的民主共和国。”……而在这本集子里,与时俱进的埃科又对我们无法逃避的网络时代提出了质疑,发表于2009年的《如何惩罚散布垃圾邮件的人》痛斥了垃圾邮件问题,而对于这个顽症,埃科在方法论上提出了“报复”行动:比如发送文件,把字体放大,行距加大,文件就成为了一个大附件,然后发送给给你发垃圾邮件的人,“如果并不是我一个人这么做,有一百来人这么回复垃圾邮件,那么制造垃圾的讨厌鬼的电脑就会卡住。”而到了2014年,埃科在《如何利用网络记忆》中,对网络带来的扁平化进行了讨论,他认为网络看起来让我们和所有人都有接触,但实际上让我们陷入了孤单;同年的《如何避免落入阴谋》中,埃科对网络信息的可靠性进行了剖析,一个法国记者只是对从网上搜来而发表世界阴谋论的女生进行调查就得出了结论,“现在网络上充斥着各种全球阴谋的论调,有人还真相信这些东西,简直不可理喻。”在他看来,这正是网络民粹主义泛滥的原因。

埃科生活在网络时代,他遭遇过垃圾邮件、网络造谣,也感受了网络信息带来的“扁平化”生活,当深处其中而发现问题、看到“如何”而解决问题,这的确显示了埃科的独立性,所以在2004年的时候,针对网络时代信息的过量和传播的扁平化,他提出了重新“研究哲学”的建议,“我觉得有一条非常简单的途径:去阅读真正哲学家写的东西。”哲学需要反思,哲学是一种辩证,哲学就是彻底地解决问题的方法论,他最后推荐的是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你可能时不时会说,这人是个疯子。是的,他是一个疯子,但就是这么疯狂!”对哲学的疯狂也许才是对这个时代问题的终极解决。但是这里是不是也出现了一个问题:埃科的“如何”是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的问题,埃科提出“如何”的解决各种社会现象的指南,而这些文章又发表在专栏里,是不是意味着埃科的“如何”本就是他所批评的大众传媒、网络社会和扁平化时代的一部分?平实的语言意味着不再有深度,幽默的文风意味着对读者的“讨好”,反讽揭露现实的荒诞性又无法避免荒诞——当自己成为自己批评的一部分,这是不是像“把做清单的费用列入清单”和“普通集合的集合”一样成为了一个悖论?

《如何管理公共图书馆》中埃科提供了“指南”:尽可能对图书进行详细分类,自行决定图书的类别,让申请借阅到取得图书拖得越久,问讯处要放在读者找不到的地方,不鼓励读者结束,甚至,“如果有可能的话,图书馆不设厕所。”这一切都是“管理公共图书馆”提供的建议,在埃科反讽公共图书馆日益失去其阅读的功能之外,这本文集是不是也在某种程度上犯了这样的错误:为了读者的喜好而写作,为了读者的问题提供指南,可能失去的是真正的读者,“图书管理员要把读者视为敌人,潜在的小偷,浪费时间、无所事事的家伙,否则白天他们应该在上班,而不是来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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